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上訴字第127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蕭睿勝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姚孟岑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金訴字第11號中華民國115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078號),提起上訴,暨上訴後經檢察官移送併辦(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5年度偵字第170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未諭知沒收、追徵犯罪所得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蕭睿勝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零玖拾捌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蕭睿勝依其智識程度與社會生活經驗,已知悉現今社會詐欺犯罪盛行,並多以數人或集團化之方式,共同對被害人施用詐數以騙取金錢,亦已預見如將金融帳戶提供予來歷不明之人使用,該帳戶極可能被詐欺集團持以作為收取詐欺犯罪不法所得之工具,用以直接或間接收受、轉匯詐欺贓款使用,且倘進一步依對方指示,將匯入帳戶之贓款轉入虛擬貨幣帳戶購買虛擬貨幣,並存入指定之電子錢包,將產生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結果,猶基於縱使發生前開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未必故意,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賴憲政」、「郭麗媛」等詐欺集團(下稱本案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提供其所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甲帳戶)之帳號予本案集團成員;而本案集團不詳成員自民國111年8月初起,即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賴憲政」、「郭麗媛」向陳姸希佯稱可協助操作買賣股票云云,致陳姸希陷於錯誤,於111年9月22日8時31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50萬元至指定之劉品言所申設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乙帳戶),本案集團成員再於同日9時許,將該等款項自乙帳戶轉匯至王宗正所申設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丙帳戶,劉品言、王宗正所涉幫助一般洗錢部分分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繼而再於同日9時10分許,將其中70萬元自丙帳戶轉匯至甲帳戶內。而蕭睿勝於收受上開款項後,即於同日9時13分許入金至其向現代財富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現代公司)MaiCoin平台申設之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虛擬帳戶(下稱丁帳戶),購買21967.68顆USDT(下稱泰達幣),並全數轉入TZ6z9TWQm7RcVZHyfwkNqTsE7a24zpFXX9錢包位址(下稱A錢包),再依本案集團成員指示於同日9時47分許,將21968顆泰達幣自A錢包轉至TJqt3FJylexdeTuwvhdPfySJEn8GB11ngV錢包位址(下稱B錢包),藉此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陳姸希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報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作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蕭睿勝(下稱被告)犯罪事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判程序時,檢察官、被告暨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上訴卷第104頁),本院並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另審酌此等證據資料作成時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亦無其他依法應排除證據能力之情形,乃認以之作為證據要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得採為本件認定事實之依據。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甲帳戶入帳70萬元後,將該款項入金至丁帳戶,再購買泰達幣轉入A錢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辯稱:我是單純做虛擬貨幣買賣的個人幣商,我不知道匯進來的款項是他人遭詐騙的款項,我在與客戶交易時都有核對過身分證、人臉及轉帳帳戶,才會把甲帳戶帳號提供給客戶匯款,泰達幣從A錢包移轉至B錢包非我所為等語。經查:
