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年度金重訴字第4號

                                    110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

                                    108年度金訴字第60號

                                    111年度金訴字第37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貽信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被 告兼 上

代  表  人  吳樵（原名吳彥諄）

被      告  張庭（原名張玉珍）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吳奕綸律師

            饒菲律師                       

被      告  張雅嵐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被      告  石文儒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姚孟岑 

被      告  陳宇莘（原名陳貞錡）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被     告   李紹徵

選任辯護人  林瑞珠律師 

被      告  黃秋惠

選任辯護人  吳佳潓律師   

被      告  陳品松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彭宏東                        被      告  劉定恆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選任辯護人  黃正龍律師

            林明忠律師

            劉韋廷律師

被      告  張林濠

選任辯護人  吳奕綸律師

            饒菲律師

被      告  張峻銚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姚孟岑 

被      告  謝悟增

選任辯護人  顧定軒律師

被      告  鄭傑元

選任辯護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年度偵字第6133號、第38248號、107年度偵字第2188號、第30741號），暨追加起訴（107年度偵字第31584號、109年度偵緝字第1547號、111年度偵字第5626號），本院判決如下：

貽信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科罰金新臺幣貳億元。

  犯罪所得新台幣壹億伍仟參佰貳拾柒萬伍仟捌佰貳拾參元（含扣案新台幣壹拾貳萬陸仟柒佰肆拾柒元及壹萬零肆拾元參角美元及附表所示範圍之不動產），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與吳樵連帶沒收之；除扣案犯罪所得新台幣壹拾貳萬陸仟柒佰肆拾柒元及壹萬零肆拾元參角美元及附表所示範圍之不動產外，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連帶追徵其價額。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9所示之物均沒收。

吳樵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肆年。

  犯罪所得新台幣壹億伍仟參佰貳拾柒萬伍仟捌佰貳拾參元（含扣案新台幣壹拾貳萬陸仟柒佰肆拾柒元及壹萬零肆拾元參角美元及附表所示範圍之不動產），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與貽信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連帶沒收之；除扣案犯罪所得新台幣壹拾貳萬陸仟柒佰肆拾柒元及壹萬零肆拾元參角美元及附表所示範圍之不動產外，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連帶追徵其價額。扣案如附表編號50至56所示之物均沒收。

張庭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

  已繳交之犯罪所得新台幣貳佰零壹萬參仟陸佰零參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扣案如附表編號57至63所示之物均沒收。

張雅嵐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台幣伍拾捌萬壹仟玖佰參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石文儒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貳年。

  已繳交之犯罪所得新台幣伍拾柒萬貳仟捌佰肆拾玖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扣案如附表編號73所示之物均沒收。

陳宇莘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貳年。

  已繳交之犯罪所得新台幣參拾陸萬參仟貳佰捌拾壹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扣案如附表編號64至72所示之物均沒收。

李紹徵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緩刑貳年。

黃秋惠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緩刑貳年。

陳品松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緩刑貳年。

  已繳交之犯罪所得新台幣壹拾萬伍仟陸佰伍拾捌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劉定恆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緩刑貳年。

張林濠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緩刑貳年。

張峻銚幫助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緩刑貳年。

  已繳交之犯罪所得新台幣陸拾萬捌仟陸佰貳拾捌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謝悟增幫助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緩刑貳年。

  已繳交之犯罪所得新台幣陸萬貳仟貳佰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鄭傑元無罪。

一、吳樵係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貽信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貽信公司）董事長及實際出資人，並設計由貽信公司提供不動產抵押擔保以吸收資金之制度，及對所吸收資金有完全支配權者；其當時之配偶張庭，則擔任貽信公司董事及執行長兼財務長，負責貽信公司獎金、月息發放之存匯款，及貽信公司下設唯一業務部門之管理事宜，兩人皆為貽信公司之負責人；張雅嵐為箴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以其個人名義與貽信公司合作，達成由貽信公司為張雅嵐支付租金而承租位在台北市○○區○○○路○段000號12樓R18松漢商務中心辦公室作為貽信公司分支處，即台北辦事處，張雅嵐則負責推廣及招攬貽信公司投資制度以獲得貽信公司給付以投資人投資金額10％計算獎金之協議；石文儒、陳宇莘係掛名董事，又石文儒擔任業務及教育訓練師，而陳宇莘與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等皆為貽信公司兼職業務；張峻銚、謝悟增則係貽信公司聘僱之員工；其等均明知貽信公司未經許可亦非銀行，不得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吸收資金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仍由貽信公司負責人吳樵、張庭、與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基於非銀行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張峻銚、謝悟增則各基於幫助非銀行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由吳樵、張庭執行貽信公司業務，與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透過舉辦公開說明會、私下遊說招募方式，自民國103年間起，分別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宣傳貽信公司保本，即為投資款設定抵押權供擔保，且保證獲利，即每月可獲得利息之投資方案，又最低投資金額為新台幣（下同）10萬元，投資期限至少2年，若投資期限為2年期，則每月可獲得0.5％，換算年息為6％之利息，若投資期限為3年期，則每月可獲得0.6％換算年息為7.2％之利息，再以所吸收資金購買不動產，提供為投資人設定抵押權供作擔保；然投資人並不清楚知悉貽信公司有重複設定多順位抵押權，將有不動產價值可能不足清償所有設定抵押權投資款之情事，並以上述約定給付明顯高於國內金融機構定存利率之顯不相當利息以收受投資款，致附表一、二、三「投資人」欄所示者，分別經附表一、三「介紹人」攔所示之人招募，各與貽信公司簽立投資期間、利率為附表一、二、三「契約始日/契約末日」、「月利率/年利率」欄所示之契約，而分別將該等附表「投資金額（元）」欄所示金額之投資款，總計2億1158萬8440元（起訴書誤載為1億7830萬920元），以現金或匯款至附表編號1至5、附表編號38、40所示帳戶方式交付予貽信公司，而各取得如該等附表「抵押標的代號」欄所示不動產（詳見附表四對照表所示）之抵押權作為擔保，並使張庭取得貽信公司給付之201萬3603元報酬、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分別獲得如附表八所示之獎金；另張峻銚、謝悟增則協助改善貽信公司業務人員之業務技巧以增進其等之召募績效，並分別獲得貽信公司給付如附表九所示之報酬。嗣經投資人檢舉，經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處於106年11月3日，持本院核發之106年度聲搜字第2311號搜索票，至貽信公司址設處搜索，扣得附表「所有人及性質」欄所示招攬投資所用之物，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處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追加起訴。

