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度金上訴字第119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芥源

選任辯護人  呂承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金訴字第566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7493號、113年度偵字第374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原判決關於張芥源被訴詐欺曾福安無罪部分撤銷。

張芥源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其他上訴駁回。

壹、有罪（即撤銷改判）部分：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96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固對於其有加入上開詐欺集團，並介紹林子祥加入該集團擔任取款車手，且曾與林子祥一同前往向其他被害人收取並繳交款項等情坦承不諱，也對該詐欺集團有以上開手段詐騙曾福安，致該曾福安陷於錯誤後，再由林子祥於前述時地收款，並於向曾福安收取130萬元後，層層轉交該犯罪所得而隱匿去向等情並不爭執，而該部分犯罪事實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曾福安於警詢中指證明確，且經林子祥與警詢、偵訊及原審供證明確，此外並有告訴人曾福安所提出其等與詐欺集團間之對話紀錄及虛擬通貨交易免責聲明文件、林子祥與「幣行幣商專營USDT線下服務交易賣場」（下稱「幣行幣商」）之對話紀錄等在卷可參，故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㈡被告固辯稱其並未與林子祥共同參與本次犯行，且稱其綽號並非「玉米」，故其非證人林子祥等人所稱之共犯「玉米」等語，然查：　　　

　⒈證人林子祥於原審結證稱，其受雇於被告，被告綽號為「玉米」，其受被告指示向客戶收取出售虛擬貨幣的價金，本次其與被告一同前往告訴人之住處，由其出面向告訴人收款，並於收得款項後告知被告，由被告將虛擬貨幣轉給告訴人，其於車上將所收得之款項交給被告等語（原審卷第195頁以下），核與其於台灣新北地方法院羈押庭訊中、歷次偵訊中所述均屬一致，且證人對於自己之詐欺、洗錢犯行始終坦承不諱，有檢察官所提出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金簡字第242、243號及113年度金簡字第1082號判決可參，依證人之上開判決以觀，證人並未因供出被告為共犯而獲得任何減刑寬宥；且證人林子祥於本案兩次被訴詐欺犯行（另一次詐欺李瑤容未遂部分，詳下述無罪判決理由），明確供稱其於112年4月27日詐欺曾福安時有被告陪同前往收款，於同月29日詐騙李瑤容時，則因其已經熟悉詐騙取款流程，故由其單獨前往取款，該次被告並未一同前往等語，顯然明確區分各次受集團上手指揮犯案之流程，而非概括指控被告陪同共犯，故其證詞除未見有何明顯瑕疵外，其亦無誣陷被告之動機。

　⒉被告與證人林子祥曾於112年4月26日同前往彰化縣，以出售虛擬貨幣為由，向被害人呂傅孟婷收取100萬元後，兩人一同前往高雄市區，將所收得之贓款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而隱匿該所得之去向，而犯加重詐欺與洗錢罪等情，有台灣彰化地方法院115年度訴緝字第26號判決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調閱該院114年度訴字第1515號卷可參（該案經檢察官起訴被告與林子祥共犯，因被告於該案審理中逃匿，經通緝到案後，改分115年度訴緝字第26號），依照該判決所載，被告坦承上開被訴犯行，且經該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並未上訴而確定，有其前科表可參，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也供承彰化地院的案件我有跟林子祥一起去，但林子祥沒有把錢給我，他自己把錢給上手，我就是跟他一起去收錢，但我是給林子祥載的人等語（本院卷第95頁），可見證人林子祥並非憑空虛捏事實以誣陷被告。 

　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一開始是林子祥問我現在做什麼工作，我就跟講車手的工作，從事虛擬貨幣的犯罪，我的角色是收款車手，然後有跟他去過一次，林子祥會知道這個集團，是因為我有次工作的時候，他跟我一起，但那時候我沒有介紹其他人給林子祥，林子祥跟我去的這次他沒有分到錢」等語（本院卷第94頁），核與證人林子祥於原審結證稱：「本案案發時在跟張芥源學買虛擬貨幣，張芥源跟我說要跟客戶確認免責聲明及客戶要購買的貨幣數量」、「屏東那件他有去，因為當時我還不熟悉整個流程」、「之所以會做虛擬貨幣的工作，是因為當時沒有工作，經朋友介紹張芥源，所以問張芥源」、「所收的100萬先放在我的包包，等開車回到高雄張芥源的住處，就將款項交給張芥源」等語（原審卷第195頁以下），其二人對於證人林子祥係經被告介紹引領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加入後由被告帶領學習配合集團詐術向被害人收取款項等情均屬一致，已可佐證證人林子祥所述非虛。

