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3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律安
選任辯護人 林三元律師
賴幸榆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36707號、第41979號、第419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律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之。
犯罪事實
一、陳律安係執業律師,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起,擔任蔡秉翰之辯護人(蔡秉翰涉犯之詐欺等案件,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3730號判決在案),明知其依律師法第36條規定,應有保守其職務上所知悉秘密之義務,亦知悉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5項規定,不得將審判中閱卷所得之卷證內容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詎陳律安竟基於非公務員洩漏業務上知悉之國防以外秘密、無故利用電腦設備洩漏業務上知悉及持有之他人秘密、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在蔡秉翰所涉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起訴,於113年11月4日移審本院後,其於113年11月18日11時4分許前,以擔任蔡秉翰辯護人為由,透過司法院線上閱卷系統作業平臺,向本院聲請閱卷,並於113年11月18日11時4分許,以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筆記型電腦登入司法院線上閱卷系統作業平臺,下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7617號及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654號之完整電子卷證檔案(下稱另案卷宗),其明知卷內有蔡秉翰、詐欺被害人陳蓮芸、林楚薇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指紋、家庭、教育、職業、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等資訊及檢察官偵辦案件之相關事證,屬與國家司法權行使有關且不得洩漏之秘密,核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消息,且上揭資料因涉及隱私,亦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規範之個人資料,其因業務關係而取得之閱卷資料僅能供辦案使用,而不得任意洩漏與他人,仍於同日11時20分許,以前開筆記型電腦將另案卷宗檔案傳送給無權閱卷且無權為蔡秉翰選任辯護人之吳宏章,足生損害於蔡秉翰、陳蓮芸、林楚薇之資訊隱私權、資訊自主權、人格權及增加刑事偵查機關查緝蔡秉翰詐欺等案共犯或上游之困難。嗣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辦吳宏章所涉另案,自吳宏章行動電話內查知陳律安與吳宏章之聯繫內容,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並於114年7月15日指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陳律安住處及所屬事務所執行搜索,且扣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暨陳蓮芸、林楚薇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陳律安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等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前揭時間擔任證人蔡秉翰之辯護人,復於上開時間向本院聲請閱卷,並使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筆記型電腦將另案卷宗下載後傳送與吳宏章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非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利用電腦相關設備洩漏因業務知悉之他人秘密罪犯行。
㈠、被告辯稱:我主觀認知為我在執行律師業務,在解除委任前有必要提供我的當事人有充分的資訊去行使防禦權,只是在聯絡不到當事人情形下,只好先請吳宏章代為轉達云云。