壹、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文。查關於本判決所引下列各項屬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檢察官、被告吳樵、張庭、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張峻銚、謝悟增及其等之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且經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情況均無不適當之情形，是依上開規定，認得作為本案證據。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吳樵、張庭、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張峻銚、謝悟增均坦承不諱，且互核相符，並有附表一、二、三「證據」欄所示證據在卷足憑，及附表「名稱」欄所示之物扣案可證，足見被告吳樵、張庭、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張峻銚、謝悟增之自白皆與事實相符，得予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上開被告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訊據被告張雅嵐固不否認有自行投資及招攬黃淑玲、蘇怡萍、陳荺禾、范迪、劉瑞珍、林以立、張瑜珊、劉易承投資，並因而取得貽信公司所給付如附表八編號7所示款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本案犯行，辯稱：我只是自己借款後，也介紹朋友借款給貽信公司，並非替貽信公司收受存款，他們都沒有參加貽信公司舉辦的說明會，只是聽我介紹即決定借錢給貽信公司，我也因此取得介紹費；另外，雖然貽信公司有借辦公室給我使用，讓我於該處教授幾堂家庭理財規劃課程，但從時間點看來，與我介紹朋友借款予貽信公司公司並無關連，我也沒有答應吳樵邀約擔任貽信公司之幹部云云。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告發人即被告吳樵於偵查及本院訊問時均證述明確，核與被告張雅嵐之部分供述相符（詳見下述），並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0年9月8日中信銀字第110224839229956號函暨所附箴實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匯款至貽信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帳戶申設人資料、商務服務辦公室租賃合約、租賃解約協議書、LINE對話、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表各1份（見偵卷第311至333、341頁、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374號㈠卷《下稱111年度金訴㈠卷》第125至133、137頁、本院㈥卷第385頁），及附表一編號36、40、43、53、54「證據」欄、附表二編號8、13、14「證據」欄、附表三編號6「證據」欄、附表八編號7「證據」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憑，堪信為真實。

  ㈡被告張雅嵐雖以前詞置辯，而被告張雅嵐招攬之黃淑玲、蘇怡萍、陳荺禾、劉瑞珍（以自己及兒子范迪名義出資）、林以立、劉易承亦出具刑事陳報狀載明係借款予貽信公司云云（見本院111年度金訴㈡卷《下稱111年度金訴㈡卷》第337至347頁）。然：

　⒈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其違反此項規定者，應依同法第125條規定論處；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條之1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又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

　⑴按銀行法第29條之1所稱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其中「多數人」係指具有特定對象之多數人，所稱「不特定之人」，係指不特定對象，可得隨時增加者之謂；其對象所以定為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存款，自係認一般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容易受收受存款之人誘惑而追逐高利，且初時被招募之人又多向熟識之親友遊說加入投資，再以親友介紹親友之方式，不斷擴張投資對象成公眾，終因該等地下投資公司並非以營業實績賺取利潤、充實公司資本，投資人最後幾皆血本無歸，親友間反目成仇，影響整體金融秩序甚鉅，與一般特定少數人間之理財投資影響層面不同，故明定其犯罪對象為「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重在遏阻違法吸收資金之行為禍及國家金融市場秩序之維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參照）。查被告張雅嵐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已供稱：貽信公司舉辦的說明會我都有參加，我也確實有招攬到黃淑玲、蘇怡萍、陳荺禾、范迪、劉瑞珍、林以立、張瑜珊、劉易承8個人投資，及介紹他們去找吳樵，他們都是我的親友，劉瑞珍、張瑜珊、劉易承都是我的朋友，黃淑玲是劉瑞珍的朋友，范迪是劉瑞珍的兒子，陳筠禾是我的鄰居，蘇怡萍是大學同學，林以立是大學社團朋友等語明確（見偵卷第286頁、本院111金訴㈡卷第44頁），核與被告吳樵所述、證人蘇怡萍、張瑜珊、劉易承所證及卷內資料均相符，堪信為真；揆諸前開判決意旨，被告張雅嵐本案所招攬之前述8人，係屬具有特定對象之多數人，自已該當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謂「多數人」無疑。

  ⑵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當然包括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之「以收受存款論」，是同法第125條所謂之「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包括違反同法第29條之1在內，亦為當然之解釋；次按銀行法第29條之1「以收受存款論」之規定，屬於立法上之補充解釋，要在禁止個人或公司藉巧立各種名目之便，大量違法吸收社會資金，以規避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禁制，乃將該等脫法收受存款之行為，擬制為收受存款之規定，俾保障社會投資大眾權益及經濟金融秩序。又該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收受資金，並約定交付資金之人能取回本金，且約定或給付高於一般銀行定期存款之利率，即能使不特定人受該行為人提供之優厚利率所吸引，而容易交付資金予該非銀行之行為人，即與該條所定相符。此與重利罪係處罰放款之人，且為保護個人財產法益，並不相同，亦與民間借貸係著重於借貸雙方之信任關係，本質上亦有差異。非謂應以民法對於最高利率之限制，或以刑法上重利之觀念，作為認定銀行法上與本金顯不相當之標準，否則銀行法上開相關規範，勢必形同具文（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7號、105年度台上字第3381號判決意旨參照參照）。

　⓵被告張雅嵐自身及所招攬之8人部分，參見下述附表一編號36、40、43、53、54、附表二編號8、13、14、附表三編號6所示，計息方式共分2種，即2年期者，月利率0.5％，換算年利率為6％；3年期者，月利率0.6％，換算年利率為7.2％，上述二者均已逾越當時一般銀行存款週年利率1%至2%甚多，顯已達於足誘使大眾為牟取高利而交付投資款項之程度，而有「與本金顯不相當利息」之情形至明，已該當於非銀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

　⓶被告張雅嵐另辯稱其自身及招攬之8人所取得之二種不同之年利率，係較102年台北市民間借貸利率年利率27％（見本院111金訴㈠卷第109頁）為低；然中央銀行已於102年11月21日發布相關新聞資料，說明：基於當時之金融機構已提供信用充足，民間借貸利率代表性降低，乃自103年1月起即已停止辦理民間借貸利率調查，並自同年2月起不再對外發布民間借貸利率統計資料等情，而被告張雅嵐與所招攬之黃淑玲等8人投資始點介於104年8月26日至106年6月28日間，顯見其等投資時一般金融機構已可提供充足之資金借貸，民眾已無向民間借貸支付高額利息之必要，斯時亦無所謂民間借貸利率足資比較；況依首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業已明示：約定或給付高於一般銀行定期存款之利率，即與銀行法第29條之1規定相符，其本質與民間借貸迥異，不應以之為參考標準等情，可見被告張雅嵐此部分之所辯，係屬無據。