　⒋被告既然供承係由其介紹引領證人林子祥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稱證人林子祥是跟其學習買賣虛擬貨幣，且確有於112年4月12日前往彰化與證人林子祥一同向被害人收款，故衡情於證人林子祥可以獨立作業、熟悉詐騙被害人之話術前，確應如其所供證，會由集團上手帶領陪同前往收款，而被告也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有次工作的時候，他跟我一起，但那時候我沒有介紹其他人給林子祥」等語，且核其歷次供詞，均不曾提及其另有介紹其他人陪同證人林子祥向被害人收款，故證人林子祥所稱，是本案有共犯陪同前往收款，且是由被告陪同等情，應非虛言。

　⒌告訴人曾福安於112年6月12日警詢中證稱：「第一次於112年4月27日面交款項，是由兩個男子開車來我家跟我取款」等語，又於隔日警詢中指認林子祥為向其收款之人（警一卷第1頁、第3頁），核與證人林子祥上開證述相符，而告訴人係於112年6月12日為上開指述，證人林子祥則係於同年9月27日始經台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第一次訊問（此前係由台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訊關於其單獨詐騙後述李瑤容部分），故證人林子祥於偵訊中應訊時顯然不會知道被害人曾福安向警方指證另有一人與林子祥一同前往其住處，則證人林子祥與曾福安先後分別所稱本次係由林子祥與另名共犯一同前往等語，應可採信。則承前所述，被告既然一再供承一開始是證人林子祥要向其學習買賣虛擬貨幣，且曾由其帶領林子祥前往彰化縣收取（以買賣虛擬貨幣為由詐取之）款項，可見該集團確實尚不放心由林子祥單獨面對被害人，故而指派（引薦林子祥加入該集團的）被告陪同，則被告既然始終不曾主張該集團曾經指派何人另行陪同林子祥前往向被害人取款，可見證人林子祥所一再供證稱，係由被告陪同其前往向被害人收款等語可信。

　⒍證人林子祥係因於112年4月29日前往新北市向被害人李瑤容詐取財物未遂為警當場逮捕（即下述被告無罪部分），而於當日為警方第一次詢問，並明確供稱，係受僱於綽號玉米之人，而玉米約為86年次，住在高雄市鼓山區，且之前於4月26日、27日，各曾受玉米之指示向2名被害人各收取130萬元（即本案）、100萬元等語（偵一卷第10頁），而其所指「玉米」之之基本資料（86年次、住高雄市鼓山區）均與被告相符，且究其所稱係受僱於「玉米」，並於收取本案之130萬元贓款後，有交給「玉米」即被告等情，經證人劉明峻先於（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第23090號）偵訊中供稱：「有將黃緯杰介紹給暱稱『玉米』之人認識，『玉米』用飛機軟體跟我說，他們在做虛擬貨幣，要找業務，所以我介紹黃緯杰給『玉米』認識」、「112年7月間我想找輕鬆點的工作，就有找『玉米』問他有沒有工作，『玉米』就介紹我去跟客戶面交，我第一次跟客戶面交就被警方逮捕，到那時候我才知道『玉米』在從事詐騙」等語，並指認卷內被告之照片）稱：「我看了照片，看起來好像是，當時我見到他時，他有戴眼鏡。我又仔細看了照片，應該是他沒錯，我印象中『玉米』是短髮戴眼鏡，但是照片的五官看起來，該人應該為『玉米』沒錯」等語（偵卷第92-95頁），並於該案起訴後之準備程序中（台灣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381號）供稱：「我當時是介紹黃緯杰跟『玉米』認識，真名是張芥源，他們工作内容是自己協調，我只知道張芥源要找虛擬貨幣業務」等語（院卷第293頁），又到本院結證稱：「我有介紹綽號『玉米』之人給黃緯杰認識，但我現在無法確定『玉米』與張芥源是否為同一人」、「上開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與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訊問時所述，距離案發時較近，當時的記憶應該比較清楚」、「當時可以肯定」等語（本院卷第221頁以下），故證人林子祥所指述受「玉米」指示向被害人曾福安收款，而「玉米」就是被告張芥源等情，核與證人劉明峻歷次供證相符。

