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年度訴字第1349號

113年度訴字第14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宇辰

                   

選任辯護人  范成瑞律師

            柯毓榮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謝家豪

選任辯護人  顏瑞成律師

被      告  王建翔

選任辯護人  陳頂新律師

            黃子菱律師（解除委任）

            陳宥安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羅國誌

選任辯護人  黃聖友律師

被      告  張棉棉

選任辯護人  紀孫瑋律師

            林淑婷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劉傑元

選任辯護人  廖國憲律師

            王晨瀚律師

被      告  陳品妤

選任辯護人  梁宵良律師

            聶嘉嘉律師（解除委任）

            羅盛德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黃品妍

選任辯護人  顏瑞成律師

            徐祐偉律師（解除委任）

            戴宇欣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黃章棋

選任辯護人  顏瑞成律師

            戴宇欣律師（解除委任）

            吳育綺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王思捷

選任辯護人  宗孝珩律師

被      告  陳睿達

選任辯護人  蘇柏瑞律師

被      告  黃信智

選任辯護人  鄭晴予律師

            黃鉦哲律師

            張繼圃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賴泓宇

選任辯護人  葉日謙律師

被      告  王富生

選任辯護人  王志平律師

            魏光玄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王宥渝

選任辯護人  魏光玄律師

上列被告等人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544號、第5334號、第33194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43140號），本院判決如下：

壹、主刑部分

一、Ｃ０６犯附表三編號1、2、6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年陸月。

二、Ｂ１１犯附表三編號1、2、3、4、5、12、18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拾捌年。

三、Ｃ０８犯附表三編號2、3、6、8、12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貳年。

四、Ｃ０９犯附表三編號2、10、12、16、18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捌年伍月。

五、Ｃ１０犯附表三編號11、13、16、18、19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參年拾月。

六、Ｃ１１犯附表三編號7、8、9、16、19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貳年貳月。

七、Ｂ１３犯附表三編號5、7、9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八、Ｂ１０犯附表三編號7、10、16、18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伍年貳月。

九、Ｃ１４犯附表三編號15、17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拾月。

十、Ｃ１５犯附表三編號4、6、14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玖月。

十一、Ｂ０９犯附表三編號3、16、18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拾月。

十二、Ｃ１７犯附表三編號2、3、5、6、7、9、12、14、15、16、17、18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拾捌年陸月。

十三、Ｃ１８犯附表三編號3、8、12、16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年陸月。

十四、Ｃ１９犯附表三編號2、3、6、12、15、16、17、18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陸年陸月。

十五、Ｃ２０犯附表三編號2、3、5、6、7、9、12、14、16、18所示之罪，各處如該附表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陸年。

貳、沒收部分

　　沒收及追徵如附表四「沒收主文」欄所示。

一、Ｃ１８為鎰誠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鎰誠公司，民國107年5月28日設立、109年6月8日解散，登記地址：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樓）負責人；Ｃ１９為詮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詮盛公司，108年7月24日設立、110年10月1日停業，登記地址：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1樓）登記負責人；Ｃ２０為豐陽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豐陽公司，109年8月28日設立，登記地址：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20樓）登記負責人。Ｃ１７於109年4月間，基於發起、主持、操縱犯罪組織之犯意，發起以實施靈骨塔詐欺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並出面承租、裝修及建置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21樓之辦公室（下稱忠明南路辦公室），作為詮盛公司及嗣後豐陽公司業務人員實際接洽客戶、交件收款、領取報酬及處理行政事務之據點。Ｃ１７即在該址擔任實際負責人，管理辦公室行政事務，取得或提供曾投資未上市公司股票、吸金案件受害、持有大量塔位或殯葬商品而急欲出售、解套之特定名單，供業務人員對外撥打電話或拜訪被害人，並提供上開辦公室空間供業務人員使用，使其等得在該址聯繫被害人、交付文件、繳回款項及領取報酬；如業務人員與被害人發生糾紛或涉詐案件遭警通知、約談時，亦由Ｃ１７協助處理或聯繫外部資源應對。詮盛公司、豐陽公司對外提供予被害人之登記或聯絡地址，則均係以商務中心作為對外營業外觀，僅供收發信件、代接電話、預約會議室或接待來訪客戶使用，使被害人發生爭議而欲尋找業務人員或公司負責人時，無從知悉忠明南路辦公室之實際據點。

二、Ｃ１８（檢察官未就其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起訴）、Ｃ１９、Ｃ２０分別為鎰誠公司、詮盛公司、豐陽公司負責人，均明知各該公司名義、帳戶、發票、申購單及權狀文件，係供本案業務人員對外銷售殯葬商品使用，仍分別提供公司名義、帳戶及交易文件，並自行或指示他人提領、收受業務人員以各該公司名義取得之款項，供業務人員對外營造合法殯葬商品交易外觀並處理相關款項。其中Ｃ１９係自109年4月忠明南路辦公室成立後，Ｃ２０係自109年8月28日豐陽公司設立並承接忠明南路辦公室據點後，各自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為上開行為。Ｃ０６、Ｃ０８、Ｃ０９、Ｃ１１、Ｃ１０、Ｂ１０、Ｂ１３、Ｃ１５、Ｂ０９、Ｂ１１、Ｃ１４（下稱Ｃ０６等11人），於109年4月忠明南路辦公室成立後始參與附表一所示犯行者，分別於各自最早參與詐欺行為前之某時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其等於109年4月前已接觸被害人者，則自忠明南路辦公室成立後，仍接續利用該據點及詮盛、豐陽公司延續前開詐欺犯行，均應認已加入以Ｃ１７為首之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詮盛公司、豐陽公司或靠行業務人員，對外實施靈骨塔詐欺行為。

三、Ｃ０６等11人、Ｂ０２（由檢察官另案提起公訴）及劉蕙芳（另由警偵辦）等業務人員，對外以嘉譽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嘉譽公司）、鎰誠公司、詮盛公司、豐陽公司、普越土地開發公司（下稱普越公司）、鈦鼎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鈦鼎公司）等公司業務人員名義，從事銷售靈骨塔位、骨灰罐、生基位等殯葬商品業務。Ｃ０６等11人、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及Ｃ１７均明知其等並無替被害人代為銷售殯葬商品之真意，客觀上亦不存在有意高價購買該等殯葬商品之真實買家，更無所謂須搭配購買塔位、骨灰罐、生基位、土地權狀，或辦理節稅、繳納稅金、轉換公司塔位、支付手續費、管理費、處理費等情事，且知悉彼此分工模式係由擔任業務員之Ｃ０６等11人輪番上陣、分飾多角，以前後相連貫之不實話術行騙，俟騙得之款項匯入鎰誠、詮盛、豐陽等公司帳戶，或由被害人以現金交付Ｃ０６等11人後，再由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Ｃ１７或不知情之行政人員徐如穗提領公司帳戶內款項，或由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Ｃ１７向業務人員收取現金款項，用以向上游殯葬產品公司購買殯葬產品、交付權狀、開立發票或分配業務報酬，而分別由附表一各該編號「行為人」欄所示之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普通詐欺或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分別以附表一各該編號「詐欺過程」欄所示方法，詐欺附表一各該編號「被害人」欄所示之人給付如附表一各該編號所示款項；其中附表一編號11、17之被害人，則因及時察覺有異而未交付財物，致詐欺取財未遂。

四、案經Ａ０２委由李嘉耿律師及Ｂ１２，Ａ０７、Ａ０１０、Ｂ０７、Ｂ０４、Ａ０６、許明雅、Ａ０８、Ａ１１分別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暨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下稱臺中地檢署）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

一、證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１０、Ｂ０４、Ｂ０３、Ａ０８及Ｂ００５於警詢中之陳述有證據能力：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性質上屬傳聞證據，且一般而言，多未作具結，其所為之陳述，原則上無證據能力，惟如該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除以具備任意性為必要條件外，並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依同法第159條之2規定，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另所謂「前後陳述不符」，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陳述有所矛盾不符，導致應為相左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並應就前後階段之陳述進行整體判斷，以決定其間是否具有實質性差異，惟無須針對全部陳述作比較，陳述之一部分有不符，亦屬之。又「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係指因無法再從同一陳述者取得證言，而有利用原陳述之必要性；只要認為該陳述係屬與犯罪事實存否相關，並為證明該事實之必要性即可。而所稱之「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乃指相對之可信，亦即被告以外之人先前陳述之背景具有特別情況，比較審判中陳述之情況為可信者而言，立法政策上並未有類型上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的列舉或例示明文，其內涵完全委之法院就個案主客觀的外部情況，凡足以令人相信該陳述，虛偽之危險性不高，另綜合該陳述是否受到外力影響，陳述人之觀察、記憶、表達是否正確等各項因素，依事物之一般性、通常性與邏輯之合理性為審酌判斷（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255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296、5753、7112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62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證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１０、Ｂ０４、Ｂ０３、Ａ０８及Ｂ００５於警詢時之證述，為被告Ｂ１１、Ｃ１５、Ｃ０８、Ｃ０９、Ｃ１０、Ｂ１０、Ｃ１４、Ｃ１１、Ｃ１８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性質上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所定不得作為證據之傳聞證據，且經被告Ｂ１１、Ｃ１５、Ｃ０８、Ｃ０９、Ｃ１０、Ｂ１０、Ｃ１４、Ｃ１１、Ｃ１８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該等證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三第115至116頁、第141、第143頁、第144頁、第193頁、第201頁、第223至224頁、第231頁、第248頁），依前開條文規定，本應認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然經對照證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１０、Ｂ０３、Ａ０８及Ｂ００５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關於受詐經過所為證述，其等均年事已高，距案發時亦已相隔相當時日，於本院審理時多表示忘記了、記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六第249至268頁、第287至301頁、第418至459頁、本院卷七第211至281頁、本院卷九第36至64頁、第199至212頁），足見其等審理中證述與警詢時所述已有實質不符；另證人Ｂ０４於本院審理時，就被告Ｃ１１是否曾對其施用詐術、是否收取款項等節，亦與其警詢時所述內容不盡一致。惟證人Ｂ０４於警詢時距案發時間較近，對於被告Ｃ１１接觸、說明交易條件、收款及交付相關文件等經過，陳述較為具體完整，基於本判決理由欄二㈠⒏所述理由，應認證人Ｂ０４於警詢時所為陳述，較其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被告Ｃ１１是否共同參與詐欺取財犯行所必要。

　㈢又查證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１０、Ｂ０４、Ｂ０３、Ａ０８及Ｂ００５並未陳稱其等於接受警詢時有何遭受脅迫或以不正方式訊問之情形，顯見其等於警詢時之證述應係出於自由意志下所為，並無遭警方恐嚇、脅迫或以其他不正方法取證之情形。是證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１０、Ｂ０４、Ｂ０３、Ａ０８及Ｂ００５於警詢中所為陳述，客觀上均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其等警詢時之證述較偵訊及審理時之證述更為詳實，實為本案證明犯罪事實之所需，自具不可替代性。綜衡上情，證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１０、Ｂ０４、Ｂ０３、Ａ０８及Ｂ００５於警詢時之證述，合於上揭規定所定例外具有證據能力之要件，自得作為證據。

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與本案具有關聯性，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五、至於有爭執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及員警職務報告部分，因本判決並未引用作為本案裁判基礎，故不予贅述此部分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 

　　訊據被告Ｂ１３坦承普通詐欺犯行，否認有三人以上加重詐欺及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其餘被告則均否認犯行，各被告答辯及各辯護人辯護之內容分別如附表二所示。

　㈠關於擔任業務員之被告Ｃ０６等11人如附表一所示犯行：　

　⑴告訴人Ａ０２遭被告Ｃ０６以附表一編號1所示方式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陸續給付如該附表編號所示款項之經過情形，業經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明確（111偵2544卷二第205至208頁、110他4605卷一第11至16頁、第17至23頁、111偵2544卷三第227至233頁、第243至244頁；本院卷六第249至268頁），核與被告Ｃ０６於偵查中及本院羈押庭時所供承之情節相符（見111偵2544卷七第571頁；111聲羈33卷第54頁、110他4472卷第59至63頁；本院卷六第249至268頁），並有該附表編號「購買明細」欄、「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被告Ｃ０６雖嗣後翻異前詞，僅坦承有販售告訴人Ａ０２靈骨塔位，否認有向其販售骨灰罐及收取142萬2,000元之費用，且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惟觀諸證人Ａ０２所提供之嘉譽顧問有限公司發票10張（見111偵5334卷一第63至81頁），其中109年8月28日土地款、石材款發票合計31萬6,000元，可對應蓬萊陵園塔位2個；109年9月24日土地款、石材款發票合計63萬2,000元、買賣投資受訂單（111偵2544卷三第277至278頁），可對應蓬萊陵園塔位4個；109年11月26日土地款、石材款發票合計15萬8,000元，可對應蓬萊陵園塔位1個，其餘發票亦均係以蓬萊陵園塔位為交易名目，且與證人Ａ０２所提出之蓬萊陵園墓地型商品永久使用權狀9張（見111偵5334卷一第83至99頁）及每一塔位15萬8,000元之價格大致相符；另嘉譽顧問有限公司發票2張（見111偵5334卷一第101至103頁）總計為79萬元，其上即分別載明「品名：千喜琉璃、數量：3」、「品名：千寶琉璃、數量：2」、「單價均為15萬8000元」，並有證人Ａ０２提出之骨灰罐寄託契約暨提貨憑證（111偵2544卷二第221至233頁），核與證人Ａ０２所稱向被告Ｃ０６購買每一個單價15萬8000元、總計5個骨灰罐相符，並對照證人Ａ０２提出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見111偵5334卷一第109至115頁）可知，證人Ａ０２向被告Ｃ０６購買靈骨塔位及骨灰罐之109年6月至同年9月間，確實有密集提領款項之交易紀錄，再參以被告Ｃ０６對於向證人Ａ０２收取款項及交付憑證乙節坦認不諱，自承：Ａ０２購買塔位及骨灰罐所交付之142萬2,000元、79萬元，確實均係交給伊，且伊因銷售前開塔位及骨灰罐，亦確有將嘉譽顧問有限公司之統一發票、蓬萊陵園永久使用權狀及骨灰罐提貨憑證等文件交付予Ａ０２；5萬元是Ａ０２要還我的錢等語在卷（見111偵2544卷七第571頁、111聲羈33卷第54頁），足認被告Ｃ０６確有販賣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殯葬商品予證人Ａ０２，並實際收取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款項之事實。

　⑶觀諸證人Ａ０２所提供其與被告Ｃ０６間之對話錄音譯文可知，被告Ｃ０６於對話開始時，得知證人Ａ０２之子不在場後，隨即詢問證人Ａ０２已向其子借得多少款項、目前手邊現金尚有若干，復於證人Ａ０２提及住家裝有監視器後，表示「有關係啦！等一下你兒子又在那邊……對不對」，顯係刻意確認證人Ａ０２當時可動用之資金及其家人是否可能介入，以利後續催迫交付款項（見111偵2544卷三第237頁、第239頁）。其後，被告Ｃ０６復於證人Ａ０２詢問總共需支付多少時，明白表示「總共95（萬）」，並要求證人Ａ０２如有人詢問，即須表示「沒有這件事」，且進一步稱若到時有人介入、問東問西，可能會報案、涉及詐欺罪或帳戶資金問題，並強調若交易中斷，則其拿不到傭金，證人Ａ０２亦賺不到該筆高價出售塔位之價金（見111偵2544卷三第239頁、第241頁）。由上開對話內容可知，被告Ｃ０６並非單純向證人Ａ０２說明一般交易所需費用，而係以前已有買家願高價收購證人Ａ０２手中塔位、現僅因辦理過戶及節稅程序尚須支付95萬元費用為由，持續營造本件確有高價買家、且交易即將完成之假象，藉此使證人Ａ０２誤信前開2億元收購交易確屬存在，僅須再支付節稅費用即可順利完成過戶並取得高額價金，因而陷於錯誤；此與證人Ａ０２所證稱被告Ｃ０６、被告Ｂ１１向其佯稱有買家開價2億元，願意向其購買手中塔位，惟須搭配購買塔位或骨灰罐，嗣後若要辦理過戶，尚須另行支付節稅費用95萬元之情節相符，足認證人Ａ０２此部分證述並非虛構。被告Ｃ０６辯稱其僅係正常仲介買賣、未施用詐術云云，無非係臨訟卸責之詞，自不足採信。

　⑷被告Ｂ１１雖辯稱僅與證人Ａ０２見面過一次，並未銷售殯葬商品云云（見本院卷六第267頁），然證人Ａ０２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明確證稱，係由被告Ｃ０６與擔任其主管之被告Ｂ１１一同前往接觸，並共同向其佯稱已有買家欲高價收購其手中靈骨塔位及骨灰罐，藉此推銷殯葬商品並誘使其交付款項；而被告Ｃ０６就其曾與被告Ｂ１１一同前往找證人Ａ０２乙節亦供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七第571頁；111聲羈33卷第54頁）。又證人Ａ０２所稱被告Ｂ１１係以被告Ｃ０６主管身分接續出場施用詐術之情，核與證人Ｂ０３所證遭詐騙之模式高度相符（詳下述），均係由被告Ｃ０６先行鋪陳收購、處理等說詞，再由被告Ｂ１１出面扮演主管角色，以較高層級之身分接續說明、強化被害人信賴，藉此維持詐術之前後連貫；而證人Ａ０２與證人Ｂ０３彼此既不相識，對於被告Ｂ１１之出場方式、角色定位及與被告Ｃ０６之搭配情形卻有如此高度一致之指述，衡諸常情，顯非偶然巧合。再參以被告Ｃ０６手機內扣案記事本內容，亦可見被告Ｂ１１於證人Ｂ０３案件中，確係以主管角色接續介入處理（見111偵2544卷三第60至61頁），益徵被告Ｂ１１並非偶然陪同在場，而係與被告Ｃ０６以前後承接、彼此呼應之方式，而共同以上開不實話術輪番上陣詐騙證人Ａ０２付款甚明。從而，被告Ｂ１１所辯其僅與證人Ａ０２見面一次，並未參與銷售或詐欺云云，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⑸至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時，固未能當庭明確認指被告Ｂ１１，或一度稱未見被告Ｃ０６與被告Ｂ１１一同前往找其，抑或就被告Ｃ０８、被告Ｃ０６先後出現之順序有所混淆。惟查，證人Ａ０２年事已高，現已80餘歲，且就其近年記憶狀況，業據證人Ａ０２之子即證人Ｂ１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證人Ａ０２於113年12月25日發生車禍、骨盆骨裂，嗣後長期臥床休養，復原後記憶力已明顯衰退，至於過往事項，除非係印象極為深刻之事，否則通常亦已不復記憶等語（見本院卷六第283至286頁），足見證人Ａ０２近年確有記憶顯著衰退、對往事回憶困難之情形。再參以證人Ａ０２於本院作證時，距離案發當時已逾5年，其就細節上之人別辨識、出場先後順序或共同到場與否有所混淆，尚與一般高齡且記憶衰退之證人陳述特徵相符，難認係刻意虛構或誣陷。是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時就部分細節所為之落差陳述，應屬記憶減退、混淆不清所致，尚難遽執此等細節瑕疵，逕為有利於被告Ｃ０６及Ｂ１１之認定。

　⒉就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告訴人Ｂ０３部分：　

　⑴告訴人Ｂ０３遭被告Ｃ０６、Ｃ０８、Ｂ１１及Ｃ０９以附表一編號2所示方式共同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陸續給付如該附表編號所示款項之經過情形，業經告訴人Ｂ０３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明確（見111偵2544卷一第207至210頁、第213至214頁；110他4605卷二第7至13頁；本院卷九第36至64頁），核與被告Ｃ０６於本院羈押庭時所供承之情節（見111聲羈33卷第54至55頁；本院卷九第35頁）相符，並有如附表一編號2「購買明細」欄、「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公訴意旨雖認證人Ｂ０３係以每個16萬元之代價，購買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6個，合計給付96萬元等語。惟觀諸附表一編號2「購買明細」欄所示發票金額，其中土地款2組19萬6,000元、石材2組12萬元，合計31萬6,000元，恰與每個塔位15萬8,000元、共2個塔位之金額相符；另土地款9萬8,000元、石材6萬元，合計15萬8,000元，亦可對應1個塔位。再參以被告Ｃ２０供稱塔位每個售價為15萬8,000元（見111偵2544卷七第272頁），證人Ｂ０３於警詢時亦證稱其購買2個塔位之金額「約32萬元」（見111偵2544卷一第208頁），足認本案塔位單價應以15萬8,000元計算，較與客觀卷證相符。從而，本院認定證人Ｂ０３係以每個15萬8,000元之代價，購買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6個，合計給付94萬8,000元。公訴意旨認其給付金額為96萬元，容有未洽，併此敘明。

　⑶被告Ｃ０６嗣後翻異前詞，並與被告Ｃ０８、Ｂ１１及Ｃ０９均否認有何施以詐術之行為。惟查：　

　①被告Ｃ０６雖嗣後翻異前詞，否認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然觀諸證人Ｂ０３與被告Ｃ０６之對話錄音譯文所示，被告Ｃ０６先向證人Ｂ０３表示：「他們說看你要不要先處理一部分」、「他們叫你先付一部分」，並稱其可先幫忙處理「訂金」部分（見111偵2544卷三第117至118頁）；其復明確表示：「訂金就是先付少部分的錢讓他們覺得說我們還想繼續做這件事情」、「我先看能不能先付部分的錢然後讓他們能延後時間」、「能不能先付少部分的訂金給他們」、「他們是叫我們先做一半就是2個的錢」（見111偵2544卷三第118頁）；又稱：「反正我就先幫你處理一下訂金的部分看能不能延後一點」、「所以現在只能看看他們願不願意給我們延期」（見111偵2544卷三第119頁），足見被告Ｃ０６於對話中，確一再向證人Ｂ０３表示本件交易仍在持續進行中，只是因程序及款項問題，尚須先支付部分款項、訂金或先處理一部分費用，始能繼續推動後續所謂收購事宜。又被告Ｃ０６於證人Ｂ０３詢問究竟係何公司時，明白表示：「豐陽是我們現在配合的公司」、「對，配合的公司，不是要買的人」、「是他們公司的客戶有這個需求」，且稱：「如果說他們覺得價格太低或是案件拖太久，我們去找B的公司做配合，那現在就是找B公司，因為B公司的價格比較好，他的客戶也沒有那麼多」（見111偵2544卷三第119頁）；並復稱：「現在就是想辦法能用什麼方式先去延長這個時間，不然他們逼得太緊，他們說這個禮拜就要了，我跟他們說沒辦法」（見111偵2544卷三第119頁）。由此可知，被告Ｃ０６確曾向證人Ｂ０３表示另有配合公司及其客戶正在處理本件塔位收購事宜，亦即持續以「已有買家或至少已有買家需求存在」及「案件仍在處理，只是程序尚未完成」之說詞取信證人Ｂ０３，使其相信本件確有收購可能，僅待其繼續配合付款及處理相關程序而已。再參以證人Ｂ０３與被告Ｃ０６之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證人Ｂ０３於109年9月22日即向被告Ｃ０６表示「本來是說好了，可以買賣了」，被告Ｃ０６則稱其等「上禮拜有去跟公司談」，又稱「公司是說我們本身業務就不能做這種事情」，並表示仍在幫證人Ｂ０３尋求處理方式（見111偵2544卷三第169頁）；其後被告Ｃ０６又稱「因為你這部分我們已經在排時間要做交割了」、「投資客阿」（見111偵2544卷三第183頁），益見其持續以本件已有收購需求、且交易程序已進入交割階段之方式，使證人Ｂ０３誤信本件並非虛構，而係僅因內部程序及款項問題尚待處理而已，足認被告Ｃ０６確有以買家需求及交割進度作為詐術內容。從而，被告Ｃ０６事後翻異前詞，否認施用詐術云云，顯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②被告Ｃ０８、被告Ｂ１１及被告Ｃ０９雖僅坦承有推銷證人Ｂ０３殯葬商品之行為，然均否認有何對證人Ｂ０３施以詐術之行為。惟證人Ｂ０３與被告Ｃ０６間之對話譯文中，已明確提及：「節稅是前面那個羅先生給我節稅的」，被告Ｃ０６則回稱：「對啊，節稅我們幫你付一筆錢了」、「有一部分是別人幫你付的」（見111偵2544卷三第121頁）；其後證人Ｂ０３與被告Ｃ０６及Ｃ０８之對話中復表示：「以前羅先生說的公司跟你們現在說的公司又不一樣」（見111偵2544卷三第131頁）。此外，證人Ｂ０３與被告Ｃ０６之通訊監察譯文中，證人Ｂ０３亦明確表示「以前羅先生跟我說20個，現在那20個有人抽回去了，現在剩下我一個而已，所以說我就要變那麼多人買賣這樣子喔？」（見111偵2544卷三第186頁），又稱「本來以前羅先生跟我說20個，有的人抽走了，那個公司也沒用下去了，現在又換誰，我覺得好奇怪」（見111偵2544卷三第206頁）；被告Ｃ０６對此並未否認被告Ｃ０９曾以前開「20個」收購需求向證人Ｂ０３聯繫，反僅泛稱「反正你現在就是給豐陽這邊做接手」（見111偵2544卷三第186頁）、「這些我都有跟你講過了，只是你真的忘記了」（見111偵2544卷三第206頁）。又被告Ｃ０６曾於對話中表示「連羅先生都被約談了」（見111偵2544卷三第171頁），益徵其對被告Ｃ０９前階段介入本案之情節原即知悉。惟被告Ｃ０８及被告Ｃ０６於聽聞證人Ｂ０３提及「羅先生」及其先前所稱收購公司與現在不同時，並未追問被告Ｃ０９究係何人、其所稱欲收購之公司為何、與其等現所稱公司有何差異，反僅泛稱其等係仲介，並將話題導向後續應如何處理本件交易。衡諸常情，若被告Ｃ０８及被告Ｃ０６與被告Ｃ０９彼此毫不相識，或對被告Ｃ０９先前所施用之收購、節稅話術全然不知，則於證人Ｂ０３主動提及「羅先生」及「以前羅先生說的公司跟你們現在說的公司又不一樣」此等足以影響交易真偽判斷之重要情節時，理應立即追問被告Ｃ０９之身分、其所稱公司及前後差異原因，始符合常理；然卻未見被告Ｃ０８及被告Ｃ０６2人任何訝異、詢問或釐清之動作，反而得以順勢承接證人Ｂ０３所述之前情，繼續推進本件後續付款、塗銷及貸款事宜，足徵被告Ｃ０６及Ｃ０８對於被告Ｃ０９先前已介入證人Ｂ０３案件，並以前開收購、節稅名義對證人Ｂ０３施用詐術乙節，原即知悉。

　③又依同段對話內容，證人Ｂ０３明確表示：「現在問題卡在這個63萬2啊，現在沒事又多了4個，原本知道有2個，哪知道又變成4個」（見111偵2544卷三第128頁），足見雙方對話中確已具體提及「63萬2,000元」及「原本2個後來變成4個」之內容；而此正與證人Ｂ０３所證稱，被告Ｃ０８及Ｃ０６向其佯稱因被告Ｂ１１遭解職，須由其買回4個塔位，因而要求其再支付63萬2,000元之情節相符（見111偵2544卷一第208頁）。且被告Ｃ０６於證人Ｂ０３表示已投資甚多、難再負擔時，仍稱「現在也只有這個辦法」、「所以你現在還是想處理吧」（見111偵2544卷三第128頁），益徵被告Ｃ０８及Ｃ０６係以上開63萬2,000元及4個塔位之說詞，持續施壓證人Ｂ０３繼續投入資金。另被告Ｃ０８先稱：「如果你不用這種說法，那我們也不管了，你自己去想辦法」、「第二點鄭先生叫你用的那個，因為你要先把那個用掉，才能用後面的事情，才能幫你問後面的事情」（見111偵2544卷三第127頁）；被告Ｃ０６復稱：「現在就只能先去戶政把那個東西用一用」、「阿姨妳如果你現在想要處理，現在就是要去用那個」（見111偵2544卷三第129頁）；被告Ｃ０８則進一步表示：「如果真的要做，明天叫鄭先生陪你去戶政事務所，先把你原本那個塗銷，因為你錢已經完了，對不對，清了就能塗銷」、「你那個已經繳清了，要把它塗銷掉」（見111偵2544卷三第129頁），且又以借款、借據為例，向證人Ｂ０３說明所謂塗銷必要性（見111偵2544卷三第129頁）。是由此可知，被告Ｃ０８及Ｃ０６確有要求證人Ｂ０３先辦理原先銀行設定或相關標註之塗銷，始得繼續後續處理。再參以被告Ｃ０６與證人Ｂ０３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被告Ｃ０６亦一再稱「你要先去戶政事務所辦死亡說明書」、「要去土地銀行」、「你只是去做塗銷而已」、「因為你目前還沒做塗銷，所以不知道哪邊借」、「只能塗銷之後我們再去詢問哪個地方可以借」（見111偵2544卷三第189至190頁），並稱「最重要的是先把那些東西辦一辦」（見111偵2544卷三第190頁），足見其不僅要求證人Ｂ０３先行辦理塗銷程序，並明示塗銷後始能另行尋找借款來源。嗣後被告Ｃ０８更明言：「你先把那個塗銷掉，後面的我們再來講」、「你沒有去塗銷掉，後面沒辦法做事情啦」、「你先塗銷掉，就有辦法去找金主，還是誰，就有辦法借了，這部分有先幫你問過了」（見111偵2544卷三第130頁）；並稱：「今天去戶政事務所辦這個，他也不知道啊，辦這個只是要把銀行的取消掉而已」（見111偵2544卷三第130頁）。可知被告Ｃ０８、Ｃ０６除要求證人Ｂ０３先行辦理塗銷程序外，並進一步表示塗銷後即可再找「金主」借款，以便處理後續款項問題；此與證人Ｂ０３所證稱被告Ｃ０８及被告Ｃ０６進而要求證人Ｂ０３以其房產辦理抵押貸款之情節相符。又被告Ｃ０６於對話中反覆提及「謝先生現在也是留職停薪」（見111偵2544卷三第170頁）、「現在重點是先讓他回來上班，能救多少救多少啦」（見111偵2544卷三第211頁）、「我們現在是要讓謝先生回上班，要不然你看他的小孩跟他老婆要怎麼吃住」（見111偵2544卷三第211頁），並數度詢問證人Ｂ０３「你到底有沒有要救謝先生」（見111偵2544卷三第197頁），益徵被告Ｂ１１遭察覺、遭停職，須設法使其回任，確係被告Ｃ０６、被告Ｃ０８用以要求證人Ｂ０３繼續付款、貸款之詐欺話術之一。

　④此外，被告Ｃ０８就證人Ｂ０３擔心其媳婦、兒子知悉其又將權狀拿出、辦理塗銷及後續借貸等事，並未勸其停止，反而一再教其如何隱瞞，稱：「如果他們再問你為什麼拿權狀出來看，你就說沒有啦，我無聊才加減看的」（見111偵2544卷三第125頁）、「如果她再問你，你就說那天我在打掃剛好看到拿出來看，這樣就好了」、「你就說在整理東西剛好看到拿出來看」（見111偵2544卷三第126頁）、「阿姨你就照我跟你講的說就好了，她如果有在問的話，沒問就不用講了，有問的話就說我那天在整理東西剛好看到拿出來看看這樣就好了」（見111偵2544卷三第126頁）；被告Ｃ０６亦附和稱：「你就這樣說就好」、「你就說在整理東西剛好看到你就這樣」、「她問的時候你再講就好了」（見111偵2544卷三第126頁）。再參以被告Ｃ０６與證人Ｂ０３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被告Ｃ０６亦曾教導證人Ｂ０３，如戶政機關詢問申請死亡證明書用途時，「你就說因為之前有貸款，只是要結清而已」、「因為之前有做過貸款，現在要做結清而已」（見111偵2544卷三第181頁）；又對證人Ｂ０３稱「你就說沒有，剛好找到這個而已，想說看一下」（見111偵2544卷三第178頁）、「反正你最近就不要拿出來看了」（見111偵2544卷三第188頁）、「你沒跟他講，他根本不會去問」（見111偵2544卷三第198頁）等語。由此益徵，被告Ｃ０８及Ｃ０６明知其等所要求證人Ｂ０３辦理之事項並非正常單純交易流程，否則無庸反覆教導證人Ｂ０３如何對家人、戶政機關隱匿、掩飾，避免案件敗露。

　⑤再觀諸卷附自被告Ｃ０６手機內翻拍之記事本照片（見111偵2544卷三第60至61頁），其開頭即記載「Ｂ０３（國，豪）」之文字，參酌卷內事證脈絡，前開「國」、「豪」應可認分別係指被告Ｃ０９及Ｂ１１。又該記事本內復載有「用我阿姨的名字代墊」、「當初幫忙阿姨案件的部分總共貸款四個的錢」、「謝先幫我壓下來」、「家裡發現貸款的單子金額40萬」、「怕到時候被發現會跟公司講就完了」、「豪哥部門進場」等語（見111偵2544卷三第60至61頁），核與證人Ｂ０３所證稱：先由被告Ｃ０９以有集團欲收購20個塔位為由要求其加購，再由被告Ｃ０６佯稱以其阿姨名義貸款協助購買4個塔位，嗣後再由被告Ｂ１１出面扮演公司上級主管，佯稱因上開阿姨貸款購買塔位之事遭家人及公司發現，須由其出面協調、承接處理部分塔位之情節相符。再者，「豪哥部門進場」之記載，亦與被告Ｃ０６自承所謂之謝姓主管即為被告Ｂ１１等情（見111偵2544卷三第23頁）相符，更足顯示被告Ｂ１１並非偶然介入，而係原即被安排接續前階段詐術內容，共同對證人Ｂ０３施用詐術之一環。從而，前開記事本內容，顯非一般仲介人員就商品買賣所為之通常備忘錄，而係被告Ｃ０６就證人Ｂ０３案件，將被告Ｃ０９、被告Ｂ１１與其本人前後接續所施用之詐術內容、應對話術及分工情形，預先或持續加以整理記錄之案件筆記。

　⑥綜上，足認被告Ｃ０９、Ｃ０６、Ｃ０８及Ｂ１１係以前後相續、彼此接應之方式，輪流出面接觸證人Ｂ０３，且其等說詞前後承接，所杜撰之交易情節亦能相互呼應，並無明顯矛盾或齟齬。倘非事前已有謀議或至少對整體詐欺模式有所認識並共同配合，實難想像其等得以接續編造如此連貫之交易理由，使證人Ｂ０３一再相信確有高價收購或整合交易存在。再參以證人Ｂ０３於警詢時證稱，其曾分別向被告Ｃ０６購買2次、每次2個塔位，並向被告Ｂ１１購買2個塔位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208頁），以及如附表一編號2「購買清單」所示之發票及權狀，堪認被告Ｃ０６、Ｂ１１、Ｃ０９及Ｃ０８確有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詐術內容，使證人Ｂ０３陷於錯誤，而陸續交付63萬2,000元予被告Ｃ０６、交付31萬6,000元予被告Ｂ１１，並由被告Ｃ０６交付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4個、被告Ｂ１１交付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2個等情甚明。是被告Ｃ０９、Ｃ０６、Ｃ０８及Ｂ１１既均係基於本案詐欺集團分工，前後接續對證人Ｂ０３施用詐術，自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絕非偶發之一般殯葬商品仲介交易。其等辯稱各自僅從事正當仲介買賣，並不知悉其他共犯亦曾先後對證人Ｂ０３推銷殯葬商品云云，核與卷內事證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均不足採信。

　⑴被告Ｂ１１、Ｃ０８及Ｂ０９於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時間，與告訴人Ａ０７聯繫後，向告訴人Ａ０７推銷殯葬商品，被告Ｂ１１成功向告訴人Ａ０７販賣殯葬商品並收取款項，被告Ｃ０８有販售塔位予告訴人Ａ０７之事實，業據被告Ｂ１１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見111偵2544卷一第37頁、第504頁、111偵2544卷七第535頁；本院卷六第36頁）、被告Ｃ０８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見111偵2544卷二第550頁；本院卷六第36頁）均供承在卷，核與證人Ａ０７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證情節一致（見110他4605卷二第7至13頁、111偵5334卷二第11至12頁；112訴1349號卷七第101至129頁），並有如附表一編號3「購買明細」、「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證人Ａ０７本案購買之殯葬商品數量及款項之說明：

　①公訴意旨雖認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證人Ａ０７係以每個15萬8,000元之代價，購買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11個、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63個，合計遭詐騙1,169萬2,000元。惟卷內權狀資料中，權狀日期均為110年1月5日、權狀編號2438至2442號之土地權狀5份（見111偵2544卷一第294至298頁），同一權狀又重複附於本案卷內（見111偵2544卷一第338至342頁），足見此部分係相同權狀重複附卷，實際數量應僅計為5份，不應重複計算。又權狀日期均為110年2月8日、權狀編號2717至2719號之土地權狀3份（見111偵2544卷一第299至301頁），同一權狀又重複附於本案卷內（見111偵2544卷一第335至337頁），實際數量應僅計為3份，亦不應重複計算。故扣除上開重複權狀後，證人Ａ０７提出之權狀數量，應為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11個、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55個。

　②惟證人Ａ０７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於108年11月28日向另案被告Ｂ０２購買千寶琉璃生命寶座3個前，所購買之殯葬商品均係向Ｂ０２購買，後續則由被告Ｂ１１向其販售殯葬商品等語（見本院卷十一第67至70頁），此核與被告Ｂ１１自承其向證人Ａ０７推銷納骨塔商品之時間大致相符（見111偵2544卷一第38頁），應堪採信。是證人Ａ０７於偵查中提出之108年5月8日骨牆式個人灰位權狀編號後四碼4378、4379（見偵33194卷二第49、50頁），及108年5月14日骨牆式個人位2個26萬元鎰誠公司發票（見111偵2544卷一第371頁）；另108年7月30日個人型納骨灰位權狀編號後四碼0022（見111偵2544卷一第397頁），及108年8月28日1個15萬8,000元鎰誠公司發票（見111偵2544卷一第371頁）；以及108年10月28日單人位10個158萬元鎰誠公司發票（見111偵2544卷一第371頁），均應認係證人Ａ０７向另案被告Ｂ０２購買，非屬本案被告Ｂ１１所銷售部分，應予扣除。從而，扣除上開非屬被告Ｂ１１銷售之部分後，本院認定證人Ａ０７向被告Ｂ１１購買之殯葬商品，應為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8個、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45個，合計53個，金額共837萬4,000元。

　③另證人Ａ０７於本院審理時始提出龍寶公司天境福座永久使用權狀3份【權狀日期：110年4月15日，權狀編號後4碼2952至2954】（見本院卷十第277至282頁）、同公司天境福座永久使用權狀8份【權狀日期：110年4月21日，權狀編號後4碼2977至2984】（見本院卷十第261至276頁），以及110年4月28日塔位款3個47萬4,000元、塔位款8個126萬4,000元之詮盛公司發票（見本院卷一第313頁）；復提出龍寶公司天境福座永久使用權狀40份【權狀日期：110年7月6日，權狀編號後4碼3339至3343、3345至3379】（見本院卷十第283至362頁），及110年7月19日塔位款6個94萬8,000元之詮盛公司發票、塔位款34個537萬2,000元之豐陽公司發票（見本院卷一第309頁）。上開權狀合計51個塔位，發票金額合計805萬8,000元，此部分證人Ａ０７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上開殯葬商品亦係向被告Ｂ１１購買（見本院卷十一第70頁）。公訴意旨雖未就此部分明載於起訴事實，然此部分與原起訴所認Ａ０７交付款項予被告Ｂ１１購買殯葬商品之事實，係基於同一詐欺犯意，於密接期間內，以相同手法接續為之，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且與起訴書所載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④至證人Ａ０７於偵查中已證稱，被告Ｃ０８曾以附表一編號3所示詐術，使其交付15萬8,000元購買塔位；被告Ｃ０８亦坦承曾販售1個塔位予證人Ａ０７（見111偵2544卷二第550頁；本院卷六第36頁）。嗣證人Ａ０７於本院審理時提出110年11月13日國寶中投福座永久使用權狀1份（見本院卷十第363至364頁）、110年11月25日塔位款1個15萬8,000元豐陽公司發票（見本院卷一第311頁）為證，並具體指明被告Ｃ０８販售者為國寶塔位。是此部分僅係特定遭詐騙塔位之內容，尚非犯罪事實之擴張，併此敘明。

　⑤綜上，本院認定證人Ａ０７遭詐騙購買之殯葬商品，為被告Ｂ１１銷售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8個、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45個，加計本院審理時提出之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51個後，共為展雲8個、龍寶96個，金額共1,643萬2,000元；另被告Ｃ０８銷售之國寶中投福座塔位1個，金額15萬8,000元。是證人Ａ０７本案遭詐騙購買之塔位合計105個，金額共1,659萬元。

　⑶被告Ｂ１１、Ｃ０８及Ｂ０９雖否認有何施以詐術之行為云云。惟查，證人Ａ０７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其起初係由殷孝可、Ｂ０２接觸，稱可協助處理其手上塔位產品，並表示已有企業要收購，且可用捐贈方式節稅，將所得稅從40％降至25％，要求其先加買靈骨塔位；嗣殷孝可、Ｂ０２稱遭公司開除，後續改由被告Ｂ１１服務，被告Ｂ１１亦稱殷孝可、Ｂ０２係因違反公司規定替其出資而遭開除，並表示企業欲收購之塔位數量很大，原有3名賣方中1人退出，須由其與另一名賣方補足不足額塔位，該企業係上市公司，但未說明公司名稱；之後被告Ｂ１１稱後續會由被告Ｃ０８協助核對資料、安排過戶，被告Ｃ０８亦稱資料沒有問題，原本表示110年農曆年前可辦理過戶，嗣又以案件很多、塞車、過年前趕不上為由，稱過年後會優先處理；農曆年後，被告Ｂ１１再稱收購企業條件改變，個人位須升等為夫妻位，但售價可提高，並要求其再購買同數量塔位以升等為夫妻位；110年7月1日房地合一新制上路後，被告Ｂ１１、Ｃ０８又稱須確認對陰宅有無影響，確認後再辦過戶，嗣復改稱展雲公司出問題，要等國寶收購完成，期間均無法辦理過戶；110年9月間，其接獲齊國鈞來電稱其骨灰罐提貨券所載倉儲已聯絡不到人，其將此事告知被告Ｂ１１、Ｃ０８後，2人即稱該8個骨灰罐本係列入捐贈項目，若倉儲無法處理將影響交易，需補4個脫蠟琉璃骨灰罐，其拒絕後，2人又稱已替其爭取改以捐贈1個國寶塔位即可，其遂再支付15萬8,000元購買1個塔位；嗣於110年12月29日，被告Ｃ０８又帶同被告Ｂ０９前來，稱展雲塔位可轉換為國寶塔位，但須補貼費用，其當場拒絕等語（見110他4605卷二第11至13頁）。證人Ａ０７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起初係由Ｂ０２、殷孝可接觸，表示可協助出售其手上塔位資料，並稱已有企業欲收購，但因所得稅高，可透過捐贈方式節稅；其後Ｂ０２稱遭公司開除，改由被告Ｂ１１服務。被告Ｂ１１接手後，仍延續原先已有企業欲收購之說法，並稱因其中一名賣方退出，須補足數量，被告Ｂ１１有提到另一名賣方為苗栗大姐，但不願提供聯絡方式；其後被告Ｂ１１表示後續由被告Ｃ０８協助，被告Ｃ０８係代表公司處理資料、核對及過戶事宜；嗣因收購條件改變，被告Ｂ１１及Ｃ０８稱個人位要升等為夫妻位，須再購買同數量塔位，且其所購買升等夫妻位之塔位，係向被告Ｂ１１購買；被告Ｃ０８佯稱已有買家願以每個塔位或骨灰罐50餘萬元高價收購，惟須先繳納國寶塔位過戶管理費，嗣被告Ｃ０８交付國寶天境福座權狀1份予其簽收；後來被告Ｂ１１、Ｃ０８又以房地合一新制、展雲公司出事、骨灰罐捐贈項目出問題等理由，持續推延過戶，並要求其再購買塔位；至110年12月29日，被告Ｃ０８帶同被告Ｂ０９前來，表示展雲塔位可以轉換成國寶塔位，但須補貼費用，其當場拒絕，嗣後即未再購買等語（見本院卷九第54至77頁），核其上開所述，就被告Ｂ１１先以已有企業或集團欲高價收購塔位，惟須補足塔位數量始能成交，要求其加購塔位；嗣再由被告Ｂ１１、Ｃ０８共同以收購條件變更、須將個人位升等為夫妻位，並以節稅、過戶及展雲公司無法辦理過戶等事由，續行要求其購買塔位；復由被告Ｃ０８帶同被告Ｂ０９出面，以展雲塔位可轉換為國寶塔位，惟須補貼費用為由，接續要求其再行支出費用之經過情節，前後所述均屬一致，並無明顯瑕疵，應堪採信。