㈠甲帳戶為被告所申設,而本案集團有以事實欄所載方式對告訴人陳姸希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9月22日8時31分許,匯款150萬元至乙帳戶,本案集團成員再於同日9時許將該等款項轉匯至丙帳戶,繼而再於同日9時10分許將其中70萬元轉匯至甲帳戶內,而被告收受上開款項後,即於同日9時13分許將之入金至丁帳戶購買21967.68顆泰達幣,並全數轉入A錢包,其後A錢包內有21968顆泰達幣於同日時47分許遭轉至B錢包內等事實,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述明確,並有甲、乙、丙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4日函暨附丁帳戶之對應實體帳戶資料及購買交易紀錄、用戶登入歷程、通聯調閱查詢單、現代公司113年3月14日現代財富法字第113031420號函暨註冊資料與交易明細、購入流向圖、橋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虛擬通貨案件分析報告、泰達幣歷史價格資料及地址痕跡分析表在卷可稽,並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是認無訛,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至於被告於本院雖辯稱其並未將泰達幣自A錢包轉入B錢包等語,然其在原審審理時業已供稱:A錢包是我的錢包,B錢包則不是,我在平台買完後會先存在我自己的電子錢包,再轉給需要的買家客戶等語綦詳(金訴卷第280至281頁),已坦認有將A錢包內泰達幣轉至B錢包之事實在案,復稽以被告在本院訊問之初,原亦先自承此情明確,係迄於本院質諸何以泰達幣要在不同錢包做轉換,方改口為上開辯解(詳上訴卷第74頁),益徵此部分辯詞乃係臨訟卸責之詞,要無可採,故111年9月22日9時47分許將21968顆泰達幣自A錢包轉至B錢包之行為人係被告一節,同堪審認。
㈡按現今使用區塊鏈技術之加密虛擬貨幣,透過分散式帳本技術進行記帳驗證,具有去中心化、高度匿名之特性。除透過交易所媒介進行買賣外,亦有透過私人(一般稱為「個人幣商」)間進行場外交易(Over The Counter,簡稱OTC),即直接透過區塊鏈身分驗證之交易方式。因場外交易之監管不易,在過往主管機關低度監理下,極易成為洗錢之工具。為提高監理強度,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11月30日施行)洗錢防制法第6條明文規定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未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完成洗錢防制、服務能量登記或登錄者,不得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並於同條第4項、第5項定有相關刑罰罰則。惟不論上開管制新規修正施行前、後,若以個人幣商名義從事加密虛擬貨幣之場外交易,個案中客觀上有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之行為,且主觀上知悉或可得知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特定犯罪所得,仍符合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之洗錢行為。倘有證據得認其對於客戶資金來源或交易目的完全不予查證、帳戶內經常有來源不明之款項,甚至與詐騙集團有所聯繫等情事,縱有踐行辨識客戶身分之驗證程序(Know Your Customer;簡稱KYC)或簽定虛擬資產買賣交易合約,若無辨識其實質受益人(流向)為何,對其資金流向、來源或交易目的等完全未予查證,即進行虛擬資產交易,在後續因果歷程中可以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仍不能卸免洗錢之罪責(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673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自偵查以降雖均以個人幣商從事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一節置辯,然揆諸上開說明,縱使被告自身於本件案發前、後果曾透過虛擬貨幣交易賺取利潤一節為真,其本案是否成立犯罪,仍應細究卷附證據資料以釐清被告主觀上對於所經手款項之認知情形。而被告雖主張本案係基於個人幣商身分收款及移轉泰達幣,並聲稱均會核實客戶身分,卻始終無法提出與買家確認購買、進行認證等過程之對話或交易資料供司法機關調查。更有甚者,依丙帳戶申設人王宗正所涉幫助洗錢案件之判決書記載,王宗正於該案陳稱其係將丙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協助辦理貸款之不詳男子(詳金訴卷第24頁判決檢索資料),則本案案發之際王宗正業已將丙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被告自無可能有機會與王宗正本人進行身分認證,此觀被告雖聲稱本案確有核實買家身分,然經詢是否確認對方係持王宗正之證件核對時,復含糊答稱:很久了,我不太確定等語自明(上訴卷第75頁)。加以被告一方面聲稱自己係個人幣商,卻又稱其看不懂卷附虛擬通貨案件分析報告(審金易卷第51頁),無法針對該份報告所指摘疑點(詳後述)充分回應說明,則被告關於其係從事幣商工作之說詞,真實性已大有可疑。