　⒎承上，證人林子祥係於其向被害人李瑤容詐欺未遂遭逮捕之當日就供稱，係受僱於「玉米」，且曾承「玉米」之指示於當年4月26日、27日向其他被害人收取100萬、130萬元後交給「玉米」，而「玉米」就是被告張芥源等語，而被告確有於4月26日與證人林子祥一起前往彰化縣向被害人收取100萬元等情，業經被告於本院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314號案件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明確（該案卷第67頁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95頁），可見證人林子祥上開供證非虛；且證人林子祥接受上開偵訊時甫因詐欺李瑤容未遂而被當場逮捕，並對於前另有兩次詐欺既遂行為亦坦承不諱，當無暇虛構複雜的犯案情節，又其供稱4月26日有與被告一同詐取100萬元等節，經核與被告張芥源之自白相符，可見林子祥並無推諉卸責之情，衡情當無理由特別針對「與何人共犯」一節刻意為不實之供述；更遑論證人林子祥於一開始的警詢偵訊中均僅稱係與「玉米」共犯，並未明確指認被告之姓名，係待檢警提示被告之照片後才指認被告就是「玉米」，亦徵證人林子祥所證稱，本案係與被告一同前往被害人曾福安住處詐取財物等語可信。

　⒏被告於114年1月14日偵訊中供稱：「一開始我看網路上說很好賺我就自己研究，我去釣魚時遇到林子样，他問我現在在做什麼工作，我說我在做虚擬貨幣，他請我教他，我當時有買虚擬貨幣USDT，我當時要去見客戶，我問林子祥要不要去，他說要去學，我就帶他一起去」等語（偵六卷第46頁），供稱其告知證人林子祥正從事虛擬貨幣買賣，並主動詢問林子祥是否要同行，遂帶同林子祥一同前往交易等語，除未主張另有他人會指示林子祥單獨從事虛擬貨幣買賣，更強調是林子祥要跟著其學習，並由其帶同林子祥觀摩學習等情，核與證人林子祥一再供證情節相符，可徵證人林子祥上開證詞可信。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應可認定。　　

三、論罪：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及第15條之1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施行，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之條文移列至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法律，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以洗錢金額是否達1億元，分別提高及減低法定刑上、下限，經比較新舊法，本案因洗錢金額未達1億元，應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㈢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加重詐欺取財罪論斷。 

　㈣被告與林子祥及其他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等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四、上訴理由之判斷：被告確有事實欄所載，即與林子祥等人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行為，業如前述；原審不察，遽為被告無罪判決，自有不當，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五、爰審酌被告不思尋求正當途徑獲得利益，明知詐欺取財等犯罪已猖獗多年，對社會秩序及一般民眾財產法益侵害甚鉅，竟仍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向被害人取款之車手，造成告訴人受有高達130萬元之損害，並進而將詐取之款項轉交其他共犯，不僅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所得，亦使被害人求償困難，另更助長社會犯罪風氣，破壞人際往來之信任感、犯本案前無犯罪紀錄，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可參、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未曾對告訴人為任何賠償或道歉，未見悔意、學歷為高中肄業、現做工，月收入約3-4萬元，與祖母同住、未婚無子女，需扶養祖母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