  ⒉又共犯吳樵已證稱：當初我和張雅嵐是約定由貽信公司支付租金，承租位在台北市○○區○○○路○段000號12樓R18松漢商務中心辦公室作為貽信公司分支處，也就是貽信公司台北辦事處，供張雅嵐使用而幫我推廣本案貽信公司投資，以吸收更多資金，我則會依她所吸收到資金10％計算支付獎金給她，該分支處由張雅嵐全權負責，他是該處主管；後來張雅嵐的確有為貽信公司吸收到資金，貽信公司也有支付10％獎金給張雅嵐等語明確（見偵卷第286、287頁、本院111金訴㈡卷第41至44頁），核與被告張雅嵐於110年8月12日回覆檢察官訊問時所供：（問：妳是否為貽信開發的業務員？）如果介紹朋友的話算是，貽信公司有回饋佣金給我，匯款到我的帳戶内等語，及稱：當初是因為信任想要更積極合作，所以由吳樵在台北忠孝復興捷運站附近的商務中心大樓租辦公室給我使用等語均相符（見偵卷第286、288頁），並有商務服務辦公室租賃合約、租賃解約協議書、LINE對話各1份可按（見111金訴㈠卷第125至133、137頁），堪信為真。另參照卷附貽信公司制度表、組織佣金級距表（見偵㈢卷第10至11頁）所示，可知依照貽信公司制度，會員領取獎金比例上限為3％，兼職者為6％，必須成為全職者（即必須1月出席10次，每週日繳交下週行事曆，1個月内完成OPP，且必須講課、辦聚會、說明會）才能領取7％以上及保管300萬元以上資金，又正職者保管資金金額不同，可獲得不同比例之獎金，分別為：保管300萬元7％、600萬元8％、1200萬元9％、2400萬元10％、4800萬元11％、9600萬元12％、1億9200萬元13％、3億8400萬元14％，而被告張雅嵐於105年間起所招攬之黃淑玲、蘇怡萍、陳荺禾、范迪、劉瑞珍、劉易承部分，亦均取得10％以上之報酬（除最早之蘇怡萍為11.5％以外，其餘均為10％，詳見附表八「獎金」及「證據」欄、附表一編號36、40、43、53、54、附表二編號14「投資金額（元）」及「證據」欄所示），可見被告張雅嵐至少是等同貽信公司正職職員之地位，始可領取超過6％之獎金，足證吳樵所述係約定由張雅嵐負責台北辦事處，而給付10％獎金之所言係屬真實；至於台北辦事處之承租期間雖僅為105年4月15日至同年9月底，然被告張雅嵐於租賃期間前，時間相近之105年1月5日尚有招攬蘇怡萍，於其後之105年12月19日、106年1月17日、106年5月15日、106年6月28日尚有招攬范迪、劉瑞珍、黃淑玲、劉易承、陳荺禾投資，並領取10％以上之獎金，核如前述，可見貽信公司縱未替被告張雅嵐繼續承租台北辦事處，然對於被告張雅嵐與吳樵間之上述約定並不生影響，由此可見被告張雅嵐本案招募黃淑玲等投資之行為，係基於與貽信公司共同經營業務之意，即立於公司立場所招攬無疑，是被告張雅嵐此部分之所辯，亦屬無稽。

  ⒊被告張雅嵐上開所辯，核屬臨訟卸責之詞，皆無可採。從而，被告張雅嵐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種類及範圍之變更；而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

  ⒉查被告吳樵、張庭、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張峻銚、謝悟增行為後，銀行法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施行，同法第125條第1項原規定「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已修正為「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⑴觀諸本次修正立法理由謂：「㈠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與原第1項後段（指修正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犯罪所得』依立法說明之範圍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有所不同。㈡查原第1項後段係考量犯罪所得達1億元對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較為嚴重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惟『犯罪所得金額達1億元』之要件與行為人主觀之惡性無關，故是否具有故意或認識（即預見），並不影響犯罪成立，是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觀結果，即『犯罪所得』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時，加重處罰，以資懲儆，與前開刑法係因違法行為獲取利得不應由任何人坐享之考量有其本質區別。鑑於該項規定涉及罪刑之認定，為避免混淆，造成未來司法實務上犯罪認定疑義，該『犯罪所得』之範圍宜具體明確。另考量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摻入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干擾，將此納入犯罪所得計算，恐有失公允，故宜以因犯罪行為時獲致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計，不應因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而有所增減，爰修正第1項，以資明確。㈢又『因犯罪取得之報酬』本可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所包含，併此敘明」等語。

　⑵以上可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修正後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顯與93年2月4日修法增訂第125條第1項後段所指「犯罪所得」，係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之範圍較為限縮，此項犯罪加重處罰條件既有修正，涉及罪刑之認定，自屬犯罪後法律有變更，且修正後之法律較有利於行為人，而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論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188號判決意旨亦同此認定）。

　⑶銀行法第125條雖又於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9日施行，但本次修正僅係將同條第2項「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修正為「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然與本案涉及之罪名及適用法條無關，附此敘明。

　㈡被告吳樵、張庭為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之行為負責人：

　⒈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明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而違反該項規定者，則視自然人或法人犯之而異其處罰；自然人犯之者，依該法第125條第1項處罰，法人犯之者，除依同條第3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並依同法第127條之4，對該法人科以罰金刑。又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所指之行為負責人，既於「負責人」之前，另標示「行為」等字，藉之限制受罰負責人之範圍，足徵其並非單純因法人有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即基於法人負責人身分而受罰，尚須其就法人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參與決策、執行，而透過支配能力，使法人犯罪，方屬該規定科處刑罰之行為負責人；是以，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以具有「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為犯罪成立之特別要素，屬學理上之純正身分犯，如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例如：法人之其他從業人員），知情且參與吸金決策或執行吸金業務，而與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犯罪之人，則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與有身分之人，論以共同正犯。至於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則是立法者為達到遏止法人從事違法營業活動之規範目的，所為對法人犯罪能力之擬制規定，俾借用同條第1項之法律效果，使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法人行為負責人，與自然人承受相同之處罰，係屬獨立之處罰規定（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1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判決意旨均同此認定）。

　⒉查貽信公司非屬依銀行法組織登記得經營銀行業務之法人，依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而被告吳樵、張庭分別係貽信公司董事長及實際出資人、董事，兩人皆有參與貽信公司決策、執行，以向不特定人吸收資金而為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皆為貽信公司之負責人。

  ⒊按李晟瑋僅係利群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掛名負責人，並非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之行為負責人，實際幕後負責人係李明志。李晟瑋雖配合李明志要求，在利群公司重要場合、活動及餐會上，以董事長身分出席，藉以取信利群公司之會員，但在利群公司吸金角色上，僅係扮演門面，並未實際參與利群公司之決策及執行。且李晟瑋在此吸金組織中，隨時可被取代替換，並無重要性。其對利群公司吸金行為不具「支配能力」，並非銀行法所指之行為負責人，至多僅係刑法第31條之無特殊關係之正犯或幫助犯（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1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石文儒、陳宇莘雖均擔任貽信公司董事職位，然均僅屬掛名，而非實際出資者，亦非貽信公司之管理決策者，業據被告張庭供述明確（見偵㈢卷第177頁反面），核與被告石文儒、陳宇莘所供相符，顯見被告石文儒、陳宇莘對貽信公司均不具支配能力，依前開判決意旨，自非屬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之行為負責人。

　㈢本案吸金總額為2億1158萬8440元：

　⒈按「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係屬客觀處罰條件，不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為必要，業如前述；次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旨在處罰違法吸金規模較高、危害金融秩序影響較大之情形，因此「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自以行為人對外經辦收受款項、吸收資金或收受存款業務，所收取之全部款項金額或財產上利益為其範圍，方足以反映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真正規模。是被害人投資之本金、行為人與共犯自己投入之資金、已給付投資人之本金與利息、未現實取回舊投資本金即以該本金為新投資，於計算共同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時，均應計入（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52號、107年度台上字第61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本案不法吸金規模合計為2億1158萬8440元（即附表一之1億4139萬9000元+附表二之3324萬9440元+附表三之3694萬元＝2億1158萬8440元），並有附表一、二、三「證據」欄所示證據在卷可佐，已達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之規定。

　㈣論罪：　

　　貽信公司為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法人，由其負責人吳樵、張庭、台北辦事處張雅嵐、兼職業務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向附表一、二、三所示多數人收受款項，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依銀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收受存款論，被告張峻銚、謝悟增則協助改善招募技巧以增進績效，且本案違法吸金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已達1億元以上，業如前述，核被告吳樵、張庭、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所為，均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被告張峻銚、謝悟增未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之幫助犯；被告貽信公司因該公司負責人吳樵、張庭執行違法吸金業務而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規定，應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之規定科以罰金刑。