　⑷再佐以卷附證人Ａ０７與被告Ｃ０８、Ｂ０９間之私人錄音譯文所示，被告Ｃ０８於對話中反覆以「接手方」、「新的單位來接手」、「園區溝通」、「如果要提前，不是沒有可能，但要花一些費用做變更」、「你手上大約十來個上下，要怎麼處理」、「要有資格可以做到國寶級業務」等語，向證人Ａ０７說明須再支出費用、將既有塔位變更或轉換為可由接手方承認之內容；被告Ｂ０９亦在場附和稱「案件裡面就是有相關的部分」、「如果是這種樣子費用大概是多少」等語，與被告Ｃ０８共同向證人Ａ０７說明展雲或祥雲觀塔位出問題後，須另行處理、補貼或轉換之情形（見111偵2544卷二第437至444頁）。又證人Ａ０７於對話中明確質疑「買方是誰？我也不知道」、「都沒有看到任何東西」、「現在想要知道買方，那我要怎樣才能知道到底有沒有這個買方，買方是誰」等語，被告Ｃ０８則以「如果沒有的話幹嘛要談這麼久」、「做為中間這個身分，我們要的是這件事情趕快完成」等語迴避說明，始終未能提出具體買方資料或交易證明（見111偵2544卷二第439至440頁）。此部分足見被告Ｃ０８、Ｂ０９確有承接前開Ｂ１１所稱企業或集團欲收購塔位之話術，並於展雲塔位無法交易後，另以接手方、園區、新單位、國寶級業務、須補貼費用轉換等說詞，接續向證人Ａ０７施用詐術。復佐以證人Ａ０７與被告Ｂ１１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證人Ａ０７於110年11月3日向被告Ｂ１１表示「王先生已經來了」、「我已經把那個一個位子的錢匯過去了」、「你是轉到豐陽對不對」、「對，豐陽」等語，被告Ｂ１１則回稱會幫其聯絡，此與證人Ａ０７於本院審理時提出之國寶中投福座永久使用權狀1份（見本院卷十第363至364頁）及塔位款1個15萬8,000元豐陽公司發票1份（見本院卷一第311頁）所載之時間相近、塔位數量及金額完全相同。又於110年12月24日通話中，證人Ａ０７向被告Ｂ１１表示「這兩天我都連絡不上王先生」、「他說有一個陳先生」、「他之前禮拜二來的時候是說，陳先生那邊再跟公司談、跟展雲那邊談」、「他說下午就會有消息，結果到現在都沒有消息」等語，被告Ｂ１１則稱「我這邊去連絡看看」、「我幫你教訓他一下」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98頁）。由此可知，依據本案卷證脈絡，譯文中所稱「王先生」即被告Ｃ０８、「陳先生」即被告Ｂ０９，其等確曾於110年12月下旬前後接續出面，向證人Ａ０７佯稱展雲公司塔位須與公司、展雲方面協調，並可轉換為國寶塔位而需補貼費用等情，核與證人Ａ０７前開證述相符，足以補強其證述之真實性。綜上，足見被告Ｂ１１、Ｃ０８及Ｂ０９係以前後接應、彼此承接之方式，先由被告Ｂ１１以前揭企業或集團高價收購、須補足塔位數量、升等夫妻位等說詞使證人Ａ０７反覆購買塔位，繼由被告Ｃ０８、Ｂ０９以前揭接手方、展雲塔位轉換國寶塔位、須補貼費用等說詞續行詐騙，堪認其等就本案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被告Ｂ１１、Ｃ０８及Ｂ０９前揭所辯，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⑸至被告Ｂ１１雖辯稱，其僅販賣1個塔位予證人Ａ０７云云（見本院卷六第36頁）。惟稽之被告Ｂ１１於警詢時已供稱：其係至大里立新國中拜訪證人Ａ０７，並向其推銷國寶及展雲塔位，證人Ａ０７有意願購買且「買蠻多的」，數量已忘記，證人Ａ０７付款後，其即與證人Ａ０７簽立訂單，並由豐陽公司交付納骨塔塔位權狀、客戶簽收回條及發票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37頁）。復於偵查中供稱：證人Ａ０７曾向其購買「國寶」即天境福座塔位、骨灰罐，及「展雲」塔位、骨灰罐，展雲塔位並可同時申請購買土地所有權，且其開立予證人Ａ０７之發票除詮盛公司外，亦有「豐陽」、「鎰誠」公司發票；另其販售予證人Ａ０７之天境福座有分為佛佑廳、華嚴世界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504頁）。是被告Ｂ１１前開供述，已足認其販售予證人Ａ０７之殯葬商品並非僅止1個塔位，而係包含國寶天境福座、展雲塔位及相關骨灰罐等多項商品。又被告Ｂ１１前開所稱曾開立豐陽、鎰誠、詮盛公司發票，核與附表一編號3「購買明細」欄所示發票公司名稱相符；其所稱販售國寶天境福座，並分為佛佑廳、華嚴世界等節，亦與證人Ａ０７提出之塔位權狀內容相符。再參以證人Ａ０７所提出塔位權狀之核發日期及發票開立日期，均係自109年1月初至110年11月底，核與被告Ｂ１１自承其向證人Ａ０７推銷納骨塔商品之時間大致相符（見111偵2544卷一第38頁），且經核對證人Ａ０７提出之塔位權狀、發票及交易明細，結果如附表一編號3「購買明細」欄所示，於各該權狀核發及發票開立前後密接期間，均有與權狀數量相符之發票金額或相對應之款項匯入被告Ｂ１１所靠行之豐陽、鎰誠及詮盛公司帳戶內；而被告Ｂ１１亦自承曾於上開3家公司靠行從事殯葬商品銷售等情（見本院卷六第35頁）。綜合被告Ｂ１１前開供述、卷附發票、塔位權狀及交易明細互核以觀，足以補強證人Ａ０７就其購買塔位數量、金額及交付款項經過所為證述之真實性。從而，堪認證人Ａ０７確因被告Ｂ１１、Ｃ０８施用詐術，分別交付1,643萬2,000元予被告Ｂ１１，及交付15萬8,000元予被告Ｃ０８，金額合計1,659萬元，被告Ｂ１１並交付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8個、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96個；被告Ｃ０８則交付國寶中投福座塔位權狀1份予證人Ａ０７甚明。是被告Ｂ１１事後辯稱僅販賣1個塔位予證人Ａ０７、被告Ｃ０８所辯並未詐騙Ａ０７云云，顯屬避重就輕之詞，亦與上開證據不符，均不足採信。

　⑴被告Ｂ１１及Ｃ１５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時間，與被害人Ａ０４聯繫後，被害人Ａ０４於該附表編號所示時間，交付該附表編號所示之款項予被告Ｂ１１之事實，業據被告Ｂ１１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供承在卷（見111偵33194卷一第50頁、111偵2544卷一第505頁、第508頁；本院卷六第36頁），核與證人Ａ０４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證情節一致（見111偵33194卷二第159至163頁、110他4605卷二第7至13頁），並有如附表一編號4「購買明細」、「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證人Ａ０４於警詢時已明確證稱：其手中原即持有約20、30個靈骨塔塔位及約20個骨灰罈，兩者價值合計約2,000多萬元，係自7、8年前即陸續購買而得；嗣於110年9月3日，有一名自稱「謝先生」之人來電詢問其有無靈骨塔欲出售，並與其約在府後街、四維街附近之統一便利商店碰面，其上車後，「謝先生」即向其索取靈骨塔位、骨灰罈之證明文件、身分證影本及印章，並向其表示可協助處理出售事宜，且稱因先前賣其塔位、骨灰罈之公司久遠、老闆更迭，處理該等證明文件需費用，先向其索取10多萬元作為處理費，嗣因其表示無法負擔，對方乃稱「不然先拿10萬元就好」，其遂於110年9月3日後之某日再度與對方在同處碰面後，於車上交付10萬元現金予對方；而對方並向其表示不用擔心稅金，公司主管會幫其處理妥當等語（見111偵33194卷二第159至163頁）。復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一開始對方一直打電話，其原表示不要，且稱自己以前已被騙很多次，惟對方仍表示其靈骨塔相關文件可拿來看看，並稱可以用2,000萬元賣掉，且因有些文件已歷10餘年，須更換成新文件而需費用，故向其收取10萬元；110年7、8月間起，「謝先生」先與其在車上洽談，第二、三次則稱已找到買主，願以2,000萬元收購，惟需20、30萬元費用，嗣因其僅能籌得10萬元，對方即同意先收10萬元，並於收款後仍稱農曆年後可以成交，然其後即失去聯繫，且對方始終未告知買主究為何人，亦未開立任何收據，並未交付名片（見110他4605卷二第7至9頁）。再佐以被告Ｂ１１與證人Ａ０４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被告Ｂ１１於110年11月2日即向證人Ａ０４稱「公司答應要幫你處理稅金的問題，現在要幫你送了」、「原本公司說不願意，我跟公司說拜託啦，能不能幫個忙讓你比較輕鬆」、「現在幫你案件送出去差不多下禮拜就有消息了」，其後又於同年11月30日及12月6日持續向證人Ａ０４詢問「你那邊有辦法嗎？錢的部分」、「我朋友這邊可以幫我的少，我先跟你講一下，我今天要去找他」、「如果下午有人打給你，你就說我有去找你」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115至118頁）。是證人Ａ０４前後就其遭被告Ｂ１１主動接觸，佯稱可協助處理靈骨塔位出售，復誆稱已有買主願出高價收購，惟須先支付處理費用，進而以公司會協助處理稅金、後續出售並無問題等話術，致其陷於錯誤而交付10萬元款項等情，前後證述之主要事實均屬相符，並無重大矛盾歧異之處。又按一般社會經驗法則，塔位、骨灰罈等殯葬商品並非一般人日常交易之物，若非確有出售需求，通常不致在本已持有相當數量塔位、骨灰罈之情況下，仍平白再交付款項予素不相識之人處理；而證人Ａ０４於警詢中既已明確陳稱，其原先即持有相當數量之靈骨塔位及骨灰罈，價值合計約2,000多萬元，並係因年事已高始有出售需求（見111偵33194卷二第159頁），則其證稱係因被告Ｂ１１佯稱得以高價出售、惟須先支付處理費用，始交付10萬元，自與常情相符。再者，證人Ａ０４並非主動報案指訴被告，而係經警方通知協助調查靈骨塔詐欺案件後，始到案製作筆錄（見111偵33194卷二第159頁），其刻意虛捏情節、設詞誣陷被告Ｂ１１之可能性相對較低，且復有前開通訊監察譯文足資補強，益徵證人Ａ０４上開指訴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是被告Ｂ１１辯稱其未施用詐術、僅屬正當協助處理出售事宜云云，核與證人Ａ０４之前後一致證述及客觀通訊譯文內容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之詞，委不足採信。

　⑶被告Ｃ１５雖辯稱未曾接觸證人Ａ０４云云，然查，證人Ａ０４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已明確證稱：其與被告Ｂ１１洽談時，除被告Ｂ１１外，尚有一名女助手一同在場，且該女助手曾在旁稱被告Ｂ１１「很厲害」，並要求證人Ａ０４將相關文件影印後交予被告Ｂ１１；至於尚未影印之文件，復係由該女助手親自拿至7-11代為影印處理（見110他4605卷二第8頁；111偵33194卷二第161頁）。又被告Ｂ１１於警詢中已供稱：「我有向證人Ａ０４銷售塔位，且Ｃ１５有跟我去過一次；Ａ０４所稱與我共同前來之女助手係Ｃ１５」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50頁、第508頁）。足見被告Ｃ１５確實有與被告Ｂ１１一同拜訪證人Ａ０４，且被告Ｃ１５並非僅係單純陪同被告Ｂ１１到場，而係實際參與取得被害人資料、協助整理文件，並於洽談過程中附和被告Ｂ１１之說詞，加深證人Ａ０４對於高價收購及需先支付費用等話術之錯誤認知，其行為對整體詐術之實施顯具有分工作用，自難僅以單純陪同視之。從而，被告Ｃ１５既已與被告Ｂ１１分擔本件詐欺取財犯行之一部行為，應認其係基於犯意聯絡而共同參與詐術之施用，屬共同正犯。

　⑷況且，被告Ｃ１５於本案其他被害人許明雅、證人Ａ０１０部分（詳後述），亦曾反覆以前揭相類手法施用詐術，即先主動致電詢問有無塔位或骨灰罐欲出售，繼而佯稱塔位遭國稅局設定無法交易、須付費撤銷，或謊稱原持有塔位不合法、須搭配其他合法塔位、生前契約或國寶塔位始得順利收購，藉此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購買殯葬商品；其詐術結構與本件被告Ｂ１１對證人Ａ０４所施用之已有買主願高價收購，惟須先行處理文件、補足條件或支付費用之話術模式，顯屬同一詐欺話術。又證人Ａ０４、證人許明雅、證人Ａ０１０彼此素不相識，然其等所描述關於被告Ｃ１５之行為模式，卻呈現高度一致之規律；若非上情屬實，素不相識之多名被害人實無可能為情節如此雷同之陳述。衡諸常情，倘被告Ｃ１５與被告Ｂ１１及各該被害人間確無關聯，亦無可能於不同被害人間反覆援用如此高度一致之詐術手法取財。是以，益徵被告Ｃ１５於本件陪同被告Ｂ１１前往接觸證人Ａ０４，絕非單純隨行，而係共同參與詐術實施之一環；從而，被告Ｃ１５所辯未曾接觸證人Ａ０４、與本件無涉云云，核與證人Ａ０４之警詢、偵查證述及被告Ｂ１１之供述均屬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⑸至證人Ａ０４於本院審理時，固未能當庭明確認指被告Ｂ１１，且就見面地點、同行之人、交付款項次數及數額，甚而將其先前遭其他靈骨塔詐騙之經過混入本案而有答非所問、記憶混淆之情形，惟證人Ａ０４年事已高（21年次），且距案發已相隔相當時日，其就細節陳述有所混亂，核與高齡證人記憶自然衰退之情形相符，自難僅憑其審理時之混淆陳述，即遽認其警詢及偵查中所為證述不可採。又被告Ｂ１１雖辯稱其收取Ａ０４10萬元，係作為Ａ０４購買靈骨塔土地權狀之對價，與證人Ａ０４所稱係處理費用之用途不同，然參照本案詐騙集團對其他被害人（如Ｂ０７、Ｂ１及許明雅）之受騙情節，可見本案業務人員之被告等人本即常以處理費、搭配出售等名義向被害人取款，並同時交付無關之殯葬商品權狀，以營造交易外觀，是縱本件尚伴隨交付土地權狀之外觀，亦僅屬被告等人施用詐術之具體方式之一，尚不影響其以虛構高價收購及須先付款處理為由詐取款項之本質，併此敘明。　

　⑴被害人Ａ０３遭被告Ｂ１３以附表一編號5所示方式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給付如該附表編號所示款項之經過情形等情，業據被告Ｂ１３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不諱（見本院卷三第28至29頁、本院卷六第38至39頁）；而被告Ｂ１１於上開過程中亦有向被害人Ａ０３推銷塔位，並收取1,000元訂金等情，亦據被告Ｂ１１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一第38頁、本院卷六第36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３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證述（見111偵2544卷一第399至401頁；本院卷六第269至282頁）之情節一致，並有如附表一編號5「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被告Ｂ１１辯稱僅單純推銷塔位，否認有何施以詐術之行為。惟查，證人Ａ０３於警詢時明確證稱：被告Ｂ１３先於110年10月28日撥打電話詢問我有無國寶生前契約或其他相關產品欲出售，嗣於同年11月2日，由被告Ｂ１３與被告Ｂ１１一同前往與我碰面，於看過我的塔位權狀後，向我表示須以整合方式，用國寶名義辦理登記，再由他人私下過戶予欲收購之財團，並稱辦理塔位及骨灰罈整合需支付手續費16萬元。因我當時現金不足，僅先交付訂金1,000元，並與被告Ｂ１１約定再行籌款交付尾款；其後於110年11月11日雙方再度碰面時，被告Ｂ１１猶催促我儘速完成交易，並稱若錯過此次時機即無此方案，交易成功可賣得400餘萬元等語。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先前曾購買國寶之生前契約，後來已自行換成淡水宜誠之塔位；嗣於110年10月底，由被告Ｂ１１接續與其聯繫表示可協助其處理、出售手上塔位，並表示有財團欲收購，可協助將塔位轉換至中部較好處理，惟須支付手續費、服務費及塔位差價等約10餘萬元、16萬元，且洽談過程中係由被告Ｂ１１主導發言、被告Ｂ１３在旁輔助，至110年11月11日我原欲交付所籌得之14萬元左右現金，惟因適逢警方來電提醒，始未再付款等語。是證人Ａ０３前後就其遭被告Ｂ１１及Ｂ１３主動接觸佯稱可協助處理靈骨塔位，復誆稱已有財團或買家欲高價收購，惟須先辦理整合、登記、過戶等程序，進而以須支付手續費、服務費等話術，致其陷於錯誤而先交付訂金1,000元並進一步籌措尾款等情，前後證述之主要事實均屬相符，並無重大矛盾歧異之處。其間雖就部分附隨費用名稱或金額細節略有不同，然此微小誤差，僅屬記憶細節之差異，尚無礙其對於遭施用詐術而交付款項之基本被害歷程之同一性；且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６所證經被告Ｂ１１同樣以「有財團欲收購」為由詐騙之經過情節（詳後述）亦大致相符，若非上情屬實，其等實無可能為情節如此一致之陳述，足見被告Ｂ１１確有以類似手法多次詐欺取財，證人Ａ０３上開指訴，應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⑶再佐以警方於111年1月11日對被告Ｂ１１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執行搜索時，在其車內置物盒扣得筆記紙，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111偵2544卷一第179至184頁，即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3-2之教戰手冊）在卷可稽，觀諸該筆記紙內容，明確記載「國寶收購後，內外整理整修，價值會更高」、「有背景大集團去經營行銷管理，保障更高」、「利用國寶名氣，投資人願出高價收購」、「大財團近年收購2～3支寶塔」等教戰話術（見111偵2544卷一第77頁），此等文字紀錄，核與證人Ａ０３前開所證稱被告Ｂ１１及Ｂ１３向其佯稱「須用國寶名義辦理登記，再私下過戶予欲收購之財團」等詐欺情節相符，益徵證人Ａ０３指訴被告Ｂ１１及Ｂ１３以有財團或集團欲收購為由施用詐術等語，尚屬有據，洵堪採信。至被告Ｂ１１雖於警詢時辯稱不知該筆記紙（教戰手冊）係何人所有云云（見111偵2544卷一第34頁）。然查，該車輛既為被告Ｂ１１本人平時所使用，且警方執行搜索時，同車亦扣得被告Ｂ１１自承為其所有之客戶名單、豐陽開發有限公司買賣委託申購單及印有其姓名之豐陽開發有限公司名片等與本案靈骨塔買賣高度相關之證物（見111偵2544卷一第33至34頁），該筆記紙既與上開營業物件同置於其車內，焉有不知之理？更遑論被告Ｂ１１對於同在該車內查扣之另支白色iPhone手機（編號3-1），竟諉稱係「在路上撿到的」云云，其說詞顯然違背一般生活經驗法則，足見被告Ｂ１１對於客觀上明顯不利於己之查扣物證，均一概採取推諉卸責、避重就輕之詞以圖脫免。是該扣案之筆記紙（教戰手冊）既存於其專屬管領之車內，且內容復與其對證人Ａ０３施詐之話術高度相符，自屬由被告Ｂ１１管領使用，並供本案詐欺話術所用之物，其空言否認，要屬無稽，委不足採。　　

　⑷再佐以卷附證人Ａ０３與被告Ｂ１１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證人Ａ０３於110年11月5日即向被告Ｂ１１表示，其已四處設法籌措款項，並以機車辦理貸款，惟尚須等待審核結果，且反覆強調其確有積極處理；被告Ｂ１１則回稱「當然可以啊，阿姨，要不然我們這樣去找你幹嘛」、「幸好我們都決定要把事情處理好了，我們就要心無旁騖趕快把事情處理好」，並表示會協助其延後時間，其後復向證人Ａ０３表示「你就幫我把現金領好，然後我去拿」、「你幫我準備一個印章跟身分證影印本」，並於證人Ａ０３擔心款項轉出毫無保障時，稱「這邊會教你怎麼做，因為事情沒有成的話我們也沒有好處」；嗣於同年月9日之通話中，被告Ｂ１１仍持續追問貸款進度，並稱「這是兩件事情，一個是你園區的問題要處理，一個是對象的問題」、「專案也是跟人家拜託來的」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107至111頁）。足認被告Ｂ１１確有持續與證人Ａ０３保持聯繫，並藉由保證事情可成、要求籌款、備妥印章證件、約定後續交付款項等方式，確保證人Ａ０３配合其指示。是前開譯文內容，核與證人Ａ０３所證稱遭佯稱須辦理整合程序而收取手續費，並持續遭催促籌款等情節相符，應足以補強證人Ａ０３上開證述之可信性。綜上，堪認被告Ｂ１１及Ｂ１３確有以協助辦理塔位整合及財團收購為由施用詐術，致被害人Ａ０３陷於錯誤而先交付1,000元訂金，並進一步籌措尾款之行為甚明。被告Ｂ１１辯稱其僅係正當協助處理塔位出售、並未施用詐術，或否認有何以辦理整合、過戶名義催促交付款項之情事云云，核與證人Ａ０３之前後一致證述及卷內客觀證據內容均屬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⑸被告Ｂ１３及其辯護人固辯稱，被告Ｂ１３至多僅成立普通詐欺，並非三人以上共同詐欺云云。惟按，若於先行為人犯罪進行中，基於合同意思介入，利用既成條件，並分擔後續行為者，因與先行為人形成相互利用、補充之關係，其介入對犯罪進程具補充與支配之功能，仍應成立共同正犯，即所謂相續共同正犯；其責任基礎在於行為支配與相互利用，並同受「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原則拘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35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共同正犯之成立，並不以自犯罪之初即全程參與為必要，苟於犯罪尚在進行中途介入，與先行者相互配合、分擔行為，而共同完成詐欺取財犯行者，即應就其介入後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查本案被告Ｂ１３係以豐陽公司名義接洽證人Ａ０３，先行探詢其有無國寶生前契約或相關產品可供出售，嗣復與被告Ｂ１１共同出面，向證人Ａ０３佯稱須以國寶名義辦理整合登記，再私下過戶予欲收購之財團，並以此要求其支付手續費、服務費及差價，而洽談過程中則由被告Ｂ１１主導發言、被告Ｂ１３在旁輔助，分工合作取信證人Ａ０３，使其陷於錯誤而先交付訂金，並持續籌措尾款。又本案以豐陽公司名義對外從事上開交易接洽，而豐陽公司之負責人Ｃ２０及現場負責人Ｃ１７亦均為本案被告，足見本件犯行並非被告Ｂ１３一人單獨偶發所為，亦非僅止於單純居間介紹或普通商品推銷，而係在既有之多人分工架構下，由被告Ｂ１３、被告Ｂ１１相互配合、承接並延續同一詐術內容而共同完成詐欺取財犯行，自應就其所參與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並該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要件。是被告Ｂ１３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自無可採。

　⒍就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告訴人Ａ０１０部分：

　⑴被告Ｃ１５、Ｃ０８及Ｃ０６各自於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時間，與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告訴人Ａ０１０聯繫後，向告訴人Ａ０１０推銷或說明殯葬商品，其中被告Ｃ１５成功向告訴人Ａ０１０販售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並收取款項之事實，業據被告Ｃ１５、Ｃ０８及Ｃ０６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供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二第550頁、111偵2544卷三第24頁、111偵2544卷五第235頁、第373頁、111聲羈33卷第55頁；本院卷六第35頁、第37頁、第40頁），核與證人Ａ０１０於警詢、偵查中所證情節（見111偵2544卷一第429至431頁、第441至443頁、110他4605卷二第483至485頁、111偵2544卷七第347至348頁）大致相符，並有如附表一編號6「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至公訴意旨雖認告訴人Ａ０１０係向被告Ｃ１５購買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4個等語。惟觀諸告訴人Ａ０１０於偵查中提出之108年5月8日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墓地型商品永久使用權狀1份（見111偵2544卷一第461至462頁，權狀編號：G005ST004385），其核發日期顯早於告訴人Ａ０１０所稱被告Ｃ１５自109年7月起向其推銷靈骨塔位之時點，難認與本案有關，應予扣除。扣除上開108年5月8日權狀後，本案相關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權狀，應為核發日期109年12月4日之權狀1份及110年9月2日之權狀2份，共計3份。又告訴人Ａ０１０所稱其為購買展雲公司塔位而交付之款項合計45萬6,000元，平均每一塔位為15萬2,000元，核與本案殯葬塔位交易價格大致相當，亦與卷內權狀核發日期及其提款情形相互吻合。是本院認定被告Ｃ１５此部分係販售告訴人Ａ０１０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3個，金額合計45萬6,000元，並更正此部分事實如附表一編號6-1所示，併此敘明。

　⑶被告Ｃ１５、Ｃ０８及Ｃ０６雖僅坦承有向證人Ａ０１０推銷殯葬商品之行為，然均否認有何對證人Ａ０１０施以詐術之行為。惟查，證人Ａ０１０於警詢時證稱：其於109年7月間起，經被告Ｃ１５詢問有無持有靈骨塔位待售，其告知被告Ｃ１５其有30個「鴻源」塔位待售後，被告Ｃ１５即表示，因「鴻源」塔位不是合法的，所以要搭配展雲公司靈骨塔位及該塔位土地權狀一起出售，這樣才有辦法賣；其所以陸續拿錢出來購買展雲公司塔位及土地權狀，是因被告Ｃ１５一直表示有買家要出1,500萬元，但買方要求要有合法塔位及土地權狀搭賣「鴻源」塔位；之後被告Ｃ１５又表示買方另外要求要搭配長生園生基永久使用權（下稱生基位）才肯買，並帶被告Ｃ０８前來與其洽談生基位問題，被告Ｃ０８亦以相同理由表示可便宜5％，要求其購買4份生基位；購買上開商品後，被告Ｃ１５又表示展雲公司因財務問題捲款潛逃，現買方要求要有合法靈骨塔位，始能搭賣「鴻源」、展雲公司塔位、土地權狀及生基位，因此要求其再購買國寶塔位，其因無資力，被告Ｃ１５即要求其貸款，其遂向南山人壽貸款後，分別交付款項予被告Ｃ１５，嗣被告Ｃ１５交付國寶塔位1個之永久使用權狀予其，並於110年10月21日再向其收取辦理費用2萬元；其後其向被告Ｃ１５詢問買家情況時，被告Ｃ１５表示其已離職，案件交由被告Ｃ０６處理，被告Ｃ０６與其聯繫後，即稱因展雲公司出事倒閉，買家要求其再花60萬元購買2個國寶塔位，買方才肯購買，並要求其將房屋抵押貸款，保證購買2個國寶塔位後，農曆年前買方即會以1,500萬元向其購買上開商品，惟其因擔心家人反對，故未將房屋抵押；其不知道買家為何人，亦未曾接觸買家，均僅係單方面聽被告Ｃ１５、被告Ｃ０８、被告Ｃ０６稱有買家及買家要求為何而已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441至443頁）。復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09年7月間被告Ｃ１５至其住處，表示可幫其出售30幾個「鴻源」塔位，但須搭配展雲公司塔位始能出售，這樣才是合法的，其遂購買展雲公司塔位，其中其自己支出16萬8,000元、10萬8,000元、18萬元，合計45萬6,000元，其均交付現金，後來有取得權狀；展雲塔位買完後，被告Ｃ１５表示買方說要搭配生基位，110年2月間被告Ｃ１５又帶一位「王先生」即被告Ｃ０８前來，被告Ｃ０８要求其購買4張生基位，其花費56萬6,400元購買，款項均由被告Ｃ０８收取，被告Ｃ０８並交付4張生基位，且亦表示要搭配該等生基位，才有辦法銷售；購買生基位後，被告Ｃ１５又表示展雲公司出事、老闆潛逃，須再購買1張國寶塔位始能合法出售，其即以南山人壽保單借款40萬元，分2次交給被告Ｃ１５，一次20萬元、另一次20萬3,600元，即其紙上所載「山南」（應係指南山人壽）及「9/8」2筆款項，嗣取得國寶中投福座權狀，另於110年10月21日再交付手續費2萬元；其後被告Ｃ１５表示其不做了，後續由被告Ｃ０６接手，被告Ｃ０６於110年12月23、24日要求其再購買2個國寶塔位，每個30萬元，並要求其以房屋抵押貸款，始能將其手上全部塔位賣出，被告Ｃ０６並稱可賣1,500萬元，惟其後並未將房屋抵押等語（見110他4605卷二第483至484頁）。

　⑷復觀諸證人Ａ０１０所提出之手寫購買資料內容（見111偵2544卷一第445頁；111偵33194卷一第227頁），並核與其於警詢及偵查中就各該數字、文字意義所為說明相互對照，可見該等筆記所載內容，與證人Ａ０１０本案所稱遭詐騙之情節確可逐一勾稽。就展雲公司塔位部分，筆記紙中所載「16萬8,000元」、「10萬8,000元」、「18萬元」等文字，經證人Ａ０１０於偵查中證稱，係其自行支出並以現金交付被告Ｃ１５，用以購買展雲公司塔位之款項，合計45萬6,000元（見110他4605卷二第483至484頁），此與其所述被告Ｃ１５佯稱其所持有之「鴻源」塔位不合法，須搭配購買展雲公司塔位及土地權狀，買方始願以1,500萬元收購之情節相符。就生基位部分，筆記紙中所載「5%王先」、「56萬6,400元」等文字，經證人Ａ０１０於偵查中證稱，係指被告Ｃ１５稱買方要求再搭配生基位，並帶被告Ｃ０８出面洽談，被告Ｃ０８表示可便宜5％，其因而以56萬6,400元購買4張生基位，款項均由被告Ｃ０８收取（見110他4605卷二第484頁），此與其所述被告Ｃ０８係依被告Ｃ１５所稱買方要求，接續出面要求其購買生基位之情節相符。就國寶塔位部分，筆記紙中所載「南山20萬元」、「20萬3,600元」等文字，經證人Ａ０１０於偵查中證稱，係指其因被告Ｃ１５稱展雲公司出事，須再購買國寶塔位始能出售，遂以南山人壽保單借款後，分別交付20萬元及20萬3,600元予被告Ｃ１５，合計40萬3,600元，並取得國寶中投福座權狀（見110他4605卷二第484頁），此亦與其所述被告Ｃ１５以前開展雲公司出事、須改以合法國寶塔位搭配出售之說詞，要求其再行付款之情節一致，應堪採信。

　⑸再佐以被告Ｃ０６與證人Ａ０１０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被告Ｃ０６於110年11月24日與證人Ａ０１０聯繫時，已向其稱：「我是昨天那個，王小姐有跟你講的那個鄭先生」、「就是他們公司」、「我在門口了」等語（見本院卷九第459頁），而被告Ｃ０６於警詢時亦供承，通話中所稱「王小姐」即為被告Ｃ１５（見111偵2544卷三第27頁）。此核與證人Ａ０１０證稱，被告Ｃ１５嗣後表示其已離職，後續案件將交由被告Ｃ０６接續處理，被告Ｃ０６並承接前開「展雲公司出事」、「須再購買國寶塔位始能完成1,500萬元收購交易」等說詞，要求證人Ａ０１０再行籌款60萬元，甚且要求其以房屋抵押貸款以籌措款項等情相符。足認被告Ｃ０６並非偶然接觸證人Ａ０１０，而係在知悉被告Ｃ１５前已接觸證人Ａ０１０，接續承接前開詐欺話術之脈絡，對證人Ａ０１０施用詐術。是被告Ｃ１５、Ｃ０８及Ｃ０６係以前後承接、分工接續之方式，反覆以高價收購、搭配購買、補足交易條件等不實事項，使證人Ａ０１０陷於錯誤而陸續交付款項，堪以認定。其等辯稱均係各自獨立接洽證人Ａ０１０，不知其他共犯先前接觸情形云云，顯與前開通訊監察譯文及證人Ａ０１０之證述不符，自無足採。

　⑹另觀諸如附表一編號6「購買明細」欄所示證據資料可知，證人Ａ０１０所提出之殯葬商品權狀核發時間，與其帳戶大額提領或保單借款時間，具有相當密接之關聯。詳言之，在核發日期為109年12月4日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墓地型商品永久使用權狀1份前數日，證人Ａ０１０即分別自其中華郵政、土地銀行帳戶提領20萬元、8萬5,000元；在核發日期為110年1月13日、110年2月3日之最亨公司長生園生基永久使用權狀4份前數日，亦分別自其新光銀行、中華郵政帳戶提領55萬元、5萬元；在核發日期為110年9月2日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墓地型商品永久使用權狀2份前，復於110年8月26日向南山人壽辦理保單借款40萬元，並分別自其土地銀行帳戶提領10萬元、20萬元；在核發日期為110年10月28日之國寶中投福座永久使用權狀1份前數日，亦分別自其土地銀行帳戶提領20萬元、25萬元。由此可見，證人Ａ０１０於各次取得塔位、生基位權狀前，確有密集籌措資金及大額提領現金之情形，且其提領或借款時間、金額與權狀核發及證述內容大致相互吻合，足以補強其確曾籌措並交付款項購買前開殯葬商品之證述。

　⑺綜上，證人Ａ０１０前後證稱，被告Ｃ１５先主動接觸其，佯稱可協助出售其原持有之「鴻源」塔位，並稱已有買家願以1,500萬元收購，惟須先搭配購買展雲公司塔位及土地權狀；嗣被告Ｃ１５又稱買方要求搭配生基位始願收購，並帶同被告Ｃ０８出面洽談，由被告Ｃ０８接續要求其購買4份長生園生基永久使用權；其後被告Ｃ１５再以展雲公司出事、須改購國寶公司塔位為由，要求其購買國寶塔位。嗣被告Ｃ１５離職後，改由被告Ｃ０６承接前開收購說詞，續稱須再購買國寶塔位始能完成1,500萬元收購交易，並要求其另籌60萬元，甚且以房屋抵押貸款等情，前後證述之主要事實尚屬相符，並有如附表一編號6「購買明細」及「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之非供述證據在卷可佐，應堪採信。從而，堪認證人Ａ０１０確因被告Ｃ１５、Ｃ０８及Ｃ０６以前開不實話術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陸續交付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款項，包含交付45萬6,000元予被告Ｃ１５，購買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3個；交付56萬6,400元予被告Ｃ０８，購買生基位契約4組；另交付40萬3,600元及2萬元手續費予被告Ｃ１５，購買國寶中投福座塔位1個，合計遭詐騙144萬6,000元。是被告Ｃ１５、Ｃ０８及Ｃ０６辯稱僅係一般殯葬商品買賣推銷云云，核與卷內事證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⑻至證人Ａ０１０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就部分被告出現時間、金額及細節所述未盡一致，惟衡諸其僅國小畢業，且本案接觸時間橫跨甚久，其就細節金額或款項名目有所混淆，尚與一般被害人記憶情形相符，難認係刻意虛構或誣陷，是證人Ａ０１０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落差陳述，應屬記憶減退、混淆不清所致，尚難遽執此等細節瑕疵，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⑴告訴人Ｂ０７遭被告Ｂ１３以附表一編號7-1所示方式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交付9萬8,000元予被告Ｂ１３，購買搭配展雲公司靈骨塔之土地權狀1份等情，業據被告Ｂ１３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不諱（見111偵2544卷六第19頁；本院卷三第28至29頁、本院卷六第38至39頁），被告Ｃ１１有於附表一編號7-1所示之時間，隨同被告Ｂ１３前往拜訪告訴人Ｂ０７，嗣被告Ｂ１０於附表一編號7-2所示時間，與告訴人Ｂ０７聯繫後，告訴人Ｂ０７交付被告Ｂ１０如附表一編號7-2所示之款項等情，亦據被告Ｃ１１及Ｂ１０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供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四第25頁、第165頁、111偵2544卷七第548至549頁；本院卷六第38頁、第3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Ｂ０７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見110他4605卷二第361至363頁；本院卷九第216至238頁）之情節一致，並有該附表編號「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證據資料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被告Ｂ１３及Ｃ１１係以佯稱已覓得買家惟須加購土地搭配，被告Ｂ１０復誆稱國寶集團欲高價收購而須先繳納轉換費之方式，接續向證人Ｂ０７施以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購買土地及支付轉換費等情，業據證人Ｂ０７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其於110年5月底接獲被告Ｂ１３撥打住家電話，詢問其持有之展雲公司塔位是否有意願出售，其表示願意後，被告Ｂ１３先於同年6月初單獨前往其位於新竹市○○區○○路0段000號之音樂教室查看並拍攝塔位權狀；嗣於同年7月26日前後再度見面時，則係由被告Ｂ１３帶同Ｃ１１一同前來，2人共同向其表示已找到買家，惟其持有之展雲公司塔位須搭配土地始能處理、始能出售，並以此遊說其購買土地，甚至表示可貸款或向朋友借款購買土地。其因誤信前開說詞，遂於110年9月30日上午11時許，在新竹市○○區○○○街0號停車場，於被告Ｂ１３及Ｃ１１所駕車輛內交付10萬元，嗣被告Ｂ１３及Ｃ１１退還2,000元，實際交付金額為9萬8,000元。其後於110年10月底、11月初間，其另有見到被告Ｂ１０，當時係由被告Ｃ１１向其表示，後續土地及塔位買賣事宜改由被告Ｂ１０負責；其後被告Ｂ１０每週均與其約見面，並向其表示國寶集團要承接展雲公司塔位，可透過交換方式收購其持有之生前契約、展雲公司塔位、春秋墓園土地權狀等，其得先換5個單位，但須先支付17萬元予國寶集團，其遂於110年12月13日下午1時許，在上開音樂教室交付17萬元現金予被告Ｂ１０，被告Ｂ１０並交付買賣委託申購單，且向其表示需3個星期以上始能辦理過戶，如過年前來不及，則須等至過年後元宵節第一批處理等語（見110他4605卷二第361至36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第一次係與被告Ｂ１３單獨見面，嗣後第二、三次見面時，則均有被告Ｃ１１陪同前來，且被告Ｂ１３與Ｃ１１均曾向其表示已有買家，惟其持有之展雲公司塔位必須搭配土地始能合法買賣，並以此說詞遊說其購買土地；其於110年9月30日在閑谷幼兒園停車場交付款項時，係在被告Ｂ１３與Ｃ１１所駕車輛內交付10萬元，後被告Ｃ１１退還2,000元，實際交付9萬8,000元，當時被告Ｂ１３及Ｃ１１均在場。又於110年11月2日，由被告Ｂ１３及被告Ｃ１１帶同被告Ｂ１０前來，並將被告Ｂ１０介紹予其，被告Ｃ１１表示後續事項交由被告Ｂ１０處理；其後即由被告Ｂ１０向其表示，可透過國寶集團以交換方式處理其生前契約、展雲公司塔位、春秋墓園權狀及土地，但須先支付17萬元，其遂依指示交付款項等語（見本院卷九第217至236頁）。核證人Ｂ０７上開所述，就被告Ｂ１３及Ｃ１１先以其持有之展雲公司塔位已有買家欲收購，惟須搭配土地始能出售為由，遊說其購買土地，嗣再由被告Ｂ１３、Ｃ１１帶同被告Ｂ１０出面，改以前開殯葬商品可透過「轉換」方式，由國寶集團或不詳買家高價收購，惟須先支付轉換費或購入國寶公司殯葬商品始得成交為由，致其先後交付9萬8,000元、17萬元之經過情節，前後所述均屬一致，並無明顯瑕疵；且其所指受詐情節，與被告Ｂ１３、Ｃ１１另以前述不詳買家願高價收購殯葬商品為由，並以相同搭配組合方式詐騙被害人Ａ０１２之手法相符，復與被告Ｂ１０另以集團或不詳買家欲高價收購殯葬商品為由，藉此騙取轉換費或要求購入國寶公司殯葬商品，而詐騙告訴人Ａ１１、Ａ０８之犯罪情節（詳後述）一致。衡諸上開被害人彼此間互不相識，倘非被告Ｂ１３、Ｃ１１及Ｂ１０確係以上開話術反覆施詐，實難憑空虛構出如此高度雷同之被害經過。從而，證人Ｂ０７上開所證內容，應堪採信，是被告Ｃ１１辯稱僅係陪同被告Ｂ１３前往、借用廁所，未參與詐術行為云云，及被告Ｂ１０辯稱係其自行接洽證人Ｂ０７，不知被告Ｂ１３等人先前接觸情形，亦未施用詐術云云，均不足採。