㈡、辯護人林三元律師為被告辯稱:本案證人蔡秉翰所涉案件早已起訴並移審法院,被告係於113年11月18日,經法院程序聲請並下載另案卷宗後,始將資料傳送予吳宏章,此時案件已脫離偵查不公開階段,卷證內容本將於審判程序中作為攻防及調查之基礎,並非國家機密,亦與國家政務沒有具有重大利害關係之事項。故另案卷宗在審判程序中,就被告、辯護人及其訴訟聯絡人而言,難認仍具有刑法上之實質「應秘密性」。其次,證人蔡秉翰於審理中已明確證稱同意被告將另案卷宗提供予吳宏章,所以被告傳送另案卷宗並非無故洩漏,更非向公眾或無關第三人散布。再者,另案卷宗係經法院准予閱覽下載後取得,若法院認為卷內特定資料涉及第三人隱私、另案偵查或其他限制閱覽事由,依法本應於閱卷階段為遮隱或限制。然本案法院既已提供未經特別遮蔽或限制之卷證,辯護人即有合理基礎相信,將該等資料於訴訟防禦必要範圍內提供予委任人或其授權聯絡人,屬於律師執行職務之正當行為。再就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並非只要形式上利用個人資料即成立,而是必須證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之特定不法意圖,且客觀上足生損害於他人,被告將資料提供予訴訟聯絡人,係為協助當事人理解卷證、研擬答辯及評估訴訟策略,與刑事辯護目的具有正當合理關聯,並未逾越必要範圍,此外,另案卷宗並未被上傳網路、提供媒體、散布予不特定多數人,僅係在當事人、辯護人與訴訟聯絡人之特定委任信賴圈內部流通。告訴人主觀上或許因自身遭詐騙事實不願他人知悉而感到難堪,然此與名譽權在客觀社會評價上受貶損,仍屬不同概念。檢方並未提出具體證據證明卷證已遭外流、濫用,或告訴人客觀社會評價因此受有貶損之具體危險等語。
㈢、辯護人賴幸榆為被告辯稱:實際上辯護人執行職務的實務上,除了刑事被告本身之外,受被告所信任、具有一定關係之第三人,參與我們協助被告的整個過程,不論是與辯護人溝通、參與討論案情、為被告之利益集思廣益、協助尋找對被告有利之事證等,往往會有一定程度之參與,而且實際上被告自己也會與這個第三人討論案情,或仰賴這個第三人所給予的意見,這個第三人難免會接觸到卷證資料,然律師提供卷證資料之界線相當模糊、不明確,倘卷內有不宜被告閱覽之資料,自應由法院或檢察官自行裁量並遮掩後再將卷證資料提供予辯護人,而非交給辯護人完整且毫無遮掩的卷證資料後,又課與辯護人嚴格的保密義務。本案被告傳送另案卷宗之對象雖然非該案之當事人而是吳宏章,係基於有效行使防禦及辯護權之角度,應認被告此舉並未違反保密義務,自無以洩密之罪責相繩,另就個資法的部分,被告在受證人蔡秉翰之委任後,早在羈押時,也就是113年9月18日的偵查階段,就已經取得卷證資料,該案在起訴後,被告於移審後再取得卷證資料,因此,如果被告有意圖為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有損害他人之利益的犯意,大可在偵查階段將已經取得的閱卷資料交予吳宏章就好,又何須起訴後再傳送給吳宏章,足證被告主觀上係為協助證人蔡秉翰能夠有效行使其防禦及辯護權,並無個資法41條之主觀犯意,亦無以個資法相繩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於前揭時間擔任證人蔡秉翰於本院113年度金訴字3730號案件之辯護人,復於上開時間向本院聲請閱卷,並使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筆記型電腦將另案卷宗之電子卷證下載後傳送與吳宏章等情,業據被告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72頁),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偵查隊偵查報告檢附吳宏章扣案行動電話內與被告間對話紀錄擷圖、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4年5月14日南市警刑大科偵字第1140304178號刑事案件報告書、證人蔡秉翰113年11月4日委任被告之刑事委任狀、律師閱卷聲請書、辯護人閱卷聲請明細、證人蔡秉翰113年11月19日解除委任被告之刑事解除委任狀、本院複製電子卷證之收納款項收據、證人蔡秉翰114年2月13日委任被告之刑事委任狀、吳宏章遭扣案行動電話內與被告間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行動電話翻拍照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現場數位證物蒐證報告各1份、本院114年聲搜字2166號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份、搜索現場照片、證人鄭美英行動電話內與吳宏章及被告間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各1份在卷可稽(見他卷一第9至20頁、第67至80頁、第107至135頁、第319頁、第321頁、第341頁、第347頁、第359頁、第389頁,偵36707號卷第17至20頁、第323至343頁、第345至350頁、第351頁、第355至358頁、第359頁、第367至370頁、第371頁、第381至387頁、第429至444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案構成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非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及刑法第318條之2、第316條之利用電腦相關設備洩漏因業務知悉之他人秘密罪
1、按刑法第132條第1項所謂「應秘密」者,係指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等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保守之秘密者而言,自非以有明文規定為唯一標準,個人之車籍、戶籍、口卡、前科、通緝、勞保等資料及入出境紀錄,或涉個人隱私,或攸關國家之政務或事務,均屬應秘密之資料,公務員自有保守秘密之義務(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38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132條洩密罪之行為客體係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舉凡內政、外交、司法、財政、經濟、交通、監察、考試等國家政務與事務上應秘密之一切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均屬之,是否應秘密,應與國家政務或事務具有利害關係為斷(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非字第222號判決意旨參照)。
