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45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俊傑
選任辯護人 翁晨貿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少連偵字第1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A02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扣案小米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沒收。
犯罪事實
一、A02(Telegram暱稱「沉沉 陳辰辰」)、少年許○皓(民國00年0月生,Telegram暱稱「阿標」,另經警移送本院少年法庭)、Telegram暱稱「阿Q」、「神行者」之人及其他Telegram「台中火車站」群組內之人,共同謀議由前開群組內之假幣商「阿Q」假意與A01交易虛擬貨幣為藉口,再由A02在群組內指示少年許○皓擔任1號角色即下手之人,至交易現場以噴灑辣椒水之方式實施強盜,及由「神行者」指派他人駕駛租賃小客車前往接應。謀議既定,其等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聯絡,於115年1月29日由「阿Q」假意與A01相約在臺中火車站(其後改至苗栗火車站),以面交方式交易價值新臺幣(下同)422萬元(其後因兌換匯率更改,變更為416萬元)之虛擬貨幣,再由少年許○皓及所邀集具有犯意聯絡之少年李○昂(00年0月生)、吳○杰(00年0月生)(兩人均經警移送本院少年法庭)於同日19時41分許,搭乘計程車前往苗栗火車站機車停車場與A01會面。見面後,A01將現金分批交由少年許○皓、李○昂、吳○杰清點,過程中少年許○皓即依A02之指示,以客觀上足以對人之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危險性而可供作兇器使用之辣椒水朝A01眼睛噴灑,以此方式對A01施以強暴,已達使其不能抗拒之程度,少年許○皓隨即強取A01面交之現金400萬元,少年李○昂、吳○杰則強取A01面交之現金16萬元,分別逃離現場。逃逸過程中,少年許○皓未及時搭乘上開接應之車輛,復遭A01追上而壓制,並取回遭強盜之現金400萬元後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㈡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少連偵卷第48、282、334頁,本院卷24、93、126頁),核與證人即共犯少年許○皓於警詢中證述受被告指示而犯本案之經過相符(見少連偵卷第49至56頁),並經被害人A01於警詢中證述被害情節屬實(見少連偵卷第63至65頁)。此外,復有被告手機內與少年許○皓之對話紀錄、刪除之照片、與上手群組之對話紀錄、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翻拍照片、Telegram「台中火車站」群組對話紀錄、被害人提供之本案對話紀錄等附卷可稽(見少連偵卷第85至117、119至143、145至181、185至201、205至208、217至243、247至253頁),並有被告聯繫犯案經過之小米手機1支扣案足憑(見少連偵卷第79頁),足認被告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所稱結夥三人,係以結夥犯全體俱有責任能力為構成要件,若其中一人缺乏責任能力,則雖有加入實施之行為,仍不能算入結夥三人之內,是具有責任能力之人,即可計入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所謂「結夥三人」之列。則少年許○皓、李○昂、吳○杰共同前往交易現場為本案犯行,係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實行犯罪,且當時均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限制責任能力人,則該三人自可計入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所稱「結夥三人」要件。
⒉按刑法分則或刑法特別法中規定之結夥二人或三人以上之犯罪,固應以在場共同實行或在場參與分擔實行犯罪之人為限,不包括同謀共同正犯在內。但司法院釋字第109號解釋又認「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之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明示將「同謀共同正犯」與「實施共同正犯」併包括於刑法總則第28條之「正犯」之中。準此,如在場共同實行,或在場參與分擔實行強盜行為之人不及三人,縱加上同謀之共同正犯後,依刑法第28條所稱之共犯雖已達三人以上,但因在場共同或參與分擔實行強盜行為之人不及三人,並不成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該參與同謀之人亦僅能成立普通強盜罪之共同正犯。惟如在場共同或參與分擔實行強盜犯罪行為之人已達三人以上,而應成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則參與同謀之人雖未在場參與實行,仍應成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208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因本案在場共同或參與分擔實行強盜犯罪行為之人已達三人以上,被告縱使為參與同謀之人而未在場參與實行,仍應成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之共同正犯。
⒊按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25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考量少年許○皓朝A01眼睛噴灑之辣椒水足使人體受到強烈之化學刺激,致使皮膚及黏膜產生強烈灼熱之不適感,客觀上顯足對人之身體、安全構成威脅,核屬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無訛(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48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112年度台上字第5344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811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122號判決意旨均同此見解)。
⒋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起訴書雖僅記載攜帶兇器強盜之罪名,而漏載結夥三人以上強盜之罪名,然此部分事實既經起訴,而本院亦當庭踐行犯罪嫌疑、所犯罪名及法條之告知以供被告答辯(見本院卷第93、119頁),縱本院審理結果認被告所犯加重條件與公訴人所起訴者不一致,因此部分僅涉同一加重強盜罪名中加重條件之增減,所論罪名仍為刑法第330條第1項加重強盜罪,爰無庸變更起訴法條(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93年度台上字第44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參諸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構成共同正犯之部分,於主文即不記載「共同」2字,附此敘明。
㈡共同正犯之認定:
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共同正犯間之所謂「行為分擔」,植基於「犯意聯絡」所形成之犯罪主觀共同性,以行為人彼此間由於共同意思實現之認知,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共同犯罪目的者,或分工合為共同性之實行(實行共同正犯),或祇為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例如把風、接應等擔保犯罪實現行為),甚或完全不須實行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同謀共同正犯),皆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初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均屬共同正犯。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本案犯罪分工細緻,被告雖未親身參與各階段之犯行,然被告等人謀議以假交易虛擬貨幣真強盜之方式,各自所為無非為求協力完成自被害人處取得財物之犯罪目的所為之角色分配,透過彼此相互利用,以達強盜財物之目的,均與本案強盜目的之實現具有重要且密切之關聯性,縱本案實際下手對被害人眼睛噴灑辣椒水致不能抗拒之人為少年許○皓,強取被害人面交現金之人為少年許○皓、李○昂、吳○杰,然被告與該等少年、「阿Q」、「神行者」及其他Telegram「台中火車站」群組內之人,既然在合同犯意內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而相互利用彼此之部分行為以遂行犯罪之目的,自難謂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應就共同意思範圍內之全部行為負責,故被告與上開各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㈢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係以成年之行為人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犯罪或其犯罪被害者之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雖不以該行為人明知(即確定故意)上揭諸人的年齡為必要,但至少仍須存有不確定故意,亦即預見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實行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之人,係為兒童或少年,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始足當之。此項刑罰加重事由,自應於理由欄詳予載明並說明所憑之依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559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本案既無充分證據足認被告對少年許○皓、李○昂、吳○杰係未成年人之認識,存有明知或不確定故意,按照上述說明,依罪疑有利被告原則,即無從對被告論以該條加重規定,附此敘明。
⒉辯護人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對被告犯行減輕其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以,為此項裁量減輕其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始謂適法(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行為時已滿23歲又6個月,並非甫成年而欠缺一般社會經驗之人,且前已有相近犯案手法之判刑紀錄(見本院卷第41至52頁),未能記取教訓而再犯本案,實有不該,況造成被害人身心陰影及財產受損,法益侵害程度難謂輕微。綜上,衡諸社會一般人客觀標準,本案並無何等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客觀情狀而有情輕法重之情事,自不應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是辯護人所稱此節,無從憑採。
㈣量刑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明具有工作能力,卻不思循正途以謀正當利益,竟結夥三人以前揭手段共同對被害人為本案強盜犯行,造成被害人之精神、身體及財產均受相當損害,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公共秩序,所為甚屬不該,而應嚴加苛責。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尚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彌補損害,再衡諸被告於共犯結構中之角色地位及分工情狀,並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於審理中自陳大學肄業、開義大利麵店、有母親、外祖父、外祖母需其扶養、患有憂鬱及躁鬱症等語(見本院卷第129至130頁)之智識程度、家庭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並參考檢察官、被害人之意見,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為警惕,並符罪刑相當原則。
四、沒收:
㈠供犯罪所用之物:
⒈按供犯罪所用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扣案小米手機1支(含SIM卡1張)為被告所有,供其與共犯聯繫本案犯罪所用,業據被告供述甚明(見本院卷第128頁),是該手機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
⒉少年許○皓用以對被害人眼睛潑灑之辣椒水,雖為供被告等實施本案加重強盜犯行所用之物,然因該辣椒水並未扣案,卷內復無充分證據足資證明該犯罪工具仍存在,且刑法沒收犯罪工具之目的,係為避免行為人持該等工具再實行犯罪行為,而因辣椒水並非違禁物,且於日常生活中甚為容易取得,替代性高,倘予宣告沒收,其特別預防及社會防衛之效果微弱,不但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反須另行開啟沒收執行程序以探知其所在,亦顯生訟爭之煩及司法資源之耗費,為免窒礙,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另予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部分,立法意旨係為預防犯罪,符合公平正義,契合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遂將原刑法得沒收之規定,修正為應沒收之。然沒收犯罪所得之範圍,應僅以行為人實際因犯罪所獲得之利益為限,倘行為人並未因此分得利益,或缺乏證據證明行為人確實因犯罪而有所得,自不應憑空推估犯罪所得數額並予以宣告沒收,以免侵害行為人之固有財產權。是行為人是否因犯罪而有所得,且實際取得數目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審酌卷內人證、物證、書證等資料,依據證據法則,綜合研判認定之。查卷內並無充分證據,足資證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已實際取得任何對價,或因而獲取犯罪所得,故尚不生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問題,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智玲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皜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魏宏安
法 官 王瀅婷
法 官 顏碩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吳秉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加重強盜罪)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