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度上訴字第36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偉恩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民國115年1月12日所為114年度金訴緝字第44號之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3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原判決撤銷。

楊偉恩無罪。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偉恩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06年7月底、8月初某日，先由歐承恩告知蘇秉鋒出售帳戶賺錢之訊息，蘇秉鋒則向蕭志賢商借蕭志賢申辦之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待蘇秉鋒向歐承恩表示其有出售帳戶之意，再由歐承恩聯絡被告楊偉恩，談妥以新臺幣（下同）5,000元收購1本帳戶。蘇秉鋒則於106年7月底、8月初某日，在高雄市○○區○○街00號5樓，將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交付給被告楊偉恩，被告楊偉恩再轉交給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歐承恩、蘇秉鋒、蕭志賢另經判決確定)。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先於106年8月31日12時許，撥打電話予趙淑貞，佯稱係其姪子急需借款，致趙淑貞陷於錯誤，於同年9月1日14時許，無摺存款15萬元至本案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復於106年9月4日11時35分許，撥打電話予鄭堂成妻子，佯稱係其姪子急需借款，致鄭堂成妻子及鄭堂成陷於錯誤，鄭堂成乃於同日12時45分許，匯款10萬元至本案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楊偉恩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

二、公訴人認被告楊偉恩涉有上開犯行，主要係以被告楊偉恩於偵訊之供述、證人歐承恩於偵訊之證述、證人蘇秉鋒、蕭志賢於警詢、偵訊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趙淑貞、鄭堂成於警詢之證述、告訴人2人提供之匯款資料、Line對話畫面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則堅詞否認犯行，並辯稱：我確實認識歐承恩，且當時有從事收取帳戶資料之行為，但本案帳戶並非由我收取。我不認識蘇秉鋒，跟歐承恩只是普通朋友，並沒有參與本案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基本事實之認定

　　蕭志賢名下之本案帳戶資料經由蘇秉鋒、歐承恩交付予他人，並遭詐欺集團用以犯公訴意旨所指之詐欺、洗錢犯罪等事實，業有檢察官所提出之上開證據資料可佐，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應先堪以認定。

　㈡蘇秉鋒、歐承恩應同為收簿之共犯

　　本案據蘇秉鋒於警詢中供稱：當時蕭志賢跟我說他想要賣本子，因為剛好我有一個朋友綽號「小歐」的再問說有沒有人需要賣本子，剛好蕭志賢要賣，所以我提議請蕭志賢把土地銀行存摺和提款卡交給我賣給小歐等語（警一卷第3頁）；歐承恩則坦承確實有透過蘇秉鋒收取本案帳戶資料（偵三卷第76頁）。再參以蘇秉鋒與歐承恩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見蘇秉鋒向歐承恩稱：「小歐你錢什麼時拿過來給我我急要給人工錢的」等語（警二卷第7頁），足認本案實係由蕭志賢出售、提供本案帳戶資料，而蘇秉鋒、歐承恩均係居中聯繫並將本案帳戶層轉上手之人。亦即，檢察官於本案及另案雖均係起訴被告、蕭志賢、蘇秉鋒、歐承恩僅涉犯幫助詐欺、洗錢罪嫌，惟除蕭志賢部分係單純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幫助詐欺集團用以犯詐欺、洗錢犯罪外，依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事實，蘇秉鋒、歐承恩與被告實均係負責俗稱「收簿手」之工作，而具有共犯關係。　　

　㈢本案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

　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共犯被告自白關於犯罪主體面之證明，可分為對自己為犯人之自白（自白），以及對他人同為共犯之指訴（他白）二者，前者因反於人類自利天性，原則上可推斷為真實，僅需就犯罪客觀面為補強證明即可；至於後者，因難免嫁禍卸責之風險，除犯罪客觀事實之存在需有補強證據外，就對他人同為共犯之指訴，亦需有補強證據以證明與事實相符（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717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本案蘇秉鋒於警詢及偵查中，及歐承恩於偵查中雖均證稱本案帳戶資料係交給被告，惟查蘇秉鋒係先於106年12月1日第1次製作警詢筆錄時，經警員告知若自白並提供上游，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等語後，即供稱其係將本案帳戶資料交給「小歐」、「偉恩」（警一卷第2頁至第4頁）；復於106年12月5日前往警局表明「為我自己爭取減刑的機會，配合警方查緝」，而向警方提供「小歐」、「偉恩」之真實姓名、年籍、出入處所等資訊（警二卷第3頁正、反面）。而歐承恩則係於107年3月22日始經檢察官提訊到案，並附和蘇秉鋒之供述，證稱本案帳戶資料係交給被告（偵一卷第32頁至第33頁）。本院審酌蘇秉鋒與被告素不相識，本不知被告真實姓名、年籍及素行，卻於製作第一次警詢筆錄完畢後，僅僅數日，即可「為爭取減刑機會」，而提供被告之真實姓名、聯絡電話、出入處所等資訊，甚至陳述包括「我知道被告因為耳聞警察在找他，目前好像躲在85大樓的套房內」、「我有聽說被告有3把改造手槍，2把隨身帶，1把藏在屏東鄉下」等語（警二卷第3頁反面），不僅動機非屬單純，其如何獲取上開資訊更屬有疑。再參以蘇秉鋒、歐承恩並非係同時遭查獲，經分別調查而為相同證述，而係先後到案，由歐承恩附和蘇秉鋒之說詞一情，及蘇秉鋒於原審作證時，曾一度改口證稱沒有見過被告，且本案帳戶並非係交給被告等語（原審三卷第78頁、第79頁），益徵蘇秉鋒、歐承恩2人於偵查中之證述縱屬一致，惟是否可信，仍非毫無疑問，而實應有其他確實之證據以為補強。