　㈤變更起訴法條：

　⒈檢察官起訴書雖認被告吳樵、張庭所為係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但已於起訴事實載明其等分別為貽信公司之負責人、執行長兼財務長等情，而本案係貽信公司違法吸金，依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應處罰其行為負責人，業如前述（詳見理由㈡⒈），是檢察官上開關於被告吳樵、張庭所犯法條之認定容有誤會，惟因起訴之基本事實相同，爰變更起訴法條。

　⒉「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係屬客觀處罰條件，不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為必要，亦即對此是否具有故意或認識（即預見），均不影響犯罪成立；又本案吸金總額為2億1158萬8440元，業如前述（詳見理由㈠⒉⑴、理由㈢⒈）；而被告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等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與貽信公司負責人吳樵、張庭論以共同正犯，業如前述（詳見理由㈠⒉⑴、理由㈢⒈、理由㈡⒈），是檢察官認被告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所為係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成立幫助犯之被告張峻銚、謝悟增係犯第30條第1項前段、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之幫助犯，容有誤會，惟因起訴之基本事實相同，爰均變更起訴法條。

  ㈥被告吳樵、張庭、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等，就其等各自違犯部分，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而屬共同正犯。

　㈦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2號判決意旨參照）。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違法吸金罪，析論其罪質，因屬經營業務之犯罪，具有長時、延續及複次作為之特徵，故係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一種（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8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304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附表一至三所示多次非法吸收資金犯行，本質上具有反覆繼續之性質，足見被告均係基於一非法經營業務之犯意而為多次吸收資金行為，應論以集合犯。

　㈧減輕事由：

　⒈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

　　該條規定「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2分之1。」。查被告張庭、石文儒、陳宇莘、陳品松、劉定恆、張峻銚、謝悟增均已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被告李紹徵、黃秋惠則賠償數額已分別大於、等於其等之犯罪所得，等同實際上已繳回犯罪所得（張庭部分見本院㈦卷第683頁之111年贓款收據，其餘詳見附表八所載），而被告張林濠則無犯罪所得，又其等均已於偵查中自白，爰均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至於被告吳樵雖有於偵查中自白，並告發共犯張雅嵐，然尚未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自無該條適用。

　⒉刑法第31條第1項：

　　該條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查被告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皆非實際掌控貽信公司而具有決策執行權限之實際負責人，即屬無特定關係之人，業如前述，其等就本案與貽信公司負責人吳樵、張庭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爰均依該條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

　⒊刑法第30條第2項：

　　另被告張峻銚、謝悟增所為，係對正犯資以助力，其等本身並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情節自屬較為輕微，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

　⒋刑法第59條：　

　⑴縱同為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規定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者，其原因動機可能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盡同，或有經營管理階層、受雇從業人員之參與程度差異，其犯罪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500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不可謂不重，自可依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

　⑵查被告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張峻銚、謝悟增，雖均無視國家對於銀行業務管制法令之規定而為本案犯行，行為固屬不該；然考量其等並非本案吸金法人貽信公司之行為負責人，僅係分支處負責人或受雇之從業人員，個別吸金數額均與本案貽信公司吸金總額懸殊，其等招攬吸收投資之人數較少，且除被告陳品松、張林濠、張峻銚、謝悟增未投入資金外，上述被告自身亦投入相當金額，而有損失，犯後均積極彌補損害而獲投資人之諒解；而被告張庭雖為貽信公司董事負責人，然考量其並非實際出資者，僅領取薪資，又當時係因身為被告吳樵配偶，而為貽信公司管理事務並依吳樵指示為貽信公司辦理相關存匯事宜，本身未參與制度設計、獲利支配；而被告吳樵雖為貽信公司董事長、制度設計者，對貽信公司經營、資金處分有實際控制權，然考量該2人已獲除附表一編號11、13、51、70、附表二編號6、7、8、13以外其餘附表一、二「投資人」欄所示之被害人原諒，且前述未具狀表達原諒之附表二編號6、7、13投資人均已因投資到期而全數領回款項，並無損失（見本院㈡卷第117至447、469至575頁、本院㈣卷第471至497頁、本院㈤卷第79頁），而基於尊重被害人意願等情，認對被告吳樵判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及被告張庭、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張峻銚、謝悟增於各依前述規定減輕其刑後，縱科以最低刑度，仍有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皆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爰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⒌被告分別有前述減輕事由之適用，其中被告張庭為⒈及⒋、被告張雅嵐為⒉及⒋、被告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皆為⒈及⒉及⒋、被告張峻銚、謝悟增皆為⒈及⒊及⒋，以上被告部分應依法遞減之。

　⒍本案並無刑法第16條減刑之適用：

　⑴按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6條定有明文；又按行為人有無該條所定情形而合於得免除其刑者，係以行為人欠缺違法性之認識為前提，且其自信在客觀上有正當理由，依一般觀念，通常人不免有此誤認而信為正當，亦即其欠缺違法性認識已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497號判決意旨同此）。

　⑵刑法第16條所謂違法性認識，係指行為人認識其行為違反法律規範，已與社會共同秩序之要求牴觸而言，且此項認識不以其對行為違反某特定法律條文，與某特定禁止規定合致為必要，故行為人僅須認識或可得認識其行為與法律所要求之生活秩序違背，即屬具有不法意識。銀行法第29條之立法意旨係以銀行經營收受社會大眾鉅額存款業務，須受銀行法等相關法令之嚴格規範，以確保大眾存款之利益，倘一般公司甚至個人濫以借款、投資等名目而收取多數人之款項並約定給付一定利息，實際上乃經營專屬銀行之收受存款業務，將使銀行法相關法令之規範成為具文，金融秩序勢將紊亂，大眾資金無從保障。依此，僅行為人主觀上認該公司或個人並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多數人之款項，並約定完全保本及固定收益，即已違反前述規定，至行為人本身有無出資，或實際得利多少，均非所問。

　⑶查本案被告吳樵、張庭、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以公司名義招攬不特定人以有擔保之債權方式投資，並約定可按月獲取固定利潤，約定之利潤遠高於一般金融機構所給付之利息數倍之多，與一般投資人就投資必須自負盈虧、低風險銀行儲蓄利率甚低之常態迥異；又上述被告均為智慮成熟之人，就其等收受款項之所為，及被告張峻銚、謝悟增對上述被告收受款項之所為，客觀上與銀行經營存款業務無異，實已違背吸收大眾資金應受國家監督之法令，顯無不知之理；縱被告辯稱曾有律師表示該等所為並不違法云云，惟其等並未查證該律師是否具備銀行金融領域之特殊專才與經驗，亦未積極尋求有解釋權限之主管機關意見，僅單憑某一律師之所言，即據為其等實際上與銀行收受存款無異之吸金行為之依據，實難認其等有欠缺本案違法性認識之情事，且依其等之情節，亦無從依刑法第16條予以減輕。