⒉次者,以本案集團主事者之角度以觀,其等既欲透過持續詐欺大量被害人牟利,並避免輕易遭檢警查緝,斷無可能任令詐得之贓款流入本案集團無法充分支配掌控之管道,蓋本案集團成員精心策劃詐欺犯罪計畫之目的,乃為使告訴人陷於錯誤後交付款項,故詐欺集團為避免收受款項之人、管道、工具之不可靠性而無法順利領得款項,導致心血功虧一簣,必選擇較低風險,甚至是事前共同謀議犯罪之人合作負責,且自被害人交付財物後,亦會盡可能縮短集團核心終局取得該等財物之時程,以避免在各該環節出現差錯使財物遭截流。故倘非被告與本案集團存有相當信賴關係並具共同犯罪合意,本案集團實無甘冒費盡心思欲騙取之財產,隨時可能因交易過程中任何突發狀況(例如遭被告發現前一層之丙帳戶使用者購幣源由迥異而不欲交易,或款項遭被告有意或無意間耽擱未即時轉為虛擬貨幣),致未能順利取得贓款之風險,率爾讓告訴人之被害財產流入本案集團無法充分掌控之對象,而司法實務所常見認定與被害人面交現金之人、收水之人與詐欺集團具共同犯罪故意,亦是基於相同論據,憑此已足信被告本案之所以會經手將告訴人遭詐欺贓款現金轉為虛擬貨幣型態,絕非本案集團偶然隨意尋覓對象。況被告除本案外,尚因類似模式犯行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追加起訴,現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審理中(下稱戊案),而戊案中共三名詐欺被害人之被害款項,同係經層轉經過甲帳戶及丁帳戶(上訴卷第41至50-1頁戊案追加起訴書檢索資料參照),則由本案及戊案上述複數互不相識之詐欺犯罪被害人,於不同日期遭詐騙之財物卻均流經甲、丁帳戶,此絕非「巧合」一詞或單一個案遭詐欺集團利用所能合理解釋,益徵前載本案集團應係選定具相當信賴關係且具共同犯罪合意之被告擔任不法金流層轉之一環此論述確屬有據。至於戊案追加起訴意旨雖係對被告論以幫助犯,然因本案之證據與戊案相互獨立,本應各別判斷,不當然受戊案偵查結論之拘束,而依本案卷存資料既無從積極審認本件案發時甲、丁帳戶已非被告使用管領,堪認被告所陳該等帳戶之金流操作係其本人所為一節並未悖於事實。
⒊再者,所謂「虛擬貨幣」是任何以數位型式存在、沒有實體形態的貨幣,通常透過大型企業發行,主要提供用戶在網路使用,其類型大概有以下:①網路遊戲貨幣:在線上遊戲中的貨幣,只能在特定的虛擬環境中使用;②虛擬環境貨幣:只能單向兌換,例如Facebook Credits、Line Point等,有時也能將點數購買實體商品或服務;③加密貨幣:一種用密碼學保護,並透過區塊鏈技術運作的虛擬貨幣。而加密貨幣是虛擬貨幣其中一種類型,具有去中心化、透明性、匿名性、不可竄改、全球化、轉帳效率高等特性。而加密貨幣中,泰達幣(USDT)為穩定幣,其主要是建立在區塊鏈平台之上,最大特點是與美元掛鉤,理論上一顆泰達幣都有等值的美元作為儲備支持,實現1:1的兌換比率,與其他價格波動劇烈的加密貨幣相比,泰達幣的匯率波動性極低,因此常被用在交易所中避險、暫存資產、或作為跨境轉帳的中介貨幣。由於價格穩定特性,再加上擁有加密貨幣其中「匿名性」即公開資訊不及於交易者的身分識別資訊(區塊鏈記載的是電子位置,交易者只要確保電子位址不會與身分識別有連結,即可確保匿名交易)之特性,泰達幣也是目前常被詐欺集團利用或移轉資金作為洗錢之工具。而虛擬貨幣因屬去中心化且高度加密之交易型態,致其金流隱密而不易追查,加諸我國對虛擬貨幣之金融管制尚未健全,使虛擬貨幣交易極易成為不法份子用以隱匿贓款之工具,而近年來因應虛擬貨幣之交易活絡,私人間進行虛擬貨幣買賣以套利之營業模式亦應運而生,此即俗稱之「個人幣商」或「場外交易(C2C交易)」之型態,惟因此等交易方式與傳統交易形式有別,且容易因具有合法之交易外觀而使不法集團可輕易卸責或規避追查,兼以我國因詐欺集團猖獗,執法機關戮力針對詐欺集團之上、下游間之連結進行查緝及掃蕩,詐欺集團為設立斷點以阻斷執法機關向上查緝,遂因應時代變化,將詐欺、洗錢之犯罪模式以場外交易之方式加以包裝、掩匿,並利用「個人幣商」在第一線從事詐欺犯行及收取詐騙贓款,而利用上開虛擬貨幣之特性,將贓款轉化為虛擬貨幣而移轉,藉此設立層層防火牆。是以虛擬貨幣交易多係透過具公信力之「網路交易平臺」媒合交易買賣,合法之網路交易平臺為遵循洗錢防制法之相關國際公約及國內立法,多遵循相當嚴格之KYC(Know your customer)會員實名認證機制,以避免交易之金流來源為不法所得。藉由上開網路交易平臺之公開、透明資訊「撮合」完成虛擬貨幣交易(即任何買家或賣家,均可在交易平臺上得知他人所定之即時買價或賣價,而決定是否賣出或買入),實難想像會有虛擬貨幣買家寧可以高於交易平臺之價格買入,尚須承擔私人間交易對方不履約之風險及其他交易成本(例如商議成交價格等時間成本),「個人幣商」在虛擬貨幣之交易中,無論係以「直接賣給其他個人」或「透過交易平臺媒合再私下相約面交」之方式為之,亦無獲取較高利益及承擔較低風險之空間。
⒋觀諸告訴人之被害款項於111年9月22日9時許遭轉匯至丙帳戶後,旋於同日時10分許轉匯至甲帳戶,被告再於同日9時13分入金至丁帳戶購買泰達幣存入A錢包,再於同日9時47分許移轉21968顆泰達幣至B錢包,此迅及移轉財物所在之狀態及流程,誠與前載詐欺集團分秒必爭之運作實態吻合,此節亦經被告於警詢時自陳有必須立即做交易之需求等語無訛(警卷第6頁)。又被告經詢及何以客戶願捨棄交易所交易,轉而與被告進行場外交易時,亦全然無法合理說明,而僅以:我不知道,那要問跟我買的人,有的人為了方便省事,所以採取這種模式等語帶過(審金易卷第51至52頁、上訴卷第77頁),誠與被告所辯係正當虛擬貨幣交易之情況有別。又被告雖解釋稱須迅及交易之原因係因泰達幣波動很快等語(見警卷第6頁),然經對照被告於警詢及本院關於獲利方式之供述可知,其可獲取之利潤係以所購買泰達幣顆數之一定比例來計算(警卷第6頁、上訴卷第76至77頁),此誠與一般投資、交易均會有賺有賠之實態迥異,非僅突顯被告前開所稱即時買賣係有價格波動考量一節與其自陳之獲利模式有所矛盾,益徵被告確實明知所從事者係非正常、幾近無本之交易,方會有此種獲利狀況。