　⑶被告Ｂ１３之辯護人固辯稱，被告Ｂ１３就Ｂ０７部分至多僅成立普通詐欺，並非三人以上共同詐欺；被告Ｂ１０辯稱係其自行接洽證人Ｂ０７，不知其他豐陽公司同仁曾與證人Ｂ０７接觸云云。惟按若於先行為人犯罪進行中，基於合同意思介入，利用既成條件，並分擔後續行為者，因與先行為人形成相互利用、補充之關係，其介入對犯罪進程具補充與支配之功能，仍應成立共同正犯，即所謂相續共同正犯；其責任基礎在於行為支配與相互利用，並同受「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原則拘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35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共同正犯之成立，並不以自犯罪之初即全程參與為必要，苟於犯罪尚在進行中途介入，與先行者相互配合、分擔行為，而共同完成詐欺取財犯行者，即應就其介入後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查本件觀諸證人Ｂ０７與被告Ｂ１３間之通訊監察譯文顯示（111偵2544卷六第63至64頁），證人Ｂ０７於通話中向被告Ｂ１３表示「我本來今天跟黃小姐約阿」時，被告Ｂ１３不僅未曾反問所稱「黃小姐」究係何人，反而隨即自然接稱「他好像是去打疫苗對不對？」等語，足見被告Ｂ１３對於被告Ｂ１０其人及其後續與證人Ｂ０７接觸、約見之情形，均知之甚詳，並佐以證人Ｂ０７上開所稱，110年11月2日係由被告Ｂ１３及Ｃ１１帶同被告Ｂ１０前來，並將被告Ｂ１０介紹予其，表示後續事項交由被告Ｂ１０處理等情，足認被告Ｂ１３、Ｃ１１與Ｂ１０相互接應出現，彼此說詞前後承接，先由被告Ｂ１３、Ｃ１１以前已有買家、惟須搭配土地始能出售之說詞向證人Ｂ０７施用詐術，繼再由被告Ｂ１０承接前情，續以國寶集團或不詳買家將高價收購、惟須先支付轉換費始得辦理之說詞接續行騙，前後情節連貫，並無扞格。倘非事前已有聯繫分工，實難想像其等得以如此縝密方式前後銜接而共同完成詐欺過程。又本案既係以豐陽公司名義對外從事接洽交易，而豐陽公司之負責人Ｃ２０及現場負責人Ｃ１７亦均為本案被告，益徵本件犯行並非單純居間介紹或一般商品推銷，而係在既有之多人分工架構下，共同延續同一詐術內容以遂行詐欺取財。從而，被告Ｂ１３、Ｂ１０及Ｃ１１自應就其所參與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並該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要件。是被告Ｂ１３之辯護人及被告Ｂ１０上開辯詞，顯與卷內證據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⑴被告Ｃ１１於如附表一編號8-1所示時間，陪同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尤大熊」之鎰誠公司業務人員與告訴人Ｂ０４聯繫，並向其推銷或說明殯葬商品；另被告Ｃ０８於如附表一編號8-2所示時間，與告訴人Ｂ０４聯繫，並向其推銷殯葬商品，使告訴人Ｂ０４交付15萬8000元予被告Ｃ０８等情，業據被告Ｃ１１及Ｃ０８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五第96至98頁、111偵2544卷五第202至204頁、111偵2544卷七第548頁、111偵2544卷二第9頁；本院卷六第37頁、38頁），亦據證人Ｂ０４於警詢及偵訊中證述明確（見111偵2544卷二第447至451頁、110他4605卷二第391至393頁、111偵5334卷二第6至7頁），並有該附表編號「購買清單」及「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又公訴意旨認證人Ｂ０４交付予被告Ｃ０８之款項為15萬元，嗣後被告Ｃ０８退款2萬元予證人Ｂ０４，故實際損失為13萬元。惟觀諸被告Ｃ０８與證人Ｂ０４間110年12月8日之通訊監察譯文，被告Ｃ０８先與證人Ｂ０４談及其為籌措5個位置管理費而請假、約代書見面等事，隨後即由自稱會計之人向證人Ｂ０４確認「今天有收到你一筆款項是15萬8，金額正確嗎」，證人Ｂ０４亦答稱正確等情（見111偵2544卷二第120頁），足認證人Ｂ０４此部分交付予被告Ｃ０８之款項應為15萬8000元。又被告Ｃ０８嗣後既退還2萬元予證人Ｂ０４，則證人Ｂ０４此部分實際受損金額應為13萬8000元。公訴意旨認證人Ｂ０４此部分交付款項為15萬元、實際損失為13萬元，容有誤會，爰由本院更正此部分事實如附表一編號8-2所示，附此敘明。

　⑵被告Ｃ１１及Ｃ０８雖均辯稱僅係單純推銷殯葬商品，否認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云云。惟查，證人Ｂ０４於警詢時證稱：被告Ｃ１１之搭檔於108年6、7月間，先撥打電話詢問其是否有靈骨塔要出售，嗣其與被告Ｃ１１及該搭檔相約在霧峰麥當勞見面，並由被告Ｃ１１及其搭檔查看其所持有之「合掌之鄉」20個塔位及14個牌位權狀；其後被告Ｃ１１及其搭檔向其表示已有臺北買家願意收購，惟須將「合掌之鄉」塔位轉換為展雲公司塔位，每個塔位或牌位須補貼16萬元差額，嗣經協商後，由其負擔9個差額即144萬元，其遂於108年8月29日前約1個月，在大里臺灣銀行附近，於被告Ｃ１１搭檔車上交付144萬元予被告Ｃ１１及其搭檔，並於108年8月29日取得9個展雲公司塔位權狀；惟其原持有之「合掌之鄉」塔位及牌位權狀仍未交出，其後被告Ｃ１１及其搭檔又以本次交易共有5名賣家、須待全體賣家手續完成、其中1名賣家夫妻發生爭執等理由，推稱交易延宕，終未完成交易等語（見111偵2544卷二第447至451頁）。證人Ｂ０４於111年1月11日偵查中具結證稱：一開始係被告Ｃ１１之搭檔撥打電話詢問其是否有靈骨塔位產品要出售，表示可協助出售，其即與對方見面，到場者有被告Ｃ１１及該名搭檔；其本持有高雄「合掌之鄉」塔位及牌位，被告Ｃ１１與其搭檔稱臺北有人願意購買，但須以補貼差價方式轉換成臺北展雲塔位，如成功轉換，即可用2,000萬元至3,000萬元向其收購；因每個塔位轉換費用約15萬元至16萬元，全部轉換須500多萬元，其表示無力負擔並希望由買方代墊，嗣被告Ｃ１１等人稱協議結果為其負責9個，其餘由買方支付，其遂交付144萬元現金予被告Ｃ１１，後來取得展雲塔位權狀，但其原有「合掌之鄉」權狀並未被收走，故其認為實際上係購買新塔位；其後被告Ｃ１１及其搭檔又稱原有5名賣家須一起出售，待全體賣家手續完成始能交易，嗣又稱其中1名賣家太太反對而交易延宕，並詢問其可否補齊不足塔位差額，其即反對而未再付款；其交付144萬元時，被告Ｃ１１並未開立發票或收據，而係直接交付展雲塔位權狀，且該等權狀不含土地等語（見110他4605卷二第391至393頁）。證人Ｂ０４復於112年5月17日偵查中就被告Ｃ０８部分具結證稱：110年9、10月間，被告Ｃ０８打電話詢問其有無塔位要賣，其亦委託被告Ｃ０８出售現有塔位，被告Ｃ０８稱已找到買家願以每個塔位或骨灰罐50幾萬元之價格收購，但未告知買家身分，並稱如要辦理過戶須先繳清塔位管理費，總計約15萬元，其遂交付現金予被告Ｃ０８處理；其至警局製作筆錄前1、2日，被告Ｃ０８交付1份長得像權狀之文件，其質疑並非管理費收據，惟被告Ｃ０８仍稱係管理費收據，其簽收後細閱始發現係國寶中投福座塔位權狀；嗣被告Ｃ０８稱透過關係可減免部分管理費而退還2萬元，故其實際花費約13萬元，後來其致電國寶中投福座詢問辦理過戶是否須繳管理費，對方表示不需要，其欲再向被告Ｃ０８詢問時，即已聯絡不上被告Ｃ０８等語（見111偵5334卷二第6至7頁）。是證人Ｂ０４於警詢及111年1月11日偵查中，就其遭被告Ｃ１１及其搭檔主動接觸，佯稱可協助出售其原持有之「合掌之鄉」塔位及牌位，惟須先補貼差額轉換為展雲公司塔位，因而交付144萬元並取得9個展雲公司塔位權狀等主要情節之證述前後一致，且有相關卷證可佐，應堪採信。另就被告Ｃ０８部分，證人Ｂ０４亦已明確證稱被告Ｃ０８係以已有買家願高價收購其塔位及骨灰罐，惟須先繳納管理費始能辦理過戶等說詞，使其交付款項。由此可知，被告Ｃ１１、Ｃ０８均係利用證人Ｂ０４急欲出售手中既有塔位及牌位之心理，分別以前開高價收購、轉換塔位、繳納管理費始能過戶等不實事項，使其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並非單純販售殯葬商品。

　⑶又按一般社會經驗法則，靈骨塔位、牌位並非一般人日常交易之物，亦非通常容易轉售變現之商品；證人Ｂ０４既已持有「合掌之鄉」20個塔位及14個牌位而欲出售解套，若非誤信被告Ｃ１１及其搭檔、被告Ｃ０８所稱已有買家願高價收購，衡情實無在原有塔位、牌位尚未售出前，再交付款項購買展雲塔位，或另行支付所謂管理費之必要。況被告Ｃ１１及其搭檔始終未提出具體買家身分、收購契約或實際交易文件，嗣後亦未完成任何收購程序；被告Ｃ０８亦未提出其所稱買家資料或管理費收據，反係交付國寶中投福座塔位權狀予證人Ｂ０４，均足認其等所稱已有買家高價收購、轉換塔位後即可出售、繳納管理費即可辦理過戶等情，均非真實。再參以證人Ｂ０４所述受詐情節，與被告Ｃ１１於本案其他被害人Ｂ０７、Ａ０１２部分，亦係以已有不詳買家願高價收購殯葬商品為由，進而要求被害人搭配購買土地、骨灰罐或其他殯葬商品始能完成交易之詐術模式相符；另與證人Ａ０７、Ａ０１０所證遭被告Ｃ０８以前開「已有買家欲高價收購」等相類話術詐騙之經過，亦大致相符。足見被告Ｃ１１、Ｃ０８均非單純偶發推銷殯葬商品，而係反覆利用被害人急欲出售既有殯葬商品之心理，以高價收購、補足交易條件或繳納費用等說詞，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是證人Ｂ０４前開指訴，核與本案其他被害人遭詐情節相互吻合，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參以被告Ｃ１１係以鎰誠公司名義向證人Ｂ０４推銷殯葬商品，被告Ｃ０８亦曾任鎰誠公司業務（見111偵2544卷二第5至6頁），且二人嗣後又同樣靠行於詮盛公司及豐陽公司，足見其等並非不相識、各自單立行動之個別業務人員。又被告Ｃ０８雖於本案係以鈦鼎公司名義出面，然其仍係承接被告Ｃ１１前階段所建立之交易情境，接續對同一被害人以前開已有買家高價收購、須補足交易條件或繳納費用等相類話術推銷殯葬商品，且以前後相承之方式利用同一被害人急欲出售殯葬商品之心理，足認其等主觀上具有犯意聯絡，客觀上亦有行為分擔。是被告Ｃ１１及Ｃ０８均係基於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共同對證人Ｂ０４為詐欺行為。

　⑷再佐以卷附被告Ｃ０８與證人Ｂ０４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被告Ｃ０８於110年11月9日向證人Ｂ０４表示，其已就「展雲」部分代為詢問，並稱接洽之買主對國寶商品「基本上你有什麼東西他都有興趣」、「要收或不收而已」等語（見111偵2544卷二第101至105頁）。嗣被告Ｃ０８於110年11月29日復向證人Ｂ０４稱，其已與對方洽談，對方價金「大概也是在80左右」、「80那邊是OK的」等語（見111偵2544卷二第108至109頁）。又被告Ｃ０８於110年12月3日通話中，向證人Ｂ０４表示，對方可負擔20個塔位中15個管理費，其餘5個管理費須由證人Ｂ０４自行處理，並稱一套價金維持85萬元（見111偵2544卷二第109至115頁）；復稱如欲趕在年底前完成交易，最好於同年月10日前籌出5套管理費，即1套3萬5,000元、合計17萬5,000元，否則將影響園區作業時程等語（見111偵2544卷二第115至118頁）。再於110年12月6日通話中，證人Ｂ０４提及「1個位置80、85萬」、「對方要先幫我預支那15個位置的管理費」等語，被告Ｃ０８並未否認，仍接續與證人Ｂ０４確認管理費及價金安排（見111偵2544卷二第119頁）。嗣於110年12月8日通話中，被告Ｃ０８先與證人Ｂ０４談及其為籌措5個位置管理費而請假、約代書見面等事，隨後即由自稱會計之人向證人Ｂ０４確認「今天有收到你一筆款項是15萬8，金額正確嗎」，證人Ｂ０４亦答稱正確（見111偵2544卷二第120頁）。被告Ｃ０８於收受款項後，仍於110年12月16日向證人Ｂ０４稱「東西都已經交上去了」、「等的是園區的證明下來」等語（見111偵2544卷二第121至123頁）；復於同年月21日、23日接續稱其有催促園區，園區會盡快下來，並稱本件係「透過關係送急件」等語（見111偵2544卷二第123至130頁）。由此可知，被告Ｃ０８並非單純詢問證人Ｂ０４有無塔位欲出售，或單純推銷國寶中投福座塔位，而係先以已有買方願意高價收購、收購價可達每個80萬元至85萬元等說詞，使證人Ｂ０４相信其塔位及骨灰罐確有出售可能；繼而以須先處理管理費、買方僅願負擔部分管理費為由，要求證人Ｂ０４先行付款；收款後再以會計對帳、園區急件、證明文件尚未下來等說詞延續前開詐術。是上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核與證人Ｂ０４所證稱被告Ｃ０８佯稱已有買家願以每個塔位或骨灰罐50幾萬元之價格收購，惟若要辦理過戶須先繳清塔位管理費，致其交付款項，嗣後被告Ｃ０８交付國寶中投福座塔位權狀並佯稱為管理費收據之情節相符，足以補強證人Ｂ０４此部分證述之可信性。

　⑸至證人Ｂ０４於112年5月17日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雖就被告Ｃ１１是否施用詐術、是否實際收取144萬元款項等節，與其警詢及111年1月11日偵查中所述不盡一致。惟證人Ｂ０４於警詢及111年1月11日偵查中所為證述，距案發時間較近，對於被告Ｃ１１與其搭檔如何接觸、如何說明已有臺北買家願意高價收購、須補貼差額轉換展雲塔位、如何交付144萬元及取得展雲塔位權狀等經過，陳述均較為具體詳盡，且前後所述主要情節大致相符，可信性較高。反觀證人Ｂ０４於警詢及111年1月11日偵查後，曾與被告Ｃ１１接觸並成立和解，此情業據證人Ｂ０４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九第86至87頁），是其後續陳述已有受和解及事後接觸影響，而淡化被告Ｃ１１參與情節之可能。況證人Ｂ０４自警詢、偵查以迄本院審理，始終無法具體指認陪同被告Ｃ１１出面之業務同事「尤大熊」究係何人，亦未保留該人聯絡方式；然卻能保留被告Ｃ１１之聯絡方式，並於警詢中明確指認被告Ｃ１１，且於111年1月11日偵查中仍具結證稱係交付144萬元予被告Ｃ１１，足見被告Ｃ１１於本案接洽、說明交易條件、收取款項及交付權狀等過程中，參與程度較深，始使證人Ｂ０４對其姓名、聯絡方式及人別均有較明確印象。是本院認證人Ｂ０４於警詢及111年1月11日偵查中，關於被告Ｃ１１共同施用詐術、收取144萬元及交付展雲塔位權狀等證述，較其事後與被告Ｃ１１接觸、和解後所為淡化陳述更為可信。從而，被告Ｃ１１及Ｃ０８前揭所辯，均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⑴被害人Ａ０１２遭被告Ｂ１３以附表一編號9所示方式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給付如該附表編號所示款項之經過情形，業據被告Ｂ１３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不諱（見本院卷三第28至29頁、本院卷六第38至39頁），而被告Ｃ１１有於111年1月初，隨同被告Ｂ１３拜訪被害人Ａ０１２，並將8萬元定金返還予Ａ０１２等情，亦據被告Ｃ１１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七第548頁；本院卷六第38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１２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見110他4605卷二第417至418頁；本院卷八第57至72頁）之情節一致，並有「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之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被告Ｃ１１雖否認其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云云，惟查，觀諸卷附證人Ａ０１２與被告Ｂ１３間之通訊監察譯文顯示，被告Ｂ１３於110年12月13日先以「豐陽會計」名義致電證人Ａ０１２，向其確認「我們有收到你3萬塊的訂金，這金額正確嗎」，並稱「我們是正規公司」、「今天有先幫你交回來，幫你送件上去」等語（見111偵2544卷六第89至90頁）；其後復稱「這部分的話，我的想法是想要趕快把這案件可以完成」、「我們現在想要的重點的目的就是趕快讓案件完成」、「你出15、16萬，後面我們到時候你可以拿到更多」等語（見111偵2544卷六第91至96頁）。又當證人Ａ０１２因擔心再度受騙，而要求被告Ｂ１３提出「葉大哥有2份收據」、「北屯的太太繳了3份」等他人繳款或契約資料時，被告Ｂ１３則僅稱「是不會有發票，因為發票他們要另外收稅的部分」、「我一定會來跟你逐一確認」、「其他客人的我可能沒辦法喔，因為這個有個資的問題」等語，始終未提出任何具體買主資料或已完成交易之證明（見111偵2544卷六第99至100頁）。由此可知，被告Ｂ１３確有以「已有買家高價收購」、「案件已在送件處理中」、「僅須再補足骨灰罐款項即可完成」等說詞取信證人Ａ０１２，使其相信確有買家願以高價收購其塔位，僅待其繼續付款即可完成，則此部分自與證人Ａ０１２所證稱被告Ｂ１３以有不詳買家要高價收購塔位為餌，並要求搭配購買骨灰罐、先支付定金之情節相符，足認被告Ｂ１３確有以詐術方式使證人Ａ０１２陷於錯誤而交付3萬元、5萬元定金之行為，應堪認定。

　⑶再查，證人Ａ０１２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已明確證稱：被告Ｂ１３先主動打電話至我住處，後來又與被告Ｃ１１多次一起到我家拜訪。被告Ｃ１１到場時，也有跟我說要幫我搭配一起賣，說搭配起來1個塔位可以賣60萬元，並提到高雄有一位「葉大哥」家族要遷移，需要很多骨灰罐、塔位，所以搭配賣會比較快。其後，被告Ｂ１３及被告Ｃ１１又一起向我表示，若1個塔位搭配1個骨灰罐，即有人願意以100萬元收購，5個塔位共可賣500萬元，且只差我1個人，我買1個就好。後來我先後交付3萬元、5萬元定金予被告Ｂ１３，嗣後要求退款時，亦係被告Ｂ１３、Ｃ１１一起前來，並由被告Ｃ１１親手拿出8萬元返還給我等語（見110他4605卷二第417至418頁；本院卷八第57至72頁）。由此足見，被告Ｃ１１自被告Ｂ１３初始接觸證人Ａ０１２之際，即已在場，非但親自以前揭不實事項之詐術內容訛詐證人Ａ０１２，甚且於最終退還定金時亦全程陪同並親自交款，顯見被告Ｃ１１自始至終均有深度參與本案犯行，自屬共同實行詐欺取財構成要件行為之人，應為共同正犯。是被告Ｃ１１辯稱其僅最後陪同退款、從未參與前階段推銷或詐術實施云云，核與證人Ａ０１２上開證述情節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⑷被告Ｃ１１之辯護人復辯稱本件僅屬單純民事買賣糾紛，並無刑事詐欺可言。惟按一般社會經驗法則，靈骨塔位及骨灰罐乃殯葬商品，通常有價無市，若真有穩定且明確之交易行情，被告等人本無庸反覆以前開「已有買家願高價收購」、「只差搭配1個高級骨灰罐即可成交」、「5個塔位可賣500萬元」等說詞，誘使證人Ａ０１２另行出資購買骨灰罐。且證人Ａ０１２前即曾因靈骨塔交易遭詐騙，故始終存有疑慮，並一再要求查看買主及其他賣家之契約、收據資料，然被告Ｂ１３始終無法提出任何具體證明，僅藉故推託，證人Ａ０１２因而察覺，遂要求退款。是本件並非證人Ａ０１２本有購買骨灰罐之真意，而係因誤信被告Ｂ１３、Ｃ１１所共同施用之前開高價收購及搭配出售話術，始先後交付8萬元定金；縱其後款項業經退還，亦僅屬犯罪既遂後之返還行為，尚不影響本件詐欺取財既遂犯行之成立。故辯護人以前開情詞辯稱僅係單純民事交易糾紛云云，尚無可採。

　⑸被告Ｂ１３之辯護人固辯稱，被告Ｂ１３至多僅成立普通詐欺，並非三人以上共同詐欺云云。惟按，若於先行為人犯罪進行中，基於合同意思介入，利用既成條件，並分擔後續行為者，因與先行為人形成相互利用、補充之關係，其介入對犯罪進程具補充與支配之功能，仍應成立共同正犯，即所謂相續共同正犯；其責任基礎在於行為支配與相互利用，並同受「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原則拘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35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共同正犯之成立，並不以自犯罪之初即全程參與為必要，苟於犯罪尚在進行中途介入，與先行者相互配合、分擔行為，而共同完成詐欺取財犯行者，即應就其介入後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查本案被告Ｂ１３係以豐陽公司名義接洽證人Ａ０１２，與被告Ｃ１１共同以上開不實事項詐騙證人Ａ０１２，使證人Ａ０１２陷於錯誤而先後交付定金。又本案既係以豐陽公司名義對外從事上開交易接洽，而豐陽公司之負責人Ｃ２０及現場負責人Ｃ１７亦均為本案被告，足見本件犯行並非被告Ｂ１３一人單獨偶發所為，亦非僅止於單純居間介紹或普通商品推銷，而係在既有之多人分工架構下，由被告Ｂ１３、Ｃ１１及被告Ｃ２０、Ｃ１７相互配合、承接並延續同一詐術內容而共同完成詐欺取財犯行，自應就其所參與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並該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要件。是被告Ｂ１３之辯護人辯稱其僅成立普通詐欺，尚無可採。

　⒑就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被害人Ａ０９部分：　

　⑴被告Ｂ１０於附表一編號10-1所示時間，與被害人Ａ０９聯繫，並向其推銷長生園生基位，使被害人Ａ０９交付28萬8000元予被告Ｂ１０，購買長生園生基位1個；另被告Ｃ０９於附表一編號10-3、10-4所示時間，與被害人Ａ０９聯繫，並向其推銷長生園生基位，使被害人Ａ０９先後交付18萬8000元、37萬6000元，合計56萬4000元予被告Ｃ０９，購買長生園生基位3個等情，業據被告Ｂ１０及Ｃ０９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七第510頁、111偵33194卷五第50至51頁；本院卷六第37頁、第39頁、本院卷七第305頁），核與證人Ａ０９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所證情節一致（見111偵2544卷六第409至411頁；本院卷七第282至306頁），並有該附表編號「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又公訴意旨原認被告Ｃ０９於110年12月間，係使被害人Ａ０９以57萬6000元購買2個最亨公司之長生園生基位。惟觀諸被告Ｃ０９與被害人Ａ０９簽立之專案委託申購單1份，其上記載該2個生基位總價為37萬6000元（見111偵33194卷三第39頁），足認被害人Ａ０９此部分應係以每個18萬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Ｃ０９購買2個長生園生基位，合計37萬6000元，並非57萬6000元。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有誤會，爰由本院更正此部分事實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附此敘明。

　⑵被告Ｂ１０及Ｃ０９雖辯稱僅單純推銷生基位，否認有何施以詐術之行為，被告Ｂ１０另辯稱未有於附表一編號10-2所示時間販售1個生基位予證人Ａ０９云云。惟查，證人Ａ０９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Ｂ１０於109年7、8月間主動撥打其手機，表示其係鼎立集團倒閉之被害人，現有補償方案，可認購長生園生基位，且有人願意承租，其因而以28萬8000元向被告Ｂ１０購買1個長生園生基位，並簽立租賃契約，租期1年，租金約2萬1500元；其後被告Ｂ１０又稱該承租人尚欲再承租1個生基位，其遂再以28萬8000元購買1個生基位，並另簽租約及收受租金2萬5000元。嗣被告Ｃ０９於110年1月間主動聯繫其，稱欲承租生基位，其表示已無生基位可供出租後，被告Ｃ０９即要求其再購買1個生基位供出租，並稱4年租金10萬元可自價金中扣除，其遂交付18萬8000元購買1個生基位；其後被告Ｃ０９又稱有人要承租10個生基位，要求其再購買2個生基位，其因無資力而未購買；嗣被告Ｃ０９改稱有買家願以每個300萬元價格收購生基位，但買家一次要買10個，不足部分可由被告Ｃ０９找人湊足，其遂再向被告Ｃ０９購買2個生基位，並取得使用憑證，而被告Ｃ０９均未告知買家真實身分等語（見111偵2544卷六第405至407頁）。又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因先前投資鼎立公司受害，109年7、8月間被告Ｂ１０主動與其聯繫，表示其可以認購長生園生基位，且有人要承租，被告Ｂ１０並稱該生基位係供活人使用、可以種生基改運，因其是鼎立之被害人，才可以認購，故其向被告Ｂ１０購買1個生基位，價金28萬8000元，並簽立租賃契約及取得使用憑證；其後被告Ｂ１０又稱承租人還想再租1個生基位，其遂再以28萬8000元購買1個生基位，並另簽立租賃契約及取得使用憑證，該2個生基位均僅承租1年。嗣於110年1月間，被告Ｃ０９主動與其聯繫，稱要承租生基位，其表示已無生基位可供出租，被告Ｃ０９即要求其購買1個生基位供出租，並稱4年租金10萬元可自價金中扣抵，故其以18萬8000元購買1個生基位；嗣後被告Ｃ０９又表示有人要承租10個生基位，惟其表示沒有錢而未再購買；後來被告Ｃ０９改稱有買家願以每個300萬元購買生基位，且一次要買10個，不足部分可由被告Ｃ０９找人湊足，其遂又向被告Ｃ０９購買2個生基位，並取得使用憑證等語（見本院卷八第72至96頁）。是證人Ａ０９前後就其遭被告Ｂ１０主動接觸，被告Ｂ１０佯稱可認購長生園生基位作為鼎立公司倒閉之補償，且佯稱已有在彰化經營花生糖買賣之夫妻願意承租生基位，因而使其先後交付款項購買2個長生園生基位；嗣後又遭被告Ｃ０９主動接觸，被告Ｃ０９先以欲承租生基位、租金可扣抵價金等話術，誘使其購買1個生基位，復以有人欲承租10個生基位、或有買家願以每個300萬元高價收購生基位等說詞，誘使其再購買2個生基位等情，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述主要事實均屬相符，並無重大矛盾歧異之處。又按一般社會經驗法則，生基位並非一般人日常交易之物，亦非通常容易出租或轉售獲利之商品；證人Ａ０９若非誤信被告Ｂ１０所稱其因鼎立公司倒閉受害而有補償認購資格，且已有特定承租人願意承租，衡情實無接連交付款項購買生基位之必要。又被告Ｃ０９嗣後所稱欲承租生基位、尚須補足生基位供出租，乃至有買家願以每個300萬元高價收購等內容，均未提出任何具體承租人或買家資料供證人Ａ０９確認；而證人Ａ０９所取得者，亦僅係使用憑證及租賃契約之外觀文件，難認足以證明確有真實承租或高價收購交易存在。是證人Ａ０９證稱其係因誤信被告Ｂ１０、Ｃ０９前開補償認購、承租獲利、高價收購等話術，始陸續交付款項購買生基位，自與常情相符。並參以證人Ａ０９於各該生基位憑證核發日前數日，確有提領與購買殯葬商品金額相近之大額款項，有如附表一編號10「購買明細」欄所示證據資料在卷可佐，足認被告Ｂ１０、Ｃ０９確有於附表一編號10所示時間，以上開不實話術對證人Ａ０９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交付57萬6,000元予被告Ｂ１０、56萬4,000元予被告Ｃ０９。

　⑶再者，本件亦非證人Ａ０９主動出面提告，而係於檢警偵辦本案靈骨塔詐欺案件過程中，經通知到案說明後，始就其與被告Ｂ１０、Ｃ０９接觸經過製作筆錄（見111偵33194卷三第21頁）；且證人Ａ０９於偵查中亦明確表示暫時不對被告Ｂ１０、Ｃ０９提出詐欺告訴（見111偵2544卷六第407頁）。則證人Ａ０９既非主動提告求償之人，與被告Ｂ１０、Ｃ０９間復無親屬關係（見111偵2544卷六第405頁），其刻意虛捏情節、設詞誣陷被告Ｂ１０、Ｃ０９之可能性相對較低，益徵其上開證述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再參以被告Ｃ０９、Ｂ１０及Ｃ１０均係靠行於詮盛及豐陽公司之殯葬商品業務，被告Ｃ０９與被告Ｃ１０更為夫妻關係，而其等對不同被害人反覆使用「公司倒閉補償」、「認購生基位」、「已有客戶承租」、「日後可收取租金或轉售獲利」等相類說詞，足見此並非單一被告偶發之推銷話術，而係本案詐欺集團對外招攬被害人購買生基位之慣用手法。是證人Ａ０９所述遭被告Ｂ１０、Ｃ０９以前開方式遊說購買生基位之情節，核與本案其他被害人Ａ１３遭詐情節相符（詳後述），足以補強其證述之可信性。由此足認，被告Ｂ１０、Ｃ０９並非單純販售生基位商品，而係利用證人Ａ０９曾因投資鼎立公司受害、期待獲得補償或減少損失之心理，先後以「公司倒閉補償」、「認購生基位」、「已有客戶承租」、「日後可收取租金或高價轉售」等相類說詞，接續對證人Ａ０９施用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陸續交付款項。參以被告Ｂ１０、Ｃ０９同屬豐陽及詮盛公司業務，接續對同一被害人以相類話術推銷相同商品，且後續話術係以前階段交易結果為基礎，彼此具有時間、對象及內容上之承接關係，足認其等主觀上具有犯意聯絡，客觀上亦有行為分擔。是被告Ｂ１０、Ｃ０９均係基於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共同對證人Ａ０９為詐欺行為，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被告Ｂ１０、Ｃ０９辯稱僅係一般生基位買賣或單純推銷商品云云，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⒒就如附表一編號11所示被害人Ａ１３部分：　

　⑴被告Ｃ１０於附表一編號11所示時間，與被害人Ａ１３聯繫，並向其推銷生基位，惟被害人Ａ１３並未因此購買生基位或交付款項等事實，業據被告Ｃ１０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卷（見111偵33194卷五第21頁、111偵2544卷七第500頁；本院卷六第38頁），核與被害人即證人Ａ１３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所證情節一致（見111偵2544卷六第419至420頁；本院卷八第187至199頁），並有該附表編號「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被告Ｃ１０雖辯稱僅單純推銷生基位，否認有何施以詐術之行為云云。惟查，證人Ａ１３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其於110年7、8月間接獲被告Ｃ１０主動撥打手機聯繫，因其先前曾購買未上市公司股票，嗣後該公司倒閉，被告Ｃ１０即向其表示可換購長生園生基位作為賠償方案；其並與被告Ｃ１０約在公司見面，被告Ｃ１０向其表示可換購50個長生園生基位，每個價格31萬5000元，且已有太平區之老闆要向其承租50個生基位，每個生基位每年租金4萬元，共租4年，惟其當時沒有那麼多錢，所以沒有購買；嗣被告Ｃ１０仍持續與其聯絡，約於111年農曆過年前，又稱現在有一、兩個生基位可以優惠給其自用，1個只要16萬元，但其當時亦未答應等語（見111偵2544卷六第419至420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Ｃ１０係主動打電話給其，表示因其先前購買之未上市公司股票已倒閉，所以可讓其優先換購長生園生基位，被告Ｃ１０曾至其辦公室與其洽談，並向其表示50個生基位價格約1,500多萬元，又稱已有客戶可向其承租，1個生基位每年租金4萬元，租期約4年；被告Ｃ１０並未明確告知承租客戶為何人，僅約略稱係「大里那邊」的客戶。其後被告Ｃ１０又稱有一、兩個生基位可以優惠價格16萬元購買，然其因投資金額太高，且對是否能順利承租並無把握，故均未購買等語（見本院卷八第187至198頁）。是證人Ａ１３前後就其遭被告Ｃ１０主動接觸，被告Ｃ１０佯稱可將其先前購買未上市公司股票倒閉之損失，轉換為長生園生基位之購買機會，並稱已有客戶願以每年4萬元承租50個生基位，嗣後又以優惠價格16萬元遊說其購買生基位等情，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述之主要事實均屬相符，並無重大矛盾歧異之處。又本件亦非證人Ａ１３主動出面報案，而係於檢警偵辦本案靈骨塔詐欺案件過程中，經通知到案說明後，始就其與被告Ｃ１０接觸經過製作筆錄（見111偵33194卷三第53頁）；且證人Ａ１３於偵查中亦明確表示並無意對被告Ｃ１０提出詐欺未遂告訴（見111偵2544卷六第420頁）。則證人Ａ１３既非主動提告求償之人，其刻意虛捏情節、設詞誣陷被告Ｃ１０之可能性相對較低，益徵其上開證述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⑶況被告Ｃ１０所稱未上市公司股票倒閉可換購長生園生基位作為補償，且已有客戶願意承租生基位，因而要求證人Ａ１３購買生基位之話術，亦與本案其他被害人Ａ０９部分之詐騙情節相符。就告訴人Ａ０９部分，係由被告Ｂ１０先以鼎立公司倒閉可認購長生園生基位作為股東補償，且已有他人願意承租生基位等說詞，誘使其購買生基位；嗣被告Ｃ０９復接續以有人欲承租生基位、可購買生基位供出租，甚至有買家願以高價收購等相類說詞，使其繼續交付款項，業如前述。上開詐術結構，與被告Ｃ１０對證人Ａ１３所稱可換購生基位作為補償、已有客戶願意承租而可獲取租金之說詞，顯屬相同。再參以被告Ｃ０９、Ｂ１０及Ｃ１０均係靠行於豐陽公司之殯葬商品業務，被告Ｃ０９與被告Ｃ１０更為夫妻關係，而其等對不同被害人反覆使用「公司倒閉補償」、「認購生基位」、「已有客戶承租」、「日後可收取租金或轉售獲利」等相類說詞，足見此並非被告Ｃ１０一人偶發之推銷話術，而係本案詐欺集團對外招攬被害人購買生基位之慣用手法。是證人Ａ１３所述遭被告Ｃ１０以前開方式遊說購買生基位之情節，核與本案其他被害人之詐騙情節相符，足以補強其證述之可信性。綜上，足認被告Ｃ１０已以前開不實話術對證人Ａ１３施用詐術，惟證人Ａ１３因未交付款項購買生基位，故未生財產交付之結果。從而，被告Ｃ１０辯稱其僅係單純推銷生基位，並未施用詐術云云，核與證人Ａ１３前後一致證述及本案其他被害人所遭相類詐術模式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⒓就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告訴人Ａ０６部分：　

　⑴被告Ｂ１１、Ｃ０９及Ｃ０８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時間，與告訴人Ａ０６聯繫後，告訴人Ａ０６於該附表編號所示時間，陸續交付該附表編號所示之款項予被告Ｂ１１及Ｃ０９之事實，業據被告Ｂ１１、Ｃ０９及Ｃ０８於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六第36頁、第37頁、本院卷十一第485頁），核與證人Ａ０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證情節一致（見110他4605卷三第223至226頁；本院卷七第67至101頁），並有該附表編號「購買明細」及「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又公訴意旨雖認證人Ａ０６因被告Ｂ１１、Ｃ０９等人上開詐術，總計遭詐騙2914萬6000元。惟查，公訴意旨所列金額中，誤將證人Ａ０６於被告Ｂ１１本案犯行前，向鎰誠公司另名業務員Ｂ０２以39萬元購買3個展雲公司塔位之款項算入；然該筆款項既非被告Ｂ１１、Ｃ０９實際收取，亦非本案被告Ｂ１１、Ｃ０９所涉詐欺取財犯行之金額，自應予以扣除。是被告Ｂ１１於本案實際向證人Ａ０６收取2117萬2000元，被告Ｃ０９實際向證人Ａ０６收取758萬4000元，合計2875萬6000元（計算式如下述）。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有誤會，爰由本院更正此部分事實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附此敘明。

　⑵被告Ｂ１１、被告Ｃ０９及被告Ｃ０８雖均辯稱僅係單純推銷塔位，否認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惟查，綜觀證人Ａ０６歷次筆錄所述受騙經過，其原本即持有慈雲寶塔、宜城塔位認購證等殯葬商品，並非單純欲再行投資購買塔位或骨灰罐，而係因被告Ｂ１１先後佯稱有財團、集團或買家願高價收購其原有塔位，惟須先補足特定數量之塔位，或購買相同數量之骨灰罐以辦理節稅、避稅、轉換過戶、填補交易缺口，復捏稱展雲公司倒閉、檢調介入，需改買國寶中投福座塔位始能續行交易等情，致證人Ａ０６陷於錯誤，而陸續交付款項購買塔位、骨灰罐。被告Ｂ１１總計向證人Ａ０６收取2117萬2000元（計算式：237萬元＋284萬4000元＋284萬4000元＋221萬2000元＋316萬元＋158萬元＋205萬4000元＋94萬8000元＋316萬元＝2117萬2000元）。又被告Ｃ０９則依被告Ｂ１１安排，佯裝為公司稽核人員，向證人Ａ０６虛稱公司代墊稅金遭公會查核，若不自行負擔稅金，公司將遭撤銷營業登記，須再購買含土地權狀之塔位辦理節稅，並續稱買家尚欲增購塔位、集團收購仍須補足數量始能完成交易，致證人Ａ０６陷於錯誤，而持續交付款項購買塔位。被告Ｃ０９總計向證人Ａ０６收取758萬4000元（計算式：395萬元＋189萬6000元＋173萬8000元＝758萬4000元）。另被告Ｃ０８雖未直接向證人Ａ０６收取款項，然其係依被告Ｂ１１安排，冒以與被告Ｃ０９相同之稽核人員身分出面，親自查看塔位資料後，佯稱資料、數量均可準備送件，並會聯繫買家，藉此強化並延續前開收購交易確實存在且仍在進行中之假象，使證人Ａ０６誤認該交易確仍持續進行。再審以若非上情確為證人Ａ０６所親身經歷之事，其要無可能憑空杜撰出上開環環相扣之詐騙情節，亦難以想像證人Ａ０６願意花費高達2117萬2000元，僅為購買大量不易轉售之塔位或骨灰罐。

　⑶復觀諸證人Ａ０６提出之手寫筆記內容（見110他4605卷三第231頁），並核與其於本院審理時就各該數字、文字意義所為說明（見本院卷六第94至99頁）相互對照，可見該等筆記所載內容，與證人Ａ０６本案所稱遭詐騙之情節確可逐一勾稽；就被告Ｂ１１部分，筆記中所載「18×75＝1350展雲」，經證人Ａ０６證稱，係被告Ｂ１１向其佯稱集團願以每個75萬元收購18個展雲塔位；「18×185」則係被告Ｂ１１佯稱對方願以單價185萬元收購其手中塔位；另筆記中關於「600萬現金、股票」之記載，亦與證人Ａ０６所述被告Ｂ１１曾稱交易完成後將提供600萬元現金及10張台積電股票補償之情節相符；再就被告Ｃ０９部分，筆記中「12、6（羅）」及「羅6、謝7」等記載，經證人Ａ０６證稱，係指被告Ｃ０９及Ｂ１１分別表示願負擔部分塔位數量，此與證人Ａ０６所述被告Ｃ０９曾以稽核人員身分出面，佯稱買家尚須補足含土地權狀塔位數量，並稱其願分擔部分塔位之情節一致；另筆記中關於「周」及若干分擔數量之記載，亦與證人Ａ０６所述被告Ｂ１１曾稱將自行負擔或另覓他人搭配出售之說詞相符；而被告Ｃ０８雖未直接向證人Ａ０６收取款項，然其係依被告Ｂ１１安排，冒以與被告Ｃ０９相同之稽核人員身分出面，親自查看塔位資料後，佯稱資料、數量均可準備送件，並會聯繫買家，用以營造前開收購交易並非虛構，使證人Ａ０６誤認該交易確仍持續進行。是以前揭手寫筆記所載之數量、單價、補足份額、分擔數量、600萬元現金及股票等事項，既與證人Ａ０６所述遭詐騙之內容互核相符，足認其指述應屬可採，故其等相互接應出現，彼此說詞前後承接，所杜撰之情節亦可前後連貫，並無明顯矛盾及出入，倘非事前確已謀議，實難想像其等可杜撰如此縝密情節，且能相互呼應，堪認被告Ｂ１１、Ｃ０９及Ｃ０８均係基於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而共同對證人Ａ０６為詐欺行為，當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被告Ｂ１１、Ｃ０９及Ｃ０８前揭所辯，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⑴被告Ｃ１０於如附表一編號13所示時間，與被害人Ｂ１聯繫後，被害人Ｂ１於該附表編號所示時間，交付該附表編號所示之款項與被告Ｃ１０之事實，業據被告Ｃ１０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不諱（見111偵33194卷五第21頁、111偵2544卷七第500頁；本院卷六第38頁），核與被害人即證人Ｂ１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所證情節一致（見111偵2544卷六第421至423頁；本院卷八第163至187頁），並有該附表編號「購買明細」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被告Ｃ１０雖辯稱僅單純推銷塔位，否認有何施以詐術之行為云云。惟查，證人Ｂ１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10年11月間，Ｃ１０主動撥打我的行動電話，問我是不是有塔位要出售，她可以幫我出售，我之前有買一些塔位要投資用，後來她跟我約在我家附近的美廉社碰面，她跟我拿塔位相關資料，說要先幫我確認是否為可交易的產品，然後要幫我賣，過陣子她跟我說有找到買家，買家願意用2、3000萬元收購我手上全部的塔位，但因為我的塔位位子比較不好，需要跟我拿60萬元的處理費用，因為我沒有辦法支付這麼大筆的費用，後來我只有給她6萬元（我在警察局說是6萬6,000元，但我現在確認是6萬元），她說可以先幫我處理骨灰罈部分，她沒有給我收據，也沒有給我任何資料，她叫我等她消息，111年1月中，她跟我說警察有在找她，她就主動將這6萬元還給我，她當時有給我簽收一張單子，但她收回去了，她有跟我說如果警察有問到這件事，要說我不認識她，她沒有跟我說過她是哪家公司業務，也沒有給我名片；也沒有跟我提到買家身分，只有說她已經找到買家，但買家是誰都沒有跟我講，她將錢退還給我之後就沒有再跟我聯絡等語（見111偵2544卷六第422至423頁）；又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0年11月間，被告Ｃ１０主動打電話問我手上是否有塔位要賣。我們約在新北我家忠孝街62巷附近見面，在她的車內談過好幾次，她沒有給我名片。我告訴她如果要幫我賣，我沒錢了不要再買，傭金部分等賣掉再抽。她說要幫我找買家，並說一個塔位最少可以賣到30、50萬元。後來她說幫我找到買家了，是一個大集團大概可以用2000、3000萬元跟我購買，但沒有說具體是何人，並稱我的塔位地點不是很好，價錢會有落差，要多花幾十萬元的處理費。我說我沒有這麼多錢，她就叫我先給她訂金，先交6萬6,000元買骨灰罐搭配我的塔位，買了之後她再慢慢幫我處理出售我的塔位。我為了把現有的塔位賣掉就答應她，並有簽立申購單。後來一直未找到買家，直到她主動跑來找我，跟我說警察找上門，我的資料放在她車上被警察搜到，她趕快拿6萬元退還給我，並叫我簽署一張寫著「確認總金額6萬6,000元整」的收據，但實際上我是拿到6萬元，她並交代我到時候警察再問的話，就說跟她沒有瓜葛等語（見本院卷八第163至187頁）。　　