　  張芥源為詐欺集團成員，與林子祥及所屬詐欺集團共同意圖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張芥源為集團擔任假幣商處理洗錢工作，除自己擔任面交車手外，並為集團招募多名面交車手，且於民國112年間吸收林子祥加入集團擔任面交車手，而由上開詐欺集團先由通訊軟體LINE暱稱「Lisa~陳諾婷」、「營業員colin（TW）」以LINE傳送訊息向李瑤容佯稱：使用APP「金投財富」，即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云云，致李瑤容陷於錯誤，依指示向「幣行幣商專營USDT線下服務交易賣場」聯絡交易USDT，以匯率31.1購買等值56萬元之USDT，並約定於112年4月29日15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3樓「星巴克重陽集賢門市」交付現金56萬元。幸李瑤容心生警覺，報警並與警配合前往面交，而林子祥則依張芥源之指示，於約定時間前往上開地點向李瑤容收取現金56萬元，並交付「虛擬通貨交易免責聲明」文件1紙予李瑤容收執後，警即現身逮捕林子祥，其詐欺取財犯行因而未得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均未遂）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在心證上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應為無罪之判決。復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之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之觀察；此所謂其他必要證據，應求諸於該等共犯自白以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592號判決意旨參照）。共犯不利之陳述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為就自己犯罪事實供述之被告自白，另一方面為對於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所為之證述。而於後者，基於該類供述因分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在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供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事實之其他共犯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以其他證據資為補強。而此之所謂補強證據，指除該共同正犯不利於其他正犯之陳述外，另有其他足以證明所述其他被告共同犯罪之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相符、有無重大矛盾或違反經驗、論理法則情事、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證述有否瑕疵之參考，而其與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要恩怨糾葛、曾否共同實施與本案無關之其他犯罪等情，既與所述其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自不能以之作為所述其他被告共同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7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述罪嫌，無非被告於偵查中供述、證人林子祥於偵查中證詞、證人李瑤容於警詢之指訴；證人李瑤容所提出其與詐欺集團間之對話紀錄及虛擬通貨交易免責聲明文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照片、扣押物照片、林子祥與「幣行幣商專營USDT線下服務交易賣場」（下稱「幣行幣商」）之對話紀錄、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幣流分析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5414號移送併辦意旨書（下稱另案一）及該署112年度偵字第32475、45414、44890號追加起訴書（下稱另案二）、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504、10853號起訴書（下稱另案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6743號起訴書（下稱另案四）、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4200號起訴書（下稱另案五）、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38883號起訴書（下稱另案六），公訴檢察官並聲請本院調閱台灣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381號、本院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314號及台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1515號案案件卷宗等證據為其論據。

四、被告固承認有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曾與證人林子祥一同向受詐騙之人收取款項，然否認有本案犯行，辯稱：本案跟我沒有關係，我沒有自己可以操控的電子錢包，錢包是「陳豪」在用的等語。經查：

　㈠林子祥及所屬詐欺集團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以上述手段要向李瑤容詐欺財物，並約定於112年4月29日15時許，在上開新北市「星巴克重陽集賢門市」交付現金56萬元，然因李瑤容察覺有異而通知警方到場逮捕等節，除經證人林子祥於警詢、偵訊時供證在卷（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669號卷【下稱偵一卷】第8至11、59至61頁），並據證人即告訴人李瑤容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復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照片、扣押物照片、林子祥與「幣行幣商」之對話紀錄、證人李瑤容所提出其等與詐欺集團間之對話紀錄及虛擬通貨交易免責聲明文件、「金投財富」應用程式頁面擷圖等件在卷可參（警一卷第74至79頁，偵一卷第21至50頁背面），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故，被告確與林子祥同屬一個詐欺集團，且林子祥係由被告引薦而加入該集團，而其2人曾經依同集團上級指示一同向本案以外之被害人收款等情，固可認定，然從檢察官提出並聲請調閱之上開另案判決及卷證可知，被告固有數度出面或指派共犯向被害人收款之行為，但並非都是與證人林子祥一同前往或指派證人林子祥前往取款，如本院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414號判決（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977-881號），共計5次詐欺犯行（犯罪時間112年4月26日至同年5月16日），但僅該判決附表編號1部分係由被告與林子祥一同前往取款，其餘則由被告單獨或另指示共犯許萬明前往收款並轉交被告，而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800號案件，也是由被告指示共犯許萬明前往向被害人收款再轉交被告（犯罪時間112年5月16日），可見於本案發生期間被告從事多次加重詐欺犯行，但其共犯結構各不相同，並非一定都與證人林子祥共同為之，故不能僅以林子祥係由被告引薦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且林子祥曾與被告共同前往收取詐得之款項，即認為林子祥所為詐欺犯行均係受被告之指示而為共犯。

　㈡證人林子祥雖一再證稱其係因受被告雇用、指示始為上述犯行，然揆諸上開說明，縱其供證無瑕疵可指，仍須有其他足認被告與其共犯本案之補強證據，以擔保其供證之真實性，不得僅以證人林子祥證詞作為本案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然證人林子祥不利於被告之指述，有下列前後矛盾或與事理、客觀事證不合之處：