五、爰審酌被告吳樵、張庭為貽信公司負責人，被告吳樵設計本案吸金制度並主導本案犯罪，被告張庭則係依被告吳樵指示及規劃，管理貽信公司並為資金之收受、存匯，2人與負責台北辦事處之被告張雅嵐、貽信公司業務之被告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共同對外以貽信公司名義，舉辦公開說明會、私下遊說招募投資款項，並提供不動產抵押擔保，及約定給付明顯高於國內金融機構定存利率之顯不相當利息以吸收資金，而分別取得所吸收資金、薪資、獎金；另被告張峻銚、謝悟增則係貽信公司員工，受僱協助改進貽信公司業務召募績效而取得報酬；又被告吳樵係單獨掌握吸金款項，然迄今未清楚交代資金流向，復將吸金款項隱匿而挪為己用（詳見理由七㈤⒊⑷），又除了如附表10編號1賠償劉亞奈1萬元外，未賠償其他被害人損失，另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期間長達3年以上，吸金總額高達2億1158萬8440元之多，所為對於國家金融經濟秩序危害程度匪淺，犯罪情節誠非輕微；而被告張雅嵐則自始否認犯行等情；惟念被告吳樵、張庭、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張峻銚、謝悟增均坦承犯行，被告石文儒、李紹徵、黃秋惠、劉定恆並已盡力賠償被害人損失，被告張庭、陳宇莘、陳品松、劉定恆、張峻銚、謝悟增則已繳交本案犯罪所得，被告李紹徵、劉定恆賠償及所繳交之犯罪所得，甚至已大於其等所獲得之犯罪所得，被告李紹徵部分已超出133685元、劉定恆部分則超出576983元，足見甚有悔意並已盡力補償，兼衡本案已獲絕大多數被害人原諒，業如前述，並有被害人李蔡口而、陳緯任、羅文、呂金儒、劉泳均對被告李紹徵出具之和解書（見本院㈣卷第245、251至257頁）、被害人黃柏瑋對被告黃秋惠出具之聲明書（見本院㈤卷第485頁）、被害人何奕勳、雷士霆、陳柏成對被告劉定恆出具之聲明書（見本院㈥卷第495至499頁）在卷，及被告分別之素行、智識程度、生活情形、經濟狀況、社會經驗、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分工、所得、招募人數、吸金數額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貽信公司部分，科處如主文所示之罰金，以資懲儆。

六、被告張庭、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張峻銚、謝悟增均經本院量處有期徒刑2年以下之刑，又其等均坦承犯行，並繳交或賠償等於或超出本案全部犯罪所得，且本案已獲絕大多數被害人原諒，並經個別被害人對被告張庭、李紹徵、黃秋惠、劉定恆分別出具聲明書、和解書表達原諒之意，皆如前述，且其等前均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可稽，其等因一時失慮，偶罹刑典，惟事後皆已坦承犯行，依首述相關情事，足認深具悔意，並已盡力補償，信其等經此偵審程序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宣告被告張庭緩刑5年，被告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張峻銚、謝悟增均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七、沒收：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銀行法均有修正：

　⒈刑法、刑法施行法相關沒收條文已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於105年7月1日生效施行；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等規定，沒收應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至於刑法沒收新制施行後，倘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特別規定，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但該新修正之特別法所未規定之沒收部分，仍應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

　⒉查本案被告行為後，刑法沒收規定修正並生效施行，依前揭說明，應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然銀行法第136條之1嗣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為：「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同年2月2日施行，上揭修正後銀行法規定，既在刑法沒收規定生效後始修正施行，依前述說明，本案自應優先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又該規定未及規範部分，如犯罪所得估算、追徵、過苛調節、供犯罪所用或犯罪所生之物之沒收等，則仍應適用刑法沒收之相關規定。

　㈡關於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其沒收或追徵範圍，依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除刑法沒收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外，另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部分。依刑法沒收之立法目的，原為從刑，犯罪所得經執行沒收後，即歸屬國庫，未另行提供被害人求償之管道，導致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未另行求償，且沒收標的又以屬犯罪行為人「所有」為必要，此之「所有」的概念，幾近為有所有權，以致犯罪行為人雖持（占）有犯罪所得，卻無法將之宣告沒收，而仍由其保有犯罪所得之不合理現象；然刑法沒收新制相關規定修正施行後，沒收已非從刑，其目的在於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之財產聲請發還或給付，以回復犯罪前之財產秩序，並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基此，前揭銀行法所設「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例外規定，自應從嚴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限縮解釋。從而，法院既已查明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及已實際合法發還等應扣除之部分，不得僅因仍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或其被害人、賠償數額尚屬欠明，即認無需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俾與刑法第38條之1所揭示之立法意旨相契合。又為貫徹修正後銀行法第 136條之1之立法目的，除確無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於扣除已實際發還不予沒收之部分後，就其餘額，應依上開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的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沒收、追徵，俾該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否則將會發生被告縱有犯罪所得，且其財產已經扣押，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導致被告仍能保有其犯罪所得，已保全扣押之財產最後仍須發還給被告，此種顯與修法規範目的有違之結果（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25判決亦同此意旨）。

  ㈢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在類型上係違反專業經營特許業務之犯罪，屬於特別行政刑法，其後段將「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資為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加重處罰條件，無非係基於違法辦理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所收受之款項或吸收之資金規模達1億元以上者，因「犯罪所得愈高，對社會金融秩序之危害影響愈大」所為之立法評價，本條項後段所稱「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就違法吸金而言，係指犯罪行為人參與違法吸收之資金總額而言，即令犯罪行為人負有依約返還本息之義務，亦不得予以扣除，始符立法本旨。至於同法第136條之1關於「犯罪所得」財物之沒收，所以規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乃側重在剝奪犯罪行為人從犯罪中取得並保有所有權之財物，有將之強制收歸國家所有，使其無法享受犯罪之成果，故得為沒收之「犯罪所得」財物，必須是別無他人對於該物得以主張法律上之權利者，始足語焉。細繹前述兩者，即「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犯罪所得」之規定，概念個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8號判決意旨亦同此認定）。

　㈣按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之所得，予以宣告沒收。再者，共同正犯中一人或數人事後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並全部賠付，而求償或沒收擇一實現，同樣可滿足「排除犯罪不法利得」之規範目的，如已優先保障被害人之求償權且已實際取得，就等同「合法發還被害人」之情形，不應再對未參與和解賠付之其他共同正犯宣告沒收或追徵。否則，一概宣告沒收，日後判決確定後，檢察官為沒收之執行時，因被害人已完全受償，不得再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請求發還檢察官執行追徵之上開所得，國家反而因行為人不法犯罪，坐享犯罪所得；或共同正犯中已賠償之人基於民事內部關係，向未賠償之人請求，對後者形同雙重剝奪（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33號判決意旨亦同此見解）。

　㈤應沒收數額之認定：　

　⒈被告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峻銚、謝悟增因本案犯行而自貽信公司各自分得之獎金，詳如附表八、九「金額」欄、「備註」欄所示，為其等實際分得之犯罪所得；惟其中被告自己投資（包括以他人名義投資）部分，既屬於自己款項之投資，其等因此所取得之獎金即無自己清償以歸還自己之問題，是此部分自有資金投資所取得之獎金，應併予扣除，即僅附表八「備註」欄所示「其他業務獎金」部分應予沒收；又依前開最高法院裁判意旨，被告石文儒、李紹徵、黃秋惠、劉定恆已實際賠償被害人部分（詳見附表十），即無庸再予沒收，及被告張雅嵐招募之投資人已實際合法取回全數投資金額者（附表八編號7「備註」欄所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均得以扣除，不予沒收，以上部分均有附表八、九、十「證據」欄所示證據可憑。則依上述方式計算結果，被告李紹徵、黃秋惠、劉定恆即無應再予沒收部分；而被告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陳品松、張峻銚、謝悟增應沒收之金額即分別為被告張雅嵐58萬1930元、石文儒57萬2849元、陳宇莘36萬3281元、陳品松10萬5658元、張峻銚60萬8628元、謝悟增6萬2200元；然該等金額除被告張雅嵐外，分別經其等繳交於本院完畢（詳見附表八「備註」欄所示），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均應予以沒收，又被告張雅嵐部分並應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被告張庭因本案而自貽信公司取得之薪資為201萬3603元，已經繳交於本院完畢，此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08年12月4日北區國稅中和綜資字第1082331922號函暨所附104年度、105年度、106年度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本院111年贓款收據各1份在卷可按（見本院㈠卷第545至551頁、本院㈦卷第683頁），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均應予以沒收。