遑論由A錢包之交易明細以觀,此筆由A錢包轉出21968顆泰達幣至B錢包之交易,尚須分別支付礦工費及服務費(金訴卷第189頁),經加總計算結果已逾被告該次取得泰達幣之成本(70萬元),此與個人幣商欲透過價差獲利一節顯然有悖,益證被告本案所為係以個人幣商買賣加密貨幣作為包裝手段,實則從事移轉被害人詐欺贓款之車手行為。再參諸卷附電子錢包交易紀錄、地址痕跡資料(偵24078號卷第127至130頁、金訴卷第259至263頁)可知,A錢包於111年9月16日至同年10月5日期間,共計有二十筆匯出泰達幣至B錢包之交易,且匯出之泰達幣顆數多在1萬餘至2萬餘顆,足見被告於本案行為前、後,反覆自A錢包匯出大筆泰達幣至B錢包,此情已與私人幣商交易對象多為隨機之常情未合;況被告於該段期間既與B錢包進行頻繁交易,且交易金額非微,被告理當會對該交易對象身分存有印象,然承前所述,被告在自稱有進行KYC程序之情況下,竟全然無法憶起買家身分,或提出相關資料為憑,凡此在在突顯被告本案以甲帳戶收受70萬元並購買虛擬貨幣轉出之行為,並非個人進行單純虛擬貨幣買賣,反而與詐欺集團轉帳車手將所得贓款兌換成虛擬貨幣後,集中轉匯至集團上游所指定錢包,持續為該集團成員輸送不法款項之洗錢常情相符,此適可充分解釋何以被告始終無法提供與其所稱買家之聯繫資料供司法機關調查。
⒌此外,橋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所製作之虛擬通貨案件分析報告亦記載略以:甲帳戶於111年9月13日至同年10月17日期間,匯入款項之來源帳戶除丙帳戶外,其餘金融帳戶經初步查詢多為涉及詐欺案件之帳戶,且匯入甲帳戶款項多係立即全數轉匯至被告名下之各平台虛擬貨幣帳戶並購買泰達幣,則被告所稱買賣泰達幣之利潤何在已有疑義;且被告名下之丁帳戶及ACE平台帳戶,僅有轉出至A、B錢包,無論該二錢包是否由被告實際持有,均有不合理之處;加以美元本身在國際貨幣市場屬於匯率相對平穩之法定貨幣,較難期待於短期內藉由買進賣出賺取價差,連帶泰達幣相較於其他種類之虛擬通貨而言,並非適合藉由短期操作賺取價差之合適標的,況泰達幣在我國現行虛擬通貨交易市場上可輕易取得,如係一般正常理智之虛擬通貨買家,本可至交易所平台購買即可,並無以高於交易所價格向被告購買之誘因;綜此可合理推論被告係欲將交易所帳戶可查證為真之泰達幣交易紀錄,營造係買賣虛擬通貨之假象,賦予經手法定貨幣流動之正當性,目的在於包裝其收受、提領及交付詐欺贓款之車手行為等語(偵24078號卷第95至102頁),亦同於本院前開認定,誠可映證被告辯稱僅係單純從事幣商工作一節乃屬虛妄。
㈢本案詐欺取財行為應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⒈按現今詐欺集團利用電話、通訊軟體進行詐欺犯罪,並使用他人帳戶作為工具,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及指派俗稱「車手」之人領款以取得犯罪所得,再行繳交上層詐欺集團成員,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之詐欺取財、洗錢犯罪模式,分工細膩,同時實行之詐欺、洗錢犯行均非僅一件,各成員均各有所司,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非一人之力所能遂行,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參與上開犯罪者至少有蒐集人頭帳戶之人、提供人頭帳戶之人、實行詐騙行為之人、提領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提領款項之人(俗稱「收水人員」),扣除提供帳戶兼提領款項之車手外,尚有蒐集人頭帳戶之人、實行詐騙行為之人及「收水人員」,是以至少尚有3人與提供帳戶兼領款之車手共同犯罪(更遑論或有「取簿手」、實行詐術之1線、2線、3線人員、多層收水人員)。佐以現今數位科技及通訊軟體之技術發達,詐欺集團成員與被害人或提供帳戶者、提款車手既未實際見面,則相同之通訊軟體暱稱雖可能係由多人使用,或由一人使用不同之暱稱,甚或以AI技術由虛擬之人與對方進行視訊或通訊,但對於參與犯罪人數之計算,仍應依形式觀察,亦即若無反證,使用相同名稱者,固可認為係同一人,然若使用不同名稱者,則應認為係不同之人,始與一般社會大眾認知相符。再依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可知,於密集時間受害之人均不只一人,所蒐集之人頭帳戶及提款車手亦不僅只收受、領取一被害人之款項。倘認「一人分飾數角」,即蒐集人頭帳戶者亦係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人及收水人員,則該人不免必須同時對被害人施詐,並於知悉被害人匯款情形之同時,通知車手臨櫃或至自動付款設備提領相應款項,再趕赴指定地點收取車手提領之款項,此不僅與詐欺集團普遍之運作模式不符,亦與經驗、論理法則相違。又參與詐欺犯罪之成員既對其所分擔之工作為詐欺、洗錢犯罪之一環有所認知,雖其僅就所擔任之工作負責,惟各成員對彼此之存在均有知悉為已足,不以須有認識或瞭解彼此為要,各成員仍應對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稽諸告訴人之指述情節(詳警卷第85至87頁)可知,其遭詐騙之過程中,本案集團先後透過LINE通訊軟體暱稱「賴憲政」、「郭麗媛」與告訴人互動交談,則揆諸前開說明,在無反證可認使用「賴憲政」、「郭麗媛」等不同名稱者係同一人之狀況下,應認為係不同之人,始與詐欺集團運作實態及一般社會大眾認知相符。況告訴人指稱除與前開二個暱稱之人透過通訊軟體交談外,尚曾因「郭麗媛」之引介加入某不詳LINE通訊軟體股票投資群組(嗣告訴人已遭踢除),而該群組內有許多人之股票投資資訊及老師教學等語(同卷第85頁),更徵本案犯罪分工細膩、計畫縝密周詳,而縱使前揭群組內之成員除「郭麗媛」外,其餘均為與告訴人相同處境之詐欺被害人,本案不法份子更須數名行為人通力合作,方能支應不同被害人在不同時間之需求,憑此堪認客觀上參與本案犯罪之行為人確已達三人以上無訛。