　⒈林子祥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曾證稱：（關於李瑤容部分）是LINE名稱「幣行幣商」叫我來的，我都與他用LINE聯繫，我於4月29日在家接到「幣行幣商」打LINE語音給我，内容為「待會有客戶要買幣」並傳送時間跟地點給我，要我去跟客戶面交，是「玉米」雇用我；「玉米」就是被告，我跟客戶碰面簽約時，「玉米」他們會把貨幣轉進去客戶填寫的錢包地址内；我收到錢會跟被告講，他會轉幣給客戶，不是我轉給客戶，「幣行幣商」打LINE給我的聲音，應該是被告的聲音等語（偵一卷第9頁及其背面、第91頁及其背面，原審金訴卷第196至199頁），證稱被告是負責將虛擬貨幣轉至被害人電子錢包之人，且向李瑤容收款一事「應該」是被告以LINE暱稱「幣行幣商」之帳號聯繫其前往指定地點為之。惟證人林子祥於偵訊、原審審理時另證稱：我不清楚負責轉幣的是誰，也沒注意被告是否就是官方負責轉帳的人；我沒辦法確定「幣行幣商」聲音是被告，本案兩次取款都是被告聯繫、指示我去的，他都用FACETIME打電話聯絡我等語（偵三卷第43頁背面，原審訴卷第199、201頁），改稱向李瑤容收款係被告使用FACETIME指示其為之，故就「被告是否負責操作電子錢包移轉虛擬貨幣至被害人電子錢包」、「是否確定由被告指派其為本次犯行」、「上手以何通訊軟體與其聯繫」等節，前後所述均有不一。

　⒉承上，證人林子祥於歷次應訊時都僅指證係受僱於被告一人，並依照被告一人之指示向被害人收款，且於其被訴之詐欺犯行中亦認同檢察官起訴其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普通詐欺罪，而非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如其被訴詐欺被害人曾福安之上引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金簡字第242號案件準備程序筆錄），可見證人林子祥始終指證其僅有與被告一人共犯，故衡情應對於對其下達指令之人一律指證並確認就是被告，而不會如上開筆錄所載，又稱「『應該』是被告以『幣行幣商』之帳號聯繫」、「沒注意被告是否就是負責轉帳之人」、「沒辦法確定『幣行幣商』聲音是被告」等語，其供證除前後矛盾，並與事理有違。則依其上開供述，既可合理懷疑另有共犯對其下達指令，則本案是否果如公訴意旨所指，本案係由被告指示證人林子祥前往向告訴人李瑤容詐取財物，即有可疑。　　