　⒊貽信公司與被告吳樵應連帶沒收追徵：

　⑴貽信公司因負責人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犯罪所得；又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所謂「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與同法第136條之1所謂之「犯罪所得」，係屬不同之概念，已說明如前；是此部分之犯罪所得計算，應由吸金總額扣除㊀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即包括「附表五投資人自己投資所取得獎金290萬7735元」、「附表六投資期滿後領回金額1123萬元」、「附表七投資期滿未領回而續投入金額3255萬元」、「附表：投資人因拍定而獲償之金額544萬6357元」，合計為5213萬4092元。㊁已分配予共犯之犯罪所得，即「附表八共同被告領得之獎金545萬7857元」。㊂已由其他共犯賠償予被害人，於實際上未保有不法利得，依前揭最高法院意旨，而無庸再予宣告，即「附表十被告已賠償投資人72萬668元」。

　⑵依上開⑴所述計算結果為：　

　　2億1158萬8440元-5213萬4092元-545萬7857元-72萬0668元＝1億5327萬5823元。

　⑶則依前開說明，犯罪所得1億5327萬5823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諭知沒收；然本案部分犯罪所得業經扣押在案，即㊀「附表本院106年度聲扣字第50號扣押帳戶內金額12萬6747元及10040.3美元」，與㊁業經扣押之土地，即「附表本院106年度聲扣字第50號扣押之不動產」部分；故1億5337萬5823元扣除上述已扣押之部分，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⑷貽信公司因負責人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犯罪所得1億5327萬5823元（含已扣押部分），業如前述；而被告吳樵為貽信公司之行為負責人，設計本案吸金制度並主導本案犯罪，且單獨出資而支配全數獲利並為掌握資金流向之人，又於105年12月15日至106年4月27日期間，匯款至國外之金額高達194萬1885.81美元（依106年匯率計算，約為新台幣5825萬6574元），此有中央銀行外匯局106年6月30日台央外捌字第1060027561號函所附外匯支出歸戶彙總表附卷可佐（見偵㈨卷第246、249頁），復經吳樵供承在卷（見偵㈢卷第222頁反面、偵㈦卷第322頁反面、偵卷第93、94頁、見本院110年度金重訴卷第221、234頁），可見被告吳樵有將所吸收之款項隱匿國外並挪為己用，並足見其對於貽信公司有完全之支配控制權，而堪認貽信公司本案所取得而仍保有之犯罪所得，實際上全為被告吳樵單獨所有與完全支配掌控；是若僅對貽信公司宣告沒收，將無法實現剝奪實際所受不法利得之目的，然若僅對被告吳樵宣告沒收，則被害人亦無法就貽信公司名下財產（帳戶、車輛）取償以彌補損失，故應認此部分應宣告就貽信公司與被告吳樵連帶沒收及追徵，以利被害人追償。

　⑸附表九所示被告張峻銚、謝悟增所領得金額，與被告張庭自貽信公司所取得之201萬3603元，均為貽信公司給付予其等之薪資，應就被告張峻銚、謝悟增、張庭分別諭知沒收，已如前述；然該等金額並非本案犯罪所得之分配，而係貽信公司為遂行本案犯行所另行聘僱員工而支出之成本，自不得於貽信公司與被告吳樵應連帶沒收之金額中扣除。

　⒋扣案如附表所示之扣押物，分別為附表「所有人及性質」欄所示之人所有，及其等共同犯本件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所用之物，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於各該被告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⒌附表之被告鄭傑元名下帳戶，並無證據足認與本案犯行相關；附表所示被告鄭傑元繼承取得之不動產，則經被告鄭傑元、吳樵、張庭供稱實際所有人仍為被告鄭傑元所有；另附表所示之扣案物，亦無從認與本案犯行相關（詳見該附表「所有人及性質」欄所示），以上並有附表、、「證據」欄所示證據可按，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八、不另為無罪諭知：

　㈠公訴意旨另以：貽信公司與被告等為吸引更多投資人加入，復以雙軌制之多層次行銷制度推廣本案投資方案，以參與公司舉辦活動次數和所招攬下線投資額計算可得3％-12%之佣金作為獎勵，另低價購置法拍不動產，並以重複設定多順位抵押權方式，取信投資人誤信本案投資方案確實可保本而入金，使貽信公司能不斷吸收資金，並以此持續給付前金利息，另設定高額違約金(約為本金之20％至40％)，避免投資人任意出金，而無資金可供支付前金利息或本金，以確保貽信公司營運資金來源，因認被告吳樵、張庭、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所為，均亦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第1項之非法多層次傳銷犯嫌；而被告張峻銚、謝悟增則均有幫助犯上述非法多層次傳銷犯嫌云云。

　㈡按公平交易法雖於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全文，刪除關於「多層次傳銷」之相關規定，並刪除第23條（多層次傳銷之管理）及第35條第2項（罰則）之規定。然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係於103年1月29日制定公布施行，該修正刪除之公平交易法第23條及第35條第2項，乃分別改列於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8條：「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使其傳銷商之收入來源以合理市價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為主，不得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第29條第1項：「違反第18條規定者，處行為人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且同法第39條亦明定：「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公平交易法有關多層次傳銷之規定，不再適用之。」據此，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23條及第35條第2項之處罰規定刪除，係因配合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單獨立法，而將該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23條及第35條第2項之規定，改移列於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故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8條、第29條第1項規定之解釋適用，應與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23條及第35條第2項規定並無二致，合先敘明。　

　㈢揆諸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8條第1項之「多層次傳銷」，顯然包含合法應受行政監督之多層次傳銷及修正前同法第23條非法應受刑事制裁之變質多層次傳銷，即無論係合法之多層次傳銷或修正前同法第23條之禁止變質多層次傳銷，二者均係以「商品或勞務之銷售」為要件，倘全無商品或勞務之銷售，核其性質即有別於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8條第1項之「多層次傳銷」，而與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8條第1項之「多層次傳銷」有間。　　

  ㈣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3條、第5條第1項則分別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本法所稱傳銷商，指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並得介紹他人參加及因被介紹之人為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或介紹他人參加，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同法第18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使其傳銷商之收入來源以合理市價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為主，不得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但無論依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8條第1項抑或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3條之規定，所謂多層次傳銷，均以「推廣或銷售商品或服務（勞務）」為其基本要件，亦即多層次傳銷須為一販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制度，並同時吸收人員加入銷售行列，藉著階層利益扣緊組織，讓消費者本身成為下一層之經營者，再分別運用其個別之人際關係，期能層層發展出具有複製作用之行銷網路，提高銷售量。