　⑶是證人Ｂ１前後就其遭被告Ｃ１０主動接觸佯稱可協助處理靈骨塔位，復誆稱已有大集團買家願出高價收購，惟因其持有之塔位地點不佳需收取處理費，進而以須另外購買骨灰罐搭配始能順利出售等話術，致其陷於錯誤而簽立申購單並交付購買骨灰罐價金等情，前後證述之主要事實均屬相符，並無矛盾歧異之處，且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８、Ａ１１、Ｂ０８等人所證經被告Ｃ１０要求購買殯葬商品之理由、經過情節（詳後述）亦大致相符，若非上情屬實，其等實無可能為情節如此一致之陳述，足見被告Ｃ１０確有以類似手法多次詐欺取財，證人Ｂ１上開指訴，應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雖證人Ｂ１就實際交付及返還金額究係6萬元或6萬6,000元，前後所述略有出入，然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Ｃ１０曾要求其簽署記載「確認總金額6萬6,000元整」之收據，核與辯護人提出之收據內容相符（見本院卷八第214頁），且該金額亦與本案申購骨灰罐之交易文件所載內容相互對應，堪認本案交易名義金額為6萬6,000元。至證人所稱實際取得退款為6萬元部分，縱認其與收據記載有所落差，仍僅屬退款過程或金額記憶之細節差異，無礙其因被告前開話術而簽立申購單、交付款項購買骨灰罐之基本事實。

　⑷至證人Ｂ１雖於本院審理時就相關案發細節或時間順序等不復記憶，然因距離案發時之110年11月間，業已經過2年多時間，人之記憶本隨時間流逝而漸趨模糊，若有記憶不清之處，亦屬人情之常，且其就重要被害事實之證述均屬一致，故辯護意旨執此認其證詞不可採，尚不足採信。佐以本案另有警方對被告Ｃ１０執行搜索時扣得之領取切結書-玉石骨灰罐提貨單、骨灰罐確認切結書、提貨單各1份（見本院卷八第91至93頁、第95至98頁）等在卷可稽，復參以被告Ｃ１０亦不否認有販售骨灰罐1個予被害人Ｂ１乙情，應足以補強證人Ｂ１上開證述內容。堪認被告Ｃ１０確有於如附表一編號13所示之時間，以佯稱協助處理靈骨塔位及搭配出售為由，致被害人Ｂ１陷於錯誤而交付6萬6,000元款項之行為甚明。被告Ｃ１０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Ｃ１０並未施用詐術云云，顯為卸責之詞，要不足採。

　⒕就如附表一編號14所示告訴人許明雅部分：　　　

　⑴被告Ｃ１５於如附表一編號14所示時間，與告訴人許明雅聯繫後，告訴人許明雅於該附表編號所示時間，交付該附表編號所示之款項予被告Ｃ１５之事實，業據被告Ｃ１５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供承在卷（見111偵33194卷五第42至43頁、111偵2544卷七第522頁；本院卷六第36頁），核與證人許明雅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證情節一致（見111偵2544卷七第375至377頁；本院卷九第434至456頁），並有該附表編號「購買明細」及「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被告Ｃ１５雖辯稱僅係單純出售骨灰罐提貨單，否認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云云。惟查，證人許明雅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Ｃ１５於110年11月左右主動撥打電話予其，詢問其有無骨灰罐或塔位要出售；其本係「全球統一」未上市公司股票投資案件之被害人，曾參與將股票換成塔位之補償；被告Ｃ１５前來後，向其表示可先幫忙查詢塔位是否可以出售，嗣後稱其塔位遭國稅局設定而不能交易，被告Ｃ１５所屬公司可以協助處理，本來須30幾萬元，但可用9萬8,000元處理，被告Ｃ１５並曾交付「豐陽開發公司」名片，表示9萬8,000元係用以撤銷國稅局設定，被告Ｃ１５亦實際至其住家附近公園收取9萬8,000元現金，並於收款時交付買賣委託申購單等文件供其簽名，稱該等文件係作為抵押，意即其至少可取得該等文件；被告Ｃ１５並曾表示有買家要收購其手上10個塔位及8個骨灰罐，收購總價為1,250萬元，惟未告知買家為何人，因尚未到簽約階段；被告Ｃ１５又帶同被告Ｃ０８前來找其，交付骨灰罐提貨單2張等語（見111偵2544卷七第376至377頁）。又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原已持有塔位及骨灰罐，且因該等商品係借錢購買而來，貸款壓力甚大，故確有出售變現之需求；被告Ｃ１５係撥打其住家電話聯繫，詢問其有無骨灰位要賣，其表示想賣後，被告Ｃ１５即與其以手機聯絡，並至其彰化住家附近公園見面，其並將手邊資料交予被告Ｃ１５查看，被告Ｃ１５則稱要回去核對資料是否正確、是否能買賣；嗣被告Ｃ１５再向其表示，其塔位好像遭國稅局設定或凍結而不能出售，須繳一筆錢解除後才能賣，本來須10幾萬元，後來稱可替其向公司申請優惠，其遂交付9萬8,000元現金予被告Ｃ１５；其交付款項後，被告Ｃ１５交付骨灰罐寄存單或提貨單，並稱該文件先等於收據使用；被告Ｃ１５係表示可用9萬8,000元替其撤銷國稅局設定；其交付9萬8,000元之目的，係要被告Ｃ１５幫其撤銷設定，使其原有殯葬商品可以出售，確定不是以9萬8,000元購買吉祥黃玉罐，其交付款項後，曾有一陣子找不到被告Ｃ１５，後來被告Ｃ１５僅交付提貨單、委託申購單等紙本文件，其實際上並未取得骨灰罐，嗣後其亦曾至豐陽公司登記地址尋找，惟該處僅為合租辦公空間，平常很少有人在，且櫃臺人員亦無法聯繫豐陽公司人員等語（見本院卷九第434至456頁）。是證人許明雅就其遭被告Ｃ１５主動聯繫，佯稱可協助出售其原有塔位及骨灰罐，且已有買家願高價收購，惟須先支付9萬8,000元撤銷國稅局設定始能交易等主要情節，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述大致相符。衡諸常情，證人許明雅既已因借款購買殯葬商品而急欲出售解套，若非誤信前開說詞，實無在原有商品尚未售出前，再交付款項予被告Ｃ１５之理。況被告Ｃ１５始終未提出國稅局設定資料、買家身分或收購契約，嗣後亦未完成撤銷設定或出售程序，僅交付骨灰罐提貨單、買賣委託申購單等文件作為外觀憑據。再者，證人許明雅並非主動設詞提告之人，而係經警方通知到案後始製作筆錄，益徵其並無刻意虛捏情節誣陷被告Ｃ１５之動機，其前開證述應堪採信。

　⑶況被告Ｃ１５於被害人Ａ０１０部分，亦係先以已有買家願以1,500萬元高價收購為由，繼而以原持有塔位不合法、須搭配展雲公司塔位及土地權狀、買方要求搭配生前契約、展雲公司出事須改購國寶公司塔位等名義，接續使證人Ａ０１０交付款項；於被害人Ａ０４部分，亦曾陪同被告Ｂ１１共同佯稱已找到買主願以2,000萬元收購，惟須先支付處理費用，致證人Ａ０４交付10萬元（詳前述），足見被告Ｃ１５於不同被害人間反覆使用「已有買家高價收購」為餌，再以補足交易條件、處理費用或解除限制等名義取款之相類話術。是證人許明雅所證被告Ｃ１５佯稱已有買家願高價收購，惟須先支付9萬8,000元撤銷國稅局設定始能交易之情節，核與本案其他被害人遭詐模式相符，足以補強其證述之可信性。從而，堪認被告Ｃ１５確有如附表一編號14所示詐欺取財犯行，其辯稱僅係單純出售骨灰罐提貨單、並未施用詐術云云，無非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⑷又被告Ｃ１５雖辯稱其向證人許明雅收取9萬8,000元，係證人許明雅購買骨灰罐提貨單之對價，並非撤銷國稅局設定之費用云云。惟證人許明雅就其係因被告Ｃ１５佯稱手中塔位遭國稅局設定而無法交易，須支付9萬8,000元始能協助撤銷設定，因而交付款項等節，業已證述明確。參以本案其他被害人如Ａ０４、Ｂ０７及Ｂ１等人之受騙情節，可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常以高價收購、整合處理、撤銷設定、搭配出售或補足交易條件等名義，使被害人誤信僅須先行支付一定費用，即可完成後續高價出售或交易程序；並於收受款項後，交付塔位權狀、土地權狀、骨灰罐提貨單或其他殯葬商品文件，作為收取款項之外觀憑據，藉此掩飾其以前開不實事由使被害人交付款項之本質。是縱被告Ｃ１５於收受上開款項後，確有交付1張吉祥黃玉生命寶座骨灰罐提貨單，亦不能據此即認雙方間係單純骨灰罐提貨單買賣關係。被告Ｃ１５前開所辯，尚不足採。

　⑸被告Ｃ１５之辯護人固辯稱，本案並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之客觀事實云云。惟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犯在客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觀上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固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僅參與事前之計劃、謀議而未實際參與犯罪（即計畫主持人或組織者），或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把風、相互接應、支援），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而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可資參照）。查被告Ｃ１５係以豐陽公司名義接洽證人許明雅，業據證人許明雅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復參以被告Ｃ１５交付予證人許明雅之買賣委託申購單，其上「管理處」欄蓋有豐陽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客戶簽證」欄有證人許明雅（原名許明秋）簽章，「接待人員」欄則有被告Ｃ１５簽章，有該買賣委託申購單在卷可稽（見111偵33194卷三第223至225頁），足認被告Ｃ１５並非以個人身分偶然接洽證人許明雅，而係藉由豐陽公司名義及其對外交易文件，製造本件交易係由合法公司受理、承辦之表象，藉以取信證人許明雅，並使其誤認持有之靈骨塔位收購程序確屬真實存在。又本案既係以豐陽公司名義對外從事上開交易接洽，而豐陽公司之負責人Ｃ２０及現場負責人Ｃ１７亦均為本案被告，足見本件犯行並非被告Ｃ１５一人單獨偶發所為，亦非僅止於單純居間介紹或普通商品推銷，而係在既有之多人分工架構下，由被告Ｃ１５利用豐陽公司名義及文件外觀，與被告Ｃ２０、Ｃ１７等人所掌控、提供之公司組織、行政及交易外觀相互配合，承接並延續同一詐術內容而共同完成詐欺取財犯行。從而，被告Ｃ１５自應就其所參與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並該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要件。是被告Ｃ１５之辯護人辯稱本案並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之客觀事實云云，尚無可採。

　⒖就如附表一編號15所示被害人Ｂ００５部分：　　

　⑴被告Ｃ１４於如附表一編號15所示時間，與被害人Ｂ００５聯繫後，向被害人Ｂ００５推銷殯葬商品之事實，業據被告Ｃ１４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供承在卷（見111偵33194卷五第58頁、111偵2544卷七第487頁；本院卷六第39頁），核與證人Ｂ００５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情節（見111偵33194卷三第227至229頁、111偵2544卷六第411至412頁）大致相符，並有該附表編號「購買明細」、「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公訴意旨固認證人Ｂ００５係以110萬6000元，向被告Ｃ１４購買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5個、土地所有權狀1個及龍寶公司國寶中投福座塔位1個。惟查，證人Ｂ００５所提出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權狀4張，其核發日期均為109年5月20日，有各該權狀在卷可稽（見111偵33194卷三第243、245、247、249頁）；而證人Ｂ００５亦證稱其於109年5月6日曾提領56萬元現金，作為向被告Ｃ１４購買殯葬商品之款項，並有其三信商業銀行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見本院卷十第369頁、第371頁）在卷可佐。參以被告Ｃ２０亦供稱塔位每個售價為15萬8000元（見111偵2544卷七第272頁），則4個塔位之通常交易價格應為63萬2000元（計算式：158,000×4＝632,000），此與證人Ｂ００５於109年5月6日提領56萬元現金之時間、金額均大致相近，足認證人Ｂ００５確有交付63萬2000元予被告Ｃ１４購買4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至證人Ｂ００５雖另提出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土地所有權狀及龍寶公司國寶中投福座塔位權狀各1分，然觀諸上開權狀之發狀日期分別為109年11月10日、109年12月25日、110年10月25日（見111偵33194卷三第239頁、第241頁、第251頁），與證人Ｂ００５所證遭被告Ｃ１４詐騙而交付款項之時間為109年5月間，已有相當時間間隔，自難僅憑其持有上開權狀，即遽認此部分亦屬被告Ｃ１４本案詐欺取財有關，是本院認證人Ｂ００５此部分因被告Ｃ１４詐欺所交付之款項，應為4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之價金63萬2000元。公訴意旨認其遭詐騙金額為110萬6000元，容有未洽，爰依卷內事證更正如附表一編號15所示，附此敘明。

　⑶被告Ｃ１４雖辯稱僅係單純推銷殯葬商品，否認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云云。惟查，證人Ｂ００５於警詢時證稱：其係因警方通知協助調查靈骨塔詐欺案始到案製作筆錄；被告Ｃ１４先撥打其住家電話，詢問其手邊有無靈骨塔位，其表示有塔位及骨灰罈欲出售後，被告Ｃ１４即至其住處查看並抄錄資料，稱會確認其塔位資料有無問題，若無問題即可安排出售；其後被告Ｃ１４又來電表示已排到案件，可出售其手中15個塔位及14個骨灰罈，並稱有人願以每個80萬至100萬元收購塔位及骨灰罈，惟成交後因金額很高，政府會課高額所得稅，如再購買靈骨塔位即可折抵稅金，其因而向被告Ｃ１４購買塔位；嗣被告Ｃ１４又稱展雲公司經營不善遭國寶收購，塔位無法繼續出售，要其退出交易，其後即未再聯繫，亦未告知上開用以節稅之商品應如何處理；被告Ｃ１４始終未告知買家身分及收購原因等語（見111偵33194卷三第227至229頁）。又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Ｃ１４約於109年間撥打其住家電話，詢問其有無塔位要賣，其表示手上有以前投資購買之塔位及骨灰罈欲出售，被告Ｃ１４即至其住處查看資料並抄錄編號，稱需回去確認是否可以交易；過一段時間後，被告Ｃ１４又稱有買家願以每個80萬至100萬元之價格收購，其當時有15個塔位及14個骨灰罈要出售，被告Ｃ１４並稱若成交金額很高，政府會課高額所得稅，可以再購買塔位折抵稅金，其遂向被告Ｃ１４購買靈骨塔位節稅；嗣被告Ｃ１４又稱其購買數量不足以達節稅金額，要求其陸續購買，其因而購買殯葬商品，惟後續並未完成收購，被告Ｃ１４亦未告知實際買家為何人，且未說明其購買用以節稅之權狀應如何處理，其亦不知實際上究應如何用以節稅等語（見111偵2544卷六第411至412頁）。是證人Ｂ００５前後就其遭被告Ｃ１４主動接觸，佯稱可協助出售其手中塔位及骨灰罈，並已有買家願以每個80萬至100萬元高價收購，惟因成交金額甚高，須另購買塔位以折抵稅金，致其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購買殯葬商品等主要事實，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均屬相符，並無重大矛盾歧異之處。又按一般社會經驗法則，塔位等殯葬商品並非一般人日常交易之物，亦非通常容易轉售變現之商品；證人Ｂ００５既已持有15個塔位及14個骨灰罈而欲出售解套，若非誤信被告Ｃ１４所稱已有買家願高價收購，惟須另行購買塔位以折抵成交後之稅金，衡情實無在原有塔位、骨灰罈尚未出售前，再交付高額款項購買其他殯葬商品之必要。再者，本件亦非證人Ｂ００５主動出面提告，而係因警方通知協助調查靈骨塔詐欺案件始到案製作筆錄，且其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表示暫無意對被告Ｃ１４提出詐欺告訴（見111偵33194卷三第227、229頁；111偵2544卷六第412頁），其刻意虛捏情節、設詞誣陷被告Ｃ１４之可能性相對較低，益徵其上開證述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況被告Ｃ１４始終未提出具體買家身分、收購契約或節稅計算依據，嗣後亦未完成任何收購程序，益徵其所稱高價收購及購買商品可折抵稅金等情，均非真實。

　⑷再參以被告Ｃ１４於本案其他被害人Ｂ０６部分，亦曾以詮盛公司名義主動接觸，佯稱可替其出售手上塔位，多次以前已找到買家、可繼續等待交易消息、節稅等相類說詞，試圖使證人Ｂ０６加價購買塔位或繳付費用，僅因證人Ｂ０６始終堅持不再加購或付款而未得逞。足見被告Ｃ１４對不同被害人反覆使用「協助出售既有塔位」、「已有買家高價收購」、「須另購商品或支付費用始能完成交易」等相類話術，並非單純偶發之推銷行為，而係本案詐欺集團對外招攬被害人購買殯葬商品之慣用手法。又觀諸被告Ｃ１４與證人Ｂ００５嗣後簽立之和解協議書，其內容已載明雙方係就「納骨塔案件交易糾紛」達成和解，並提及被告Ｃ１４於「交易過程中」是否施用詐術等事項（見111偵33194卷三第253頁），足見被告Ｃ１４確曾以納骨塔交易名義與證人Ｂ００５接洽，證人Ｂ００５亦確有因該交易而交付款項並取得殯葬商品權狀。至上開和解協議書雖載有「乙方確認甲方於交易過程中並無施用任何詐術」等文字，然此僅係雙方於案發後就民、刑事責任所為和解約款，尚不生拘束刑事法院認定犯罪事實之效力，亦無從據此反推被告Ｃ１４於前階段接洽、取款時並未施用詐術。從而，堪認被告Ｃ１４確有如附表一編號15所示時間，向證人Ｂ００５佯稱已有買家願高價收購其既有塔位及骨灰罈，惟須另購塔位以折抵稅金等不實事項，使證人Ｂ００５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購買4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足認被告Ｃ１４並非單純販售殯葬商品，而係以前開話術施用詐術取財，其辯稱僅係一般殯葬商品買賣或單純推銷商品云云，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⑸被告Ｃ１４之辯護人固辯稱，本案並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之客觀事實云云。惟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犯在客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觀上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固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僅參與事前之計劃、謀議而未實際參與犯罪，或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而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可資參照）。查被告Ｃ１４係以詮盛公司業務名義接洽證人Ｂ００５，業據證人Ｂ００５證述明確，並有前開權狀及交易明細可資佐證。又詮盛公司係本案詐欺集團對外接洽殯葬商品交易所使用之公司名義之一，而被告Ｃ１９為詮盛公司負責人、被告Ｃ１７則為現場負責人。參以被告Ｃ１４係藉由詮盛公司名義及交易外觀對外接洽，向證人Ｂ００５施用上開不實詐術內容，足認本案並非被告Ｃ１４一人單獨偶發所為，亦非僅止於單純居間介紹或普通商品推銷，而係在既有多人分工架構下，由被告Ｃ１４利用詮盛公司名義及交易外觀，承接並實行高價收購、節稅折抵等詐術內容，與其他共犯相互配合，以共同完成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從而，被告Ｃ１４自應就其所參與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並該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要件。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尚無可採。

　⒗就如附表一編號16所示告訴人Ａ０８部分：　

　⑴被告Ｃ０９、Ｂ０９、Ｂ１０、Ｃ１０及Ｃ１１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6所示時間，向告訴人Ａ０８推銷或說明殯葬商品後，其中被告Ｂ０９、Ｂ１０及Ｃ１０有成功向告訴人Ａ０８販售殯葬商品並收取款項之事實，業據被告Ｃ０９、Ｂ０９、Ｂ１０、Ｃ１０及Ｃ１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供承在卷（見本院卷六第38至40頁、第277至278頁），核與證人Ａ０８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證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該附表編號「購買明細」、「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經查，證人Ａ０８因本案詐欺犯行總計交付1110萬4000元，其中被告Ｃ０９與另案被告劉蕙芳共同詐得39萬元（即108年1月至4月間購買3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之價金）；另案被告Ｂ０２詐得88萬元（計算式：27萬6000元＋13萬元＋47萬4000元＝88萬元）；被告Ｂ０９與Ｃ１０共同詐得383萬元（計算式：63萬2000元＋79萬元＋31萬6000元＋31萬6000元＋31萬6000元＋126萬4000元＋19萬6000元＝383萬元）；被告Ｂ１０詐得600萬4000元（計算式：142萬2000元＋63萬2000元＋221萬2000元＋173萬8000元＝600萬4000元）。至Ｃ１１部分，雖於111年1月間佯裝為代表買方之仲介人員出面與證人Ａ０８討論過戶事宜，然因檢警介入偵辦，證人Ａ０８察覺有異而未再支付費用等情，業據證人Ａ０８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為證述，前後情節大致相符，且均與附表一編號16「購買明細」欄所示之發票金額、交易明細及殯葬商品權狀數量相互吻合。再參以證人Ａ０８所製作之謄寫紙張1份（見本院卷八第412頁），其上已明確記載其分別向被告Ｃ０９、Ｂ０９、Ｂ１０、Ｃ１０、Ｃ１１及另案被告劉蕙芳、Ｂ０２各次購買殯葬商品之種類、名稱、數量、金額、交易日期，以及各次交易所對應之發票內容，益足補強證人Ａ０８前開證述之真實性。至於證人Ａ０８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向被告Ｃ０９及劉蕙芳購買殯葬商品時，係將款項交付予劉蕙芳；其向被告Ｂ０９及Ｃ１０購買殯葬商品時，則均係將款項交付予被告Ｂ０９等語（見本院卷七第255至256頁），足認被告Ｃ０９及Ｃ１０雖曾陪同其他共犯前往接洽證人Ａ０８，然並未實際經手款項，而係分別由被告Ｂ０９及另案被告劉蕙芳負責收受，惟此情僅影響各被告犯罪所得之分配及計算，尚不影響被告Ｃ０９及Ｃ１０與其他共犯間，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認定。從而，堪認另案被告劉蕙芳及被告Ｃ０９確有如附表一編號16-1所示之時間；另案被告Ｂ０２確有如附表一編號16-2至16-4所示之時間；被告Ｂ０９及Ｃ１０確有如附表一編號16-5至16-10所示之時間；被告Ｂ１０確有如附表一編號16-11至16-14所示之時間，分別向證人Ａ０８收取各該附表編號所示之款項，並交付各該附表編號所示之殯葬商品。是被告Ｃ０９辯稱其未成功推銷殯葬商品云云；被告Ｃ１０辯稱其僅賣成功3、4個塔位云云；被告Ｂ０９及Ｂ１０均辯稱忘記賣給證人Ａ０８之塔位數量及金額云云，均與證人Ａ０８前開證述及卷內客觀證據不符，尚難採信。

　⑶另觀諸證人Ａ０８提供之日記本（見本院卷八第393至412頁）所載，其上除逐筆記載各次提領款項、購買殯葬商品之日期、數量及金額外，尚明確載有與前開受騙經過相互對應之內容。觀諸日記本內分別記載「塔位節稅」（見本院卷八第396頁）、「節稅」（見本院卷八第400頁）、「陳先生土地過戶」（見本院卷八第405頁）、「稅」（見本院卷八第406頁）、「換塔位」（見本院卷八第408頁）及「換夫妻位」（見本院卷八第409頁）等文字，可知證人Ａ０８於當時即已將被告Ｃ０９、Ｂ０９、Ｂ１０、Ｃ１０、Ｃ１１向其施用之「購買骨灰罐、塔位可節稅、抵稅」、「需辦理土地過戶」、「展雲塔位須轉換為國寶塔位」、「國寶塔位須組成夫妻位始能完成交易」等話術內容，隨同各次交易金額及購買商品一併記錄在案。此與證人Ａ０８所證，被告Ｃ０９及另案被告劉蕙芳先以股票換購塔位並有高價買家收購，嗣由另案被告Ｂ０２再以購買骨灰罐捐贈抵稅、賣家退出尚缺塔位始能完成交易，復由被告Ｂ０９、Ｃ１０續以前案後續處理、尚缺骨灰罐、塔位或土地權狀始能完成交易，及由被告Ｂ１０改以購買國寶塔位抵稅、轉換塔位、改為夫妻位等說詞，反覆要求其購買殯葬商品之經過，前後一致相符。足見前開日記本內容並非事後臨訟杜撰，而係證人Ａ０８於交易過程中，依其實際遭上開被告施用之詐術內容所為之即時記載，自足補強其前開證述之真實性。

　⑷又證人Ａ０８所指受詐情節，與本案告訴人Ａ０７、Ａ０１０、Ｂ０７、Ａ１１所遭遇以高價收購殯葬商品為由，再以補足數量、購買骨灰罐抵稅、改購國寶塔位轉換過戶等方式層層加碼詐取財物之手法高度雷同。衡諸證人Ａ０８與其他被害人彼此間互不相識，若非上情屬實，實難虛構出如此一致之受騙模式與交易脈絡。從而，證人Ａ０８上開所證內容，應可採信。綜上，堪認證人Ａ０８遭被告Ｃ０９、劉蕙芳、Ｂ０２、Ｂ０９、Ｃ１０、Ｂ１０及Ｃ１１以附表一編號16所示方式先後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陸續交付如各該附表編號所示款項及購買相應殯葬商品，其中被告Ｃ１１後續出面接續前開詐欺話術，惟因檢警介入，證人Ａ０８未再支付費用等情無訛，故其等相互接應出現，彼此說詞前後承接，所杜撰之情節亦可前後連貫，並無明顯矛盾及出入，倘非事前確已謀議，實難想像其等可杜撰如此縝密情節，且能相互呼應，堪認被告Ｃ０９、Ｂ０９、Ｃ１０、Ｂ１０及Ｃ１１均係基於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而共同對證人Ａ０８為詐欺行為，當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並非各自獨立從事單純仲介買賣。是上開被告均辯稱僅係正當仲介交易，且不知先後尚有其他共犯對證人Ａ０８推銷殯葬商品云云，核與卷內事證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⑸被告Ｃ１０之辯護人雖辯稱證人Ａ０８於審理時經告訴代理人提示文件並照念筆錄，故其證述無證據能力云云（見本院卷七第279至280頁），惟按證人於審判期日到庭依法具結並接受交互詰問，即具證據能力，至其作證時因記憶模糊而經提示文件以喚起記憶，乃屬證言證明力強弱之評價範疇，辯護人將此與證據能力混為一談，容有誤會；又經審判長當庭確認（見本院卷七第273頁），告訴代理人所提示證人之文件，僅係附帶民事起訴狀內之被告年籍資料，並非涉及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內容，難認有不當影響證人證述之情形；至證人Ａ０８於本院審理時，就上開被告等人施用詐術之具體細節、如何介紹共犯出面等節，固未能為連貫陳述，甚且無法當庭指認被告Ｃ０９，對於被告Ｃ０９及Ｃ１０在場時有無具體施用詐術等情亦無從確切說明，然衡諸靈骨塔詐欺案件多屬集團性分工，被害人於長時間內面臨多人輪番遊說，本難期其將各共犯之容貌、具體分工及隻字片語均銘記於心，況本案距案發時日已久，證人Ａ０８已年近八秩（35年次），就上開枝微末節之陳述縱有遺忘、未能指認或掛一漏萬之情，核與一般人記憶因時間推移而自然衰退之常理相符，自難僅憑其審理時因記憶淡忘所生之模糊陳述，或須仰賴提示筆錄始能作答之情，即遽認其於警詢及偵查中所為之證述為不可採，是辯護人前開所辯，委無足取。

　⒘就如附表一編號17所示被害人Ｂ０６部分：　　

　⑴被告Ｃ１４於如附表一編號17所示時間，與被害人Ｂ０６聯繫，並曾向被害人Ｂ０６推銷靈骨塔位相關事宜，惟被害人Ｂ０６並未交付款項或購買任何殯葬商品等情，業據被告Ｃ１４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111偵33194卷五第179頁；本院卷六第39頁），核與證人Ｂ０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述情節（見111偵5334卷二第15至16頁；本院卷八第60至70頁）大致相符，並有該附表編號「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被告Ｃ１４雖辯稱僅係單純推銷殯葬商品，否認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云云。惟查，證人Ｂ０６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Ｃ１４於109年3月5日撥打電話予其，詢問有無塔位要出售，並表示可以協助出售，當日即至其住處抄錄權狀資料，其一開始即向被告Ｃ１４表明不會再購買任何東西，如有費用須由被告Ｃ１４先行墊付，待出售後再由其加價返還；嗣被告Ｃ１４於109年11月間又稱有寺廟為節稅，願意收購其全部塔位，並帶同一名自稱主管之男子駕駛黑色賓士休旅車前來，稱很快會有消息，要其繼續等待；至110年9月7日，被告Ｃ１４又稱有基金會或寺廟等買方，但均未提出證明或告知實際名稱，後續亦僅要求其繼續等待，並表示出售數量不足會再找人配件；其未曾交付款項，被告Ｃ１４及該主管亦未曾要求其加價購買任何物品，警方提示之車輛照片即為該主管所駕車輛，該主管聯絡電話為0000000000；被告Ｃ１４係以詮盛公司名義與其接洽，如成交則會抽取6％佣金等語（見111偵5334卷二第15至16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於109年間被告Ｃ１４向其詢問有無靈骨塔位要出售，其當時確有塔位要出售，且其係因被告Ｃ１４表示有人要買，始與被告Ｃ１４接觸；被告Ｃ１４曾至其住處抄錄其持有之塔位資料，當時其手上約有26個塔位，價值約1,000萬元至2,000多萬元；被告Ｃ１４係以詮盛公司業務身分與其接洽，並表示若有實際買方會再與其聯絡。嗣後被告Ｃ１４於109年11月間向其表示有寺廟因節稅需要，願意購買其手中塔位，110年9月7日又向其表示有買家即臺北之財團法人基金會要購買其塔位，惟均未提出具體買方資料或契約文件。其後被告Ｃ１４與一名自稱主管之男子，於110年11月16日、19日、23日、24日、26日、29日及同年12月16日，多次與其約在臺中市○區○村路0段000號統一超商附近見面，並曾在該主管所駕駛之黑色賓士車上洽談塔位買賣事宜；該主管後續主要與其談塔位出售之事，並稱其出售件數不足，會再找他人配件，要其繼續等待消息。其自始即向被告Ｃ１４及該主管表明，若須先出錢即不願繼續，若有費用應由對方先行支出，待成交後其再加倍返還，故其並未交付款項或另行購買任何殯葬商品等語（見本院卷八第60至70頁）。

　⑶是證人Ｂ０６前後就其遭被告Ｃ１４主動接觸，被告Ｃ１４佯稱可協助出售其手中26個靈骨塔位，復先後以已有寺廟為節稅欲收購、臺北財團法人基金會或寺廟願意收購、承購數量不足須再找人配件等說詞，要求其繼續等待交易消息等主要事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所述均屬相符，並無重大矛盾歧異之處。又按一般社會經驗法則，塔位等殯葬商品並非一般人日常交易之物，亦非通常容易轉售變現之商品；證人Ｂ０６既已持有26個塔位而欲出售解套，若非被告Ｃ１４以前開已有買家或寺廟、基金會願意收購等話術誘導，衡情實無反覆與被告Ｃ１４及其自稱主管之人會面、洽談之必要。況被告Ｃ１４及該自稱主管之人始終未提出具體買家名稱、收購契約、報價單或承購計畫，僅一再要求證人Ｂ０６繼續等候消息，益徵其所稱已有買家收購、可協助出售塔位等情，並非真實。

　⑷再者，本件亦非證人Ｂ０６主動出面提告，而係因警方通知其協助調查靈骨塔詐欺案件始到案製作筆錄（見111偵33194卷四第3頁；111偵5334卷二第15頁），其刻意虛捏情節、設詞誣陷被告Ｃ１４之可能性相對較低，益徵其上開證述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再參以被告Ｃ１４於本案被害人Ｂ００５部分，亦曾以詮盛公司名義主動接觸，佯稱可協助出售其原持有之塔位及骨灰罈，並以已有買家願高價收購、須另購塔位及土地權狀折抵稅金等相類說詞，使被害人Ｂ００５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購買殯葬商品。足見被告Ｃ１４對不同被害人反覆使用「協助出售既有塔位」、「已有買家高價收購」、「須另購商品或補足條件始能完成交易」等相類話術，並非單純偶發之推銷行為，而係本案詐欺集團對外招攬被害人購買殯葬商品之慣用手法。是被告Ｃ１４辯稱僅係一般殯葬商品買賣或單純推銷商品云云，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⑸被告Ｃ１４之辯護人固辯稱，本案並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之客觀事實云云。惟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僅參與事前計畫、謀議而未實際參與構成要件行為，或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接應、支援行為，倘足以左右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仍與其他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功能性犯罪支配地位，而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Ｃ１４係以詮盛公司名義接洽證人Ｂ０６，而證人Ｂ０６所稱自稱主管之男子，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與被告Ｃ１４一同前來，並以門號0000000000與證人Ｂ０６聯繫；該車輛為本案被告Ｃ０８實際使用之車輛，該門號則為本案被告Ｃ０９實際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且被告Ｃ０８、Ｃ０９均係靠行於詮盛公司之業務人員。再者，本案被告尚有詮盛公司負責人Ｃ１９及現場負責人Ｃ１７，詮盛公司亦係本案詐欺集團對外接洽殯葬商品交易所使用之公司名義。足見本案並非被告Ｃ１４一人單獨偶發所為，而係由被告Ｃ１４利用詮盛公司名義先行接觸證人Ｂ０６，再由自稱主管之人承接、延續前開已有買家收購、等待交易消息及配件數等詐術內容，共同營造確有公司及主管層級受理、承辦收購案件之表象，以遂行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從而，被告Ｃ１４自應就其所參與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共同負責。是被告Ｃ１４之辯護人前開所辯，尚無可採。

　⑴被告Ｂ１０、Ｂ１１、Ｃ１０、Ｃ０９及Ｂ０９各自於如附表一編號18所示時間，與告訴人Ａ１１聯繫後，向告訴人Ａ１１推銷殯葬商品，其中被告Ｂ１０於108年12月12日向告訴人Ａ１１收受15萬8000元之款項；被告Ｂ１１向告訴人Ａ１１販賣殯葬商品並收取款項之事實，業據被告Ｂ１０、Ｂ１１、Ｃ１０、Ｃ０９及Ｂ０９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供承在卷（見本院卷六第36頁、第37頁、第39頁、第40頁），核與證人Ａ１１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證情節一致（見111偵2544卷七第353至356頁；本院卷七第418至462頁），並有該附表編號「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被告Ｂ１０、Ｂ１１、Ｃ０９及Ｂ０９雖否認有何施以詐術之行為云云。惟查，證人Ａ１１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08年12月間，係被告Ｂ１０主動打電話詢問其是否有靈骨塔位可供買賣，因其母親先前投資鴻源機構，嗣鴻源機構倒閉後，有以部分靈骨塔作為賠償，故其手中確有塔位；被告Ｂ１０即向其表示，其手上塔位須轉換成展雲塔位始可出售，轉換費用為15萬8000元，其遂於108年12月12日交付現金15萬8000元予被告Ｂ１０，惟被告Ｂ１０未交付任何收據或憑證；其後被告Ｂ１０又與被告Ｃ１０前來，稱其只有塔位、沒有骨灰罐，可找有骨灰罐而無塔位之人搭配出售，並要求其再支付處理費，因其拒絕付款並要求返還15萬8000元，被告Ｂ１０、Ｃ１０即稱後續會由被告Ｂ１１處理；109年1月間，被告Ｂ１１開始與其接洽，稱其有許多客戶想買賣，有骨灰罐但無塔位，可與其塔位搭配出售，惟其塔位數量不足，須再購買塔位，若與中部買家搭配出售，可獲利約400萬元；其後被告Ｂ１１又稱可購買骨灰罐辦理節稅，將所得稅自40％降為20％，再稱北部塔位價格較高，若轉換到北部塔位，可獲利600多萬元，且展雲公司已被國寶公司收購，須將展雲塔位轉換成國寶塔位始能交易，故其陸續向被告Ｂ１１購買展雲、國寶塔位及骨灰罐；其共交付被告Ｂ１０15萬8000元轉換費，並向被告Ｂ１１購買塔位及夫妻位共189萬6000元、骨灰罐4組共63萬2000元；嗣被告Ｂ１１稱會有殯葬公會人員前來抽查其販售商品，後被告Ｃ０９即以殯葬公會人員身分前來，查看其權狀後稱其只有塔位權狀、沒有土地所有權狀，無法買賣，並稱展雲已被國寶收購，須將展雲塔位全部轉換為國寶塔位始能辦理過戶；被告Ｂ１１亦稱願幫其負擔部分款項，並拿現金給其看，表示係以阿嬤房屋貸款及向朋友借得，致其再向被告Ｂ１１購買國寶塔位；至110年底，被告Ｂ１１稱其將調回臺北，後即由被告Ｂ０９主動前來，表示其案件後續由其負責，並仍持續遊說其須將展雲塔位轉換為國寶塔位，惟其未再購買等語（見111偵2544卷七第353至356頁）。證人Ａ１１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其母親以前係鴻源投資之受害者，鴻源倒閉後有以靈骨塔位賠償，所以其手中才會有塔位；被告Ｂ１０第一次找其時，即係詢問其有無靈骨塔位，並稱其塔位如果不處理即無法販賣，需轉換成展雲塔位始能出售，其曾詢問被告Ｂ１０為何知道其有塔位，被告Ｂ１０表示有相關塔位資料可以查詢；其後其於108年12月12日交付15萬8000元現金予被告Ｂ１０，但被告Ｂ１０並未交付收據，僅讓其拍攝身分證；後來被告Ｂ１０又與被告Ｃ１０前來，表示其只有塔位、沒有骨灰罐，可以找有骨灰罐而無塔位之人搭配，惟其拒絕再付款並要求退還15萬8000元後，被告Ｂ１０、Ｃ１０即稱會有謝先生即被告Ｂ１１前來處理；嗣被告Ｂ１１於109年1月間接手後，向其表示已有骨灰罐賣家可與其塔位搭配出售，但其塔位數量不足，須再購買塔位，並稱出售後可獲利300萬至400萬元；後又以買方希望有夫妻塔位、購買骨灰罐可節稅、北部塔位價格較高、展雲已被國寶收購、須轉換為國寶塔位始能過戶等理由，陸續要求其購買展雲塔位、國寶塔位及骨灰罐；其後被告Ｃ０９以殯葬公會人員身分前來，查看權狀後稱其只有塔位權狀、沒有土地權狀，不能買賣，並稱展雲已被國寶併購，須轉換為國寶塔位；被告Ｂ１１亦以相同說詞持續遊說，甚至表示可拿阿嬤房屋貸款及向朋友借款幫其負擔部分款項；至110年底，被告Ｂ０９又主動前來，稱被告Ｂ１１之部分已交接，由其接手處理，並仍要求其將展雲塔位轉換為國寶塔位，惟其已無力再購買等語（見本院卷七第418至462頁）。

　⑶核證人Ａ１１上開所述，就其原持有塔位之原因，係因母親曾為鴻源投資受害者而取得靈骨塔位，被告Ｂ１０、Ｃ１０先以塔位須轉換、搭配骨灰罐出售為由接觸其，嗣由被告Ｂ１１接續以已有買家搭配出售、須補足塔位數量、購買骨灰罐節稅、轉換北部或國寶塔位始能完成交易等說詞，誘使其反覆購買殯葬商品，再由被告Ｃ０９冒稱殯葬公會人員身分出面，承接前開展雲塔位須轉換國寶塔位之說詞，末由被告Ｂ０９接續表示後續由其處理並要求轉換國寶塔位等情，前後所述均屬一致，並無明顯瑕疵，應堪採信。又證人Ａ１１所指受詐情節，與本案告訴人Ａ０７、Ａ０１０、Ｂ０７、Ａ０８所遭遇以高價收購殯葬商品，再以補足數量、購買骨灰罐抵稅、改購國寶塔位轉換過戶等方式層層加碼詐取財物之手法高度雷同；且被告Ｃ０９於告訴人Ａ０６部分亦係冒以公司稽核人員身分出面施詐，與本件冒稱殯葬公會查核人員身分接續取信證人Ａ１１之模式相符；另警方扣得被告Ｂ１１車內之筆記紙1張，其上載有「國寶收購後，內外整理整修，價值會更高」、「利用國寶名氣，投資人願出高價收購」等教戰話術（見111偵2544卷一第77頁、第179至184頁），核與證人Ａ１１所證遭佯稱展雲塔位須轉換為國寶塔位，始能完成高價收購交易之情節相符，足以補強其證述之真實性。

