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仁忠

選任辯護人  梁家昊律師（法扶律師）

            李鳳翔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檢察官、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本院裁定如下：

一、檢察官、辯護人各聲請調查如附表一、二「證據名稱」欄所示之證據，除附表一檢證2-1、2-2、3-3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外，均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均准於審判中提出調查。

二、檢察官聲請調查如附表一檢證2-1、2-2、3-3所示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然均為保留證據調查必要性之裁定，待審判期日再為調查必要性之裁定。

三、關於辯護人聲請精神鑑定及量刑鑑定部分，均駁回。

一、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2項、第3項明定證據應認為無調查必要性之情況：「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則再就「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之審酌，提出審酌因素及權衡指引，規定：「法院應依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性質、作成或取得證據之原因、證明目的、待證事實、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等事項，及前條第一項各款事項調查之結果，妥適審酌其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法院為前項之審酌，並得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認定是否重要，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法院為第一項審酌時，基於實現本法第45條、第46條之規範目的，認為調查特定證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權衡其對國民法官法庭以公正、客觀、中立方式審理之危害程度是否顯然高於其正面效益，妥適決定是否准許調查：一、有誤導、混淆國民法官法庭之疑慮。二、有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不公正之預斷或偏見之疑慮。三、大量提出不必要之證據調查，造成國民法官法庭過度負擔。」。

二、檢察官、辯護人已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各聲請調查如附表一、二「證據名稱」欄所示之證據，本院爰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之認定及理由，各說明如附表一、二「法院之認定」欄所載，並分別裁定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關於精神鑑定及量刑鑑定部分：辯護人主張應委由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及量刑調查鑑定評估，以證明：㈠被告本案行為時，是否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列之情形。㈡被告關於刑法第57條之量刑事項及有無再犯之虞。惟查：

　㈠被告前無精神疾病病史，亦無相關就醫紀錄等情，為檢辯雙方所不爭執（本院卷第66-67頁）。觀諸檢辯雙方於協商會議中之出證，被告應係於案發後隨即報案自首犯行，衡情應係衝動犯罪後勇於接受法律制裁之表現，其思考脈絡及心智活動，並無悖於一般正常人精神、心智狀態之表徵。況辯方亦未提出其他客觀證據以釋明被告於案發時有何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情形。因此，被告犯行時之精神或心智狀態，並不符合刑法第19條所示情形一節，應屬明確。在無任何跡證足認被告可能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情況下，本院難認被告有接受精神鑑定之必要。

　㈡鑑定之目的，是法院在無法了解證據意義的情形下，希望藉由專家的專門知識理解證據的意義及價值，才有鑑定的必要。被告有關刑法第57條各款科刑事由，客觀上並非法院無法透過自身同理、生活經驗、觀察學習而了解的事項。再者，針對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及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等科刑事由，業經檢辯雙方聲請調查如附表一、二關於科刑資料之證據，其中包括與被告生活、關係均屬密切之妻女（即證人王阿淑、余嘉玲），並將於審理中訊問被告。上開證據資料實際上已足使本院就被告性格生成原因、家庭環境、生活史、生活環境、社會支持、犯後心理態度深入觀察，妥適量刑。況且，依起訴犯罪事實顯示，被告本案犯罪動機係因認不滿鄰居間噪音干擾而犯罪，此亦為辯方所不爭執，法院依其犯罪動機、手段、情節，尚非不能判斷其再犯可能性。

　㈢綜合以上說明，本院認為並無再將被告送請跨領域團隊進行刑法第57條量刑鑑定之必要。故就辯護人此部分聲請，裁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志偉

　　　　　　　　　　　　　　　　　　法　官　鄭諺霓

　　　　　　　　　　　　　　　　　　法　官　陳盈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方瀅晴

附表一：檢方聲請調查之證據、範圍

附表二：辯方聲請調查之證據、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