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度訴字第580號

115年度訴字第1130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彥傑

                    (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472號、115年度偵緝字第285號），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曾彥傑犯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刑及沒收。

一、曾彥傑於民國113年11月間某日，加入許永輝(所犯詐欺案件，另經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65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凌順風、陳彥絜、LAW KIM NEE(上開3人均另經本院判處罪刑)、鄭學聰(被訴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啊瀚」之人與TELEGRAM群組「曾彥傑/全日/兼職」之不詳群組成員所組成之詐欺集團，擔任向被害人收取詐欺贓款並轉交上手之面交車手角色（曾彥傑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審訴緝字第85號判決判處罪刑，非本案審理範圍）。

二、曾彥傑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時間，以附表一編號1所示方式，對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人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面交款項。曾彥傑則先於附表一編號1「偽造工作證、收據之經過」欄所示時、地，以上欄所示方式偽造收據、工作證後，再於同表編號1「交付款項(財物)時間」欄所示時間，在同表編號1「交付地點」欄所示地點，與同表編號1所示之人會面後，先向該人出示同表編號1「行使之偽造工作證、收據」欄所示偽造工作證，以向該人收取如同表編號1「交付款項(財物)金額」欄所示款項後，再將同表編號1「行使之偽造工作證、收據」欄所示偽造收據交予該人收執，而行使上開偽造之私文書及特種文書，足生損害於同表編號1所示人員及公司。曾彥傑於收得款項後，再依指示將所收得之款項交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受，以此方式隱匿該特定犯罪所得，並妨礙國家對於該特定犯罪所得之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曾彥傑另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附表一編號2所示時間，以附表一編號2所示方式，對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人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面交財物。曾彥傑則先於附表一編號2「偽造工作證、收據之經過」欄所示時、地，以上欄所示方式偽造收據後，再於同表編號2「交付款項(財物)時間」欄所示時間，在同表編號2「交付地點」欄所示地點，與同表編號2所示之人會面後，向該人收取如同表編號2「交付款項(財物)金額」欄所示財物，再將同表編號2「行使之偽造工作證、收據」欄所示偽造收據交予該人收執，而行使上開偽造之私文書，足生損害於同表編號2所示人員及公司。曾彥傑再依指示將所收得之財物交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受，以此方式隱匿該特定犯罪所得，並妨礙國家對於該特定犯罪所得之保全、沒收或追徵。

壹、程序部分

一、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數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者，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管轄；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相牽連之案件：(一)一人犯數罪者。(二)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三)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四)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及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5年度偵緝字第285號案件，對被告曾彥傑所涉詐欺罪嫌(下稱乙案)提起公訴，並繫屬於本院時，被告之戶籍地為高雄市苓雅區，其於該案陳報之居所地則為高雄市三民區，均非本院所轄，而在該案繫屬於本院之115年5月7日時，被告正因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臺南分監執行中，有其在監在押簡列表可參，而被告於乙案之行為地為高雄市小港區，亦非本院轄區，是本院對上開案件本無管轄因素，然因被告另因涉及詐欺案件，而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5472號案件提起公訴(下稱甲案)，且於乙案繫屬於本院時，甲案仍由本院審理中，經核上開甲、乙2案，應為被告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7條第1款之規定，本院對乙案亦有管轄權，先予說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均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見甲案院卷第338頁），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對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碧珠、謝岷澂於警詢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附表一編號1至2「證據出處」欄所示各該書、物證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第1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

　1.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2次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0日生效，修正前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原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千萬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億元以下罰金」。而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其使告訴人蔡碧珠、謝岷澂交付之財物價值均已逾100萬元，惟未達500萬元，是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修正前，被告本案所為2次犯行並無該條規定之適用，然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修正後，其本案所為2次犯行已符合該條前段規定之要件，而均須以該條規定論處。