　⑷再佐以卷附證人Ａ１１與被告Ｂ１１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被告Ｂ１１於110年11月2日即向證人Ａ１１表示「現在都進行當中很順利喔不用煩惱」、「等東西下來就差不多了」，證人Ａ１１則提及「這樣子已經過了兩個禮拜了，你說預計四個禮拜到六個禮拜」，被告Ｂ１１復稱「快了快了，我阿嬤那邊超急的」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99至100頁），核與證人Ａ１１所證被告Ｂ１１曾稱願以阿嬤房屋抵押貸款幫其負擔款項之情節相符；嗣於同年月18日通話中，證人Ａ１１詢問「我們這個過年前到底拿的到拿不到錢」，被告Ｂ１１即回稱「基本上是沒問題啊」、「過年前」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101頁），顯見其持續保證案件即將完成，以取信於證人Ａ１１。復於同年月24日通話中，證人Ａ１１提及「陳先生」已來找其，並稱案件困難在於「轉移」，被告Ｂ１１則未感訝異，反稱「有聯絡就好了」、「我有請人家幫忙說」、「最近下台中處理轉移的事宜」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102至103頁）；再於同年12月28日通話中，證人Ａ１１表示對方要求其儘速回覆以趕在過年前完成，被告Ｂ１１亦稱「我看一下資料」、「我可以的話就特地下去一趟」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104至105頁）。由此可知，譯文中所稱「陳先生」即被告Ｂ０９，其確係於被告Ｂ１１稱將調回臺北後接續出面，承接前開塔位轉移、轉換及過戶之說詞，而被告Ｂ１１亦持續參與聯繫、安撫並確認進度，足認證人Ａ１１所證稱110年底由被告Ｂ０９出面接續處理，並持續要求其將展雲塔位轉換為國寶塔位始能完成過戶交易乙節與事實相符。衡以其等相互接應出現，彼此說詞前後承接，所杜撰之情節亦可前後連貫，並無明顯矛盾及出入，倘非事前確已謀議，實難想像其等可杜撰如此縝密情節，且能相互呼應，堪認被告Ｂ１０、Ｃ１０、Ｂ１１、Ｃ０９及Ｂ０９均係基於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而共同對證人Ａ１１為詐欺行為，當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並非各自獨立從事單純仲介買賣。是被告Ｂ１０、Ｃ１０、Ｂ１１、Ｃ０９及Ｂ０９均辯稱僅係合法推銷殯葬商品，且不知先後尚有其他共犯對證人Ａ１１推銷殯葬商品云云，核與卷內事證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⑸至被告Ｂ１１雖辯稱，其確有販售殯葬商品予證人Ａ１１，惟已不記得具體數量；其辯護人復辯稱，並無相關單據可證明證人Ａ１１所提出之靈骨塔位及骨灰罐權狀係由被告Ｂ１１所販售云云。惟查，證人Ａ１１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Ｂ１１及Ｂ１０曾明確告知其，若日後另有他人表示可協助處理或出售靈骨塔位，均毋須理會，因其案件已交由渠等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七第443至444頁）。此一指示，核與本案詐欺集團須以前後一貫、層層承接之話術以維繫被害人信賴之犯罪型態相符；蓋倘證人Ａ１１另受其他無關之人介入，前揭關於高價收購、補足數量、節稅及轉換過戶等說詞，即有遭揭穿之虞，勢將使既有詐術前功盡棄，是證人Ａ１１此部分證述，尚與一般經驗法則無違，應堪採信，亦足排除其所持有之塔位及骨灰罐權狀係由其他不明詐騙集團所交付之可能。再觀諸卷附證人Ａ１１與被告Ｂ１１間之通訊監察譯文可知，雖與證人Ａ１１接觸之人尚包括被告Ｂ１０、Ｃ１０、Ｃ０９及Ｂ０９等人，然就其所購殯葬商品後續是否得以出售、轉換及過戶等關鍵交易進度，證人Ａ１１始終係向被告Ｂ１１詢問並要求其負責說明，足見被告Ｂ１１實為主導整體交易流程及後續轉售話術之核心人物；倘非相關塔位及骨灰罐主要係由被告Ｂ１１所販售並持續掌控交易進度，其自無需頻繁與證人Ａ１１聯繫、安撫其情緒，並協調其他共犯接續出面處理。從而，堪認證人Ａ１１確係因被告Ｂ１１等人施用詐術，而陸續交付15萬8000元之轉換費予被告Ｂ１０，並向被告Ｂ１１購買3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個人塔位（47萬4000元）、2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雙人塔位（63萬2000元）、4個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63萬2000元）、1個龍寶公司中投福座塔位（15萬8000元）及4個千慈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63萬2000元），合計遭詐騙268萬6000元無訛。是被告Ｂ１１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顯與卷內事證及一般經驗法則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無足採。

　⒚就如附表一編號19所示告訴人Ｂ０８部分：　

　⑴被告Ｃ１０及Ｃ１１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9所示時間，與告訴人Ｂ０８聯繫後，告訴人Ｂ０８於該附表編號所示時間，陸續交付該附表編號所示之款項予被告Ｃ１０及Ｃ１１，被告Ｃ１０及Ｃ１１先後交付如該附表編號所示殯葬商品予告訴人Ｂ０８之事實，業據被告Ｃ１０及Ｃ１１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供承在卷（見113他2772卷第92至93頁；本院卷六第38頁），核與告訴人即證人Ｂ０８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證情節一致（見113他2772卷第91至96頁；本院卷八第31至57頁），並有如附表一編號19「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按，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⑵被告Ｃ１０及Ｃ１１雖均辯稱僅係單純推銷殯葬商品，否認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惟查，證人Ｂ０８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其本有很多塔位，係要出售塔位，並非要向被告Ｃ１０及Ｃ１１購買東西，會交付款項係因被告Ｃ１０及Ｃ１１提出許多計畫鼓吹其配合辦理；其庭呈之4張申購單及使用權狀，均係被告2人收受款項後交付，前3次係被告Ｃ１０、Ｃ１１一同前來收款，第4次僅被告Ｃ１１一人前來；其本身已有98個塔位，因被告2人稱其中18個戶外塔位須有土地始算完整一套，且其另有1個國寶塔位，尚須再購買1個塔位湊足100個，故其始交付款項購買土地及中投福座塔位；其後被告Ｃ１１帶「游經理」前來，表示要收購其100個塔位及100個骨灰罈，並要求其再繳納400萬元稅金，其拒絕後即無法與被告Ｃ１１聯絡，嗣後亦找不到被告2人等語（見113他2772卷第2至5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Ｃ１０、Ｃ１１係於110年9月間與其接觸，其原持有龍寶山40個、金山陵園35個、國榮公墓5個、如意軒18個，合計98個塔位，被告2人向其表示可協助出售手上塔位，並提出A、B二種方案，其中A方案係須先申辦如意軒18個戶外塔位之土地權狀，每個9萬8,000元，合計176萬4000元，辦理後可由買方以每個80萬元收購其98個塔位；其因相信被告2人所稱已有買方收購，且戶外塔位須有土地權狀始算完整，遂於住處樓下車內陸續交付9萬8,000元、49萬元、117萬6000元，合計176萬4000元，並取得被告Ｃ１０簽立之買賣委託申購單；其後被告Ｃ１１又稱其既有98個塔位及1個國寶塔位，尚須再購買1個中投福座塔位湊足100個，始利於收購，其遂再以15萬8000元向被告Ｃ１１購買1個國寶中投福座塔位，並取得被告Ｃ１１簽立之買賣委託申購單等語（見本院卷八第32至37頁）。是證人Ｂ０８前後就其係因被告Ｃ１０、Ｃ１１佯稱已有買方或財團願高價收購，惟須先申辦如意軒18個戶外塔位之土地權狀，並再購買1個中投福座塔位以湊足100個塔位，始能完成後續收購程序，因而陷於錯誤，陸續交付款項等主要事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述均屬一致，並無重大矛盾歧異之處。又依一般社會經驗法則，納骨塔位、土地權狀及骨灰罈等殯葬商品，並非一般人日常交易之物，亦非流通性高、容易轉售變現之商品；證人Ｂ０８既已持有龍寶山、金山陵園、國榮公墓、如意軒等合計98個塔位，若非誤信被告Ｃ１０、Ｃ１１所稱已有買方或財團願以高價收購，且須先補足土地權狀及塔位數量始能完成交易，衡情實無再交付176萬4000元購買土地權狀，復交付15萬8000元購買中投福座塔位之必要。是證人Ｂ０８證稱其係因被告Ｃ１０、Ｃ１１前開高價收購、補足交易條件等說詞，始陸續交付款項，核與常情相符，應堪採信。

　⑶再者，被告Ｃ１０於本案其他被害人Ｂ１、Ａ０８部分，亦曾反覆以相類話術施用詐術，即先以已有買家願高價收購被害人手中塔位、骨灰罐為由，使被害人誤信交易即將完成，再以塔位位置較差、須支付處理費用，或尚缺骨灰罐、塔位、土地持分，須補足缺額、搭配節稅等名義，誘使被害人交付款項購買殯葬商品；其詐術結構與本件被告Ｃ１０對證人Ｂ０８所施用之已有財團願高價收購，惟須先購買土地權狀、補足塔位數量始能完成交易之話術，顯屬同一類型。又被告Ｃ１１於本案其他被害人Ｂ０７、Ａ０１２部分，亦均係與其他共犯共同出面，佯稱已有買家願高價收購，惟須搭配土地、骨灰罐或其他殯葬商品始能出售，藉此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其所扮演者，並非單純陪同或偶然在場之角色，而係與其他共犯共同向被害人說明、附和或承接相同詐術內容，使被害人相信所謂收購交易確實存在。是被告Ｃ１０、Ｃ１１於不同被害人間反覆使用「高價收購」、「補足塔位或土地權狀」、「搭配商品始能成交」等高度相似之話術，足見本件並非單純殯葬商品買賣，而係本案詐欺集團反覆操作之詐欺模式。再者，證人Ｂ０８與Ｂ１、Ａ０８、Ｂ０７、Ａ０１２等人彼此素不相識，然其等所述遭被告Ｃ１０或被告Ｃ１１接觸後，均係因相信已有買方或財團高價收購，惟須先購買土地、塔位、骨灰罐或支付相關費用，始陸續交付款項之經過，卻呈現高度一致之規律。若非上情屬實，實難想像素不相識之多名被害人，會就被告Ｃ１０、Ｃ１１之出場方式、話術內容及要求付款名義，為如此相近之陳述。從而，前開相類詐術模式，亦足以補強證人Ｂ０８證述之可信性。衡以被告Ｃ１０及Ｃ１１先後或共同出面接洽，彼此說詞前後承接，所杜撰之情節亦可前後連貫，並無明顯矛盾及出入，倘非事前確有犯意聯絡，實難想像其等可對證人Ｂ０８共同施以前開內容相互呼應之詐術。綜上，堪認被告Ｃ１０及Ｃ１１均係基於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而共同對證人Ｂ０８為詐欺行為，當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被告Ｃ１０、Ｃ１１辯稱僅係單純推銷殯葬商品、並未施用詐術、亦不知其他共犯先後曾向證人Ｂ０８銷售殯葬商品云云，核與卷內事證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⑷至被告Ｃ１０、Ｃ１１及其等辯護人雖以證人Ｂ０８曾簽立聲明書，主張其係經審慎評估後自願購買殯葬商品，並無受詐云云。惟觀諸上開聲明書內容，僅係泛稱購買人看好殯葬商品市場、願自行承擔後續風險等制式文字；然證人Ｂ０８於案發之初，名下業已持有龍寶山40個、金山陵園35個、國榮公墓5個及如意軒18個，合計高達98個納骨塔位，其接觸被告Ｃ１０、Ｃ１１之目的，係欲出售既有塔位變現解套，此為被告Ｃ１０、Ｃ１１所知悉（見本院卷八第53至54頁），並非另行投資購買殯葬商品。衡諸常情，一名本已持有大量塔位且急欲脫手之人，若非誤信被告Ｃ１０、Ｃ１１所稱已有財團願高價收購，惟須先補足土地權狀及塔位數量始能成交之說詞，實無在原有塔位尚未出售前，再斥資百萬餘元購買土地權狀及中投福座塔位之理。是上開聲明書所載購買動機，與證人Ｂ０８當時之財務處境及交易目的完全背道而馳，顯非證人Ｂ０８之真意。再者，就被告Ｃ１０販售予證人Ｂ０８如意軒18個戶外塔位所需之土地權狀部分，卷附聲明書所載日期為110年11月3日（見113他4415卷第25頁），然證人Ｂ０８業已於110年9月9日、同年月23日、同年月29日，分別交付9萬8,000元、49萬元、117萬6000元予被告Ｃ１０、Ｃ１１，合計176萬4000元，是該聲明書乃於證人Ｂ０８前三次交付款項後始簽立，尚難據此反推證人Ｂ０８於交付上開款項時，即係基於單純投資自用或購買土地權狀之真意。

　⑸另證人Ｂ０８固曾就同一事實，另對被告Ｃ１０及Ｃ１１提起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577號判決駁回其請求，有該民事判決1份（見113他4415卷第45至48頁）在卷可憑。惟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之訴訟目的、舉證責任及證據調查範圍均不相同，民事判決認其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未盡舉證責任，並不當然拘束刑事法院對犯罪事實之認定。況本院係綜合證人Ｂ０８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具結證述、被告2人交付之申購單及權狀、被告2人與本案其他被害人間相類詐術模式，及本案詐欺集團以豐陽公司名義對外從事靈骨塔詐欺之整體分工等卷內證據而為判斷，與前開民事判決僅就當事人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成立所為審查，基礎並不相同。是自不能僅以前開民事判決結果，即遽為有利於被告Ｃ１０、Ｃ１１之認定。從而，被告Ｃ１０、Ｃ１１辯稱證人Ｂ０８曾簽立聲明書，足見其係自願購買殯葬商品，且民事判決亦已駁回證人Ｂ０８請求，故本案僅屬單純買賣糾紛云云，均不足採。

　⑹被告Ｃ１１之辯護人雖辯稱，告訴人Ｂ０８部分追加起訴書僅列被告Ｃ１０及Ｃ１１2人，不構成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云云。惟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所稱「三人以上共同犯之」，應以實際參與及分工之人數判斷，非以起訴被告人數為限。觀諸被告Ｃ１０開立之土地款買賣委託申購單3份（見他2772卷第7至9頁）、被告Ｃ１１開立之中投福座買賣委託申購單1份（見他2772卷第10頁），其上均蓋有豐陽公司統一發票章，足認其等係利用豐陽公司名義及交易文件對告訴人Ｂ０８施詐。又依本院認定，被告Ｃ１７為本案詐欺集團發起、主持、操縱、指揮之人，被告Ｃ２０則提供豐陽公司名義、帳戶、發票及申購單等交易文件，並處理以豐陽公司名義取得之款項（詳後述）。是告訴人Ｂ０８部分，實際參與者已逾3人，縱被告Ｃ１７、Ｃ２０未經追加起訴，仍無礙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成立，辯護人此部分辯解，尚難採信。

　⒛遍觀上開證人即告訴人或被害人之歷次證詞，其等於本案遭詐之過程與緣由大致雷同，亦即被告等人多係先佯稱可代為高價出售或出租其等既有之殯葬商品，繼而以補足交易條件、節稅抵稅、轉換過戶或處理費用等名義，要求其等加購殯葬商品或另行付款，最後卻未完成任何實際收購或出租交易。此一模式既反覆出現於本案多名互不相識之告訴人或被害人陳述中，實難認係偶然巧合。況殯葬商品本非一般人日常頻繁交易之物，市場上亦非當然容易轉售變現；各該告訴人或被害人原多已持有相當數量之塔位、骨灰罐、生前契約、生基位等商品而欲出售或減少損失，衡情若非誤信被告等人所稱已有買家、企業、集團或承租人願高價收購、承租，並誤認僅須再補足特定條件或支付一定費用即可完成交易，殊無在既有商品尚未售出，且未取得任何實際買方資料、承租人資料或收購契約前，仍一再支出數萬元至數千萬元不等款項，加購更多同類殯葬商品或支付所謂處理費用之理。從而，上開證人即告訴人或被害人之證詞，雖係分別就其個別受害經過所為陳述，然其等所述主要受詐歷程，均呈現高度一致之規律性。倘業務人員之被告等人並非反覆以前開慣用手法誘使被害人付款，上開多名互不相識之告訴人或被害人實無可能為如此不謀而合之陳述。是各該告訴人或被害人之證詞，除各自已有卷內客觀證據補強外，其等就詐術結構、付款名義及業務人員之被告等人前後承接之說詞所述高度相近，亦得作為判斷本案詐欺模式是否反覆存在之補強證據，堪認其等所證主要情節並非虛構。業務人員之被告等人辯稱僅係單純推銷殯葬商品、一般仲介買賣、不知其他共犯先後接觸情形，或未施用詐術云云，均與上開多名告訴人或被害人一致之證述脈絡及卷內客觀事證不符，無非係臨訟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信。

　觀諸被告Ｃ０６、Ｃ０８管領處所及被告Ｂ１１使用車輛內扣得之記事本、筆記紙，其內容非屬一般殯葬商品銷售紀錄，而係本案詐欺集團預擬並流通使用之教戰資料及話術腳本，堪以補強各告訴人及被害人指訴遭詐情節之真實性，並得作為判斷各被告間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證據：

　⑴觀諸本案於被告Ｃ０６手機內、被告Ｂ１１使用車輛內及被告Ｃ０８住處、車內所扣得之記事本或筆記紙內容（見111偵2544卷三第53至56頁、111偵2544卷一第77至89頁、111偵2544卷二第189至203頁、111偵33194卷五第779至789頁），雖係分別於不同被告管領處所扣得，然其內容均非一般殯葬商品名稱、規格、數量、單價、付款方式或交付權狀等單純銷售紀錄，而係圍繞如何接觸曾投資未上市公司、鴻源或持有塔位、骨灰罐等殯葬商品之客戶，並以企業、財團、投資客或買方有收購、承接需求為由取信客戶；復涉及如何以搭配塔位、骨灰罐、土地權狀、生前契約、管理費、手續費、轉換費、節稅抵稅、國寶接手或展雲轉換等名義，要求客戶繼續付款或加購商品，並就客戶質疑、拒絕、家人介入或表示不願再花錢等情形，預先整理應對說詞。上開筆記內容彼此間具有高度相似之話術結構，且與本案告訴人或被害人所述遭詐歷程互核相符，足認並非個別被告偶然記載之私人銷售備忘錄，而係以詮盛、豐陽等公司名義對外活動之成員反覆使用或相互參考之共通詐術架構，自得作為補強本案告訴人或被害人證述真實性之客觀依據。至被告Ｂ１１、Ｃ０８雖辯稱前開扣案筆記係撿得、客人交付，並非其等所有云云（見111偵2544卷二第50至51頁），然該等筆記既係於其等實際使用車輛或住處等管領範圍內扣得，且內容復與其等從事之殯葬商品業務及本案詐欺話術高度吻合，衡情自非無關文件；況若確屬撿得或客人交付，其等實無長期留存並與業務文件共同保管之理，是其等此部分所辯，顯係避重就輕之詞，不足採信。

　⑵復觀諸被告Ｃ０６扣案手機內記事本內容，其內記載「你好我是仲介公司請問您早期有投資未上市股票嗎，之前他們會有補償一些債權的塔位，那我明天過去找你了解一下」、「未上市股票，當初有補償東西給你們嗎那我們見面詳談」（見111偵2544卷三第53頁）、「什麼叫殯葬相關產品：塔位，罐子，如果沒有之後，還是有投資什麼未上市股票」（見111偵2544卷三第54頁）、「我沒有收到通知書：還是有收到鴻源發放的資金憑證呢？那你的資金憑證還在嗎，因為之前鴻源有叫你們回去拿補償債權的東西」（見111偵2544卷三第53頁）等語，可見該記事本係將「未上市股票」、「鴻源」、「補償」、「債權塔位」等內容整理為對外接觸客戶之開場話術。此與前述告訴人Ａ０１０原持有「鴻源」塔位，嗣遭被告Ｃ１５以該等塔位不合法、須搭配展雲塔位及土地權狀始能出售為由接觸；告訴人Ａ１１原持有其母親因遭鴻源投資詐騙後補償之靈骨塔位權狀；告訴人許明雅其本係「全球統一」未上市公司股票投資案件之被害人，嗣後遭被告Ｃ１５以前開投資轉換而來之塔位可協助出售為由接洽；被害人Ａ１３其因先前購買未上市公司股票倒閉，遭被告Ｃ１０以可換購長生園生基位作為補償方案為由遊說；被害人Ａ０９其因鼎立公司投資受害，遭被告Ｂ１０以可認購長生園生基位作為補償為由接觸等情節，均相互吻合。

　⑶又被告Ｃ０６手機記事本復記載「你有什麼樣的案件：我們有自用，企業收購，財團收購，投資客每個案件價格都不一樣，通路商不一樣價格都不一樣」、「有買方嗎：有呀，我們現在年後有一些新的案件，價錢也都可以談」、「那請問大約處理多久了？價錢可以談嗎？我們這邊有比較急的客戶有需要」、「都多久可以賣掉：我們基本上快的話一個月到三個月之間，當然能越快處理掉越好呀，這樣我也可以趕快拿到佣金」（見111偵2544卷三第56頁）等語，顯示其係預先整理如何向客戶宣稱已有企業、財團、投資客或買方需求，並以可迅速變現、價錢可談、案件急需等語句，營造被害人手中殯葬商品確有高價出售機會之話術。此與告訴人Ａ０２、Ｂ０３、Ａ０７、Ａ０６及被害人Ｂ００５、Ｂ０６、Ａ１１、Ｂ０８等人均證稱，被告等人係以已有買家、企業、財團、集團、寺廟或基金會願高價收購其等原有殯葬商品為由接觸、遊說等情，具有高度一致性。

　⑷再者，被告Ｃ０６手機記事本尚記載「想問一下您手上有什麼殯葬相關產品需要處理，價錢可以談嗎，股票憑證還在嗎」（見111偵2544卷三第53頁）、「你要怎麼幫我賣：大哥我需要看到你的產權我才能幫你做處理呀」（見111偵2544卷三第56頁）、「如果沒有土權那是他們沒有土地的處理方式，只要你的產權夠清楚我們就可以處理」（見111偵2544卷三第55頁）、「叫我搭配契約和罐子」、「第一生命的生前契約喬伊卡，買罐子會叫你一起搭配」（見111偵2544卷三第55至56頁）等語，足見其話術並非止於詢問有無商品待售，而係進一步將「產權」、「土權」、「搭配契約」、「搭配罐子」等事項，整理為使客戶相信既有商品須補足一定條件、搭配相關商品或文件後，始能完成出售之說詞。此與告訴人Ａ０２、Ａ０１０、Ｂ０７、Ｂ０４、Ａ０８、Ｂ０８及被害人Ａ０１２等人證稱，被告等人係以須搭配塔位、骨灰罐、土地權狀、生前契約、生基位，或繳納管理費、轉換費、節稅費用始能完成交易為由要求付款等情節，均可相互勾稽。

　⑸又被告Ｃ０６手機記事本另將客戶可能提出之疑慮逐項列出，並預先擬定回應內容，例如「我沒有要花錢：大哥大姐你要花什麼錢，不該你花的錢我們公司不會讓你去出，幫你處理也是要佣金呀」、「我沒有要賣：現在價格很好耶，還是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情嗎怎麼不處理呢是價格的問題還是有別家業務在幫你處理呢」、「我就是不想賣：大哥你怎麼不想賣呢，現在價格都持續在飆升，不賣很可惜耶」（見111偵2544卷三第55頁），以及「我的東西在我小孩那邊，他不要我接觸這個」、「如果都不記得我也是跟你講一下現在市場的行情如果你覺得可以的話那在從你孩子那邊拿回來就好了呀，應該不會有人會想擋你賺錢的財路吧」（見111偵2544卷三第56頁）等語，足見其已針對客戶拒絕付款、不願出售、家人保管資料或家人反對介入等可能情境，預先設計如何排除疑慮、續行遊說之應對方式。此與告訴人Ａ０２部分，被告Ｃ０６於對話中刻意詢問其子是否在場、手邊可動用現金若干，並要求其如有人詢問須稱「沒有這件事」；告訴人Ｂ０３部分，被告Ｃ０６、Ｃ０８反覆教導其如媳婦或兒子詢問權狀、塗銷等事時，應稱係整理東西時剛好看到、拿出來查看等情形相符。衡諸一般正當殯葬商品買賣，業務人員固可能記載商品名稱、價金、數量、付款方式及交付資料，然殊無預先擬具如此大量、針對客戶疑慮逐一回應，且均圍繞「如何使客戶相信商品可處理、可出售、可變現」之話術內容之必要。

　⑹另觀諸被告Ｃ０８住處及車內所扣得之記事本、筆記紙內容，其就接觸客戶推銷殯葬商品之過程，亦預先整理客戶可能提出之問題及相應回應方式，例如客戶是否曾投資鴻源、全球統一等未上市公司，客戶質疑「都是騙人的」、表示已有其他仲介協助處理、詢問如何處理手中殯葬商品，或稱不願出售、欲留供自用、由家人保管或處理等情形，均有相對應之說詞記載（見111偵2544卷二第189至191頁、111偵33194卷五第785頁、第787頁）。此等內容與被告Ｃ０６手機記事本所載開場接觸、排除疑慮、鼓吹出售及引導客戶配合處理之話術，在問題類型及回應方向上均高度一致。再參以該筆記本另記載「考試之五大重點」等文字（見111偵2544卷二第191頁上方），以及「面訪五大重點：培養、探測、分化、包圍、利多」等文字（見111偵2544卷二第192頁、第197頁、111偵33194卷五第789頁），足見其內容並非個別業務人員偶然書寫之零散心得，而係將接觸客戶、推進話術、排除疑慮等事項整理為有系統之教戰資料，甚且須由相關成員熟記。尤其所謂「分化」，依其前後文義，顯係針對家人或其他可能阻止交易者加以區隔、排除；所謂「包圍」，亦非單一業務人員正常商品推銷所需之用語，而係透過多人或不同角色接續介入，使客戶不再與其他同業或家人討論，進而維持其對既有話術之信賴。衡諸一般正當殯葬商品買賣，殊無將「分化」、「包圍」列為面訪重點，更無以「考試」方式要求成員熟記此等話術之必要。

　⑺況被告Ｃ０８住處扣得之記事本復詳細記載鴻源公司自成立、倒閉、後續刑事案件發展，乃至自救會領得塔位等過程（見111偵2544卷二第189至195頁），顯係為使業務人員得以掌握特定投資受害族群之背景資料，進而以「鴻源」、「未上市公司」、「補償」、「債權塔位」等說詞作為切入點，取信曾有投資失利或持有殯葬商品之客戶。該記事本並反覆出現「是否找到買方」、「可以幫忙處理」、「低價收購」、「企業收購」、「整合到買方需要」等內容（見111偵2544卷二第189至190頁、第193至194頁、第199至200頁、第203頁），以及「補償」、「轉換」、「搭配」、「稅金」、「整合」、「權利登記」、「轉換費用」等文字（見111偵2544卷二第197頁），另有「節稅」等記載（見111偵2544卷二第199至200頁）。上開內容均與本案告訴人或被害人所證稱，被告等人係以已有買方或企業收購、可協助處理既有殯葬商品、須補償、轉換、搭配購買、繳納稅金、節稅或轉換費用始能完成交易等詐術內容相符，益徵該記事本並非被告Ｃ０８個人零散之銷售備忘，而係本案以鎰誠、豐陽、詮盛等公司名義對外活動之成員間，彼此流通、參考或共同使用之詐欺話術資料。

　⑻另被告Ｃ０８住處扣得之筆記本甚至記載，如遇保險員、銀行行員阻止客戶領錢時，可建議客戶以類如「養小三」、「孫子結婚買金飾」、「結婚要大聘小聘」等理由應對（見111偵2544卷二第202頁）。此等內容顯非正常買賣交易所應有之記載；蓋若被告等人所為確屬合法殯葬商品銷售，客戶領款用途自可坦然告知銀行或保險人員，業務人員亦無須預先教導客戶以虛偽理由掩飾提款目的。上開文字反足顯示，被告等人明知其要求客戶領款、付款之原因經不起外部第三人檢視，始會預先設計如何規避保險員、銀行行員勸阻或查問之說詞。此與本案多名告訴人或被害人證稱被告等人要求其等籌款、貸款、提款或交付現金，且常避免家人、銀行人員或其他第三人介入之情節相符，益徵前開筆記確係為遂行本案詐欺取財犯行所整理之教戰資料，而非一般殯葬商品買賣所需之正常業務紀錄。

　⑼復觀諸警方於被告Ｂ１１使用車輛內扣得之筆記紙內容，其上記載「國寶收購後，內外整理整修，價值會更高」、「利用國寶名氣，讓投資人願出高價收購」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77頁），復記載「所以很多投資客跟大知名品牌都會一直陸續的收購塔位」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81頁），並記載「國寶價格提高，客人手上商品國寶的話價值性會更好，等同目前展雲龍巖平起平坐，客戶族群變多（收購方）」等語（見111偵2544卷一第89頁），且其內容多以「利」、「弊」方式整理說服客戶之優劣條件。上開內容既反覆以「國寶接手」、「商品升值」、「投資人高價收購」、「收購方」等語，配合利弊分析作為說服素材，顯非一般商品規格、價格或付款條件之銷售紀錄，而係用以營造客戶原持有之展雲、祥雲觀等殯葬商品，可因國寶接手、轉換或加購而提高出售可能性之話術。此與本案告訴人或被害人證稱遭以展雲出事、國寶接手、須轉換或加購國寶塔位始能出售等情節相符，故上開筆記紙內容，自足以補強其等證述之真實性。

　⑽另參以被告Ｃ０６於法院羈押庭時坦承，其曾以有買家願高價收購告訴人Ａ０２持有之塔位，惟須搭配加價購買其他塔位或琉璃骨灰罐等話術，向告訴人Ａ０２銷售殯葬商品（見111聲羈33卷第53頁）；被告Ｂ１３於本院審理時亦坦承，其曾向被害人Ａ０３佯稱必須以整合方式，用國寶名義辦理登記，惟須支付手續費再請他人私下過戶予欲收購之財團，並曾以有買家願高價收購告訴人Ｂ０７持有之塔位，惟須購買並搭配土地始能出售，另向被害人Ａ０１２佯稱有買家願高價收購其持有塔位，惟須搭配骨灰罐始願意購買等情（見本院卷十一第110至111頁）。而上開「高價收購」、「須搭配其他塔位或骨灰罐」、「私下過戶予財團」、「須支付手續費」、「塔位須搭配土地始能出售」等詐術內容，均與本案扣得之詐術筆記內容相符或高度近似，顯見上開話術並非個別業務員偶然自行發想，而係本案詐欺集團內部反覆使用、共同流通之固定詐騙模式。

　⑾再觀諸卷內2次員工旅遊資料及名冊，其中109年6月20日至同年月22日澎湖三天二夜旅遊資料及旅客名冊，列有被告Ｂ１０、Ｃ１４、Ｂ１１、Ｃ０８、Ｃ１５、Ｃ０６、Ｃ１０、Ｃ０９、Ｃ１１、Ｃ１７、Ｂ０９等人（見111偵33194卷五第609頁）；110年2月18日至同年月21日高雄四日員工旅遊分房表，亦列有被告Ｃ１７、Ｂ０９、Ｂ１０、Ｃ１４、Ｂ１１、Ｃ０８、Ｃ１５、Ｃ０６、Ｃ１１、Ｃ１０、Ｃ０９等人（見111偵33194卷五第597頁）。除被告Ｂ１３供稱其於110年6月間始加入豐陽公司販售殯葬商品外（見111偵2544卷六第12頁），本案其餘業務人員之被告均曾參與前開員工旅遊。又被告Ｃ１０手機內，亦有集團成員為被告Ｃ１４慶生照片、員工旅遊大合照，以及被告Ｃ１０與Ｃ１１合照等影像資料（見111偵33194卷四第520至521頁），足認本案各業務人員之被告並非僅形式上靠行於詮盛及豐陽公司，而係經常積極參與公司活動、私下互動頻繁，彼此關係緊密，具有相當凝聚力。在此種長期共事、共同旅遊、私下慶生及密切互動之組織環境下，各業務人員就殯葬商品銷售流程、客戶來源、被害人既有塔位狀況、加購商品之理由及對應話術，自有充分機會相互交流、觀摩及承襲，此觀證人王孟玄於偵查中所稱，在豐陽公司擔任業務人員會彼此聊推銷靈骨塔位及骨灰罐之內容（見110他4605卷二第536頁、111偵2544卷七第399頁）等情甚明。再參以本案不同被告對不同被害人所使用之詐術，均圍繞「高價收購」、「須補足塔位或骨灰罐數量」、「購買骨灰罐節稅」、「轉換國寶塔位」、「塔位須搭配土地權狀」、「整合後過戶予買方或財團」等核心內容，模式高度一致，益徵該等詐術並非零散、偶發之個別銷售說詞，而係透過扣案筆記、公司內部傳授或成員間口耳相傳而共同流通之詐騙話術。尤其被告Ｂ１３於加入豐陽公司擔任靈骨塔業務前，原僅從事美髮商品銷售，且係本案較晚加入之業務人員，竟仍能於短時間內使用與其他業務人員相同或相似之詐術內容對本案被害人施詐，並於每次拜訪被害人時均有較資深之業務人員即被告Ｂ１１或Ｃ１１陪同，更足證本案詐欺集團內部確有將上開詐術話術、銷售流程及被害人資訊，以筆記記載、口頭教導或實際帶領操作等方式傳遞予成員，供各成員於對外詐騙時共同使用。從而，被告Ｂ１３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上開詐術內容均係其自行發想云云，顯係迴護本案其他被告之說詞，不足採信。

　⑿綜上，被告Ｃ０６、Ｃ０８、Ｂ１１處所扣得之記事本及筆記紙，內容均非一般商品銷售紀錄，而係分別就客戶來源、開場接觸、收購承接、補足交易條件、轉換加購、排除家人或第三人介入、掩飾提款目的等事項，預先整理成詐欺話術；且其內容彼此相互呼應，並與本案告訴人或被害人所述遭詐情節高度吻合。是上開扣案筆記資料，足以補強各該告訴人或被害人證述之真實性，並佐證本案被告等人並非各自偶然從事一般殯葬商品買賣，而係在鎰誠、詮盛、豐陽等公司下，反覆使用相同或近似之詐術話術，彼此分工對外行騙。是業務人員之被告等人辯稱僅係單純推銷殯葬商品、一般仲介買賣，或不知其他共犯先後接觸情形云云，均與前開扣案筆記內容及客觀事證不符，委不足採。

　又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平時均為被告Ｃ０８所使用（見111偵2544卷二第9頁），除有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可佐（見111偵2544卷一第219頁、111偵33194卷一第151頁）外，復可見被告Ｃ０８曾駕駛該車，並夥同被告Ｃ０６前往接觸被害人Ｂ０３（見111偵2544卷二第95頁）；被告Ｃ０８亦曾駕駛該車，夥同被告Ｂ０９前往臺中市大里區立新國民中學接觸告訴人Ａ０７（見110他4605卷二第158頁）。另被害人Ｂ０６亦指認被告Ｃ１４與自稱主管之男子前來接洽時，該自稱主管之人所駕車輛即為AUA-8088號自用小客車，並有其指認之車輛照片在卷可憑（見111偵33194卷四第21頁）。由此可知，AUA-8088號車輛反覆出現於Ｂ０３、Ａ０７及Ｂ０６等不同被害人案件中，足見該車輛並非單純由被告Ｃ０８私人使用，而係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或輪流使用，以供接觸被害人、實施詐術之工具。此亦足以佐證被告Ｃ１４與被告Ｃ０８等人並非各自獨立、偶然從事殯葬商品推銷，而係彼此間具有相當聯繫，並得共同使用同一車輛前往接觸不同被害人，配合施用相類之高價收購、補足交易條件、節稅或轉換等話術。從而，上開車輛使用情形，得補強本案被告等人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是業務人員之被告等人辯稱彼此不知其他共犯接觸被害人、僅係個別推銷殯葬商品云云，均不足採。

　被告Ｂ０９、Ｂ１０、Ｃ１０、Ｂ１１、Ｃ０８及Ｃ１１另案相類之靈骨塔詐欺之確定判決，其犯罪手法與本案高度相似，得作為補強認定其等主觀詐欺犯意、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補強證據： 

　⑴又按基於習性推論禁止之法則，被告之前科紀錄屬品格證據，不得用以證明其品格與本案犯罪行為相符或有實行該犯罪行為之傾向，以避免導致錯誤之結論或不公正之偏頗效應。惟被告之前科紀錄，倘與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在證據法上則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知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而非資為證明其品性或特定品格特徵，即無違上開法則（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121號判決參照）。

  ⑵查被告Ｃ１１前曾以豐陽開發有限公司業務員身分，與他人共同向被害人佯稱可仲介買家高價購買靈骨塔位，且得透過購買琉璃骨灰罐作公益捐贈方式節稅，因而使被害人陷於錯誤交付價金，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1年度上易字第1135號判決論以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3313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被告Ｂ０９前亦曾以上寶生活事業有限公司業務員身分，與他人以前有買家、遷葬案件、須先整理塔位、補錢節稅等說詞，詐騙被害人交付款項，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1648號判決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544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另被告Ｂ１０、Ｃ１０、Ｂ１１、Ｃ０８前因同屬詮盛公司、豐陽公司靠行業務員，以被害人所持有塔位可高價轉售，惟須支付背書費、節稅費、轉換費或加購塔位、骨灰罐等名義，詐取被害人款項，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1928號判決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4年度上訴字第546號判決就量刑部分撤銷改判，並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6184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有各該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

　⑶觀諸上開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手法，均係以殯葬商品業務員或仲介人員身分接觸原已持有靈骨塔位、骨灰罐或相關殯葬商品之被害人，利用被害人急欲出售、解套或回收投資款項之心理，佯稱已有買方、企業、公司、投資客或遷葬案件願高價收購，繼而以節稅、抵稅、補足塔位數量、搭配骨灰罐、轉換塔位、支付背書費、處理費或過戶費等名義，誘使被害人繼續交付款項或加購殯葬商品。此與本案告訴人、被害人所述本案遭詐情節具高度相似性。尤其被告Ｂ１０、Ｃ１０、Ｂ１１、Ｃ０８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4年度上訴字第546號案件審理時，均已坦承犯行，益徵其等對於此類靈骨塔詐欺之話術模式及犯罪分工並非陌生，足認被告Ｂ０９、Ｂ１０、Ｃ１０、Ｂ１１、Ｃ０８及Ｃ１１均顯然知悉各自所涉犯行均係用相同之模式以三人以上共犯之方式詐騙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

　㈡被告Ｃ１７部分：

　⒈被告Ｃ１７負責忠明南路辦公室之收款、轉款及行政管理，為詮盛、豐陽公司靠行業務運作之重要成員：

　　綜觀被告Ｃ１７下列供述：①於111年1月11日警詢時供稱：警方於其住處扣得現金479萬7,000元，該等現金係靠行塔位業務交付予其，欲由其轉交塔位經銷商；扣案之勞務承攬契約係靠行人員所簽，辦公室租賃契約則係因需要辦公處所，由其出面承租，租金由Ｃ１９支付；買賣委託申購單係客戶購買商品時填寫，塔位使用權狀領取切結書、委託同意印章使用授權書等，則係供客戶簽收權狀或授權公司辦理相關事務使用等語（見111偵2544卷四第175至177頁）；②於111年1月12日警詢時供稱：其在豐陽公司任職，工作內容係靠行業務取得款項後，如老闆不在臺中或聯絡不到，即由其將款項交給經銷商；其亦曾受老闆指示與旅行社接洽公司員工旅遊，參加旅遊者多為靠行業務等語（見111偵2544卷四第188至190頁）；③於111年1月12日偵查中供稱：其負責收取靠行業務款項，有時業務會將款項放在其辦公室桌上，其收取後，如老闆在臺中即交予老闆，有時則交給經銷商；豐陽公司組織架構為老闆Ｃ２０，其下為各靠行業務，所謂靠行即公司以較低價格批發塔位予業務，業務與客戶成交後再交付客戶；忠明南路辦公室原由詮盛公司登記使用，嗣後轉由Ｃ２０承接等語（見111偵2544卷四第290至292頁）；④於112年2月17日偵查中復供稱：忠明南路辦公室係詮盛公司Ｃ１９承租，供靠行業務休息使用；靠行業務、Ｃ１９及Ｃ２０均會與其聯絡，其會至該處收取靠行業務向詮盛、豐陽公司購買塔位之款項，再轉交Ｃ１９、Ｃ２０，或直接交給經銷商最亨、千悠；詮盛公司停業後，因辦公室租約尚在，即改由豐陽公司承接等語（見111偵2544卷七第421至424頁）；⑤於本院114年11月7日準備程序中供稱：Ｃ１９、Ｃ２０是其老闆，其擔任行政工作，工作內容是業務員成功交易後，業務員將款項交給其，再由其將款項交給殯葬業上游；業務員佣金會先扣除，再將剩餘款項交給其，塔位佣金約3萬元至4萬元，較低價塔位則約2萬元至3萬元；其收受款項後，會先將款項交給殯葬業相關供應商，最後再將款項交給老闆Ｃ１９、Ｃ２０；其大約於108年至110年間擔任此工作等語（見本院卷六第40至41頁），可知被告Ｃ１７自108年起即處理詮盛、豐陽公司相關事務，並曾出面承租或延續使用該辦公處所；其工作內容包含收取靠行業務因銷售塔位、骨灰罐等殯葬商品所得款項，並將款項轉交被告Ｃ１９、Ｃ２０或塔位經銷商最亨、千悠等上游廠商，另亦保管或處理買賣委託申購單、塔位使用權狀領取切結書、委託同意印章使用授權書等與殯葬商品交易及權狀交付相關文件，並曾接洽安排公司員工旅遊，而參與者多為本案業務人員之被告。是被告Ｃ１７於詮盛公司停業後，仍持續在同一忠明南路辦公室內處理豐陽公司承接後之收款、轉款、文件及行政聯繫等事務。

　⒉被告Ｃ１７負責取得並提供特定潛在被害人名冊，並使本案業務人員以電話聯繫、篩選潛在被害人並接續施用詐術：

　⑴觀諸被告Ｃ１７扣案手機內與LINE暱稱「歹丸大丈夫」之人對話紀錄，其內容略以：

　①「歹丸大丈夫」於110年4月25日傳送照片及語音訊息稱：「老哥，我剛問了我兄弟，我兄弟說他這個是他女朋友的姊妹還姊姊的老公啦，做殯葬做4、5年，那這些資料是他現有的，然後他說有近有遠。」等語，並傳送手寫名冊照片（見111偵33194卷四第487頁），而上開名冊記載「宏徠生技」、「紅景天」等均屬曾發生投資爭議或吸金案件之公司；而「北海天壇」、「福田」、「宜城」、「慈恩園」、「慶雲契約」、「如意軒」、「祥雲觀」等則為殯葬設施名稱或生前契約。

　②「歹丸大丈夫」復傳送語音訊息稱：「哥，你說的那三個，你後面說的那幾個，打字給我好不好？」被告Ｃ１７隨即回覆「慶雲契約、紅景天（北部）、慈恩園」等殯葬商品、塔位或生前契約相關名稱；「歹丸大丈夫」再傳送語音訊息稱：「了解，所以老哥是明天再確定說是哪幾間各50嗎？還是說剛剛說的那三個都不用，然後就是扣除這三個，其他的都各50這樣。」等語（見111偵33194卷四第488頁）。

　③「歹丸大丈夫」傳送語音訊息稱：「智哥，那個他說有問啦，對方是說如果要講很清楚他也不知道從哪開始，試打的話才知道啊，他說反正都有成交，反正有寫成交的就是成交過的案例。」並稱：「他說成交都是幾十萬啦，都有啦，然後什麼龍寶山之類的，然後這個反正靈骨塔啦。」等語（見111偵33194卷四第489頁）。

　④嗣被告Ｃ１７再傳送「5168、宏徠生技、祥雲觀」等項目，「歹丸大丈夫」則以語音訊息詢問：「老哥是你打的這些項目各100嗎？」復詢問：「老哥這些錢是你匯給我嗎？還是怎樣？」、「所以是我拿錢先跟他們拿貨，然後你再拿給我，是這個意思嗎？」、「因為是的話，我要先跟我朋友調錢，我現在身上也沒有那麼多錢。」等語。另被告Ｃ１７透過「歹丸大丈夫」下訂「5168、宏徠生技、祥雲觀」等個資名冊各100筆，並表示如係新資料將再取得更多（見111偵33194卷四第489至490頁）。

　⑤「歹丸大丈夫」其後並傳送語音訊息稱：「那個之前要提供資料的那個好像跑路還幹嘛，找不到人，那我這邊一樣有問別組，也都還未回覆。」、「因為我這邊回覆我奇奇怪怪的個資，什麼有錢人的名單還是什麼之類的，就每個都奇奇怪怪的。」、「智哥我懂，智哥你可以給我一些方向嗎？比如說哪種的個資嗎？會比較好，因為個資他形容詞會滿廣泛的。」等語。