又按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作為評價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無論所參與者是否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抑或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皆屬共同正犯;倘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且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即為幫助犯。故被告本案除提供所申設金融帳戶供本案集團進出贓款外,更依集團成員指示購買虛擬貨幣後轉入指定電子錢包,對於整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罪之完成,實屬不可或缺之一環,於客觀上已屬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一部,非僅為助成他人犯罪之實現而已,而係以合同之意思參加犯罪。從而,被告就本案犯行與本案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甚明,自應構成共同正犯。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新舊法比較、論罪及刑之減輕事由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實行本案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雖於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惟本次修正僅增列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為加重條件,其餘各款則未修正,是就本案所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新、舊法處罰輕重既屬相同,即無比較適用之問題。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被告實行本案犯行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全文,其中第1、3章總則及溯源打詐執法之部分,乃自000年0月0日生效(下稱「中間時法」),嗣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再經於115年1月21日修正,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下稱「裁判時法」)。而因本案共犯詐欺獲取之財物在100萬元至500萬元之間,若依「裁判時法」,乃係犯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百萬元罪」,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相較於行為時法(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法定刑「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而言,並未較有利,爰依刑法第2條第1項本文規定,適用行為時法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處斷。
⒊洗錢防制法
⑴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雖將洗錢之定義範圍擴張。然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已該當修正前、後規定之洗錢行為,尚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問題。又此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則移列於同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關於個案宣告刑範圍限制之科刑規範。
⑶被告於本案被訴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業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原規定「犯前2條(含第14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4條(含第1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變更條項為第23條第3項:「犯前4條(含第19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⑷經整體比較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數額、是否自白犯行、有無犯罪所得暨是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得否適用相關減刑規定而定其處斷刑範圍之結果,本案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被告之裁判時法,即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之規定。