　㈤按合法或非法多層次傳銷之差別，在於前者之參加人或傳銷商之主要報酬源自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後者之獲利來源則非商品、勞務販售之合理利潤，而主要（非全部）來自介紹他人加入，藉由不斷招募組織外之人員以貢獻給組織內之既有成員，其多層次傳銷事業不具備合法銷售之功能，為維護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益，故就後者之行為明文禁止。若該組織之運作方式無涉商品或服務之推廣銷售，而只有資金之收取，僅係拉人繳交入會費作為上線獎金之來源，其性質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3條有關多層次傳銷之定義尚屬有別，屬非法吸金行為。

　㈥查本案吸金方案係由投資人挹注資金至貽信公司，以獲取每月固定利率報酬，並取得貽信公司提供之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作為擔保，而貽信公司則用所吸收之資金購買法拍不動產以設定抵押擔保，並伺機出售賺取價差；又若符合「貽信公司制度」所示規定，即符合一定出席率、招募金額、辦理說明會、講授課程、召集達一定人數，而成為會員、兼職者、全職者、成立分支處者，可由自己投資、或招攬他人投資、或擔任招攬他人投資者之上線（限於上線當時所處級距高於實際招攬者時，得領取依級距差額計算之獎金），而獲得依前述制度所定比例之獎金，此有前述制度表、組織佣金級距表在卷可參，並經被告吳樵、張庭、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劉定恆分別供述在卷（見偵㈢卷第10至11頁、本院㈢卷第529頁、本院㈤卷第296、382、383、418、460頁、本院㈥卷第456、462頁），堪信為真。由此可知，本人或介紹及相關人所取得之獎金，相對於本金而言成數極低，堪認僅意在鼓勵資金之投入，以擴充貽信公司之吸金規模；又任上線雖有領得獎金之可能，然需符合諸多限制，機率些微，而與多層次傳銷藉階層組織之推疊，層層均能分得商品、勞務出售利益之常態迥然不同；況貽信公司與本案被告所推廣、銷售者，係投資方案本身，即僅有資金之收取，並無涉及任何商品買賣或服務之提供，且主要係進行法拍不動產交易以獲利，而投資人係根據自身投資金額按月依固定比例取得報酬

　　，非藉由介紹他人參加之組織不斷擴充，而將後投資者之投資本金充作獎金，再按組織上下結構依不同比例，由先加入之會員朋分，為主要收入來源，亦無後參加者因越來越無法募得新參加人加入致無法取得報酬致生損失之情事；即貽信公司自始本身即非屬具備商品或服務之傳銷事業，亦無嗣後將商品或服務虛化淪為變質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情事，而非變質之多層次傳銷。從而，貽信公司提供擔保及每月固定受益，招攬投資人出資加入之所為，當係吸金行為，非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組織，應屬銀行法規制之範疇，而與多層次傳銷之商品或服務銷售無關，自非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範之對象，殊難逕以非法多層次傳銷之罪責相繩。

  ㈦被告吳樵、張庭、張雅嵐、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及被告張峻銚、謝悟增部分，俱經本院調查並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其等有何檢察官所指之此部分犯行，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則與前述論罪科刑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幫助非法經營銀行業務部分分別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屬於裁判上一罪，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貳、被告鄭傑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傑元與共同被告吳樵於103年左右，共同設計如事實欄所示貽信公司藉不動產設定抵押吸收資金制度，又因被告鄭傑元自98年起即從事法拍不動產投資買賣，熟稔法拍業務，亦負責為貽信公司尋覓適合之投資法拍不動產標的，教導共同被告吳樵及貽信公司人員法拍不動產標的選擇、投標、裝潢、訴訟糾紛等事宜，擔任貽信公司之不動產投資顧問，並與被告吳樵約定可獲得法拍不動產轉售獲利(即買賣價差，扣除裝潢等成本)35％%之利潤，被告鄭傑元即與共同被告吳樵、張庭、石文儒、陳宇莘、李紹徵、黃秋惠、陳品松、劉定恆、張林濠基於非銀行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而為如事實欄所示犯行，非法收受存款總計2億1158萬8440元（起訴書誤載為1億7830萬920元）。又為吸引更多投資人加入，復以雙軌制之多層次行銷制度推廣貽信公司投資方案，以招募人員參與貽信公司舉辦活動之次數和所招攬下線投資額計算可得3％-12%之佣金，另由共同被告吳樵、張庭、被告鄭傑元等以低價購置法拍不動產，並以重複設定多順位抵押權方式，取信投資人誤信本案投資方案確實可保本而入金，使貽信公司能持續吸收資金，並以此持續給付前金利息，而以後金養前金（起訴書誤載為以前金養後金），另設定高額違約金(約為本金之20％至40％)，避免投資人任意出金，而無資金可供支付前金利息或本金，以確保貽信公司營運資金來源。又貽信公司吸收資金期間，共同被告吳樵、被告鄭傑元另在越南設立「YIXIN DESIGN CONSTRUCTION CO.,LTD.」(下稱越南貽信公司)，由被告鄭傑元擔任執行長，並將貽信公司吸收之資金約4000餘萬元匯至越南貽信公司銀行帳戶或越南鄭傑元名下銀行帳戶供被告鄭傑元操作投資越南不動產事業，共同被告吳樵並在臺灣舉辦由其講說之越南投資講座，吸引投資人；因認被告鄭傑元所為，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犯罪所得達1億元以上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第1項之非法多層次傳銷等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檢察官認被告鄭傑元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鄭傑元、共同被告吳樵、張庭、石文儒、陳宇莘、劉定恆、李紹徵、張林濠之供述、證人劉行瑋、陳泓宇、童瀚霆之證述、「貽信會員俱樂部」群組對話紀錄、中央銀行外匯局106年6月30日台央外捌字第1060027561號函所附外匯支出歸戶彙總表、不動產抵押契約書影本各1份、LINE對話內容翻拍照片1張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鄭傑元堅詞否認有何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所得達1億元以上及非法多層次傳銷犯行，辯稱：我之前雖然有跟吳樵於101年至103年間合作出資各半投資法拍屋，但在吳樵於104年間正式成立貽信公司時即拆夥。之後我雖然有回覆吳樵一些他所詢問有關法拍的事宜，但我沒有取得對價，也沒有擔任貽信公司任何職位、或參與制度設計、或公司經營；至於裝潢部分，我與貽信公司間是承攬關係，都是裝潢前事先談好價格，有開立君立公司發票，也有相關匯款紀錄。另外，有關越南貽信公司，確實是由我與吳樵共同成立，分別出資35%、65%，各自匯美金到越南，他匯約65萬美金，我匯約35萬美金，到越南購買不動產及興建房屋，但我並未過問吳樵資金來源等語。經查：

　㈠依共同被告張庭、石文儒、陳宇莘、劉定恆、李紹徵、張林濠之供述、證人劉行瑋、陳泓宇、童瀚霆之證述，及「貽信會員俱樂部」群組對話紀錄、中央銀行外匯局106年6月30日台央外捌字第1060027561號函所附外匯支出歸戶彙總表、不動產抵押契約書影本各1份、LINE對話內容翻拍照片1張，雖可認定被告鄭傑元確有參與越南貽信公司業務、有提供貽信公司購買、處理、出售不動產之諮詢與協助、承攬貽信公司不動產物件裝潢、曾講述關於越南不動產投資現況課程、提供附表不動產供貽信公司為投資人設定抵押等情，及共同被告陳宇莘、證人劉行瑋供證有關貽信公司一開始係被告鄭傑元與吳樵共同設立等情（被告陳宇莘、證人劉行瑋亦供稱上情係聽聞自吳樵、張庭所述）。