　2.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之罪，其性質上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符合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賦予其獨立之法定刑度，是上開規定相較於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應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是對被告而言，於本案2次犯行時，其行為本僅該當於普通規定之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然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修正後，其上開2次犯行即會同時該當於普通規定之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以及特別規定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罪，是上開修正對被告之行為而言，應屬新增其行為時所無之特別處罰規定，而因上開特別規定在被告行為時，並無可茲比較之對應規定存在，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自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排除上開修正後之特別規定溯及既往予以適用（相類見解可參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3589號判決意旨）。是就被告本案所為2次犯行，自均應逕依其行為時之處罰規定，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論處即足。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0日生效，上開規定於修正前原為：「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移列為第1項，並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而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均坦認犯行(見甲案偵卷第241頁、乙案偵二卷第53頁、甲案院卷第338頁)，且依卷內事證，難認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2次犯行，確實獲有任何可資繳交之犯罪所得(詳後述)，而被告迄未與告訴人蔡碧珠、謝岷澂達成和解、調解，亦未賠償渠等分毫，是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為，應與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輕規定相符，然與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則不相符，是依新舊法比較適用結果，應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三)按刑法第212條所定「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係指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又若在制式之書類上偽造他人簽名，已為一定意思表示，具有申請書或收據等類性質者，則係犯偽造文書罪。而刑法上之行使偽造文書罪，祇須提出偽造之文書，本於該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即屬成立。查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交付款項時間、金額」欄所示時間，出示如附表一編號1「行使之偽造工作證、收據」欄所示工作證予告訴人蔡碧珠，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認被告已表彰其係為證件持有人，並確有於該工作證所示公司任職之證明，依上說明，該工作證自屬偽造之特種文書。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在如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之收據上，分別偽造如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之印文，被告復分別簽署姓名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之收據，從形式上觀察，應足以知悉該等收據，均係表示該收據所載之公司派員向告訴人蔡碧珠、謝岷澂收取款項之證明，而均已為一定意思表示，當均屬刑法第210條所稱之私文書。而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犯行，向告訴人蔡碧珠出示上開偽造之工作證及收據，再於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向告訴人謝岷澂出示上開偽造之收據，自均係本於該等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並分別足以生損害於附表二編號1至2「備註」欄所示之人及公司之權益，自均該當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僅附表一編號1)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四)按所謂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者，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行為人全體均行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故而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祇須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犯行中，分別依本案詐欺集團之上層成員指示，向告訴人蔡碧珠出示偽造之工作證以向其收取詐欺所得款項，再向告訴人謝岷澂收取詐欺所得財物，並將如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之偽造收據填載完成後，交付予告訴人蔡碧珠、謝岷澂收執，再將所收得之款項、財物交予其他集團成員，顯見被告已親身參與詐欺集團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僅附表一編號1)、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行為，而與集團成員就上開犯行均有行為分擔，是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行，自應均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共同正犯論擬。

(五)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二即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三即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2與本案詐欺集團共同所為之偽造印文之舉，應為其所為之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均不另論偽造印文之罪。又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2與本案詐欺集團共同所為之偽造特種文書(僅編號1)、偽造私文書之舉，應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僅編號1)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僅編號1)罪。

(六)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編號1、2所為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僅編號1)、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之目的，均係為強化告訴人蔡碧珠、謝岷澂之錯誤認知，而強化同案共犯上開詐術之信憑性；另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2所為之洗錢行為，則係為隱匿其與本案詐欺集團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而終局確保上開犯罪所得，是被告上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僅編號1)、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之行為，應均與其所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為具目的、手段之高度關聯，而有局部重合，則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2所為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僅編號1)、行使偽造私文書、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為之實行間，各應均具部分重合，而均屬一行為侵害數法益而成立數罪名之異種想像競合犯，均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

(八)處斷刑減輕部分

　1.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其於附表一編號1、2所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均坦承在卷，已如前述，而被告於警詢中供稱其尚未獲取詐欺集團成員約定之報酬即遭查獲(見甲案警卷第145頁)，卷內復查無證據可認被告確實因本案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是對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2所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應均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實際上並未繳交任何款項，爰斟酌上情，酌予適當之減讓幅度。

　2.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其於附表一編號1、2所為之洗錢犯行均坦承明確，且由卷內事證，尚難認定被告因從事上開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均如前述，則對被告所犯之2次洗錢犯行，本應均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惟此部分犯行對被告而言，均僅為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界限，爰均僅作為宣告刑量刑時之審酌因子，附此說明。