　⒊然而，本案依檢察官之舉證，除上開蘇秉鋒、歐承恩之證述外，其中告訴人趙淑貞、鄭堂成於警詢之證述、告訴人2人提供之匯款資料、Line對話畫面部分，均僅得證明告訴人2人有遭詐欺集團詐騙，並將款項匯入本案帳戶，旋遭提領一空之事實；證人蕭志賢於警詢、偵訊之證述部分，均未提及被告，而僅得證明其將本案帳戶資料交由蘇秉鋒販賣部分之事實。亦即，該等證據均未涉及被告有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之事實，自無從作為認定被告本案犯行之直接證據，亦不足以補強蘇秉鋒、歐承恩證述之可信性。

　⒋本案雖另有蘇秉鋒與歐承恩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在卷可稽，惟觀諸其內容（時間均省略）：「蘇秉鋒(下稱蘇)：小歐這樣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歐承恩(下稱歐)：我們還在等，他老闆說要禮拜一，我們已經在喬現在拿了；蘇：多久到；歐：我早上會過去，錢早上才拿到；蘇：小歐你這樣真的很沒意思；蘇：小歐你本子拿回來好了；小歐你錢什麼時拿過來給我，我急要給人工錢的；蘇：你這樣真的沒意思了小歐。」（警一卷第5頁），全無有關被告或得特定為被告之內容，而僅得證明本案帳戶資料確由蘇秉鋒透過歐承恩層轉上手，但尚未取得價金之情。再者，卷內並無歐承恩與被告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是上開蘇秉鋒與歐承恩間之對話紀錄截圖，顯亦不足以證明被告被訴之犯罪事實，或補強蘇秉鋒、歐承恩2人之證述。

　⒌至被告於106年5月至11月間，有從事詐欺集團之「收簿手」工作一情，除曾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0年度審金訴字第102號為有罪判決確定外，亦為被告所坦認不諱。惟在將前科證據作為被告與犯人同一性證明之場合，必須是該前科紀錄具有與本案犯罪事實極為類似之顯著特徵，且無誤認事實之虞。而依卷附上開判決所載之犯罪事實，被告於該案所為之多次犯行，均係透過「黑仔」取得人頭帳戶，並非本案之歐承恩。又現今社會詐欺、洗錢犯罪猖獗，提供及收取人頭帳戶之事所在多有，且來源、管道眾多，方式則大同小異，別無特殊之處，是尚難認為被告曾從事「收簿手」之工作且與歐承恩相識，即可認其本案被訴之犯罪事實與另案具有類似之顯著特徵，而得證明本案確係被告所為。亦即，在被告本案堅詞否認有向蘇秉鋒、歐承恩收取本案帳戶資料，而蘇秉鋒、歐承恩就本案實亦具有利害（共犯）關係，且除蘇秉鋒、歐承恩之證述外，並無其他足以直接證明被告犯行或補強蘇秉鋒、歐承恩證述之證據之情形下，若僅因被告該段期間曾從事「收簿手」工作，且與歐承恩相識，即認本案帳戶資料必定係由其所收取，實容有誤認事實之虞。

　⒍從而，本案蘇秉鋒、歐承恩雖有證稱係將本案帳戶資料交給被告，惟其等實係「收簿」之共犯，證詞不能排除有避重就輕、推卸責任，或因收取、交付之人頭帳戶眾多而記憶錯誤之可能。此外，本案除蘇秉鋒、歐承恩基於共犯之指訴外，並無任何得以證明被告有收取本案帳戶資料之直接證據；至其他證據，依各自之內容，亦均不足以補強蘇秉鋒、歐承恩指訴之可信性。是本案被告雖確有犯罪之嫌疑，但無法排除誤判之可能，自不能逕以刑責相繩。　

四、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之舉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其間實容有合理之懷疑，無法使本院達到確信其有罪之心證。是原審對被告遽為論罪科刑之判決，即有未洽。從而，被告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並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舒倪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林裕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