　⑵再佐以警方在豐陽公司位於臺中市忠明南路之實際辦公室內，於被告Ｃ１７使用位置扣得之客戶名單中，確有本案被害人Ａ１３之個人資料（見111偵33194卷五第625頁），被告Ｂ１３亦曾有撥打給原本持有慶雲生前契約之客戶（見111偵2544卷六第16頁）；而依被告Ｃ１７與「歹丸大丈夫」之LINE對話內容，被告Ｃ１７係向對方接洽、挑選並購買曾購買靈骨塔位、生前契約、殯葬商品，或曾投資未上市股票、相關商品而具有特定投資或解套需求之潛在被害人名冊，且雙方係按資料類別、筆數計價交易。此類名冊所鎖定之對象，核與本案多名告訴人或被害人之背景相符，例如告訴人Ａ０１０原持有「鴻源」塔位、告訴人許明雅曾因「全球統一」未上市股票投資而取得塔位、被害人Ａ１３曾購買未上市公司股票、被害人Ａ０９曾因鼎立公司投資受害，另如告訴人Ａ０２、Ｂ０３、Ａ０７、Ａ０６、Ａ０８、Ａ１１、Ｂ０８及被害人Ｂ００５等人，亦均原已持有相當數量之塔位、骨灰罐或其他殯葬商品而欲出售、處理或減少損失。

　⑶復參以證人王孟玄於警詢時證稱：本案業務人員之被告於疫情前幾乎每天進公司，後來約每月進公司4、5天；業務人員進公司後，會使用公司市內電話查詢特定人名之登記電話，或以個人手機聯絡客戶等語（見110他4605卷二第492頁）。此與被告Ｃ０６手機內及被告Ｃ０８住處、車內扣得之記事本或筆記紙內容，均記載業務人員係先以電話聯繫客戶，再以確認紙本產權、核對權狀、了解商品內容、洽談收購方案等理由要求面談，甚至就客戶質疑「為何會有其個人聯絡資料」時應如何回應，亦預先擬有話術等情相符（見111偵2544卷三第53頁、111偵2544卷二第189至191頁、第195頁）；亦核與本案多名告訴人或被害人均證稱係先接獲本案業務人員之被告電話聯繫，詢問其等是否持有塔位、骨灰罐、未上市股票補償商品或其他殯葬商品待售，再進一步約訪、查看權狀或說明收購、轉換、補足條件等情節一致。由此益徵，本案靠行業務撥打電話接觸被害人所使用之客戶資料，應係被告Ｃ１７向「歹丸大丈夫」購買特定類型個資名冊後，並使本案業務人員據以聯繫、篩選及開發潛在被害人；而本案業務人員進入忠明南路辦公室後，亦確有使用公司市內電話或個人手機聯繫客戶之情形。是本案業務人員之被告辯稱其等係發傳單、隨機陌生開發、逐門拜訪或偶然接觸被害人云云，均與前開客觀事證及被害人所述不符，委不足採。

　⑷又被告Ｃ１７所為並非單純取得一般客戶資料，而係依「殯葬」、「靈骨塔」、「股票」、「房地產」等特定分類，購買與本案詐欺話術高度契合之潛在被害人名冊，再使靠行於詮盛、豐陽公司之業務人員得以鎖定曾有殯葬商品或投資失利經驗之對象，進而以「可協助出售」、「已有買方收購」、「可補償、轉售」、「須補足塔位或轉換商品」等話術接續施詐。衡諸靈骨塔詐欺案件之運作模式，若無特定名冊供業務人員先行電話聯繫，實難精準接觸具有殯葬商品、未上市股票或吸金投資受害背景之被害人；是個資名冊之取得、提供及流通，乃本案詐欺集團開發被害人來源、啟動後續約訪、話術鋪陳及收款流程之前提，對整體犯罪遂行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從而，被告Ｃ１７在本案詐騙集團犯罪組織中，並非僅係單純提供辦公室或處理行政雜務之人，而係負責取得、掌握並提供潛在被害人個資來源，以支援業務人員施詐之重要分工成員。

　⒊被告Ｃ１７係本案詐欺集團掌握涉案風險、協調外部支援及處理刑事案件應對之核心窗口：

　⑴觀諸被告Ｃ１７扣案手機內與LINE暱稱「小武哥」之人對話紀錄，被告Ｃ１７於109年7月24日傳送被告Ｂ０９、案由詐欺、背信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通知書翻拍照片予「小武哥」（見111偵33194卷四第494頁）；於109年9月4日傳送記載「臺中市第六分局 偵2樓 黃信雄」之紙條翻拍照片予「小武哥」，並傳送「業務：Ｃ１０ Ｂ１０」之訊息（見111偵33194卷四第495頁）；於109年10月25日傳送被告Ｃ０９、案由詐欺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通知書翻拍照片予「小武哥」，並傳送「武哥 這有辦法嗎」之訊息，經「小武哥」詢問為何其等會在臺北約談後，被告Ｃ１７即回覆「似乎是這裡的客戶」，復於同年月27日傳送被告Ｃ１０、案由詐欺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通知書翻拍照片予「小武哥」（見111偵33194卷四第496頁）；又於110年3月18日傳送「Ｃ０６臺中市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之訊息，「小武哥」則回覆「要小心點 這可能要移送」（見111偵33194卷四第497頁）；另於110年6月10日傳送被告Ｂ１０、案由詐欺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通知書翻拍照片予「小武哥」，並傳送「武哥，這還有時間，麻煩你通知一下」等語（見111偵33194卷四第497頁）。由此可見，被告Ｃ１７並非僅偶然知悉個別業務人員涉案，而係持續掌握被告Ｂ０９、Ｃ１０、Ｂ１０、Ｃ０９、Ｃ０６等多名靠行業務人員因詐欺案件遭警通知、約談或查獲之情形，並主動將該等通知書、到案地點及涉案業務姓名轉傳「小武哥」尋求協助或處理。

　⑵又被告Ｃ０６於110年3月18日向告訴人Ａ０２收取款項時，確經警方當場查獲並製作警詢筆錄，此有被告Ｃ０６110年3月18日警詢筆錄1份在卷可佐（見110他4472卷第21至28頁），核與被告Ｃ１７於同日傳送「Ｃ０６臺中市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予「小武哥」之對話內容相符。再者，被告Ｃ１５於111年1月7日拍攝告訴人Ａ０１０所持紙條，其上記載「刑事警察局第六大隊第三隊、偵查官賴聲豪、地址逢甲逢大路98號、辦公室隊上電話00000000、警告最近不要付錢被騙了！、陳警官邀約星期日到水湳派出所9:00」等內容之翻拍照片（見111偵2544卷五第238頁、第267頁），亦出現在被告Ｃ１７手機內（見111偵33194卷四第517頁下方）；且被告Ｃ１７手機內另有被告Ｃ１０與Ｃ１５因與客戶發生殯葬商品買賣糾紛所擬具之和解書草稿（見111偵33194卷四第517頁上方）。由此可見，被告Ｃ１７對於靠行詮盛、豐陽等公司之本案業務人員，係以殯葬商品交易名義對外接觸被害人，並反覆因詐欺案件遭檢警偵查或與被害人發生糾紛等情，顯已明知，自足認其知悉本案業務人員實係以殯葬商品交易為名施行詐欺，而非單純從事正常殯葬商品買賣。

　⑶再觀諸被告Ｃ０８於111年1月11日警詢時供稱：警方於111年1月11日上午搜索時，其表示須律師到場才願意回答相關問題，並表示律師門號存放於手機中；嗣於同日下午其要求委任律師到場陪同偵詢，經警方撥打其手機內儲存為「律師」之門號0000000000，均未接聽，警方詢問該律師之事務所及姓名時，其僅答稱「不知道」、「我以前有請過他」、「我沒事就會打給他」，嗣經警方查證該門號為本案共犯Ｃ１７持用後，被告Ｃ０８始改稱：該門號之前有打電話給我，說如果有遇到買賣糾紛問題，可以打電話給他，我認知他是律師；但對於其先前稱「以前有請過他」與「認知他是律師」之矛盾，復稱不知以前請過之律師與Ｃ１７是否同一人等語（見111偵2544卷二第15至19頁）。另被告Ｃ０６於111年1月12日警詢時，經警方提示其查扣手機內容後，亦供稱其於111年1月11日下午2時56分許，向警方表示欲撥打手機內「黃律師」即門號0000000000，經撥打後未獲回應；嗣警方告知該門號申登人為Ｃ１７之姊黃雅雯後，被告Ｃ０６即稱「黃律師就是Ｃ１７，因為之前都是打給他，當下反應就是要打給他」等語（見111偵2544卷三第30頁）。而門號0000000000之實際使用人確為被告Ｃ１７，亦據被告Ｃ１７自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四第188至189頁）。

　⑷由上可知，被告Ｃ１７不僅持續掌握本案多名靠行業務人員因詐欺案件遭警通知、約談或查獲之資料，並能於被告Ｃ０６遭警方當場查獲時，立即取得其所在派出所資訊，轉而向「小武哥」詢問處理方式；且被告Ｃ０８、Ｃ０６於遭警方同步搜索、拘提並即將接受詢問時，均第一時間要求撥打被告Ｃ１７所使用之門號0000000000，且在手機內或口頭上均以「律師」、「黃律師」稱呼被告Ｃ１７。然被告Ｃ０８無法說明該「律師」之姓名、事務所，被告Ｃ０６亦於警方查證後始稱「黃律師就是Ｃ１７」，足見其等並非真正欲聯繫受任律師，而係依事前形成之應對模式，於遭檢警查緝時即聯繫被告Ｃ１７處理。其等以「律師」、「黃律師」標示或稱呼被告Ｃ１７，亦顯係為避免直接顯示被告Ｃ１７之真實身分，藉以掩飾其實際上係本案詮盛、豐陽公司內部處理警詢、偵查、客戶糾紛及涉案風險之聯繫窗口。再參以被告Ｃ１７取得各業務人員涉詐通知書、到案資料及遭查獲訊息後，均轉傳予「小武哥」詢問或協調處理方式，益徵其於本案犯罪組織中，係負責掌握涉案狀況、彙整查緝風險、聯繫外部支援並協助業務人員應對偵查之核心樞紐，而非事後偶然受託協助之人。

　⒋被告Ｃ１７實際建置並掌控詮盛、豐陽公司營運據點及行政資源，為本案犯罪組織維持運作之核心樞紐：

　⑴觀諸被告Ｃ１７扣案手機內之對話紀錄可知，其先係以本人名義與房仲曹瓊方聯繫，洽談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21樓即大安國王辦公室事宜，並由房仲告知簽約、交付鑰匙及裝修施工須通知管理室等事項（見111偵33194卷四第498頁），核與證人曹瓊方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111偵33194卷四第23至25頁、111偵2544卷七第457至458頁）情節相符；復由被告Ｃ１７直接與暱稱「裝潢林大哥」、「劉明雲」之裝潢廠商聯繫辦公室裝潢、施工項目、報價單、裝設電話及相關規劃圖等事宜（見111偵33194卷四第499至500頁）。足見本案忠明南路辦公室之租賃、裝修、電話設備及實際營業空間建置等事項，均係由被告Ｃ１７出面接洽並實際處理。

　⑵再者，觀諸被告Ｃ１７與利多萊新創商務中心、新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達觀商務中心等商務中心人員之對話紀錄（見111偵33194卷四第501至509頁）可知，被告Ｃ１７曾告知商務中心人員「明天早上10：30有客戶要過去」、「能麻煩你跟業務配合一下」、「就說我們長期在這邊做事 每個禮拜都會在這裡開會」、「一位羅先生 一位劉小姐」（見111偵33194卷四第504頁）；商務中心人員亦曾向被告Ｃ１７表示「不要留我們公司的電話給客戶 今天已經有好幾個人打來這裡了」、「他們都是要找豐陽的」，被告Ｃ１７則回覆「好」（見111偵33194卷四第505頁）；商務中心人員並曾通知被告Ｃ１７有本案告訴人Ａ０６欲找業務、業務人員均未接電話等情（見111偵33194卷四第505頁）。又被告Ｃ１７曾向商務中心人員表示「明天早上10點有姓沈的客戶還有姓謝的業務會過去商辦」，商務中心人員則回覆「有一位曾小姐00-00000000要找鄭先生跟羅先生，再麻煩請兩位回電給她」（見111偵33194卷四第506頁），而該門號確為本案告訴人Ｂ０３之市內電話，被告Ｃ０６、Ｃ０９亦為對告訴人Ｂ０３施用詐術之人；被告Ｃ１７另曾通知商務中心人員「今天下午1：30會有一個劉小姐過去公司」、「2點會有一個田小姐過去」、「麻煩跟他講一下，我們公司長期在這裡辦公，因為疫情關係，每個禮拜會在這裡開一次會」（見111偵33194卷四第507頁）。由此可知，詮盛及豐陽公司對外登記地址、聯絡電話、信件收受及客戶來電來訪接待，均係透過商務中心設置，並由被告Ｃ１７實際聯繫安排；本案業務人員對外留用商務中心電話，致被害人欲尋找業務人員時，係先聯繫商務中心，再由商務中心通知被告Ｃ１７處理。被告Ｃ１７既能知悉何名被害人欲找何名業務、何時將前往商務中心、應由何名業務出面接待，並要求商務中心配合表示公司「長期在此辦公」、「每週開會」，足認其不僅掌握詮盛、豐陽公司對外窗口及業務人員接待被害人之安排，亦明知業務人員對外銷售殯葬商品後，已有被害人追索、找不到業務或發生糾紛之情形。倘詮盛、豐陽公司均係正常營業之公司，自無刻意隱匿忠明南路實際辦公室，而另以商務中心營造對外營業外觀之必要；是該等商務中心並非真實營業據點，而係供詮盛、豐陽公司對外形成合法公司外觀，並避免被害人直接尋得忠明南路實際業務據點之處所。此亦足證被告Ｃ１７對本案業務人員以公司名義對被害人施用詐術銷售殯葬商品之情節，知之甚詳。

　⑶又被告Ｃ１７曾與LINE暱稱「建明印刷_503雅靖」之人聯繫，討論製作買賣委託申購單、塔位及生基位相關訂單格式（見111偵33194卷四第510至512頁），而該等訂單格式亦與警方於本案各被告住居所、隨身物品及辦公室內扣得之訂單樣式相符。另被告Ｃ１７亦直接與山富旅遊承辦人聯繫員工旅遊行程、匯款及參與人員名單等事項，且該名單內包含本案業務人員之被告Ｃ１１、Ｂ０９、Ｂ１０、Ｃ１４、Ｂ１１、Ｃ０８、Ｃ１５、Ｃ０６、Ｃ１０、Ｃ０９（見111偵33194卷四第513至515頁）。此外，被告Ｃ１７與證人王孟玄間，尚有指示其處理倒垃圾、前往商務中心取信件、拍攝櫃檯人員、傳送員工旅遊名冊等對話內容（見111偵33194卷四第515頁、第516頁、第518頁），足見證人王孟玄係依被告Ｃ１７指示處理忠明南路辦公室現場事務及商務中心聯繫事項。

　⑷綜上，被告Ｃ１７不僅出面承租、裝修並建置忠明南路實際辦公據點，復掌握商務中心登記地址、對外電話、信件收受、客戶來電來訪接待、業務人員接待被害人之安排、公司對外文件格式、員工旅遊及現場人員調度等事項。尤其其明知被害人係因尋找詮盛、豐陽公司業務人員而聯繫商務中心，仍要求商務中心配合營造公司長期在該處辦公之假象，使被害人無從直接尋得忠明南路實際業務據點，是其對詮盛、豐陽公司事務均有實質掌控權限。足認被告Ｃ１７於本案犯罪組織中，係實際負責建置營業據點、維持公司外觀、隱匿實際據點、調度行政資源並支援業務人員對外施詐之重要樞紐。

　⒌被告Ｃ１７為詮盛、豐陽公司忠明南路辦公室之實際現場負責人，並明知本案業務人員係以詮盛、豐陽公司名義對外施用詐術銷售殯葬商品，仍提供辦公據點、客戶名冊、公司文件、收款轉款及刑事案件風險處理等支援，自應與各該業務人員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共同正犯：

　⑴綜合前開事證，被告Ｃ１７自109年4月忠明南路辦公室成立後，即實際掌控詮盛、豐陽公司在該址之營運事項，舉凡辦公室承租裝潢、電話設備、商務中心登記地址與對外電話、客戶來電來訪接待、申購單格式、現場行政人員調度、員工旅遊安排，乃至靠行業務交付款項後之收款、轉款及文件處理，均由其實際聯繫、安排或執行，足認其為詮盛、豐陽公司忠明南路辦公室之實際現場負責人。又被告Ｃ１７負責取得、提供特定潛在被害人個資名冊，使本案業務人員得以鎖定曾投資未上市股票、吸金案件受害，或已持有塔位、骨灰罐、生前契約、生基位等殯葬商品而急欲出售、解套之人，再以可協助高價出售、已有買方收購、須補足塔位、搭配商品、轉換公司塔位或節稅等話術推銷；其並持續掌握多名業務人員因靈骨塔交易涉詐欺案件遭警通知、約談、查獲或與被害人發生糾紛之情形，且負責聯繫外部支援、處理後續應對；又參以被告Ｃ１０於偵查中供稱：我以前在臺北遇過Ｃ１７，他以前也是作靠行業務等語（見111偵5334卷一第508頁）。由此可見，被告Ｃ１７對詮盛、豐陽公司之本案業務人員，係以殯葬商品交易為名，實際對被害人施用詐術而詐取款項之犯罪模式，知之甚詳。從而，就本案業務人員之被告以詮盛、豐陽公司名義對如附表一所示各被害人施用詐術、收取款項之犯行，被告Ｃ１７既為忠明南路辦公室之實際現場負責人，復明知上開詐欺模式仍持續提供辦公據點、客戶名冊、公司外觀、交易文件、收款轉款及刑事案件風險處理等必要事項，顯與各該業務人員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應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共同正犯。是被告Ｃ１７及其辯護人辯稱僅係一般行政人員、單純代收或轉交款項，與各被害人所遭詐欺犯行無涉云云，核與前開卷內事證不符，委不足採。

　⑵至被告Ｃ０６供稱不認識Ｃ１７（見111偵2544卷三第14頁）云云；被告Ｂ１１供稱僅在豐陽公司看過Ｃ１７，但不知其職務內容（見111偵2544卷一第26頁）云云；被告Ｃ０８先供稱不認識Ｃ１７，並以為Ｃ１７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係律師門號（見111偵2544卷二第83頁）云云，後改稱Ｃ１７係老闆Ｃ２０之助理，會在忠明南路辦公室向Ｃ１７交件，有法律問題亦可詢問Ｃ１７（見111偵2544卷七第524頁）云云；被告Ｃ０９供稱不認識Ｃ１７，亦未曾在豐陽公司看過Ｃ１７（見111偵2544卷五第604頁）云云；被告Ｃ１０供稱Ｃ１７之工作內容係於業務出產品後協助叫貨或申請塔位，並協助負責人Ｃ２０處理公司事務（見111偵2544卷五第13至14頁）云云；被告Ｃ１１未指認Ｃ１７，且供稱不認識Ｃ１７（見111偵2544卷五第100頁）云云；被告Ｂ１３供稱其收取之款項均係交予真實姓名不詳之「小江」，且不認識Ｃ１７（見111偵2544卷六第18頁、第26頁）云云；被告Ｂ１０供稱不知道Ｃ１７本名，亦不知其於公司之職務（見111偵2544卷四第23至24頁）云云；被告Ｃ１４未指認Ｃ１７，並供稱不認識Ｃ１７（見111偵2544卷五第181至182頁）云云；被告Ｃ１５供稱不認識Ｃ１７，亦無法說明Ｃ１７手機內何以有其向告訴人Ａ０１０拍攝之示警紙條照片（見111偵2544卷五第521頁）云云；被告Ｂ０９雖供稱其於豐陽公司靠行期間係由「黃先生」支付報酬，並由「黃先生」提及員工旅遊，然仍未指認Ｃ１７即為該「黃先生」（見111偵2544卷四第313至315頁）云云。惟依前開事證，被告Ｃ１７實際建置並掌控忠明南路辦公室，並處理本案靈骨塔詐騙犯行之核心事項，且與上開業務人員長期共用辦公據點、參與員工旅遊、聚餐及處理交件收款等事務，彼此間具有密切工作往來及相當程度之組織凝聚力，已非一般偶然同業或單純公司同事關係可比，毋寧係在長期共同遂行靈骨塔詐欺犯行過程中，形成具有共同利害、相互支援及彼此掩護之犯罪集團內部情誼。是被告Ｃ０６等11人於警方111年1月11日、12日同步搜索拘提後之供述，對被告Ｃ１７在本案之身分及角色或稱不識、或稱不知職務、或以「律師」、「黃先生」、「小江」等稱呼迴避其真實身分，或僅淡化為助理、叫貨人員，均與卷內客觀事證不符，難以採信。從而，被告Ｃ０６等11人刻意淡化或否認與被告Ｃ１７之關係，不但無從為被告Ｃ１７有利之認定，反足以認定本案詐欺集團具有相當組織性、分工性及遭查獲後避免供出核心成員之共同應對意識。

　⑶另被告Ｃ２０供稱，被告Ｃ１７就是幫我跑腿接洽業務打雜的，每個月給他2萬5000元至3萬元油錢（見111偵2544卷七第276頁）云云、被告Ｃ１９供稱，其僅委託被告Ｃ１７至臺中向業務人員取件，並按處理的件數給付他報酬，每件約2,000元（見111偵33194卷一第48頁）云云，惟查：

　①證人王孟玄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其自109年8月起即在忠明南路辦公室擔任總機及行政助理，雖不清楚豐陽公司登記負責人或實際老闆為何人，且未曾看過Ｃ２０在該處管理公司，惟其係由被告Ｃ１７雇用，每月薪資亦由被告Ｃ１７以現金支付；其在公司內係聽從被告Ｃ１７指示，其他業務人員每月領薪時亦係進入被告Ｃ１７辦公室領取，員工有事均向被告Ｃ１７報告。其並指認Ｃ０８、Ｂ０９、Ｃ１４、Ｃ１１、Ｃ０６、Ｂ１１、Ｃ０９、Ｃ１５、Ｃ１０、Ｂ１０等人均為公司業務人員，該等業務人員疫情前幾乎每日進入公司，並會使用公司市內電話查詢特定人名之登記電話，或以個人手機聯絡客戶，實際從事靈骨塔位、骨灰罐買賣業務。若有客戶來電找業務，業務不在時，其即記下客戶姓名及聯絡方式交予被告Ｃ１７處理；被告Ｃ１７曾向其表示，如介紹他人進公司擔任業務員並成功銷售納骨塔或骨灰罐，即可取得獎金；公司餐敘、旅遊均由被告Ｃ１７負責或交辦，其亦係向被告Ｃ１７報名員工旅遊；公司聚餐之人數、地點亦由被告Ｃ１７指示其訂位；被告Ｃ１７每月並交付3,000元予其作為公司文具、雜項等必要支出，支出後發票亦交回被告Ｃ１７。另被告Ｃ１７固定坐在櫃臺後方房間內，忠明南路辦公室實際與其接觸者即為被告Ｃ１７，商務中心若有合約續約等問題，亦係依指示請對方詢問「黃先生」，即被告Ｃ１７等語（見110他4605卷二第491至493頁、第535至538頁；111偵2544卷七第397至404頁、第577至581頁）。

　②再參以被告Ｂ０９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證稱，其當初前往豐陽公司忠明南路辦公室，係由被告Ｃ１７面試並簽約，亦由被告Ｃ１７決定報酬，如當月有出貨，即於每月5日前往豐陽公司辦公室由被告Ｃ１７發放薪資（見111偵2544卷四第313頁、第559頁、111偵5334卷一第602至603頁）；被告Ｃ０８供稱，如有售出商品，即一個月結算一次，其至豐陽公司拿取薪資，薪資放在櫃檯上（見111偵2544卷二第33頁）；被告Ｃ１０亦供稱，負責人忙碌時會表示交由被告Ｃ１７處理，Ｃ１７會協助辦理，偶爾其亦會將款項交予Ｃ１７，抽成亦係由Ｃ１７交付等語（見111偵2544卷五第63頁）。且警方於被告Ｃ１７住處扣得被告Ｂ１０與豐陽公司簽訂之勞務承攬契約及大額現金479萬7,000元，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2份在卷可參（見111偵2544卷四第203至209頁、第215至221頁）。綜上，足見忠明南路辦公室確為本案業務人員交件、收受報酬、繳回款項及處理業務事項之據點，現場則由被告Ｃ１７負責業務人員進用、報酬核發、交件收款及行政管理等重要事項。

　③復觀諸被告Ｃ１７與Ｃ２０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Ｃ２０曾傳送臺中市政府准予核准「豐陽開發有限公司」登記函文予被告Ｃ１７，被告Ｃ１７則詢問該函文有無稅籍編號，並提及須拿公司大小章予Ｃ２０，嗣Ｃ２０再傳送有委託書即可代領資料等內容（見111偵33194卷四第492至493頁），足見豐陽公司設立及後續申請相關資料之流程，被告Ｃ２０均需與被告Ｃ１７討論，甚至係由被告Ｃ１７協助或指示其辦理相關公司登記事項。又被告Ｃ２０供稱其從未進入過忠明南路辦公室，該辦公室係由被告Ｃ１７自行承租，其亦不知悉租金、租期及租約如何簽訂（見111偵5334卷一第288頁）；且其甚至不知悉豐陽公司忠明南路辦公室現場行政人員即證人王孟玄之姓名及聯絡方式（見111偵2544卷七第274頁）。再者，被告Ｃ２０於豐陽公司經營期間之110年10月間，尚向被告Ｃ１７透露其因辭職須另覓工作，被告Ｃ１７亦鼓勵其先找到新工作、安頓生活（見111偵33194卷四第494頁）；參以被告Ｃ２０供稱其擔任豐陽公司負責人僅係副業，正職為廚師（見111偵2544卷七第270頁），且其本業廚師報酬甚至低於副業即豐陽公司負責人所得（見本院卷十一第500頁），益徵被告Ｃ２０並非實際投入豐陽公司經營管理之人。

　④另被告Ｃ１９及Ｃ１７雖均稱忠明南路辦公室係因被告Ｃ１９指示而由Ｃ１７出面承租，然依被告Ｃ１７扣案手機內與房仲、裝潢廠商之對話紀錄（見111偵33194卷四第499至500頁），以及證人曹瓊方之證述（見111偵33194卷四第23至25頁、111偵2544卷七第457至458頁）可知，忠明南路辦公室之租賃、裝修、電話設備及實際營業空間建置等事項，均係由被告Ｃ１７出面接洽並實際處理；卷內亦未見被告Ｃ１７就辦公室承租、裝修、電話設備、商務中心聯繫或業務人員管理等公司核心事項，須與所謂詮盛公司負責人即被告Ｃ１９討論之情形。被告Ｃ１９並供稱，詮盛公司停業後辦公室租約尚未屆滿，被告Ｃ１７表示會找人承租辦公室至其合約期滿為止（見111偵5334卷一第425頁），益見忠明南路辦公室後續如何承接、由何人使用及如何維持運作，亦係由被告Ｃ１７實際安排。

　⑤此外，被告Ｃ２０、Ｃ１９均不清楚忠明南路辦公室承租內容之細節，亦不清楚詮盛、豐陽公司登記於商務中心之實際聯絡窗口為何人，不知悉被告Ｃ１７購買個資名冊、透過「小武哥」關心本案業務人員涉案進度等情，且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均未參加本案員工旅遊（見本院卷十一第495至500頁）。被告Ｃ１９甚至無法具體指認本案靠行業務人員為何人（見111偵33194卷一第49至50頁），被告Ｃ２０亦無法具體指明本案業務人員（見111偵2544卷七第273頁、111偵5334卷一第289頁）。倘其等確為詮盛、豐陽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對於上開實際營業據點、公司對外窗口、業務人員名單及公司活動，實無可能均欠缺具體掌握。

　⑥綜上，被告Ｃ２０、Ｃ１９雖分別為豐陽、詮盛公司登記負責人，然依卷內事證顯示，忠明南路辦公室之設置、運作、對外聯繫及接觸業務人員，實際均由被告Ｃ１７主導，被告Ｃ２０、Ｃ１９對該據點之日常營運並無實質掌控，足認被告Ｃ１７始為詮盛、豐陽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以及忠明南路辦公室之現場負責人。被告Ｃ２０、Ｃ１９供稱被告Ｃ１７僅係跑腿、打雜或按件取件之人云云，顯係刻意淡化被告Ｃ１７於本案之參與程度及核心角色，均不足採。惟被告Ｃ２０、Ｃ１９仍提供各該公司名義、帳戶、發票、申購單及權狀等交易文件，並參與被害款項提領、收受、發票開立或殯葬商品權狀交付等行為，以及提供公司名義之名片供本案業務人員之被告對外使用，使本案業務人員得以公司合法交易外觀對外施詐並收取款項，自屬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之重要分工；是前開公司實際負責人之認定，並不影響被告Ｃ２０、Ｃ１９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所應負之加重詐欺取財共同正犯責任。

　㈢被告Ｃ１８、Ｃ１９及Ｃ２０部分：

　⒈觀諸被告Ｃ１８供稱：其為鎰誠公司負責人，鎰誠公司業務為靈骨塔塔位及殯葬用品買賣；靠行業務如欲購買塔位，會匯款至鎰誠公司帳戶或拿現金給其，其再將資料交予新河泰公司辦理產權，產權完成後再由業務員取走；業務有賣出才有抽成，每個塔位或骨灰罐約抽取2萬至3萬元，塔位或骨灰罐賣給客戶約12萬至15萬元不等，成本大約5萬元；鎰誠公司使用中國信託及遠東商銀帳戶，均由其使用並保管存摺、印章及提款卡，若真的忙不過來才會請證人徐如穗幫我去領；其會開立發票，惟鎰誠公司經營期間進銷項資料、發票資料均稱在大鼎會計事務所或須詢問會計事務所，其不知公司獲利若干，亦無法提供與其聯繫之業務相關資料等語（見111偵33194卷一第67至70頁、111偵2544卷七第464至465頁）；被告Ｃ１９亦供稱：其為詮盛公司負責人，詮盛公司從事靈骨塔位及骨灰罐販售，靠行業務會向其購買塔位或骨灰罐，其再向上游購買，並依靠行業務提供之客戶資料辦理產權登記後交予靠行業務；詮盛公司中國信託帳戶由其保管使用，Ｃ１７會替其收取客戶款項，其亦曾交付詮盛公司大小章予Ｃ１７使用，Ｃ１７可持公司大小章至銀行提款；詮盛公司發票由其公司開立，惟公司於停業後，進銷項資料已丟棄等語（見111偵33194卷一第47至49頁、111偵2544卷七第414至417頁）；被告Ｃ２０復供稱：其為豐陽公司負責人，靠行業務會以手機或LINE與其聯絡交件，其身邊現金足夠時，會先向經銷商進貨，再將貨給靠行業務，並收取進貨成本加佣金8萬至10萬元左右；靠行業務對外公定價格為15萬8,000元，剩餘款項歸業務所有；靠行業務會將客戶個人資料交予其，由其向經銷商申請，權狀或提貨券出來後再交給靠行業務，但其未留存客戶名冊；警方在Ｃ１７住處扣得之現金400餘萬元中，約160萬元係其放在Ｃ１７處之佣金，其餘係何業務或客戶交付，則稱不清楚、未作紀錄等語（見111偵2544卷七第471至475頁）。

　⒉由上開供述可知，被告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實際掌握鎰誠、詮盛、豐陽公司之帳戶、大小章、發票開立、權狀或提貨憑證交付、靠行業務報件及佣金計算等核心事項。其等均明知靠行業務係利用其等公司名義對外銷售塔位、骨灰罐等殯葬商品，且被害人交付之款項或匯入公司帳戶後，或由其等自行提領，或由其等指示證人徐如穗，抑或由被告Ｃ１９及王宥瑜指示被告Ｃ１７依其等指示持公司大小章、取款單或帳戶資料提領、收受、轉交款項，此亦據證人徐如穗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其曾受Ｃ１９指示至銀行領錢、兌現支票，Ｃ１９會交付大小章或直接蓋好取款單給其；其兼職幫Ｃ２０辦理銀行事務時，亦曾依Ｃ２０指示領款後交予Ｃ２０等語（見111偵2544卷七第436至437頁）；被告Ｃ１７亦供稱：其負責收取靠行業務款項，如老闆Ｃ１９、Ｃ２０不在臺中或聯絡不到，即由其將款項交給經銷商或轉交老闆；其住處扣得之479萬7,000元，係靠行業務交付、欲轉交塔位經銷商之款項等語（見111偵2544卷四第175至177頁、第188至191頁、第290至292頁）相符。是被告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所為，已非單純提供公司登記名義或一般行政管理，而係直接參與收款、提款、轉交款項、開立發票、交付權狀文件及分配佣金等足以完成詐欺取財犯行之重要分工。

　⒊衡諸一般合乎理性之商業經營經驗法則，倘鎰誠、詮盛、豐陽等公司確係合法經營殯葬商品買賣，則殯葬商品應有特定權利憑證、使用權狀、提貨憑證及上游來源。被告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身為公司負責人，自應能提出公司向上游殯葬業者或經銷商購買商品之買賣契約、經銷合約、進貨發票、付款紀錄、權狀或使用權憑證清冊；亦應能提出對下游客戶銷售之買賣契約、申購單、統一發票、客戶付款紀錄、商品權狀編號及交付紀錄；至於靠行業務佣金部分，更應有業務名單、佣金制度、各筆交易佣金計算及發放紀錄、匯款明細、扣繳或所得申報資料等可供查核。公司本身亦應保存日記帳、分類帳、進銷存明細、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等基本帳證。此等資料均係正常公司營業過程中必然產生、保存並得以回溯查核之基本營業資料。

　⒋然查，被告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等3人，均無法提出鎰誠、詮盛、豐陽等公司完整之上開資料；對於究竟有哪些業務人員靠行、各業務人員銷售何種商品、向何被害人收取多少款項、公司實際營收與成本若干等基本事項，亦均無法提出客觀資料說明。尤其警方搜索時，未在被告Ｃ２０處所或豐陽公司實際營業據點扣得足以勾稽客戶付款、業務報件、商品進貨、權狀流向、佣金發放及款項去向之帳冊資料；被告Ｃ２０就被告Ｃ１７處扣得高達400餘萬元現金，亦僅稱其中約160萬元為其佣金，其餘係何業務、何客戶交付均不清楚，且無相關紀錄（見111偵2544卷七第472頁）。又被告Ｃ１９雖稱詮盛公司停業後即將進銷項資料丟棄（見111偵33194卷一第47頁），被告Ｃ１８則稱鎰誠公司進銷項及發票資料須詢問會計事務所，並無法提供與其聯繫之業務資料（見111偵33194卷一第67至69頁），然其等既為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營業期間之進貨、銷貨、客戶、業務、佣金、金流及稅務等核心資料，理應保存或至少能具體說明其製作、保管、移交或滅失情形；其等均無法提出或說明，顯與正常公司經營及帳務保存常情不符。是鎰誠、詮盛、豐陽等公司並非依一般商業模式正常經營殯葬商品買賣，而係藉上開公司外觀及購買憑證，供靠行業務人員對外施詐、收受款項並規避日後追查。

　⒌再觀諸本案公司帳戶交易情形，各該公司帳戶每月均有大額款項進出，且客戶款項匯入後，常於短時間內即遭現金提領或轉出。舉例而言，告訴人Ａ０６於108年5月30日以支票存入39萬元至鎰誠公司帳戶後，旋即於同日以現金提領同額款項，提領後帳戶餘額僅餘10萬餘元（見111偵2544卷七第315頁）；告訴人Ａ０７於110年6月22日分別轉匯200萬元、68萬6,000元至豐陽公司帳戶後，該帳戶旋於同日以現金提領同額款項；復於同年月23日分別轉匯158萬元、110萬6,000元至豐陽公司帳戶後，亦旋於同日以現金提領同額款項，且各次提領後帳戶餘額均為0元（見本院卷八第347頁）。另告訴人Ａ０６於109年4月1日以支票存入316萬元至詮盛公司帳戶後，旋於同年月7日以現金提領同額款項，提領後帳戶餘額僅2,030元（見本院卷八第367頁）；於109年8月4日以支票存入189萬6,000元至詮盛公司帳戶後，旋於同年月6日以現金提領同額款項，提領後帳戶餘額僅16萬餘元（見本院卷八第373頁）；再於110年1月5日以支票存入173萬8,000元至詮盛公司帳戶後，旋於同年月8日以現金提領同額款項，提領後帳戶餘額僅5,737元（見本院卷八第383頁）。上情並有鎰誠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本院卷八第339至344頁）、豐陽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本院卷八第345至348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5年2月3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詮盛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本院卷八第349至387頁）在卷可稽。衡諸正常公司經營常情，公司帳戶本應保留一定資金水位，以支應公司日常營運需求；然本案各該公司帳戶於被害人款項入帳後，幾均旋即以現金提領或轉出方式處理，且部分提領後帳戶餘額甚至歸零或僅餘數千元，顯非正常公司資金調度及帳務管理之通常型態，反與詐欺案件中迅速提領款項、製造金流斷點、增加日後追查困難之操作模式相近。是上開大額款項反覆進出、迅速轉匯，且無完整基本帳務資料可供查核之情形，益徵該等公司並非依正常商業模式經營殯葬商品買賣，而係利用上開公司外觀及購買憑證，以免日後因被害人報案、檢警偵辦或帳戶遭凍結，致詐欺所得無法順利取得，終致犯罪計畫功虧一簣。況本案除被害人直接匯款至上開公司帳戶外，亦有多名業務人員向被害人收取現金後，再以所謂「交件」方式，當面將大額現金交予各該公司負責人或被告Ｃ１７，甚至特意前往臺北交付，而非逕以匯款方式入帳。此種迂迴交付大額現金、避免留下明確匯款軌跡之作法，顯非正常商業交易常態，益徵各該公司負責人及被告Ｃ１７均知悉該等款項來源及用途均有高度不法性，仍配合收受、提領、轉交及處理金流，以免被害人報案、檢警偵辦或帳戶遭凍結後，詐欺所得無法順利取得。是上開公司並非依正常商業模式經營殯葬商品買賣，而係藉公司外觀、帳戶及交易憑證掩飾詐欺犯行，並作為本案詐欺集團收受、提領及移轉犯罪所得之工具，至為明確。

　⒍再衡諸社會上常見靈骨塔詐欺之犯罪模式，多係先以各種管道取得曾持有塔位、骨灰罐、生前契約、未上市股票或吸金投資受害民眾之資料，再由施詐成員主動接洽，利用塔位變現性低、民眾急欲脫手或回收投資款項之心理，佯稱已有買方、企業、財團、投資客或遷葬案件願高價收購，可代為處理或尋覓買家，繼而以須搭配購買塔位、骨灰罐、生前契約、支付背書費、處理費、節稅抵稅、轉換費或過戶費等名義，誘使被害人繼續交付款項；民眾付款後，則或避不見面，或以交易尚未完成、需再補足條件等理由推託搪塞，甚至變本加厲要求被害人支付更多金錢以求解套。此類靈骨塔詐欺為行之有年、廣泛見諸社會之犯罪型態，且靈骨塔位、骨灰罐等殯葬商品本非金融投資商品，正常交易目的應係祭祀、安葬或使用需求，並非以高價轉售、企業收購、節稅抵稅或補足交易條件作為主要銷售理由。被告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均為具有通常智識及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並實際經營或掌握公司帳戶、款項、發票、權狀及靠行業務報件流程，對於短時間內同一或不同客戶大量購買殯葬商品、款項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甚至數千萬元、並由業務人員反覆報件之異常交易型態，斷無毫無察覺之理。

　⒎況詐欺集團設立公司、使用公司名義、公司帳戶、發票、申購單及權狀文件，目的即在營造合法殯葬商品交易之外觀，使被害人誤信與其接觸者係正當公司業務人員，進而提高被害人交付款項之信賴程度。公司負責人於此類犯罪中並非可有可無之角色，蓋其必須提供公司名義及帳戶供被害人匯款或作為收款依據，須能及時提領、轉交或分配款項，亦須配合開立發票、交付權狀或提貨憑證，以延續合法交易外觀；一旦遭檢警查獲，並須避免任意揭露靠行業務名單、客戶名冊、交易金額、佣金分配及款項流向等足以追查組織全貌之資料。詐欺集團既非愚昧之人，自無可能任由毫無信賴基礎、對組織運作全然無知之人擔任公司負責人，並讓其掌握公司帳戶、大小章、發票、款項及權狀文件，否則一旦公司負責人遭查獲，即可能據實供出成員、帳冊、金流及被害人資料，反使整體犯罪計畫暴露而難以遂行。是被告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既長期擔任各該公司負責人，並實際處理靠行業務報件、收款、提款、發票、權狀、佣金及款項流向等事項，足認其等與靠行業務間已具有相當信賴基礎，並知悉該公司係供業務人員以殯葬商品交易為名對外施詐之事實。

　⒏再參以本案前述被告Ｃ１７及該詐欺集團成員於遭檢警查緝前，已預先建立應對偵查及規避風險之模式，例如被告Ｃ０８、Ｃ０６於遭警方搜索、拘提後，第一時間即要求聯繫被告Ｃ１７；被告Ｃ１７亦曾透過「小武哥」關切、處理本案業務人員所涉詐欺案件之警詢通知、到案及移送等事宜，足見本案公司負責人對其等所從事之殯葬商品交易極可能涉及刑事詐欺，早已有所預見並預作因應。則被告Ｃ１９、Ｃ２０等公司負責人於公司營運期間，不留存完整業務名單、客戶交易明細、商品進銷存、佣金發放及財務帳冊等資料，並非單純管理疏漏，而係可合理推認其等自始即明知該等公司係供靠行業務人員以殯葬商品交易為名對外施詐之工具，為避免日後遭檢警查獲帳冊後，得以循線勾稽實際施詐業務人員、被害人姓名、交易金額、佣金分配及款項流向，遂刻意不建立或不留存足以查核犯罪全貌之完整資料。

　⒐從而，被告Ｃ１８辯稱其僅經營鎰誠公司合法代銷塔位，不知靠行業務如何銷售；被告Ｃ１９辯稱詮盛公司僅係經銷商定位，業務員行為與其公司無關；被告Ｃ２０辯稱其僅收錢並交付買賣商品，不知靠行業務有無詐騙云云，均與其等實際掌握公司名義、帳戶、大小章、發票、權狀文件、靠行業務報件、佣金分配及款項流向等客觀事證不符。鎰誠、詮盛、豐陽等公司並非正常合法經營之殯葬商品買賣公司，而係藉公司名義、帳戶、發票、申購單、權狀及提貨憑證製造合法交易外觀，使靠行業務得以取信被害人、收取款項並掩飾詐欺犯行。是被告Ｃ１８就本案業務人員使用鎰誠公司名義對被害人所為詐欺犯行，被告Ｃ１９就本案業務人員使用詮盛公司名義對被害人所為詐欺犯行，被告Ｃ２０就本案業務人員使用豐陽公司名義對被害人所為詐欺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共同正犯。其等及辯護人前開所辯，無非事後卸責、避重就輕之詞，委不足採。