㈡論罪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案集團其他成員彼此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⒉檢察官於本案上訴後移送併辦部分(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5年度偵字第17083號),核與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全然相同,本院自得一併審究。
⒊被告與共犯所實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舉,雖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行為時間至為相近,部分合致並相互交錯,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若予以數罪併罰恐有過度評價之虞,應適度擴張一行為概念將之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從而其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㈢本案無刑之減輕事由之說明
被告實行本案行為後,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雖新設第47條前段規定,且該條嗣於115年1月21日再次修正,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而被告本案所犯之罪,確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詐欺犯罪,然因被告始終否認犯行,復未主動繳回犯罪所得(詳後述),自無前開規定減刑事由之適用;同理,本案亦不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23條第3項前段「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即無在量刑時併予斟酌該項減刑事由之餘地,附此敘明。
三、上訴之論斷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原判決罪刑部分)
原審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事證明確,經想像競合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後,審酌被告與本案集團共同實行詐欺取財犯行,恣意侵害他人財產權,又轉購虛擬貨幣隱匿詐欺贓款,製造金流斷點,致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及困難,助長詐欺、洗錢犯罪之猖獗,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之角色分工、犯罪動機與目的、本案係以購買虛擬貨幣之隱匿金流之犯罪手段及告訴人所受損害等情,併參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亦未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等犯後態度,復考量被告之素行紀錄,暨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年4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並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屬允當,故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依前揭說明,為無理由,就原審未諭知沒收、追徵犯罪所得(詳後述)以外上訴部分自應予駁回。
㈡撤銷改判部分(即原判決未諭知沒收、追徵犯罪所得部分)
原判決固認卷內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而獲得任何利益或報酬,乃未宣告沒收或追徵被告之犯罪所得;然被告於警詢時即供稱:我的利潤大概就是交易的泰達幣顆數的5%,本案我大約獲利1,098元等語在案(警卷第6頁),此節亦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肯認無訛(上訴卷第76至77頁),且與審判實務所見是類詐欺案件分工角色之報酬計算方式無悖,堪予採認。而案發後上開犯罪所得既未扣案,為澈底剝奪被告因犯罪所獲得之犯罪所得,自應宣告沒收及追徵。故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請求諭知無罪一節雖無理由,已如前載,然原審未予諭知沒收、追徵犯罪所得既有可議之處,自屬無從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未諭知沒收、追徵犯罪所得部分予以撤銷,並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098元,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盈辰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貽琮移送併辦,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8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陳薏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8 月 31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