　⒊綜上所述，證人林子祥之證詞既有上述明顯瑕疵，而李瑤容於警詢時亦僅指證林子祥為取款車手，而無關於被告有參與本案之證述，其證詞自難以作為證人林子祥證詞之補強。

　㈢檢察官雖提出高雄地檢署幣流分析報告、另案一、二之書類為證（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4200號卷【下稱偵四卷】第15至19頁，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7493號卷【下稱偵六卷】第53至57、71至85頁），主張被告於另案二所涉關於被害人連瓊慧部分犯行之電子錢包（錢包地址：TWzec6A9JYTsVqEE2expAhVfzU53KMUnsV，下稱A錢包），與李瑤容所提出詐欺集團交付之虛擬通貨交易免責聲明文件上所載接收方電子錢包（即詐欺集團實質控制而佯稱為被害人接收虛擬貨幣之電子錢包，以下就李瑤容部分之錢包稱為C錢包）間，有A錢包於本案林子祥出面向李瑤容收取款項後不久之112年4月29日15時24分許移轉18,006顆USDT至C錢包，且於翌日C錢包又將該18,006顆USDT移轉回A錢包之交易紀錄，因此認被告確有涉犯本案犯行。然被告否認A錢包為其掌管操控之錢包，已如前述，再觀諸被告另案二所涉犯罪情節，該案被害人連瓊慧係先與LINE暱稱「原展幣商USDT線下服務交易」之詐欺集團成員聯繫購買虛擬貨幣事宜，再由被告擔任第一線車手於112年5月9日13時16分許至台中市西區向連瓊慧收取款項30萬元，且於被告向連瓊慧收取款項後，詐欺集團所掌控之A錢包即移轉相對應之USDT至該集團提供給連瓊慧、再由連瓊慧提供地址給「原展幣商USDT線下服務交易」之電子錢包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35號刑事判決及該案相關證據資料（如警方職務報告、連瓊慧警詢筆錄及其與詐欺集團對話紀錄、虛擬通貨交易免責聲明、監視器影像截圖、電子錢包交易詳情紀錄）為證（偵六卷第87至96頁，原審金訴卷第64至65、76至91、94至107頁），是被告於另案二僅係擔任出面取款之車手，依卷內現存證據資料，尚難認定被告必然為對A錢包有實質掌控權之人。又A、C錢包雖經上開幣流分析報告認定有前述幣流迴圈情形而可認均屬於同一詐欺集團所實質掌控之電子錢包，而本案公訴意旨也主張本案詐欺集團另有「總助‧白筱佟」、「鑫鴻財富客服」等共犯，且前述有罪部分由共犯林子祥向被害人曾福安收取款項後，就交給被告並「層轉集團上層」等情，可見公訴人也認為本案另有層級比被告更高之共犯存在，衡情該等具有高經濟價值的電子錢包是否確由被告所掌控，，非無可疑，則被告辯稱其並非掌控該集團虛擬貨幣之人等情，尚與公訴意旨所主張該集團之運作模式無違，故本院尚難僅以被告另案擔任面交車手時，所涉及由詐欺集團某成員操控之A錢包，有於本案林子祥向李瑤容收取款項後移轉相對應虛擬貨幣至C錢包之事實，推論被告為掌控該電子錢包之人，進而推認其必然有參與本案犯行，是檢察官所舉幣流分析報告難以作為證人林子祥證述之補強證據。

　㈣至被告雖曾於另案二警詢時供稱自己有從事虛擬貨幣交易，且有使用其電子錢包移轉虛擬貨幣至另案被害人林麗華指定錢包等語（原審金訴卷第55至57頁），然被告於該案警詢中係否認有加重詐欺犯行，辯稱自己就是幣商，而與被害人林麗華從事正常之虛擬貨幣交易，但被告嗣後於該案審理期間則不再主張自己與被害人是單純虛擬貨幣交易，改坦承係詐欺集團之面交車手並經法院判決有罪在案，此有該案法院判決書存卷為憑（偵六卷第87至96頁），故自不能以被告於該案偵查之初，以自己是幣商而與被害人從事正常之虛擬貨幣交易等不實辯詞，作為認定被告有掌控相關電子錢包之依據，遑論本案並無A錢包係由被告始終實質掌控之客觀證據，自無從以被告於另案二警詢之供述作為證人林子祥證述之補強證據。

　㈤再者，檢察官雖提出另案三至六之書類為證（偵四卷第49至52頁，偵六卷第97至109頁），主張被告所屬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即張哲偉、洪晟聞、許萬明均證稱係被告介紹其等加入詐欺集團並以幣商名義出面收款，欲證明證人林子祥所述為真。然被告確與林子祥屬於同一個詐欺集團，並曾依照集團上層之指示一同前往向被害人收款等情，本就是被告歷於原審及本院所不爭執，且被告另曾指示他名車手或與其他車手一同出面收款等情，亦有上述另案之判決與卷證可佐，可見該集團所指派出面收款之車手或組合，並無固定模式，故縱被告曾介紹其他車手加入該集團，亦不能遽行認定本次林子祥前往向李瑤容收取款項，就是受被告所指示。

　㈥綜上所述，證人林子祥對於被告此部分犯行之證述既顯有瑕疵，且卷附其餘證據除無從補強上開證人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外，亦無足說服本院確信被告有為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本院自不得單憑兼具共犯身分之證人林子祥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即遽認被告確有與證人林子祥共同為此部分犯行。是檢察官所舉事證尚不足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致使無從形成被告有罪確信，此部分自屬無法證明被告犯罪，依首揭法條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五、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容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尚恩提起上訴，檢察官朱婉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有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檢察官不服本判決無罪部分，如認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 條之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應附繕本）。

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旻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