　⒑至被告Ｃ１８之辯護人辯稱，關於告訴人Ｂ０４部分，依據卷內證據難以認定業務人員有使用鎰誠公司名義向告訴人Ｂ０４銷售殯葬商品云云。惟查，被告Ｃ１８於警詢時供稱，被告Ｃ１１有在我的公司出貨過等語（見111偵33194卷一第70頁），而告訴人Ｂ０４亦明確指述，被告Ｃ１１向其銷售塔位時，係以任職於鎰誠公司等語（見110他4605卷二第392頁）。再參以被告Ｃ１１確曾在被告Ｃ１８所經營之鎰誠公司出貨，且告訴人Ｂ０４取得之展雲公司塔位權狀，亦與鎰誠公司業務對外銷售之殯葬商品種類相符，堪認被告Ｃ１１及「尤大熊」係利用鎰誠公司之商品來源、出貨管道及靠行名義，對告訴人Ｂ０４施用詐術並銷售殯葬商品。辯護人僅以卷內未留存鎰誠公司名義之發票或申購單，即否認該部分與鎰誠公司無關，尚難採信。

　㈣關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說明： 

　⒈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人，和單純「參與」犯罪組織之人，所為不同層次之犯行，分別予以規範，並異其刑度，前者較重，後者較輕，此係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其中有關「主持、操縱或指揮」與「參與」間之分際，乃在於二者在犯罪組織內之層級不同，「主持、操縱或指揮」者為犯罪組織內之管理階層，負責規劃組織架構，安排內部單位間之關係，建立內部規則，並擘畫犯罪計畫及組織走向，對犯罪組織具控制、支配及重要影響力；而「參與」者則係組織之手腳，聽命於管理階層，負責執行計畫，實現領導者之意志，而從屬於犯罪組織。又關於「主持」、「操縱」、「指揮」者間之區別，則在於行為人在組織內擔任之角色及負責工作之不同。所謂主持，係指主事把持，即係在犯罪組織中作為首腦而居於領導者之地位；而所謂操縱，則係位於主持者之下，為犯罪組織架構之規畫、內部單位之安排、內部規則之建立、犯罪計畫及組織走向之擘畫等領導整個犯罪組織運作之行為；而所謂指揮，則係就特定任務之實現，下達行動指令、統籌該行動之行止，而居於核心角色，即足以當之；然而，犯罪組織之管理階級不以單線領導為限，數人分工，互為配合，共同為主持、操縱或指揮之行為均無不可，且此分工亦不限於同一主持、操縱或指揮階級內之分工；一人同時兼有主持、操縱或指揮之行為，亦無不可，而跨階級之分工，亦屬可行，是均應視行為人於具體個案中之行為而判斷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本案係由被告Ｃ１９及Ｃ２０分別以詮盛、豐陽等公司名義，提供上開公司外觀及購買憑證；被告Ｃ１７則在忠明南路辦公室實際處理辦公據點、商務中心、客戶名冊、收款轉款、文件流通、業務聯繫及遭檢警查緝時之應對事宜；被告Ｃ０６11人之業務人員，則以前揭公司名義對外接觸被害人，利用被害人原已持有殯葬商品或曾投資未上市股票、吸金案件而急欲出售、解套之心理，反覆以上開不實話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其等犯行時間橫跨數年，對象包含多名被害人，手法具有高度相似性，且有固定公司名義、實際辦公據點、商務中心對外地址、統一格式之交易文件、詐欺話術筆記、客戶名冊、公司帳戶及收款、提領、轉交款項之分工，顯非為立即實施單一犯罪而臨時、偶然聚合，而係以實施靈骨塔詐欺為目的，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有結構性之犯罪組織。

　⒊再觀諸卷內2次員工旅遊資料及名冊，可見被告Ｃ０６等11名業務人員及被告Ｃ１７均列名其上（見111偵33194卷五第577至601頁、第603至609頁）；復依被告Ｃ１７手機內LINE對話紀錄，山富旅遊人員曾傳送員工旅遊照片予被告Ｃ１７，照片中亦有上開業務人員（見111偵33194卷四第513頁）；而被告Ｃ１０手機內，另有集團成員為被告Ｃ１４慶生合照、員工旅遊大合照及被告Ｃ１０與Ｃ１１合照等影像資料（見111偵33194卷四第520至521頁），照片中互動自然、氣氛融洽。又本案被告間除共同旅遊、聚會、慶生及合照外，被告Ｃ１０與Ｃ０９、Ｂ１０與Ｃ１４為夫妻；被告Ｂ１１與Ｃ０６同住在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20（見111偵2544卷一第26頁），被告Ｂ１３亦為上址社區大樓住戶（見111偵5334卷一第567頁）；被告Ｃ１１為Ｂ０９在臺中居所之房東（見111偵2544卷四第315頁）；被告Ｃ１５與Ｃ０８為兄妹，被告Ｂ１１則為Ｃ１５、Ｃ０８之姊夫（見111偵5334卷一第534頁），足見其等除同屬詮盛、豐陽公司外，尚具有親屬、同住戶、房東房客等私誼關係，彼此往來密切，公司之凝聚力及向心力極強。然觀諸本案被告於遭檢警查獲初期之供述，除夫妻關係因客觀身分難以否認而坦承外，其餘對於彼此身分、熟識程度、業務往來、共同靠行情形及公司實際運作，多供稱不清楚、不認識、不知其他人如何銷售，甚至無法說出靠行公司負責人姓名，亦無人主動指認被告Ｃ１７，顯有刻意淡化彼此關係及組織分工之情形（見111偵2544卷一第25至26頁；111偵2544卷二第26頁、第63頁、第555頁；111偵2544卷三第14頁；111偵2544卷四第23至24頁、第315頁；111偵2544卷五第5頁、第100頁、第239至240頁、第398頁；111偵2544卷六第25至26頁）。反觀豐陽公司現場行政人員即證人王孟玄可明確指認被告Ｃ１７為豐陽公司主任，並指認被告Ｃ０６等11人為豐陽公司業務人員（見110他4605卷二第491至492頁、第537至538頁），益徵上開被告前開供述並非單純記憶不清，而係為避免檢警由其等熟識關係、公司靠行關係及先後接手被害人之分工情形，勾稽出其等以不同角色、不同公司名義，對同一或不同被害人接續施用話術、收款及交付交易文件之整體詐欺脈絡。此與一般正常殯葬商品買賣之同業往來顯不相同，反足認其等對本案組織性分工及違法性均有認識，並已有遭查獲時避免揭露組織成員、彼此關係及分工模式之應對意識。

　⒋綜合前開事證可知，本案並非各業務人員各自偶然從事個別殯葬商品買賣糾紛，而係由被告Ｃ１７自109年4月間起，以忠明南路辦公室為實際據點，結合詮盛、豐陽公司名義及帳戶，並由被告Ｃ１９、Ｃ２０提供公司負責人身分、發票、申購單、權狀文件及金流管道，再由被告Ｃ０６等11名業務人員對外以相同或類似話術接觸被害人，形成有固定據點、公司外觀、客戶來源、話術模式、交易文件、收款帳戶及成員分工之詐欺集團。其等犯行對象眾多、期間持續、話術相似，顯非臨時偶然聚合，而係三人以上共同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犯罪組織。

　⒌就本案犯罪組織之成立及被告Ｃ１７之角色而言，本院認定本案犯罪組織係自被告Ｃ１７於109年4月間出面承租、裝修並建置忠明南路辦公室，作為詮盛公司及後續豐陽公司業務人員實際聯繫客戶、交件收款、領取報酬、交流話術及處理公司行政事務之據點時，始形成以實施靈骨塔詐欺為目的，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犯罪組織。被告Ｃ１７自始建置並掌控忠明南路辦公室，復找尋或安排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分別擔任詮盛、豐陽公司登記負責人，使本案詐欺集團得藉詮盛、豐陽公司名義，對外營造合法殯葬商品交易外觀；其並掌握商務中心登記地址、電話轉接、信件收受、客戶來訪接待、申購單格式、員工旅遊、現場行政人員調度及業務人員交件收款等事項，且購買特定潛在被害人個資名冊，供業務人員篩選、開發曾持有塔位、骨灰罐、生前契約或投資失利而急欲解套之民眾，又負責收取業務款項、轉交公司負責人或上游經銷商，並掌握多名業務人員涉詐通知、到案資料、遭查獲訊息及客戶糾紛。且被告Ｃ０８、Ｃ０６遭警方拘提、搜索時，均以「律師」、「黃律師」名義將被告Ｃ１７作為第一時間聯繫對象，更足見其對本案犯罪組織之據點建置、公司外觀、客戶來源、文件流通、款項處理、業務人員管理及偵查風險控管，均有實質掌握及支配力。是被告Ｃ１７所為已非單純參與犯罪組織，而係自109年4月間發起本案犯罪組織後，持續主持、操縱該組織運作。

　⒍被告Ｃ１９部分，雖詮盛公司係於108年7月24日即已設立，然其加入本案犯罪組織之時點，應認係於109年4月間被告Ｃ１７成立忠明南路辦公室後，本案業務人員之被告開始以詮盛公司名義在該據點對外實施靈骨塔詐欺時，其已參與本案犯罪組織。被告Ｃ２０部分，豐陽公司係於109年8月28日設立，其加入本案犯罪組織之時點，則應認係於豐陽公司設立後，首次利用豐陽公司名義供本案業務人員對附表一所示被害人實施詐欺犯行時，其即已參與本案犯罪組織。被告Ｃ０６等11名業務人員，則均係於109年4月忠明南路辦公室成立後，在詮盛公司存續期間或豐陽公司承接使用該辦公室後，各自最早參與如附表一所示犯行時，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依該組織提供之公司名義、客戶資料、交易文件及分工模式，對被害人施用詐術、收取款項或接續延續前手話術，均該當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

　⒎綜上各情，足認被告Ｃ０６、Ｂ１１、Ｃ０８、Ｃ０９、Ｃ１０、Ｃ１１、Ｂ１３、Ｂ１０、Ｃ１４、Ｃ１５、Ｂ０９、Ｃ１９及Ｃ２０，均有參與本案靈骨塔詐欺犯罪組織；被告Ｃ１７則係本案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之人。其等及辯護人否認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辯解，均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㈤至部分被告及辯護人雖另辯稱：各被害人均有簽立買賣申購單或取得塔位權狀、骨灰罐提貨券、生基位使用憑證等文件，故本案均屬真實買賣，且各被害人既有取得相對應之殯葬商品，並未受有損害云云。惟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實行該當於詐騙行為之積極作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各被害人並非基於自身實際使用、安葬或祭祀需求而購買大量塔位、骨灰罐、生基位等殯葬商品，而係因本案業務人員之被告佯稱已有買方、財團、企業或投資客願高價收購，或須補足塔位、搭配骨灰罐、生基位、土地權狀，或須辦理節稅、轉換、過戶、繳納管理費、手續費、處理費等不實事項，致其等誤信只要依指示付款購買或轉換殯葬商品，即可完成高價出售、收取租金或順利解套，方陸續交付款項；而卷內並無任何真實買方、收購契約、正式委託銷售文件或實際成交資料足以證明上開高價收購交易確屬存在。是縱各被害人曾簽立申購單，亦係基於對締約基礎事實之錯誤認知所致，無從僅憑形式上有簽立文件，即認並未遭詐欺。再者，被告等人取得各被害人款項後，縱有交付塔位權狀、骨灰罐提貨券或生基位使用憑證，姑且不論該等文件之真正性、有效性及權利是否確實存在而無瑕疵，審以各被害人係遭誆騙而取得該等原本無需購買、且日後未必能轉售獲利之物，而本案業務人員復可從中抽取高額佣金，公司負責人或實際負責人亦藉公司帳戶、發票、申購單及權狀文件承接款項、製造合法交易外觀，堪認各被害人係花費鉅額款項，取得市價不明、轉售不易且非其原有需求之殯葬商品，顯然受有財產損害甚明。是被告等人及辯護人以前開交易文件或商品權狀為據，辯稱被害人未受損害、僅屬真實買賣云云，均不足採。

　㈥共同正犯之說明：

　⒈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犯在客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觀上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固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僅參與事前之計劃、謀議而未實際參與犯罪（即計畫主持人或組織者），或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把風、相互接應、支援），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而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可資參照）。次按所謂相續共同正犯（承繼共同正犯），係指後行為者於先行為者之行為接續或繼續進行中，以合同之意思，參與分擔實行，其對於介入前先行為者之行為，茍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應負共同正犯之全部責任。如後行為者介入前，先行為者之行為已完成，又非其所得利用者，自不應令其就先行為者之行為，負其共同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381號判決意旨參照）。承前所述，本案業務人員之部分被告對各被害人所為犯行，或於109年4月忠明南路辦公室成立前，即先以鎰誠、詮盛公司名義接觸被害人，嗣後仍由不同業務人員之被告接續前手之話術繼續施詐；或於忠明南路辦公室成立後，直接利用詮盛、豐陽公司名義及交易文件，對外營造合法殯葬商品交易外觀，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是縱部分被害人之受詐過程始於109年4月前，惟其後既由業務人員之被告或實際掌控忠明南路辦公室之被告Ｃ１７，承接前手話術、利用被害人既成錯誤狀態，繼續收款、交付文件或要求再購買殯葬商品，嗣後參與詐騙相同被害人之業務人員之被告，自仍應就其等參與前之犯行負共同正犯責任。

　⒉就公司負責人部分，被告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分別為鎰誠、詮盛、豐陽公司負責人，除提供各該公司名義、帳戶、發票、申購單及權狀文件，使業務人員得以公司合法交易外觀對外施詐外，更重要者，係其等均有收受被害人款項，或自行、指示他人提領公司帳戶內被害款項之行為。此等收受、提領或轉交款項之行為，已非單純提供公司名義或事後行政協助，而係使詐欺所得脫離被害人支配、進入本案詐欺集團實力支配範圍之關鍵行為，性質上與詐欺集團中負責提領、轉交詐欺贓款之車手並無二致，自屬詐欺取財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分擔。

　⒊另本案業務人員之被告若以鎰誠公司名義對被害人施詐並收取款項，則提供鎰誠公司名義、帳戶並參與款項處理之被告Ｃ１８，自應與該業務人員之被告成立共同正犯；若以詮盛公司名義施詐並收取款項，則提供詮盛公司名義、帳戶並參與款項處理之被告Ｃ１９，及實際掌控忠明南路辦公室運作之被告Ｃ１７，均應共同負責；若以豐陽公司名義施詐並收取款項，則提供豐陽公司名義、帳戶並參與款項處理之被告Ｃ２０，及被告Ｃ１７，亦應共同負責。又業務人員之被告Ｃ０６等11人，對同一被害人前後常有不同業務人員接續出面，以不同身分，承接前手之詐欺話術，繼續利用被害人既有錯誤認知及信賴基礎要求付款，足認其等係在共同詐欺目的下，彼此分擔施詐、承接話術、介紹接手人員、提供公司外觀、收受及提領款項、交付交易文件等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行為以完成詐欺取財犯行，自應就其等各自參與之附表一各編號犯行，對各被害人所生犯罪結果共同負責。其等及辯護人辯稱僅係公司負責人、單純靠行業務或個別銷售人員，彼此間無犯意聯絡云云，均與卷內事證不符，委不足採。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並有如附件所示之證據資料可佐，上開被告等人確有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

　　本案被告等人行為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業於112年5月24日修正公布，於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3條第1項並無修正（係刪除原第3、4項關於強制工作之規定，並將原第2項加重處罰規定，移列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6條之1，並將項次及文字修正，另增列第4項第2款「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又112年5月24日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下稱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犯第3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之條文則為：「犯第3條、第6條之1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而增加須於「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得依該條項減輕之要件。然因被告等人均未自白，故並無有利不利之情形，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修正後規定。

　⒉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

　⑴被告等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及於同年8月2日施行，復於115年1月21日修正，並於同年1月23日施行。其中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00萬元、1,000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等人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後同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是修正後之規定已將自白減免其刑之要件嚴格化，且法律效果修正為法院裁量是否得減免刑責，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案應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論斷被告等人是否合於自白減刑要件。

　⑶又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固於被告等人行為後之112年5月31日公布增定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於同年0月0日生效，其餘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度均未變更，而增訂該款之處罰規定，與本案被告等人犯行無關，對被告而言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即現行規定處斷，附此敘明。

　㈡核被告等人所為：

　⒈被告Ｃ０６：

　　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一編號2、6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⒉被告Ｂ１１：

　　就附表一編號1、4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一編號2、3、5、12、18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⒊被告Ｃ０８：

　　就附表一編號2、3、6、8、12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⒋被告Ｃ０９：

　　就附表一編號10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一編號2、12、16、18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⒌被告Ｃ１０：

　　就附表一編號11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就附表一編號13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一編號16、18、19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⒍被告Ｃ１１：

　　就附表一編號7、8、9、16、19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⒎被告Ｂ１３：

　　就附表一編號5、7、9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⒏被告Ｂ１０：

　　就附表一編號10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一編號7、16、18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⒐被告Ｃ１４：

　　就附表一編號15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一編號17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⒑被告Ｃ１５：

　　就附表一編號4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一編號6、14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⒒被告Ｂ０９：

　　就附表一編號3、16、18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⒓被告Ｃ１７：

　　就附表一編號2、3-1⑵、3-2至3-5、5、6、7、9、12-4至12-13、14、15、16-6至16-15、18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一編號17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發起、主持、操縱犯罪組織罪。

　⒔被告Ｃ１８：

　⑴就附表一編號3-1⑴、12-1至12-3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一編號8-1、16-1、16-5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⑵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Ｃ１８就附表一編號3-1⑴、12-1至12-3部分，亦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惟此部分卷內證據僅足認係由被告Ｂ１１以鎰誠公司名義對各該被害人施詐，並由被告Ｃ１８提供鎰誠公司名義、交易文件及處理相關款項，尚難認除被告Ｂ１１、Ｃ１８外，另有第三名共同正犯參與，是依罪疑有利於被告原則，應僅論以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有未洽，惟本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係由重罪變更為輕罪，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至被告Ｂ１１就附表一編號3部分，於前開鎰誠公司名義施詐後，仍接續與其他共犯以詮盛、豐陽公司名義延續同一詐欺脈絡，對各該被害人施詐並收取款項，仍應就其參與之接續詐欺整體犯行，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附此敘明。

　⒕被告Ｃ１９：

　　就附表一編號2、3-1⑵、3-2至3-5、6、12-4至12-13、15、16-6至16-10、18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一編號17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⒖被告Ｃ２０：

　　就附表一編號2、3-1⑵、3-2至3-5、5、6、7、9、12-4至12-13、14、16-6至16-10、18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⒗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Ｃ１９涉犯發起犯罪組織罪嫌、被告Ｃ２０涉犯主持犯罪組織罪嫌。惟查，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僅係分別擔任詮盛、豐陽公司登記負責人，並提供公司名義、交易文件及處理詐欺款項，而屬參與犯罪組織之人，均已如前述。是公訴意旨此部分容有未洽，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告知被告Ｃ１９、Ｃ２０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無礙其等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又公訴意旨雖未論及被告Ｃ１７涉犯發起、主持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犯罪事實，惟上開犯罪事實與起訴之犯罪事實（操縱犯罪組織）兼具有高低度行為之吸收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且經本院當庭告知被告Ｃ１７涉犯上開罪名，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依法審判。且本院適用法條相同，並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併此敘明。

　㈢吸收關係：

　⒈被告Ｃ１７上開主持、操縱犯罪組織之低度行為，為發起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 

　⒉被告Ｂ０９就附表一編號3-5、編號18-6部分、被告Ｃ０６就附表一編號6-4、被告Ｃ１１就附表一編號16-15部分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低度行為），分別為其等就附表一編號3、6、16、18其餘部分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既遂犯行（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共犯關係：

　　如附表一各編號「行為人」欄所示之各被告間，就各該附表一所示詐欺取財、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或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各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接續犯：

　　附表一編號1至3、6至10、12、16、18、19所示同一被害人遭各該被告接續以相同或類似詐術詐騙而陸續交付款項者，係基於同一詐欺犯意，於密接時間、地點，對同一被害人所為數舉動，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均屬接續犯，各應論以一罪。

　㈥想像競合：

　⒈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犯罪之著手實行，以行為人依其主觀認知或犯罪計畫，而開始實行與構成要件之實現具有密切關係之行為而言。於以詐欺集團中由部分成員致電對被害人施以詐術，使被害人交付財物予集團中擔任車手之成員，或指定被害人匯款至人頭帳戶內，再由擔任車手之成員提領，此各階段由多人縝密分工始完成之集團性犯罪，其詐欺行為之著手，應為集團成員致電對被害人施以詐術時；至行為人因而陷於錯誤，給付財物或匯入人頭帳戶，及車手提領匯入人頭帳戶之款項，則分別為詐欺犯行之既遂，及完成詐欺之最後關鍵行為。是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行為繼續中，先後為多次加重詐欺犯行，究以何者為首次犯行，自應依著手行為之先後順序定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本案犯罪組織係自被告Ｃ１７於109年4月間建置忠明南路辦公室後始成立，惟卷內無從精確特定該月之具體成立日期；且部分被告於109年4月前即已對同一被害人著手施詐，嗣於109年4月後仍承接前開詐欺脈絡，接續利用詮盛、豐陽公司名義及忠明南路辦公室據點續行施詐。為避免將犯罪組織成立前之行為誤列為參與犯罪組織後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本院以109年5月起最接近各被告參與本案犯罪組織後之接續詐欺行為，作為認定其等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加重詐欺罪想像競合之首次犯行基準。依此，被告Ｂ１１、Ｃ１７、Ｃ１９部分，觀諸附表一編號3「購買明細」欄⑶①所示，被告Ｂ１１於109年4月後仍接續前開詐術，使告訴人Ａ０７於109年5月20日匯款47萬4,000元至詮盛公司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已屬本案犯罪組織成立後之接續加重詐欺犯行，故均以附表一編號3Ａ０７部分為首次；被告Ｃ０６部分，以附表一編號2-1「犯罪事實」欄所示109年9月間詐騙告訴人Ｂ０３部分為首次；被告Ｃ０８、Ｃ１５部分，均以附表一編號6Ａ０１０部分為首次；被告Ｃ０９部分，以附表一編號12-7「犯罪事實」欄及「購買明細」欄⑴所示109年9月24日詮盛公司買賣投資受訂單所對應之詐騙告訴人Ａ０６部分為首次；被告Ｃ１０、Ｂ０９部分，均以附表一編號16Ａ０８部分為首次；被告Ｂ１０部分，以附表一編號7-2「犯罪事實」欄所示110年11月2日詐騙告訴人Ｂ０７部分為首次；被告Ｃ１１、Ｂ１３部分，均以附表一編號9所示110年5月間詐騙被害人Ａ０１２部分為首次；被告Ｃ１４部分，則以附表一編號15所示109年5月間詐騙告訴人Ｂ００５部分為首次；至被告Ｃ２０部分，因其係豐陽公司登記負責人，應以豐陽公司設立並開始供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後之首次犯行為準，而卷內最早可見之豐陽公司發票係附表一編號16Ａ０８部分110年5月3日土地款2個19萬6,000元豐陽公司發票，故以附表一編號16部分作為其參與犯罪組織後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

　⒊從而，被告Ｃ０６就附表一編號2部分、被告Ｂ１１、Ｃ１９就附表一編號3部分、被告Ｃ０８、Ｃ１５就附表一編號6部分、被告Ｃ０９就附表一編號12部分、被告Ｃ１０、Ｂ０９、Ｃ２０就附表一編號16部分、被告Ｂ１０就附表一編號7部分、被告Ｃ１１、Ｂ１３就附表一編號9部分、被告Ｃ１４就附表一編號15部分，各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從一重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Ｃ１７就附表一編號3部分，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發起、主持、操縱犯罪組織罪及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發起、主持、操縱犯罪組織罪處斷。

　⒋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Ｃ０６係就附表一編號6部分、被告Ｃ０８、Ｃ１９及Ｃ２０係就附表一編號3部分、被告Ｃ０９係就附表一編號16部分、被告Ｃ１１係就附表一編號16部分、被告Ｂ１３係就附表一編號5部分、被告Ｂ０９係就附表一編號3部分，分別為其等參與犯罪組織後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惟依本院前開認定，應依各被告於109年4月忠明南路辦公室成立後，或豐陽公司設立並開始使用後之最早加重詐欺犯行，認定其想像競合之首次犯行。是公訴意旨就上開被告想像競合首次犯行之認定，容有未洽，併此敘明。

　㈦數罪併罰：

　　被告Ｃ０６、Ｂ１１、Ｃ０８、Ｃ０９、Ｃ１０、Ｃ１１、Ｂ１３、Ｂ１０、Ｃ１４、Ｃ１５、Ｂ０９、Ｃ１７、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所犯上開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依法分論併罰。

　㈧刑之加重、減輕說明：

　⒈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且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公訴意旨雖主張「被告Ｃ１８前因妨害風化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3年度簡字第479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4年2月1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請加重其刑等語。」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提出被告Ｃ１８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憑，然就前階段被告Ｃ１８構成累犯之事實，仍未具體說明構成累犯之執行紀錄案號等詳細資料，以及就後階段何以認定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例如具體指出被告陳勇志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案之性質、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成效為何、再犯之原因、兩罪間之差異、犯罪頻率、犯罪手段、犯罪型態、相互關聯性、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各項情狀，俾法院綜合判斷個別被告陳勇志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裁量是否加重其刑，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及罪刑相當原則之要求）？亦即本院認檢察官仍未達已具體說明被告陳勇志為何有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必要之程度，自難認本案檢察官就前、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已盡實質之舉證責任。本院審酌各情，並參酌檢察官、被告Ｃ１８及其辯護人之意見後，參以本案與前案有相當之時間間隔，且罪名亦不相同，仍認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爰將被告Ｃ１８之前科事項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附此敘明。

　⒉被告Ｃ１０就附表一編號11部分，已著手於詐欺取財犯行之實行，惟因被害人Ａ１３資金不足而未交付款項，致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為未遂犯；被告Ｃ１４、Ｃ１７、Ｃ１９就附表一編號17部分，已著手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實行，惟因被害人Ｂ０６始終堅持不願先行付款，致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亦為未遂犯。爰均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

　㈨犯罪事實擴張之說明：

　　證人Ａ０７於本院審理時始提出龍寶公司天境福座永久使用權狀3份【權狀日期：110年4月15日，權狀編號後4碼2952至2954】（見本院卷十第277至282頁）、同公司天境福座永久使用權狀8份【權狀日期：110年4月21日，權狀編號後4碼2977至2984】（見本院卷十第261至276頁），以及110年4月28日塔位款3個47萬4,000元、塔位款8個126萬4,000元之詮盛公司發票（見本院卷一第313頁）；復提出龍寶公司天境福座永久使用權狀40份【權狀日期：110年7月6日，權狀編號後4碼3339至3343、3345至3379】（見本院卷十第283至362頁），及110年7月19日塔位款6個94萬8,000元之詮盛公司發票、塔位款34個537萬2,000元之豐陽公司發票（見本院卷一第309頁）。上開權狀合計51個塔位，發票金額合計805萬8,000元，證人Ａ０７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上開殯葬商品均係向被告Ｂ１１購買（見本院卷十一第70頁）。公訴意旨雖未就此部分明載於起訴事實，惟此部分與本院論罪科刑之被告Ｂ１１等人對證人Ａ０７所為詐欺取財犯行，係基於同一詐欺犯意，於密接期間內，以相同手法接續為之，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且與起訴書所載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究，附此敘明。

　㈩量刑： 

　⒈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被告Ｃ０６等11名業務人員，並非僅以片段話術一時施詐，而係於相當期間內反覆接觸被害人，甚以噓寒問暖、關心近況等方式刻意拉近距離，取得被害人信任後，再以前後接續之話術詐取財物，犯罪手法較一般單純詐欺更具可非難性。其集團運作模式亦與常見電信詐欺集團相似，由業務人員如第一線機房成員直接對被害人施詐，待一線成員詐騙成功或話術延續後，再由其他成員以主管、稽核、接手業務、買方代表等不同角色輪番接手，持續加深被害人錯誤認知，並由業務人員收取現金或引導匯款後交由上手處理；被告Ｃ１７則實際建置並掌控忠明南路辦公室，猶如詐欺機房之現場管理者；被告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則分別以公司名義處理詐欺款項及交易外觀，功能上近似詐欺集團之水房角色。其等以組織分工方式反覆榨取被害人財物，甚要求被害人借款、貸款或抵押房產，致被害人陷於財產耗盡、家庭失和、老年生活難以安頓之困境，犯罪惡性實不亞於一般電信詐欺機房犯罪，爰均量處中度偏高之刑度。

　⒉尤其本案被害人多為高齡長者，其中告訴人Ａ０２、Ａ０４為21年次，告訴人Ｂ０３為30年次，告訴人Ｂ００５為33年次，告訴人Ａ０８為35年次，被害人Ａ０１２為36年次，告訴人Ａ０９、Ａ０１０為40年次，其等本已屬需受社會特別保護之高齡弱勢者，且多數被害人於遭本案詐欺集團接觸前，即已因購買靈骨塔位、骨灰罐等殯葬商品，屢遭其他業者詐騙，身心及財產狀況本已脆弱，復遭被告等人利用其等急欲處理既有殯葬商品、盼能彌補先前損失之心理，再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話術反覆詐騙。本案於本院審理期間，前後歷經多次密集審理庭期，經本院踐行直接審理與交互詰問程序，親見多數被害人到庭陳述時已有記憶混亂、陳述困難之情形，須由家屬攙扶陪同始能勉力作證；亦有被害人於法庭上痛哭失聲，深陷自我責怪之情緒中，或表示因須到庭重新講述受騙經過，致原有精神疾病更加惡化。足見被害人等因本案詐欺犯行所受損害，絕非僅止於金錢損失，其晚年生活、家庭關係與身心狀況均受嚴重衝擊。本院經直接審理後，深切感受本案被害人所受痛苦甚鉅，被告等人前開犯行實令人痛心疾首，應予嚴厲非難。

　⒊另審酌被告Ｂ１３雖稱坦承普通詐欺犯行，然其始終極力迴護、淡化被告Ｃ１１、Ｂ１０、Ｂ１１等共犯角色，並就本案靈骨塔詐騙集團之實際運作等關鍵事項避重就輕，顯係以限縮承認個人普通詐欺之方式，迴避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組織分工與加重罪責，具有明顯投機心態。是其雖有認罪之名，實則未真實面對本案共同犯行全貌，對節省司法資源及發現真實之助益有限，難認已有真誠悔悟，量刑上僅得為有限度之有利評價。被告Ｃ０６、Ｃ０８、Ｃ０９、Ｃ１１、Ｃ１０、Ｂ１０、Ｃ１５、Ｂ０９、Ｂ１１、Ｃ１４等業務人員，面對本案被害人於偵審中所為陳述及血淚控訴，仍始終否認犯行，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多以不合常情之說詞飾詞卸責，彷彿本案均係被害人無端虛構事實以構陷其等，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尤以被告Ｂ１１對於扣案手機拒不提供密碼，阻礙偵查機關釐清相關事證，復辯稱扣案手機係撿來之物；被告Ｃ０８亦稱扣案詐術筆記內容係撿來的，均與卷內客觀事證及一般經驗法則明顯相悖。其等面對足以揭示犯行分工之關鍵證據，非但未能合理說明，反以近乎戲謔、敷衍之說詞搪塞司法調查，足見其等毫無面對犯行、反省己過之意。另被告Ｃ１７仗恃其餘共犯對其角色之迴護與淡化，於審理期間仍未能正視自身於本案犯罪組織中之核心地位；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則分別以詮盛、豐陽公司登記負責人，被告Ｃ１８為鎰誠公司負責人，卻仍以置身事外之態度推諉卸責，未能正視其等使本案詐欺犯行得以順利遂行之責任。是上開被告等人之犯後態度均難認良好，量刑上自應從重斟酌。

　⒋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係利用被害人不甘先前投資損失、急欲脫手既有殯葬商品之心理，使用不實詐術內容詐取財物，犯罪所得甚鉅。雖依附表所示和解、調解及賠償情形，本案部分被告已與部分被害人和解或調解成立，並賠償部分款項，量刑時固應予以相當考量；然其等賠償金額相較於各被害人遭詐騙之總體損失，仍屬有限，尚難認已充分填補被害人損害。另斟酌被告等人如附表一各次犯行之犯罪手段、方法、分工角色、詐取金額及財物高低、對被害人所生損害，及其等之學歷、工作情況、經濟能力，前述與被害人之調解情形及至今之給付情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

　⒌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之正義，法院對於數罪併罰之被告裁量定其應執行之刑時，除受刑法第51條所定外部界限之限制外，亦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等內部界限之拘束。本院審酌本案業務人員之被告並非單純提領款項之車手，而係實際接觸被害人或告訴人、施用詐術並收取款項之人，且係以組織性、計畫性方式對不同被害人或告訴人輪番詐騙，各次犯行均侵害不同被害人或告訴人之獨立財產法益，定執行刑時折減幅度自應有限；被告Ｃ１７為本案詐欺集團之核心主導者，亦不宜大幅折減。至被告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雖未親自對被害人或告訴人實施主要詐術，然其等分別為鎰誠、詮盛、豐陽公司負責人，提供公司外觀、金流及交易文件之支援，重複性較高，於定執行刑時得給予較業務人員為大之整體折減。另觀諸本案業務人員之所得資料，亦足見靈骨塔詐欺業務所得甚高，並非一般低報酬之末端分工。被告Ｂ１１109年度申報自詮盛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450萬9,340元、自鎰誠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6,400元，110年度復申報自詮盛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80萬9,160元、自豐陽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173萬5,880元；被告Ｃ１０109年度申報自詮盛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497萬3,280元、自鎰誠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7,200元，110年度亦申報自詮盛、豐陽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26萬3,960元；被告Ｃ０９109年度申報自詮盛、鎰誠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233萬4,160元，110年度亦申報自詮盛、豐陽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218萬3,400元；被告Ｃ０８109年度申報自詮盛、鎰誠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212萬2,000元，110年度申報自詮盛、豐陽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109萬8,000元；被告Ｃ１１109年度申報自詮盛、鎰誠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73萬8,060元，110年度申報自詮盛、豐陽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224萬100元；被告Ｂ１０109年度申報自詮盛、鎰誠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162萬6,000元，110年度申報自詮盛、豐陽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54萬1,600元；被告Ｂ０９109年度申報自詮盛、豐陽、鎰誠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183萬2,720元，110年度申報自豐陽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186萬8,840元；被告Ｃ０６109年度申報自詮盛、嘉譽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92萬元，110年度申報自詮盛、豐陽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100萬8,800元；被告Ｃ１５109年度申報自詮盛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14萬9,600元，110年度申報自詮盛、豐陽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88萬5,600元；被告Ｃ１４109年度申報自詮盛、鎰誠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28萬2,400元，110年度申報自詮盛、豐陽公司取得執行業務所得合計7萬8,400元，有各該稅務所得查詢資料（見本院卷十二第293至363頁）在卷可佐，而上開所得資料雖僅係各公司申報之執行業務所得，尚非各被告實際獲利之全貌；衡以本案款項多有現金交付、業務人員先行收款、扣取傭金後再繳回公司等情形，且詐欺所得本即未必會完整反映於稅務申報資料中，是各被告擔任靈骨塔業務人員之實際報酬，顯然可能高於上開申報金額。然即便僅以上開申報所得觀之，仍可見本案靈骨塔業務報酬已屬高額，足見此類詐欺具有高度牟利性，並足以強化業務人員反覆施詐之動機；更遑論被告Ｃ１７及擔任公司負責人之被告，係本案詐欺款項最終處理之核心環節，其等實際取得或支配之利益，更非單純申報所得所能完整呈現。是本案定應執行刑時，自不得過度折減，否則無異降低被告等人從事靈骨塔詐欺之風險成本，使其等誤認縱令獲取暴利，仍可僅用有限刑責交換，難以發揮刑罰之懲罰及嚇阻效果，爰分別定其應執行刑如下：

　⑴被告Ｃ０６所犯3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4年6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10年。本院審酌其詐騙21年次之告訴人Ａ０２226萬2,000元、30年次之告訴人Ｂ０３63萬2,000元，並參與詐騙40年次之告訴人Ａ０１０；又其扣案手機內詐欺筆記內容明確，原於羈押訊問時坦認犯行，嗣後卻翻異前詞否認犯行，甚至指摘羈押訊問筆錄記載有誤，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6月。

　⑵被告Ｂ１１所犯7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6年10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29年2月。本院審酌其參與詐騙21年次之告訴人Ａ０２；另詐騙30年次之告訴人Ｂ０３31萬6,000元、告訴人Ａ０７1,643萬2,000元、21年次之被害人Ａ０４10萬元、告訴人Ａ０６2,117萬2,000元、告訴人Ａ１１252萬8,000元，並參與詐騙被害人Ａ０３。其直接施詐及收取款項之被害人甚多，且於Ａ０７、Ａ０６、Ａ１１等高額犯行中均屬主要業務人員，實際詐騙金額及取得傭金均甚高，堪認係本案靈骨塔詐欺集團之核心高額銷售業務，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8年。

　⑶被告Ｃ０８所犯5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3年6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12年10月。本院審酌其參與詐騙30年次之告訴人Ｂ０３、告訴人Ａ０６；另詐騙告訴人Ａ０７15萬8,000元、40年次之告訴人Ａ０１０56萬6,400元、告訴人Ｂ０４13萬8,000元。其於多名被害人詐欺過程中或直接收款，或接續前手話術參與後續交易，犯罪情節非輕，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2年。

　⑷被告Ｃ０９所犯5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6年4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19年3月。本院審酌其參與詐騙30年次之告訴人Ｂ０３、告訴人Ａ１１；另詐騙40年次之告訴人Ａ０９56萬4,000元、告訴人Ａ０６758萬4,000元，並與另案被告共同詐騙35年次之告訴人Ａ０８39萬元。其實際收取款項金額甚高，並於多名年長被害人詐欺過程中扮演承接或強化前手詐術之角色；復考量其另案靈骨塔詐欺案件已遭判處重刑，於本案審理中仍否認犯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8年5月。

　⑸被告Ｃ１０所犯5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4年6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15年10月。本院審酌其參與詐騙被害人Ａ１３未遂、被害人Ｂ１6萬元、35年次之告訴人Ａ０８、告訴人Ａ１１；另詐騙告訴人Ｂ０８176萬4,000元。其於Ｂ０８部分係主要收款業務人員，另於Ａ０８、Ａ１１部分亦有參與詐欺過程，並兼有既遂、未遂及收款後返還之犯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3年10月。

　⑹被告Ｃ１１所犯5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3年6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13年4月。本院審酌其參與詐騙告訴人Ｂ０７、36年次之被害人Ａ０１２、35年次之告訴人Ａ０８；另與綽號「尤大熊」之人共同詐騙告訴人Ｂ０４144萬元，並詐騙告訴人Ｂ０８15萬8,000元。其於多起犯行中或直接收款，或以陪同、仲介、安撫等方式參與詐欺過程，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2年2月。

　⑺被告Ｂ１３所犯3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1年10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4年10月。本院審酌其詐騙告訴人Ｂ０７9萬8,000元，並詐騙36年次之被害人Ａ０１２8萬元後返還，另參與詐騙被害人Ａ０３。其均係直接接觸被害人並施用詐術，惟考量其就普通詐欺部分尚有所坦承，較其他全盤否認犯行者犯後態度稍佳，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

　⑻被告Ｂ１０所犯4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5年6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15年10月。本院審酌其詐騙告訴人Ｂ０７17萬元、40年次之告訴人Ａ０９53萬3,000元；另詐騙35年次之告訴人Ａ０８600萬4,000元、告訴人Ａ１１15萬8,000元。其直接施詐及收款之被害人多名，其中Ａ０８部分金額高達600萬4,000元，犯罪所得甚高，惡性非輕，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5年2月。

　⑼被告Ｃ１４所犯2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3年2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5年4月。本院審酌其詐騙33年次之被害人Ｂ００５63萬2,000元，另參與詐騙被害人Ｂ０６未遂。其對高齡被害人Ｂ００５施詐並取得傭金，惟參與件數相對較少，且Ｂ０６部分未造成財產損害，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

　⑽被告Ｃ１５所犯3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3年6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7年10月。本院審酌其參與詐騙21年次之被害人Ａ０４；另詐騙40年次之告訴人Ａ０１０88萬元、告訴人許明雅9萬8,000元。其於Ａ０１０部分為主要施詐及收款業務人員，詐騙金額非低，另於Ａ０４、許明雅部分亦有參與施詐，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9月。

　⑾被告Ｂ０９所犯3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5年，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11年6月。本院審酌其參與詐騙告訴人Ａ０７、Ａ１１；另詐騙35年次之告訴人Ａ０８383萬元。其於Ａ０８部分實際收取款項並取得高額傭金，另於Ａ０７、Ａ１１部分則係接續介入詐欺過程；復考量其已因前案靈骨塔詐欺案件判決確定並執行完畢出監，仍於本案審理中否認犯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10月。

　⑿被告Ｃ１７所犯12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8年，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49年8月。本院審酌其為本案詐欺集團之核心主導者，亦為本案靈骨塔詐欺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者，所負罪責甚重；且其於本院審理期間始終未能正視自身於本案犯罪組織中之核心地位，面對相關不利事證多所迴避，態度消極，並屢有傲慢應對之情形，犯後態度難認良好；惟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應執行刑不得逾有期徒刑30年，並考量整體罪責、比例原則及刑罰效益遞減，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8年6月。

　⒀被告Ｃ１８所犯4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5年，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6月。

　⒁被告Ｃ１９所犯8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6年10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6年6月。

　⒂被告Ｃ２０所犯10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6年6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6年。

　⒍又被告等人倘於本案上訴後，始於第二審程序坦承犯行，然其等於本院審理中既仍否認或就重要情節飾詞卸責，致本院仍須就卷內證據詳為調查、逐一辨明事證，則縱其日後於上訴審改稱認罪，對於本案於第一審所耗費之龐大司法資源，實難謂有何減省，且在本院已依調查證據結果詳予論述認定其有罪之基礎下，其嗣後始為坦承，究係出於真摯悔悟，抑或僅係於案件事證已趨明確、經有罪判決後，為博取較輕刑度所為之訴訟上取捨，非無疑義，是此種上訴後始行認罪之情形，僅屬量刑審酌事項之一端，尚不足當然動搖量刑基礎；否則，無異向社會傳達被告概可於一審推諉卸責，縱經判決有罪，終可再於二審坦承以博輕刑之錯誤觀念，致使心存僥倖者競相效尤，自非刑罰權妥適行使及維護訴訟秩序之所宜。

