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59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為智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817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為智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7月。犯罪所得新臺幣7000元，追徵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外，證據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有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前科執行情形（見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考量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罪質雷同，被告於執行完畢後，短時間內再犯本案，展現高度法敵對意識，予以加重最低度刑，並無罪責不相當之情形，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自應依法加重其刑。
㈢被告雖然於偵查、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但並未繳回犯罪所得，自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適用。
㈣本案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罪，其法定最輕本刑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本院審酌本案被害人受騙金額為新臺幣（下同）7000元，金額非鉅，其中仍有5039元尚在「全網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託管中，被害人仍領回之機會，被告因為一時失慮才會犯下本案，經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後，仍應判處有期徒刑1年1月，實屬過重，而有法重情輕之情形，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併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㈤本院審酌卷內全部量刑事實，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主要量刑理由說明如下：
⒈被告不思以合法手段賺取財富，竟謀求私利，透過網際網路散佈不實銷售訊息，從而遂行詐欺犯行，但本案受害金額非高，基於行為罪責，構成本案量刑上限。
⒉被告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難認其於犯罪後積極彌補損害。
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罪後態度尚佳，另考量被告之前科素行、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犯罪動機，請求從輕量刑之意見。
⒋檢察官請求依法判決之量刑意見。
三、關於沒收：被告本案共計詐得被害人款項7000元，其中尚有5039元尚在託管中，被告仍有領回之可能，應認該筆款項仍在被告支配持有中，本案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實際發還給被害人，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宣告沒收、追徵之。
四、附記事項（關於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說明）：
㈠本案被告將出售手機的訊息刊登在「臉書」，雖然有不特定人可以隨意瀏覽，但被告事後是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詐騙，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的法定刑很重，該條立法理由為：「考量現今以電信、網路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定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術，往往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一不特定、多數性詐欺行為類型，其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普通詐欺行為嚴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定為第三款之加重處罰事由。」可見立法者大幅度提高法定刑的理由為：「遏止不特定、多數性的詐欺型態」。
㈡此種詐欺類型重罰的理由，在於人類群眾的心理，當個人匯聚成一個心理群體時，會形成一種「集體心智」（Collective Mind），導致個體的獨立思考能力被抹殺，取而代之的是受潛意識與非理性情緒驅動的動物性本能。換言之，立法者之所以針對網際網路詐欺加重處罰，其核心考量「不特定、多數性的詐欺型態」，本質上就是在防範網路空間所形塑的「數位群眾效應」。在傳統詐欺中，被害人保有獨立思考的理性；但在網路大規模散布的詐術中，詐騙集團利用了勒龐所說的暗示接受性（Suggestibility）與傳染性（Contagion），網路上營造的「限時搶購」、「大家都在投資」的氛圍，讓被害人雖然獨自坐在螢幕前，心理上卻已經被捲入一個「虛擬群體」中，導致個體理性退化，容易盲從並做出衝動決策，這是一種典型的「心理防線的瓦解」；而網路的擴音器效應，則讓危險狀態具有隨時傳染給無數潛在被害人的高度不可控性（大型預售屋銷售現場，就是利用人類群眾的心理進行銷售）。上開加重詐欺罪所要非難的，正是這種「利用群眾心理弱點，進行無差別、高效率心理操控」的犯罪不法手段與危險性。
㈢本案被告雖然在臉書刊登訊息，但充其量只是「邀約的引誘」，具體的詐欺著手仍要待有興趣購買的被害人聯繫後，被告向被害人提出出售條件後，才會讓被害人的財產法益受到侵害的危險。具體而言，被告雖然利用網際網路作為最初的接觸媒介（如同在電線桿上張貼實體小廣告），但實質的「施用詐術」與「陷於錯誤」過程，發生在封閉的私訊空間中，在「一對一私訊階段」，被害人脫離了「集體心智」狀態，沒有其他網友的留言煽動，沒有群眾情緒的傳染，被害人恢復了個體的理性防備，網路在此僅是通訊工具（等同於打電話），而非製造群眾盲從的放大器，被告一旦在私訊中鎖定了特定被害人進行交涉，其犯罪意志與行為客體便已經特定化，此種單一、排他性的交易行為，欠缺「情緒如瘟疫般蔓延」的危險性，也無法同時對「不特定多數人」的財產法益產生實質的、同時性的威脅。因此，這不符合立法理由中欲遏止的「不特定、多數性詐欺型態」，如果將這種「本質上屬於傳統詐欺」的行為，僅僅因為最初的廣告貼在網路上，就與具有高度組織性、利用網路群眾心理進行洗腦的機房詐騙集團（如假投資群組）等量齊觀，一律處以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恐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虞（在網路刊登廣告之後進行一對一訊息詐術不構成「以網際網路、電子通訊，對公眾散布」之不法構成要件，可見臺灣高等法院115年度上訴字第36號判決）。
㈣然而，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398號判決認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係指行為人基於詐欺不特定民眾之犯意，利用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刊登虛偽不實之廣告，而對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散布不實訊息，以招徠民眾，遂行詐騙。縱行為人尚須對受廣告引誘而來之被害人，續行施用詐術，始能使之交付財物或利益，仍係直接以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向公眾散布詐欺訊息，無礙本罪之成立。」
㈤如果本院對於上開要件採取限縮的解釋，本案將成立一般詐欺取財罪，明顯與上開最高法院的法律意見不符，檢察官很有可能會上訴，上級審未必會接受此一法律見解，充其量只是滿足本院對於法律解釋的確信，對於整體司法利益、被告訴訟權益的保障、訴訟經濟未必是好事，本院必須在判決可能引發的後續結果，與其他憲法價值上進行權衡，透過刑法第59條進行刑罰的調節，勉強可以通過罪刑相當原則之檢驗，在此一併指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六、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媛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羽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德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孟君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附件：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4年度偵緝字第817號起訴書1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