　㈡然被告吳樵已供證稱：被告鄭傑元是不動產專業，我有問過他可否將法拍屋變成商品，也就是說如果我找客戶借錢，如何保障客戶，被告鄭傑元說可以用設定抵押的方式；至於貽信公司保本之吸金制度是我一個人設計發明出來的，此部分並沒有諮詢過被告鄭傑元，我只有跟他諮商不動產專業部分，他算是我的老師，教導我如何篩選法拍不動產物件，但不動產物件購置處分都是由我一人決定，另外他也有處理貽信公司不動產物件的裝潢；除此之外，他和貽信公司無任何關係，貽信公司吸收的資金也沒有匯到他名下，雖然我有對外宣稱他是我的合夥人，但我確定他沒有任何貽信公司股份，我只有跟他一起投資越南貽信公司，我是將貽信公司吸收的部分資金匯至越南投資越南貽信公司以獲利，並由我擔任越南貽信公司董事長，由被告鄭傑元負責經營越南貽信公司；其他人之所以會誤認鄭傑元跟貽信公司有關是被我當時宣傳影響，實際上貽信公司是我獨資，鄭傑元在貽信公司並無股份，也沒有參與找投資人、吸收資金；當初我成立貽信公司，沒有把向大眾吸收資金的想法告訴鄭傑元，也沒有邀他一起成立貽信公司，那時候想說我自己做，錢自己賺就好，所以從未提出邀他加入股份等語明確（見偵㈢卷第220、223頁反面、246頁反面至247頁反面、偵卷第92、93頁、聲押卷第7頁反面、偵㈦卷第239、322頁反面、本院110年度金重訴卷第217至243頁），核與共同被告張庭所供：貽信公司是由吳樵一人單獨出資，而公司投資吸金方案也是吳樵設計的，被告鄭傑元不是貽信公司股東等語相符（見偵㈢卷第177頁反面、180頁及反面）；再由被告鄭傑元處亦查獲類似本案違法吸金制度之君立公司保本理財相關資料，更足以印證被告鄭傑元並未參與貽信公司之違法吸金，否則何需大費周章再思忖另以君立公司上開制度吸金。

　㈢由㈡可知越南貽信公司與貽信公司不但係屬不同之法人格，且實際出資者亦不相同，越南貽信公司為吳樵與被告鄭傑元共同出資，而貽信公司則由吳樵一人單獨出資，且吳樵、張庭亦稱被告鄭傑元並未參與貽信公司吸金業務、制度設計，亦無任何股份，核與共同被告李紹徵、證人童瀚霆所述均相符（見偵卷第117頁及反面），實難因被告鄭傑元有與吳樵共同投資越南貽信公司，即遽謂被告鄭傑元亦應就貽信公司之違法吸金行為負責，或謂其與貽信公司負責人吳樵就為貽信公司違法吸金行為即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又吳樵已證稱：針對鄭傑元提供貽信公司購買、處理、出售不動產之諮詢與協助，我在公司成立前有跟鄭傑元說過法拍屋轉賣有賺錢時，會將利潤分他35%，雖然有這樣說過，但鄭傑元只有拿過新莊房屋賣掉淨賺的錢接近50萬元，並沒有每個物件的利潤都分給他；事實上我跟鄭傑元在103年底終止法拍屋合作後，投資獲利部分就完全沒有再分給他，之後我們還有合作部分只剩下中和及新竹的裝潢部分，而貽信公司則是在之後即104年7月才成立營運的，成立之後即未再給付成立前所約定35％的利潤給鄭傑元等語（見偵卷第93頁、136頁反面、本院110年度金重訴卷第223、224、227、230、235至240頁），核與張庭供稱：並未將法拍賺得利潤分紅予鄭傑元等語相符（見偵㈢卷第180頁反面、207頁）。由以上可知，被告鄭傑元並未因提供吳樵有關法拍、不動產之協助、諮詢而獲得報酬；又縱使被告鄭傑元有取得報酬，然鄭傑元上開所為，及其承攬貽信公司不動產裝潢而取得報酬之行為，皆非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亦非屬於幫助貽信公司、本案被告等得以遂行違法吸金之行為，僅涉及吸金行為既遂後之資金運用，所為難認與吳樵、張庭或其餘共同被告間有何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亦非提供助力之所為。

　㈤被告鄭傑元雖有將其名下即附表所示不動產提供予貽信公司為其投資人設定抵押權，然業據被告鄭傑元供稱：105年間時，因為我長期在越南，可以動用越南貽信名下所有資金，所以才答應吳樵要求，提供名下房地給他設定擔保，讓他放心，當時我有參考一般在國外工作可動用資金的台幹也必須提供房地給公司作擔保之慣例，所以覺得這樣做是可行，才答應吳樵的等語（見本院110年度金重訴卷第143頁），而張庭亦供稱：我們的確有跟鄭傑元借過中和華福街的房屋來設定抵押，但錢是進貽信公司並沒有給鄭傑元，他是因為跟吳樵合夥越南生意才提供土地擔保，所以貽信公司沒有給鄭傑元任何利益等語（見偵㈢卷第207頁及反面、偵卷第91頁），核與吳樵所證相符（見偵卷第93頁），可見被告鄭傑元之所以提供自己名下土地，係因負責位於國外之越南貽信公司經營而得控制其財物，為使不在越南之合夥人吳樵放心之緣故，實非意在參與貽信公司之吸金事務，亦非意在幫助貽信公司負責人吳樵違法吸金，此由其未因此分享利益、獲得報酬可證。

　㈥又依中央銀行外匯局106年7月14日台央外捌字第1060028424號函所附匯往國外受款人交易資料明細表(偵㈨卷第255頁)顯示，吳樵雖有於105年12月15日匯款6萬美金予被告鄭傑元國外帳戶；然被告鄭傑元於同年月30日即自國外匯款5萬9972美金返還予吳樵，此有中央銀行外匯局106年6月30日台央外捌字第1060027561號函所附外匯收入明細表可佐(偵㈨卷第248頁)，而負責貽信公司會計匯款事宜之張庭亦稱：貽信公司沒有分紅或給付薪資給被告鄭傑元等語（見偵㈢卷第180頁反面、207頁），足見吳樵亦無將貽信公司所吸收資金分與被告鄭傑元之情事，亦證吳樵關於被告鄭傑元並未參與或涉及貽信公司吸金事務之所言，係屬真實。

四、綜上所述，被告鄭傑元所辯既非無據，且其是否與共同被告吳樵有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所得達1億元以上犯行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仍有疑義，而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且本案並不該當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第1項之非法多層次傳銷罪嫌等情，則業如前述（詳見理由八）；揆諸前揭說明及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被告鄭傑元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孟黎、江祐丞、何國彬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由檢察官許慈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必奇

                                    法　官　劉芳菁

                                    法　官　洪珮婷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上訴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法院補提理由書（均需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品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附表：扣案物沒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