　⒎再者，被告倘於上訴審始與被害人達成調解、和解，或於該審級續為履行賠償，固非全然無可斟酌，然仍非必然足認本院量刑基礎已有實質變更。蓋賠償損害原屬被告本應負擔之責任，尚難僅因其於上訴審期間履行，即當然再予較輕之刑評價；至若本案於第一審程序中，業已給予被告與被害人進行調解、和解之相當機會，而被告未能把握，反於經本院判決後始於上訴審促成調解、和解者，則其時點是否係基於真誠彌補損害之意，抑或兼有藉此製造量刑因子變動以求改判輕刑之投機心態，亦非不得併予斟酌。又就被告與部分被害人達成調解、和解或為一定賠償部分，仍應就其形成背景、賠償內容、與犯罪所生損害是否相當及對被害人損害填補之實質效果，綜合觀察。查本案係靈骨塔投資詐欺類型案件，此類案件之行為人於案發後以部分給付、協商和解或調解方式安撫被害人情緒、降低被訴追風險或求取從輕評價之情形，並非罕見，是尚難僅因被告事後與被害人達成調解、和解，即遽認其確係出於真摯悔意。況被告實際賠償之金額，如與被害人所受損害相較顯不相當，則被害人之所以同意和解或調解成立，亦可能僅係基於至少取回部分損失、減少損害擴大之現實考量，未必即可據此推認被告主觀上已有充分悔悟。從而，被告上開賠償、調解或和解之舉，雖對彌補被害人損失非全無助益，然整體而言其補救效果仍屬有限，是被告縱於將來上訴審有認罪、和解或賠償等情，仍應視其具體時點、原因及實質效果而定，尚不得僅憑此等事後情狀，即遽認量刑有所失當，或對被告為過度有利之量刑評價，併此敘明。

四、沒收：

　㈠供犯罪所用之物：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是就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自應適用裁判時法即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經查，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4所示之行動電話，為被告Ｃ０６供本案詐欺犯行使用之物；附表五編號41、42、47所示之行動電話及編號48所示之教戰手冊，為被告Ｂ１１供本案詐欺犯行使用之物；附表五編號66所示之教戰守則、編號78所示之教戰守則筆記本、編號69、96所示之行動電話及編號105所示之話術紙條，為被告Ｃ０８供本案詐欺犯行使用之物；附表五編號112所示之行動電話，為被告Ｃ０９供本案詐欺犯行使用之物；附表五編號134、135所示之行動電話，為被告Ｃ１０供本案詐欺犯行使用之物；附表五編號169所示之行動電話，為被告Ｃ１１供本案詐欺犯行使用之物；附表五編號179所示之行動電話，為被告Ｂ１０供本案詐欺犯行使用之物；附表五編號217所示之行動電話，為被告Ｃ１４供本案詐欺犯行使用之物；附表五編號238、240所示之行動電話，為被告Ｃ１５供本案詐欺犯行使用之物；附表五編號244所示之行動電話，為被告Ｂ０９供本案詐欺犯行使用之物；附表五編號273所示之CALL客名冊、編號278所示之筆記型電腦、編號280、281所示之監視器系統、編號290所示之行動電話，則為被告Ｃ１７供本案詐欺集團辦公室運作、客戶開發、聯繫或管理本案詐欺犯行所用之物，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分別於各該被告如附表四之沒收主文欄下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共同正犯各成員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數額，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自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祇須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予以認定即可，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而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而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於成員內部對犯罪所得分配明確者，固應依各人分得之數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犯罪所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或犯罪所得全部或部分未分配者，各人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14 年度台上字第145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本案關於係由何被告取得傭金之認定，原則上係以買賣投資受訂單上「接待人」欄簽名之被告為準。若無買賣投資受訂單可參考，則認定係由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之人獲得。如款項係直接匯入公司帳戶，則以對告訴人親自施以詐術之被告為準。惟各該犯罪所得經計算後，仍應再扣除各被告於本案審理期間，依如附表四所示和解、調解結果已實際賠償或給付被害人之金額，以免重複剝奪。準此，本案實際應對各被告宣告沒收、追徵，或共同沒收、共同追徵之數額，均以附表四所列計算結果為準。準此，本案被告取得之犯罪所得如下：

　⒈被告Ｃ０６部分：　　

　　被告Ｃ０６銷售塔位及骨灰罐之報酬為每個分別為1萬3000元及1萬4000元等情，業據其於偵訊時自承在卷（見110他4472卷第25至26頁），爰就被告Ｃ０６如附表一各次犯行實際取得之所得數額分述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1告訴人Ａ０２部分：

　　告訴人Ａ０２共購買9個塔位及5個骨灰罐，故被告Ｃ０６之傭金應為18萬7000元（計算式：〈13,000×9〉＋〈14,000×5〉＝187,000），加計5萬元之費用，犯罪所得為23萬7000元。

　⑵附表一編號2告訴人Ｂ０３部分：

　　告訴人Ｂ０３共購買4個塔位，故被告Ｃ０６之犯罪所得應為5萬2000元（計算式：13,000×4=52,000）。

　⑶附表一編號6告訴人Ａ０１０部分：

　　被告Ｃ０６就此部分雖已著手對告訴人Ａ０１０施用詐術，惟告訴人Ａ０１０並未因而交付任何財物，是被告Ｃ０６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⒉被告Ｂ１１部分：

　　被告Ｂ１１銷售塔位及骨灰罐之報酬為每個為3萬5000元等情，業據其於偵訊時自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一第502頁），爰就被告Ｂ１１如附表一各次犯行實際取得之所得數額分述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1所示告訴人Ａ０２部分：

　　告訴人Ａ０２本案所交付之款項，均係交予被告Ｃ０６收受，尚無證據足認被告Ｂ１１就此部分有實際取得、支配或分受任何款項，故被告Ｂ１１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⑵附表一編號2所示告訴人Ｂ０３部分：

　　告訴人Ｂ０３向被告Ｂ１１購買2個塔位，故被告Ｂ１１之犯罪所得應為7萬元（計算式：35,000×2=70,000）。

　⑶附表一編號3告訴人Ａ０７部分：

　　告訴人Ａ０７因被告Ｂ１１本案犯行取得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8個、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96個，共計104個塔位，交付金額總計1,643萬2,000元。則被告Ｂ１１此部分犯罪所得應為364萬元（計算式：35,000元×104＝3,640,000元）。

　⑷附表一編號4被害人Ａ０４部分：

　　被告Ｂ１１此部分之犯罪所得為10萬元。

　⑸附表一編號5告訴人Ａ０３部分：

　　被告Ｂ１１此部分雖已著手施用詐術，並曾使被害人Ａ０３交付定金1,000元，惟被害人Ａ０３其後即表示不願繼續交易，而被告Ｂ１１亦已將該1000元返還被害人Ａ０３，是被告Ｂ１１就此部分並未實際取得或保有犯罪所得。

　⑹附表一編號12告訴人Ａ０６部分：

　　被告Ｂ１１就證人Ａ０６部分，共販賣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15個、千寶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18個、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41個、千慈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14個、有龍公司南都福座塔位20個、龍寶公司國寶中投福座塔位26個，合計134個單位，依每1個15萬8000元單位抽傭3萬5000元計算，其犯罪所得為469萬元（計算式：35,000×134＝4,690,000）。

　⑺附表一編號18告訴人Ａ１１部分：

　　告訴人Ａ１１除交付15萬8000元轉換費予被告Ｂ１０外，其餘殯葬商品均係向被告Ｂ１１購買；其中2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雙人塔位，應以4個單位計算。是告訴人Ａ１１向被告Ｂ１１購買3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個人塔位、2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雙人塔位即4個單位、4個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1個龍寶公司中投福座塔位及4個千慈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合計16個單位，則被告Ｂ１１之犯罪所得應為56萬元（計算式：35,000×16＝560,000）。

　⒊被告Ｃ０８部分：

　　被告Ｃ０８銷售塔位之報酬為每個4萬餘元等情，業據其於偵訊時自承在卷（見111年度偵字第2544號卷二第33頁），爰就被告Ｃ０８如附表一各次犯行實際取得之所得數額分述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2、12告訴人Ｂ０３及Ａ０６部分：

　　被告Ｃ０８就此部分雖已著手對上開告訴人施用詐術，惟上開告訴人並未因而交付任何財物予被告Ｃ０８，是被告Ｃ０８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⑵附表一編號3告訴人Ａ０７部分：

　　告訴人Ａ０７向被告Ｃ０８購買1個塔位，故被告Ｃ０８之犯罪所得應為4萬元。

　⑶附表一編號6告訴人Ａ０１０部分：　

　　告訴人Ａ０１０共向被告Ｃ０８購買生基位4個，故被告Ｃ０８之犯罪所得應為16萬元（計算式：40,000×4＝160,000）。　　

　⑷附表一編號8之告訴人Ｂ０４部分：

　　告訴人Ｂ０４向被告Ｃ０８購買1個塔位，故被告Ｃ０８之犯罪所得應為4萬元。

　⒋被告Ｃ０９部分：

　　被告Ｃ０９銷售殯葬商品之報酬為每個為4萬元等情，業據其於偵訊時自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五第602頁），爰就被告Ｃ０９如附表一各次犯行實際取得之所得數額分述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2告訴人Ｂ０３部分：

　　告訴人Ｂ０３本案所交付之款項，均係交予被告Ｃ０６或Ｂ１１收受，尚無證據足認被告Ｃ０９就此部分有實際取得、支配或分受任何款項，故被告Ｃ０９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⑵附表一編號10告訴人Ａ０９部分：

　　被告Ｃ０９就告訴人Ａ０９部分，共販賣生基位3個，依每1個單位抽傭4萬元計算，其犯罪所得為12萬元（計算式：4萬元×3個＝12萬元）。

　⑶附表一編號12告訴人Ａ０６部分：

　　被告Ｃ０９就證人Ａ０６部分，共販賣含土地權狀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37個、北海福座塔位11個，合計48個單位，依每1個15萬8000元單位抽傭4萬元計算，其犯罪所得為192萬元（計算式：40,000×48＝1,920,000）。

　⑷附表一編號16所示告訴人Ａ０８部分：

　　告訴人Ａ０８本案所交付之款項，係交予劉慧芳收受，此據告訴人Ａ０８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見本院卷七第255至256頁），尚無證據足認被告Ｃ０９就此部分有實際取得、支配或分受任何款項，故被告Ｃ０９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⑸附表一編號18告訴人Ａ１１部分：

　 告訴人Ａ１１本案所交付之款項，均係交予被告Ｂ１１或Ｂ１０收受，尚無證據足認被告Ｃ０９就此部分有實際取得、支配或分受任何款項，故被告Ｃ０９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⒌被告Ｃ１０部分：

　　被告Ｃ１０就此部分雖已著手對被害人Ａ１３施用詐術，惟被害人Ａ１３並未因而交付任何財物，是被告Ｃ１０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被告Ｃ１０此部分雖已著手施用詐術，並曾使被害人Ｂ１交付定金，惟被害人Ｂ１其後即表示不願繼續交易，被告Ｃ１０並已將先前收受之定金嗣已返還被害人Ｂ１，是被告Ｃ１０本案並未實際取得或保有犯罪所得。

　　告訴人Ａ０８本案所交付之款項，係交予被告Ｂ０９收受，此據告訴人Ａ０８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見本院卷七第255至256頁），尚無證據足認被告Ｃ１０就此部分有實際取得、支配或分受任何款項，故被告Ｃ１０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告訴人Ａ１１本案所交付之款項，均係交予被告Ｂ１１或Ｂ１０收受，尚無證據足認被告Ｃ１０就此部分有實際取得、支配或分受任何款項，故被告Ｃ１０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被告Ｃ１０向告訴人Ｂ０８銷售如意軒18個戶外納骨塔位土地權狀，合計收取176萬4,000元；依每1個單價9萬8,000元土地權狀抽傭1萬5,000元計算（見本院卷十一第487頁），被告Ｃ１０此部分犯罪所得應認為27萬元（計算式：1萬5,000元×18個＝27萬元）。

　⒍被告Ｃ１１部分：

　　被告Ｃ１１銷售塔位1個抽傭2萬5000元等情，業據其於偵訊時自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五第96頁），爰就被告Ｃ１１如附表一各次犯行實際取得之所得數額分述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7之告訴人Ｂ０７部分：

　　告訴人Ｂ０７本案所交付之款項，係交予被告Ｂ１３收受，尚無證據足認被告Ｃ１１就此部分有實際取得、支配或分受任何款項，故被告Ｃ１１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告訴人Ｂ０４於111年1月11日偵查中具結證稱，其因被告Ｃ１１等人稱協議結果為其負責9個塔位差額，其餘由買方支付，遂交付144萬元現金予被告Ｃ１１，後來取得展雲塔位權狀等語（見110他4605卷二第391至393頁）。是Ｂ０４此部分係交付144萬元予被告Ｃ１１，並取得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9個。被告Ｃ１１就告訴人Ｂ０４部分，共販賣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9個，依每1個塔位抽傭2萬5,000元計算，其犯罪所得為22萬5,000元（計算式：25,000×9＝225,000）。

　⑶附表一編號9之被害人Ａ０１２部分：

　　被告Ｃ１１此部分雖已著手施用詐術，並曾使被害人Ａ０１２交付定金，惟被害人Ａ０１２其後即表示不願繼續交易，被告Ｃ１１並已將先前收受之定金嗣已返還被害人Ａ０１２，是被告Ｃ１１本案並未實際取得或保有犯罪所得。

　　被告Ｃ１１就此部分雖已著手對告訴人Ａ０８施用詐術，惟告訴人Ａ０８並未因而交付任何財物，是被告Ｃ１１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告訴人Ｂ０８向被告Ｃ１１購買國寶中投福座塔位1個，故被告Ｃ１１此部分犯罪所得應為2萬5000元。 

　⒎被告Ｂ１３部分：

　⑴附表一編號5、9之被害人Ａ０３及Ａ０１２部分：

　　被告Ｂ１３此部分雖已著手施用詐術，並曾使附表一編號5、9之被害人Ａ０３及Ａ０１２交付定金，惟上開被害人其後即表示不願繼續交易，被告Ｂ１３並已將先前收受之定金嗣已返還上開被害人，是被告Ｂ１３本案並未實際取得或保有犯罪所得。

　⑵附表一編號7之告訴人Ｂ０７部分：

　　被告Ｂ１３販售1個9萬8000元之土地權狀抽傭2萬元等情，業據被告Ｂ１３於本院審理時（見本院卷十一第109頁）自承在卷，故被告Ｂ１３之犯罪所得應為2萬元。　

　⒏被告Ｂ１０部分：

　　被告Ｂ１０銷售塔位1個抽傭2萬5000元等情，業據其於偵訊時自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四第23頁），爰就被告Ｂ１０如附表一各次犯行實際取得之所得數額分述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7之告訴人Ｂ０７部分

　　告訴人Ｂ０７向被告Ｂ１０購買1個塔位，故被告Ｂ１０之犯罪所得應為2萬5000元。

　⑵附表一編號10告訴人Ａ０９部分：

　　被告Ｂ１０就告訴人Ａ０９部分，共販賣生基位2個，依每1個單位抽傭4萬5,000元（見本院卷十一第486頁）計算，其犯罪所得為9萬元（計算式：4萬5,000元×2個＝9萬元）。

　⑶附表一編號16所示告訴人Ａ０８部分：

　　告訴人Ａ０８共向被告Ｂ１０購買國寶公司塔位38個，故被告Ｂ１０之犯罪所得應為95萬元（計算式：2萬5,000元×38＝95萬元）。

　⑷附表一編號18告訴人Ａ１１部分：

　　被告Ｂ１０向告訴人Ａ１１收取15萬8000元之轉讓費用，相當於販售一個單位之殯葬商品予告訴人Ａ１１，故被告Ｂ１０之犯罪所得應為2萬5000元。

　⒐被告Ｃ１４部分：

　⑴附表一編號15被害人Ｂ００５部分：

　　被告Ｃ１４銷售塔位1個抽傭約2萬元等情，業據其於偵訊時自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七第487頁）。而本院前已認定，證人Ｂ００５此部分係向被告Ｃ１４購買4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是被告Ｃ１４此部分犯罪所得應為8萬元（計算式：20,000×4＝80,000）。

　⑵附表一編號17被害人Ｂ０６部分：

　　被告Ｃ１４就此部分雖已著手對被害人Ｂ０６施用詐術，惟被害人Ｂ０６並未因而交付任何財物，是被告Ｃ１４棉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⒑被告Ｃ１５部分：

　　被告Ｃ１５銷售1個單價15萬8000元之殯葬商品可抽傭2萬5000元，販售1個單價9萬8000元之商品可抽傭1萬元等情，業據其於偵訊時自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五第234頁），爰就被告Ｃ１５如附表一各次犯行實際取得之所得數額分述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4被害人Ａ０４部分：

　　被害人Ａ０４本案所交付之款項，係交予被告Ｂ１１收受，尚無證據足認被告Ｃ１５就此部分有實際取得、支配或分受任何款項，故被告Ｃ１５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⑵附表一編號6告訴人Ａ０１０部分：　

　　告訴人Ａ０１０共向被告Ｃ１５購買展雲公司塔位3個及國寶公司塔位1個，合計4個塔位，故被告Ｃ１５之犯罪所得應為10萬元（計算式：25,000×4＝100,000）。　　

　⑶附表一編號14告訴人許明雅部分：　　　

　　被告Ｃ１５此部分係以協助撤銷國稅局設定之處理費名義，向證人許明雅收取9萬8000元；其後雖有交付吉祥黃玉生命寶座骨灰罐提貨單1張，然此僅係收款後所出具之殯葬商品文件或收據，尚不足反認告訴人許明雅係基於購買該提貨單而交付款項。惟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仍以1萬元作為其此部分犯罪所得。

　⒒被告Ｂ０９部分：

　　被告Ｂ０９銷售1個單價15萬8000元之殯葬商品可抽傭4萬5000元，販售1個單價9萬8000元之土地可抽傭約1萬6000元等情，業據其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四第555頁；本院卷八第292頁），爰就被告Ｂ０９如附表一各次犯行實際取得之所得數額分述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3告訴人Ａ０７部分：

　　被告Ｂ０９就此部分雖已著手對告訴人Ａ０７蓮施用詐術，惟告訴人Ａ０７並未因而交付任何財物，是被告Ｂ０９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⑵附表一編號16所示告訴人Ａ０８部分

　　觀諸告訴人Ａ０８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七第255至256頁）及謄寫紙張（見本院卷八第413至414頁）所載，有關其購買殯葬商品金額之後方僅有「Ｂ０９收」或「陳」之文字，足認告訴人Ａ０８本案遭被告Ｃ１０及Ｂ０９詐騙所交付之款項，係交予被告Ｂ０９收受，是被告Ｂ０９共販賣單價15萬8000元之殯葬商品23個（其中含8筆土地）、單價9萬8000元之土地2筆，依每1個單價15萬8000元殯葬商品抽傭4萬5000元、每1筆單價9萬8000元土地抽傭1萬6000元計算，其犯罪所得為106萬7000元（計算式：〈45,000×23〉＋〈16,000×2〉＝1,067,000）。

　⑶附表一編號18告訴人Ａ１１部分：

　　被告Ｂ０９就此部分雖已著手對告訴人Ａ１１施用詐術，惟告訴人Ａ１１並未因而交付任何財物，是被告Ａ１１此部分並無犯罪所得。　

　⒓被告Ｃ１８部分：

　　就被告Ｃ１８擔任負責人之鎰誠公司部分，應以附表一編號3Ａ０７、編號8Ｂ０４、編號12Ａ０６及編號16Ａ０８等告訴人，遭業務人員之被告以鎰誠公司名義對外銷售殯葬商品而交付之款項總額為計算基礎；再扣除各該部分業務人員之被告所取得之傭金後，其餘額即屬被告Ｃ１８因提供鎰誠公司名義、帳戶、發票及交易文件，並收受或處理上開款項所取得之犯罪所得。至於其中用以向上游購買殯葬商品或取得權狀等成本，仍屬犯罪成本，依法不予扣除。經查：

　⑴附表一編號3告訴人Ａ０７部分：

　　觀諸該附表編號「購買明細」欄⑴所示鎰誠公司開立之發票金額為63萬2,000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Ｂ１１就4個塔位所領取之傭金14萬元（計算式：4個×每個傭金3萬5,000元＝14萬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８之犯罪所得應認為49萬2,000元。

　⑵附表一編號8告訴人Ｂ０４部分：

　　此部分被告Ｃ１１及「尤大熊」以鎰誠公司名義向告訴人Ｂ０４販售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9個，並收取144萬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Ｃ１１就9個塔位所領取之傭金22萬5,000元（計算式：2萬5,000元×9個＝22萬5,000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８之犯罪所得應認為121萬5,000元。

　⑶附表一編號12告訴人Ａ０６部分：

　　觀諸附表一編號12-1至12-3所示對應之鎰誠公司開立之發票金額，依序為個人位15個237萬元、千慈琉璃生命寶座18個284萬4,000元、單人位18個284萬4,000元，合計805萬8,000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Ｂ１１就上開51個塔位及骨灰罐所領取之傭金178萬5,000元【計算式：（15個＋18個＋18個）×每個傭金3萬5,000元＝178萬5,000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８之犯罪所得應認為627萬3,000元。

　⑷附表一編號16告訴人Ａ０８部分：

　　觀諸附表一編號16-1所示對應之鎰誠公司開立發票金額，為骨牆式個人位1個13萬元及骨牆式個人位2個26萬元，合計39萬元；另案被告劉蕙芳於另案時曾供稱販售1個殯葬商品之抽傭為3萬5,000元，此有本院111年度易字第81號刑事判決1份可參，扣除另案被告劉蕙芳就上開3個殯葬商品所領取之傭金10萬5,000元（計算式：3個×每個傭金3萬5,000元＝10萬5,000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８之犯罪所得應認為28萬5,000元（計算式：39萬元－10萬5,000元＝28萬5,000元）。另觀諸附表一編號16-5所示對應之鎰誠公司開立發票金額，為千寶琉璃生命寶座4個63萬2,000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Ｂ０９就上開4個殯葬商品所領取之傭金18萬元【計算式：4個×每個傭金4萬5,000元＝18萬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８之犯罪所得應認為45萬2,000元。是被告Ｃ１８此部分犯罪所得應認為73萬7,000元。

　⒔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及Ｃ１７部分：

　⑴查本件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分別掌管詮盛、豐陽公司帳戶，並有自行提領帳戶內款項，或將帳戶資料交由證人徐如穗、被告Ｃ１７提領公司帳戶款項，復有由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向業務人員收取款項，或由被告Ｃ１７向業務人員收取款項後，扣除業務人員傭金，再由被告Ｃ１９、Ｃ２０、Ｃ１７分別處理購買殯葬商品權狀、開立發票等情，業據被告Ｃ１９、Ｃ２０、Ｃ１７供承在卷（見111偵2544卷七第273頁、第299頁、第301頁、第414至415頁、第417頁、第422頁、第440頁；111偵5334卷一第289頁、第422頁；本院卷六第41至42頁），並核與證人徐如穗於偵查中證述內容相符（見111偵2544卷七第435至438頁）。足認被告Ｃ１９、Ｃ２０、Ｃ１７對於上開以詮盛、豐陽公司名義取得之犯罪所得，均具有事實上處分權限。

　⑵準此，就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及Ｃ１７就詮盛、豐陽公司部分犯罪所得之沒收，應依各該業務人員實際使用之公司名義及款項流向區分：業務人員之被告以詮盛公司名義對被害人施詐並收取款項者，應以該被害人交付款項扣除業務人員傭金後之餘額，認係被告Ｃ１９、Ｃ１７共同取得並共同處分之犯罪所得；以豐陽公司名義對被害人施詐並收取款項者，則以該被害人交付款項扣除業務人員傭金後之餘額，認係被告Ｃ２０、Ｃ１７共同取得並共同處分之犯罪所得；若同一被害人受詐過程中，業務人員之被告先後使用詮盛、豐陽公司名義施詐並收取款項，則依各該款項所涉公司名義，扣除業務人員傭金後，認係被告Ｃ１９、Ｃ２０、Ｃ１７之共同犯罪所得。（詳如後述⑶至⑸部分）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故上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共同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另其中用以購買殯葬商品、申請權狀或開立發票等支出，仍屬犯罪成本，不予扣除，併此敘明。

　⑶被告Ｃ１９及Ｃ１７共同沒收部分：

　①附表一編號15告訴人Ｂ００５部分：

　　告訴人Ｂ００５總計遭詐騙63萬2,000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Ｃ１４所領取之傭金8萬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９及Ｃ１７共同取得及處分之犯罪所得應認為55萬2,000元（計算式：63萬2,000元－8萬元＝55萬2,000元）。

　⑷被告Ｃ２０及Ｃ１７共同沒收部分：

　①附表一編號7告訴人Ｂ０７部分：

　　告訴人Ｂ０７總計遭詐騙26萬8,000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Ｂ１０所領取之傭金2萬5,000元、被告Ｂ１３所領取之傭金2萬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２０及Ｃ１７共同取得及處分之犯罪所得應認為22萬3,000元（計算式：26萬8,000元－2萬5,000元－2萬元＝22萬3,000元）。

　②附表一編號14告訴人許明雅部分：

　　告訴人許明雅總計遭詐騙9萬8,000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Ｃ１５所領取之傭金1萬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２０及Ｃ１７共同取得及處分之犯罪所得應認為8萬8,000元（計算式：9萬8,000元－1萬元＝8萬8,000元）。

　⑸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及Ｃ１７共同沒收部分：

　①附表一編號2告訴人Ｂ０３部分：

　　告訴人Ｂ０３總計遭詐騙94萬8,000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Ｃ０６所領取之傭金5萬2,000元、被告Ｂ１１所領取之傭金7萬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及Ｃ１７共同取得及處分之犯罪所得應認為82萬6,000元（計算式：94萬8,000元－5萬2,000元－7萬元＝82萬6,000元）。

　②附表一編號3告訴人Ａ０７部分：

　　觀諸該附表編號「購買明細」欄⑵至⑽所示詮盛、豐陽公司開立之發票金額及匯款紀錄，被告Ｂ１１以詮盛、豐陽公司名義向告訴人Ａ０７銷售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合計收取1,580萬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Ｂ１１就上開100個塔位所領取之傭金350萬元（計算式：100個×每個傭金3萬5,000元＝350萬元）後，此部分犯罪所得應認為1,230萬元。又告訴人Ａ０７另向被告Ｃ０８購買國寶中投福座塔位1個，交付15萬8,000元，被告Ｃ０８就此部分取得傭金4萬元，扣除後之犯罪所得為11萬8,000元。是告訴人Ａ０７部分，扣除被告Ｂ１１、Ｃ０８所取得之傭金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及Ｃ１７共同取得及處分之犯罪所得應認為1,241萬8,000元（計算式：1,230萬元＋11萬8,000元＝1,241萬8,000元）。

　③附表一編號6告訴人Ａ０１０部分：

　　告訴人Ａ０１０總計遭詐騙144萬6,000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Ｃ１５所領取之傭金10萬元、被告Ｃ０８所領取之傭金16萬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及Ｃ１７共同取得及處分之犯罪所得應認為118萬6,000元（計算式：144萬6,000元－10萬元－16萬元＝118萬6,000元）。

　④附表一編號12告訴人Ａ０６部分：

　　觀諸附表一編號12-4至12-13所示內容，被告Ｂ１１以詮盛、豐陽公司名義向告訴人Ａ０６銷售千慈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14個、有龍公司南都福座塔位20個、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23個、龍寶公司國寶中投福座塔位26個，合計收取1,311萬4,000元；另被告Ｃ０９以詮盛、豐陽公司名義向告訴人Ａ０６銷售含土地權狀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37個及含土地權狀之北海福座塔位11個，合計收取758萬4,000元。是此部分告訴人Ａ０６合計交付2,069萬8,000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Ｂ１１就83個殯葬商品所領取之傭金290萬5,000元（計算式：83個×每個傭金3萬5,000元＝290萬5,000元），以及被告Ｃ０９就48個殯葬商品所領取之傭金192萬元（計算式：48個×每個傭金4萬元＝192萬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及Ｃ１７共同取得及處分之犯罪所得應認為1,587萬3,000元（計算式：2,069萬8,000元－290萬5,000元－192萬元＝1,587萬3,000元）。

　⑤附表一編號16告訴人Ａ０８部分：

　　觀諸附表一編號16-6至16-10所示內容，被告Ｂ０９以詮盛、豐陽公司名義向告訴人Ａ０８銷售龍寶公司天境福座塔位7個、千寶琉璃生命寶座骨灰罐2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10個（含土地8個），並另銷售土地持分2筆，合計收取319萬8,000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Ｂ０９就19個單價15萬8,000元殯葬商品所領取之傭金85萬5,000元（計算式：19個×每個傭金4萬5,000元＝85萬5,000元），以及就2筆單價9萬8,000元土地持分所領取之傭金3萬2,000元（計算式：2筆×每筆傭金1萬6,000元＝3萬2,000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及Ｃ１７共同取得及處分之犯罪所得應認為231萬1,000元（計算式：319萬8,000元－85萬5,000元－3萬2,000元＝231萬1,000元）。

　⑥附表一編號18告訴人Ａ１１部分：

　　告訴人Ａ１１總計遭詐騙268萬6,000元，其中交付15萬8,000元予被告Ｂ１０，另交付252萬8,000元予被告Ｂ１１；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Ｂ１０所領取之傭金2萬5,000元、被告Ｂ１１所領取之傭金56萬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９、Ｃ２０及Ｃ１７共同取得及處分之犯罪所得應認為210萬1,000元（計算式：268萬6,000元－2萬5,000元－56萬元＝210萬1,000元）。

　⑹被告Ｃ１７部分：

　①被告Ｃ１７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會代鈦鼎公司負責人顏浩然向業務人員收取業務款項（見本院卷十二第113頁），而本案亦於被告Ｃ１７住處及忠明南路辦公室分別扣得被告Ｂ１０與告訴人Ａ０８簽立之鈦鼎開發公司買賣委託申購單（見111偵33194卷五第773頁）及鈦鼎開發有限公司買賣委託申購單2本，堪認被告Ｂ１０係以鈦鼎公司名義向告訴人Ａ０８販售殯葬商品後，由被告Ｃ１７經手處理此部分款項。觀諸附表一編號16-11至16-14所示內容，被告Ｂ１０以鈦鼎公司名義向告訴人Ａ０８銷售龍寶公司國寶中投福座塔位38個，合計收取600萬4,000元；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Ｂ１０就上開38個塔位所領取之傭金95萬元（計算式：38個×每個傭金2萬5,000元＝95萬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７取得及處分之犯罪所得應認為505萬4,000元（計算式：600萬4,000元－95萬元＝505萬4,000元）。

　②附表一編號8-2告訴人Ｂ０４部分，告訴人Ｂ０４因被告Ｃ０８施用詐術而交付現金15萬8,000元予被告Ｃ０８處理，嗣被告Ｃ０８交付國寶中投福座塔位權狀1份予告訴人Ｂ０４。扣除業務人員即被告Ｃ０８就此部分所領取之傭金4萬元後，此部分被告Ｃ１７取得及處分之犯罪所得應認為11萬8,000元（計算式：15萬8,000元－4萬元＝11萬8,000元）。

　㈢擴大沒收：

　⒈按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關於有事實足以證明被告財產違法來源，係由法院在具體個案上綜合檢察官所提出之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依蓋然性權衡判斷，系爭財產實質上較可能源於其他任何違法行為時，即可沒收。而法院在認定財產係源於其他不明之違法行為時，所得參考之相關事實情況，例如行為人所得支配之財產價值與其合法收入不成比例，亦可作為源於其他違法行為之認定基礎。換言之，就來源不明財產部分，無須明確、特定其係來自何一具體刑事不法犯行，只要依卷內事證，足認該財產實質上較可能係源於某尚未具體、特定之違法行為，即得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此與本案犯罪事實之認定，須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尚屬有別。又所謂蓋然性權衡判斷，係由法院就系爭不明財產是否源自犯罪行為，綜合個案顯露之客觀具體情況、被告在本案之犯罪行為及方式、不明財產被查獲時之外在客觀情狀，及與被告財產、資力有關之事項，即被查獲之不明財產與被告合法收入是否成比例、被告是否尚有其他合法收入、被告經濟狀況如何、被告對不明財產是否有合理說明，暨其所辯合法收入來源是否屬實等情，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9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247號及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Ｃ０６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1、28所示現金；被告Ｂ１１扣案如附表五編號46、58所示現金及編號53所示TISSOT手錶；被告Ｃ０８扣案如附表五編號62、85所示現金、編號61所示之ROLEX手錶、編號86所示LV黑色大手提包、編號87所示LV黑色腰包、編號88所示NIXON手錶、編號89所示CK手錶、編號92所示LV黑色鑰匙包、編號94所示YSL黑色手提包；被告Ｃ０９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25、133所示現金；被告Ｃ１０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67所示現金；被告Ｃ１１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70所示現金；被告Ｂ１０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78、189所示現金，雖各該被告均辯稱上開現金或精品並非本案販售殯葬商品所得傭金，或並非以該等傭金購買之物。然查，上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其等擔任詮盛公司、豐陽公司業務人員或在忠明南路辦公室期間是否另有其他工作乙節，被告Ｃ０６、Ｂ１１、Ｃ０８均稱沒有；被告Ｂ１０雖稱有推銷精油；被告Ｃ１０稱有兼職到府寵物保母；被告Ｃ０９、Ｃ１１稱有兼職外送；被告Ｂ１３稱有兼職美髮師；被告Ｃ１４稱有兼職於餐廳打工及擺過路邊攤；被告Ｃ１７則稱有販售水果及水產等語（見本院卷十二第113至114頁）。惟依各被告109年、110年稅務所得查詢資料所示，其等於本案期間之主要可見收入，均係鎰誠、詮盛或豐陽等公司所申報之執行業務所得，縱另有少數股利、利息或其他零星所得，金額亦甚微；且擔任靈骨塔業務人員者所申報之執行業務所得已屬相當豐厚，足見本案靈骨塔業務報酬甚高，衡情其等實無另行兼職以獲取微薄收入之必要。況各該被告均未提出足以證明其等另有穩定合法收入之客觀資料，堪認其等於本案期間實際上均係以從事靈骨塔業務為主要收入來源。又本案業務人員收受被害人現金之情形甚多，而現金交易部分本即未必會進入公司帳戶或申報所得，是稅務資料所示金額尚非各被告實際取得報酬之全部。從而，上開被告於本案查獲時持有之現金，應認係其等擔任靈骨塔業務人員期間所取得之傭金；其等持有之前開精品，亦應認係以該等傭金購買所得。各該被告既未能提出足以證明上開現金及精品係來自其他合法收入之具體資料，依前揭蓋然性權衡判斷，足認上開扣案現金及精品較可能係各該被告因本案或其他靈骨塔詐欺違法行為所取得，或以該等違法所得購買之財物，均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2項所定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之財物，應分別於各該被告如附表四沒收主文欄下宣告沒收。

　⒊另就附表五編號289所示於被告Ｃ１７住處扣得之現金479萬7,000元部分，被告Ｃ１７於警詢時供稱：這些錢是要給塔位經銷的，靠行的塔位業務交給我，客人要買塔位，交給靠行業務，然後交給我拿給塔位經銷等語（見111偵2544卷四第175頁）；於偵查中亦供稱扣案現金係要交給最亨經銷商等語（見111偵2544卷七第425頁）。上開供述已足認該筆現金係業務人員銷售殯葬商品後交由被告Ｃ１７處理之款項。本院既認定本案業務人員係以詐術對被害人銷售殯葬商品，則該筆現金縱無從逐筆特定係本案何一被害人所交付款項，仍足認係取自本案或其他相類靈骨塔詐欺違法行為所得，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2項規定，於被告Ｃ１７如附表四沒收主文欄下宣告沒收。至被告Ｃ１７於本院審理時改稱，附表五編號289所示扣案現金中有195萬元，係其與被告Ｃ２０先前上班存下來，準備投資臺中某間餐酒館云云（見本院卷十二第123頁）。惟查，被告Ｃ１７於109年、110年間並無相當合法工作收入，且未提出任何相關證明，已如前述。況被告Ｃ２０於偵查中就上開扣案現金供稱：這400多萬元裡面約有160萬元是我之前還放在Ｃ１７那邊的佣金，因為我本來就會放一些錢在Ｃ１７那邊，剩下的是哪些業務人員跟客戶交付的錢我不清楚，我也沒有做相關紀錄等語（見111偵2544卷七第472頁）。是被告Ｃ２０明確稱其中約160萬元係佣金，其餘亦係業務人員與客戶交付之款項，並未提及該款項係其與被告Ｃ１７共同所有、準備投資餐酒館之合法資金。被告Ｃ１７於本院審理時始改以前詞辯稱該195萬元為投資餐酒館款項，核與其自己警詢、偵查中供述及被告Ｃ２０前開供述均不相符，且無任何客觀資料可佐，顯係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採信。

　⒋又附表五編號168所示現金5,499元、編號203所示現金2,764元、編號282所示現金1萬元、編號283所示招財鎮宅掛畫內現金2萬8,000元、編號284所示現金11萬2,333元及編號333所示公基金2,723元，均係於忠明南路辦公室扣得或與該辦公室公用資金、現場物品有關。被告Ｃ１０、Ｂ１０雖分別就附表五編號168、203所示現金陳稱係在辦公室扣得，而附表五編號333亦係王孟玄所提出之公基金，惟本院既已認定忠明南路辦公室為本案詐欺集團實際運作據點，並由被告Ｃ１７擔任現場實際負責人，則於該辦公室扣得或屬該辦公室公用、管理之上開現金及財物，自應認係由被告Ｃ１７實際支配。又該辦公室既係本案靈骨塔詐欺集團據點，上開財物亦難認有合法來源或與本案無關，依前述蓋然性權衡判斷，足認係取自本案或其他相類靈骨塔詐欺違法行為所得，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2項規定，於被告Ｃ１７如附表四沒收主文欄下宣告沒收。

　㈣至其餘扣案物品，或未經本院認定為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或僅係本案書證、物證，或尚乏證據足認與本案犯行具有直接關聯，爰不於本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被告Ｃ１７部分：

　　公訴意旨雖認被告Ｃ１７就附表一編號3、12、16所示全部犯行，均應成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惟查，被告Ｃ１７係於109年4月間成立並實際掌控忠明南路辦公室，作為詮盛公司及嗣後豐陽公司業務人員之詐欺據點，其共同正犯責任應以業務人員使用詮盛、豐陽公司名義施詐，或同一被害人受詐過程中由詮盛公司接續至豐陽公司名義施詐之部分為限。至附表一編號3-1⑴、12-1至12-3、16-1、16-5部分，均係業務人員以鎰誠公司名義對外施詐或開立鎰誠公司交易文件之部分，尚難認被告Ｃ１７就此部分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有未洽，本應為被告Ｃ１７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分別與本院認定其有罪之附表一編號3-1⑵、3-2至3-5、12-4至12-13、16-6至16-15部分，均係同一被害人遭接續施詐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被告Ｃ１８部分：

　　公訴意旨雖認被告Ｃ１８就附表一編號3、8、12、16所示全部犯行，均應成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惟查，被告Ｃ１８係鎰誠公司負責人，其共同正犯責任應限於業務人員以鎰誠公司名義對外施詐、使用鎰誠公司帳戶、發票、申購單、權狀文件，或其參與款項處理之部分。是附表一編號3-1⑵、3-2至3-5、12-4至12-13、16-6至16-15部分，係業務人員改以詮盛公司或豐陽公司名義接續施詐，並非以鎰誠公司名義收取或處理款項，自難認被告Ｃ１８就此部分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有未洽，本應為被告Ｃ１８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分別與本院認定其有罪之附表一編號3-1⑴、12-1至12-3、16-1、16-5部分，均係同一被害人遭業務人員接續以相同或類似話術詐騙而陸續交付款項，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三、被告Ｃ１９部分：

　　公訴意旨雖認被告Ｃ１９就附表一編號3、12、16所示全部犯行，均應成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惟查，被告Ｃ１９係詮盛公司登記負責人，其共同正犯責任應以業務人員使用詮盛公司名義施詐並收取款項，或同一被害人受詐過程中由詮盛公司接續至豐陽公司名義施詐之部分為限。至附表一編號3-1⑴、12-1至12-3、16-1、16-5部分，均係以鎰誠公司名義對外施詐或開立鎰誠公司交易文件之部分；附表一編號16-11至16-15部分，則係以鈦鼎公司名義對外施詐或開立鈦鼎公司交易文件之部分，均難認被告Ｃ１９就此部分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有未洽，本應為被告Ｃ１９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分別與本院認定其有罪之附表一編號3-1⑵、3-2至3-5、12-4至12-13、16-6至16-10部分，均係同一被害人遭接續施詐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被告Ｃ２０部分：

　　公訴意旨雖認被告Ｃ２０就附表一編號3、12、16所示全部犯行，均應成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惟查，被告Ｃ２０係豐陽公司登記負責人，其雖應就業務人員以豐陽公司名義施詐，及詮盛、豐陽公司先後承接忠明南路辦公室據點後，就同一被害人接續施詐之犯行共同負責，然附表一編號3-1⑴、12-1至12-3、16-1、16-5部分，均係以鎰誠公司名義對外施詐或開立鎰誠公司交易文件之部分；附表一編號16-11至16-15部分，則係以鈦鼎公司名義對外施詐或開立鈦鼎公司交易文件之部分，均難認被告Ｃ２０就此部分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有未洽，本應為被告Ｃ２０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分別與本院認定其有罪之附表一編號3-1⑵、3-2至3-5、12-4至12-13、16-6至16-10部分，均係同一被害人遭接續施詐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五、被告Ｃ１９、Ｃ１７及Ｃ１４對附表一編號15告訴人Ｂ００５部分：

　⒈公訴意旨固認附表一編號15部分，係詐騙告訴人Ｂ００５以110萬6,000元購買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5個、土地所有權狀1個及龍寶公司國寶中投福座塔位1個。惟查，證人Ｂ００５所提出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權狀4張，其核發日期均為109年5月20日，有各該權狀在卷可稽（見111偵33194卷三第243、245、247、249頁）；而證人Ｂ００５亦證稱其於109年5月6日曾提領56萬元現金，作為向被告Ｃ１４購買殯葬商品之款項，並有其三信商業銀行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十第369、371頁）。參以被告Ｃ２０亦供稱塔位每個售價為15萬8,000元（見111偵2544卷七第272頁），則4個塔位之通常交易價格為63萬2,000元（計算式：158,000元×4＝632,000元），與證人Ｂ００５於109年5月6日提領56萬元現金之時間、金額大致相近，足認證人Ｂ００５此部分係交付63萬2,000元予被告Ｃ１４，購買4個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

　⒉至證人Ｂ００５雖另提出展雲公司蓬萊陵園塔位、土地所有權狀及龍寶公司國寶中投福座塔位權狀各1份，然觀諸上開權狀之發狀日期分別為109年11月10日、109年12月25日、110年10月25日（見111偵33194卷三第239、241、251頁），與證人Ｂ００５所證遭被告Ｃ１４詐騙而交付款項之時間為109年5月間，已有相當時間間隔，自難僅憑其持有上開權狀，即遽認此部分亦屬被告Ｃ１４本案詐欺取財犯行所取得之款項。是公訴意旨認被告Ｃ１４此部分尚有詐得超過63萬2,000元以外之47萬4,000元部分，容有未洽，本應就此部分為被告Ｃ１４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本院前開認定有罪之附表一編號15犯行，係同一被害人於同一詐欺脈絡下接續購買殯葬商品，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靖夫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逵追加起訴，檢察官王子凡、蔡如琳及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葉培靚

　　　　　　　　　　　　　　　　法　官　王宥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附表二：（各被告之答辯及辯護人之辯護要旨）

附表三：

附表四：

　

附表五：扣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