(九)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行情狀以言，本院分別考量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2所示犯行收取之詐騙款項、財物價值為262萬元、106萬元(被告行為時之市值)，對告訴人蔡碧珠、謝岷澂所生之財產損害均屬甚鉅，且被告於上開犯行均親自與告訴人蔡碧珠、謝岷澂接觸，並於收款過程中，出示偽造之工作證、收據予告訴人蔡碧珠；出示偽造之收據予告訴人謝岷澂，其上開2次犯行之行為手段均係直接與告訴人2人接觸取款，於取款過程兼有強化詐欺集團所為詐術之效用，在車手之行為態樣，係屬較為嚴重之類型，惟考量被告係於詐欺集團內擔任「取款車手」，屬非直接參與詐術行使，而依上層成員指示行動之基層成員，是其於詐欺集團中之行為分工情節尚非基於主導地位，爰就其此部分犯行，分別酌定與行為責任相符之刑。　　

　3.次就行為人情狀以言，本院考量被告於本案行為前，雖有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確定，然並無因故意犯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紀錄，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品行尚可(見甲案院卷第85-89頁)，又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認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調解，亦未賠償告訴人2人分毫，難認有何彌補自身犯行所生損害之積極意願，犯後態度普通，又衡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部分，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詳本院卷第343頁)，綜合上開犯行情狀及行為人情狀之相關因子，分別量定如附表三編號1至2「主文」欄所示之刑。

　4.按數罪併罰之案件，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如待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執行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期間，另有因其他詐欺案件而經法院判處罪刑乙節，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甲案院卷第85-89頁)，而經本院核閱其前案紀錄表，足認他案與本案所犯各罪均符合「裁判確定前犯數罪」之要件，而得另定應執行之刑，依前開說明，如待本案數罪與另案全部確定後，再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更定應執行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故本院就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數罪乃不予酌定其應執行刑，附此說明。　

三、沒收部分

(一)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之收據2紙、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工作證1紙，分別為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犯行所出示或交付予告訴人蔡碧珠、謝岷澂，用以取信告訴人蔡碧珠、謝岷澂之物之情，業據告訴人2人及被告分別陳述明確，堪認上開物品應分別為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2次詐欺犯罪所用之物，均應依上開規定，分別於附表三編號1至2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又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之偽造印文既附隨於上開收據予以沒收，自無庸另行宣告沒收。

(二)本案不予對被告沒收洗錢財物

　1.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參酌上開條文於113年7月31日修正時之立法說明記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等旨，除明文擴大沒收主體對象外，並將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定性為犯罪客體。而學說上關於犯罪物沒收，依沒收標的分為犯罪工具、犯罪產物及犯罪客體，所謂犯罪客體乃指行為人在犯罪過程中必須接觸或使用之物，為犯罪行為自身之必要客體，可再區分為被害客體（例如虐待動物罪之動物、發掘墳墓罪之墳墓）、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預設客體（例如走私罪之走私物品）等不同態樣。而前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既已將洗錢罪之前置犯罪所得定性為犯罪客體，並特別規定沒收之法律效果，其餘未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特別明文規定者，應回歸適用刑法總則有關沒收之相關規定。又前開洗錢防制法立法理由，雖提及「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此處所指「經查獲」係指經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依法定程序查知犯罪事實，與應沒收或得沒收之物是否已依法定程序「扣押」，尚屬二事，亦即「案經查獲」，不代表應沒收或得沒收之物必經扣案，倘已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經扣案，仍應依前開洗錢防制法之特別規定沒收之，倘不能沒收時，應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以符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之立法意旨。又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明定過苛調節條款，若宣告沒收或追徵於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犯罪所得價值低微之情形，得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並調節沒收之嚴苛性。此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法院應就具體個案情形，衡以公平正義及犯罪預防之目的，而為裁量權之行使，始於法無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280號、第4345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告訴人蔡碧珠、謝岷澂交付予被告之詐欺贓款、財物，雖係被告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所獲取之洗錢財物，然依被告所陳，其於收取上開詐欺贓款、財物後，已悉數將之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之上層成員，卷內亦無事證可認定上開詐欺贓款、財物仍為被告所保有，考量被告在整體洗錢環節中，僅為較基層之依指示收款者，而並未實質終局保有上開洗錢財物，如對被告宣告沒收上開洗錢財物，容有過度剝奪其財產權益之疑慮，而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裁量不予宣告沒收。

(三)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的收款報酬是每個月4至5萬元，但是集團成員一直沒有給我薪水，故我並未獲取報酬等語（見甲案警卷第145頁）。又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於本案中獲有任何犯罪所得，爰不予對其宣告沒收，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韻庭、林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光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蘇秀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曾彥傑之詐欺犯行經過一覽表

 

附表二：本案偽造之收據一覽表

 

附表三：曾彥傑之犯罪事實及主文一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