2、次按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重製或攝影;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但有前項但書情形,或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法院得限制之;持有第1項及第2項卷宗及證物內容之人,不得就該內容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律師應體認律師職務為公共職務,於執行職務時,應兼顧當事人合法權益及公共利益。律師應協助法院維持司法尊嚴及實現司法正義,並與司法機關共負法治責任,律師倫理規範第7條、第21條定有明文。律師對於受委任、指定或囑託之事件,不得有不正當之行為或違反其職務上應盡之義務,律師法第43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從前揭刑事訴訟法規定以觀,辯護人相較於被告可從法院取得更完整之卷證,其立法目的係為保障辯護人可以獲悉完整的卷證資訊,以利辯護人於訴訟程序中與委任之被告討論案情,並提供辯護策略,另以律師執行業務之倫理、忠誠、信譽義務及監督懲戒機制之規範避免損及他人權益及司法公正。
3、依前揭刑事訴訟法規定可知,閱卷權僅限於辯護人、被告,且持有卷宗內容之人,不得就該內容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從而辯護人於執行業務所知悉案件之卷證內容,應僅限於與被告討論案情、擬定訴訟策略之訴訟目的範圍內使用,另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規定,可徵辯護人於其所取得之卷證內容有該項但書規定情形時,依其律師職執行業務,應兼顧當事人合法權及公共利益、協助實現司法正義、與司法機關共負法治責任,辯護人應限制或加以遮隱後始能提供與被告,而非全然毫無保留提供。綜上,辯護人閱卷所取得之卷證,既含有個人戶籍、前科、口卡及個人隱私資料等,且卷證內容核與國家追訴犯罪有直接相關,屬與國家司法事務具有利害關係之事項,自屬刑法第132條所稱國防以外應秘密之事項無訛。
4、經查,自證人鄭美英與被告間對話紀錄以觀(見偵36707號卷第441頁),證人鄭美英於113年11月4日22時1分傳送:「律師 我是蔡秉翰 我今天忘記跟你說謝謝了」等語與被告,被告於同年月5日9時7分傳送「沒事!平安回家就好」等語與證人鄭美英,足證被告與其受任當事人即證人蔡秉翰並非無法聯繫之情事,再者,參以證人蔡秉翰於115年3月25日9時30分許在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730號、第4203號審理中,向審判長要求「我想要瞭解卷內的證據,檢察官起訴我什麼以及相關的脈胳」等語,審判長諭知9時52分暫休庭,將偵47617號卷、偵58331號卷證交予證人蔡秉翰,讓證人蔡秉翰當庭閱卷等情(見本院卷二第80頁),足徵證人蔡秉翰自起訴後直至辯論終結前,均未獲得另案卷宗電子卷證,因而無法事先了解案情及卷內事證,始需當庭向審判長要求閱卷,被告身為辯護人竟未將閱卷所知悉之另案卷宗交付與委任人即證人蔡秉翰,反而係將另案卷宗交付與無權閱卷也無權為證人蔡秉翰選任辯護人之吳宏章,顯有害偵查機關後續追查該案件之共犯或上游,自該當於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被告雖辯稱:我主觀認知為執行律師業務,在解除委任前有必要提供我的當事人有充走的資訊去行使防禦權,只是在聯絡不到當事人情形下,只好先請吳宏章代為轉達云云,核與前揭客觀事證不符,顯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憑採。
5、被告執行律師業務,向本院聲請閱卷後獲悉之秘密,卻擅自利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筆記型電腦將另案卷宗傳送與吳宏章,自亦成立刑法第318條之2、第316條之利用電腦相關設備洩漏因業務知悉之他人秘密罪甚明。
6、辯護人林三元雖為被告辯稱:本案證人蔡秉翰所涉案件早已於113年10月22日起訴並移審法院,被告於113年11月18日經法院程序聲請並下載另案卷宗後,始將資料傳送予吳宏章,此時案件已脫離偵查不公開階段,卷證內容本將於審判程序中作為攻防及調查之基礎,並非國家機密,亦與國家政務沒有具有重大利害關係之事項。故另案卷宗在審判程序中,就被告、辯護人及其訴訟聯絡人而言,難認仍具有刑法上之實質「應秘密性」。其次,證人蔡秉翰於審理中已明確證稱同意被告將另案卷宗提供予吳宏章,所以被告傳送卷證並非無故洩漏,更非向公眾或無關第三人散布。再者,另案卷宗係經法院准予閱覽下載後取得,若法院認為卷內特定資料涉及第三人隱私、另案偵查或其他限制閱覽事由,依法本應於閱卷階段為遮隱或限制。然本案法院既已提供未經特別遮蔽或限制之卷證,辯護人即有合理基礎相信,將該等資料於訴訟防禦必要範圍內提供予委任人或其授權聯絡人,屬於律師執行職務之正當行為等語;及辯護人賴幸榆為被告辯稱:實際上辯護人執行職務的實務上,除了刑事被告本身之外,受被告所信任、具有一定關係之第三人,參與我們協助被告的整個過程,不論是與辯護人溝通、參與討論案情、為被告之利益集思廣益、協助尋找對被告有利之事證等,往往會有一定程度之參與,而且實際上被告自己也會與這個第三人討論案情,或仰賴這個第三人所給予的意見,這個第三人難免會接觸到卷證資料,然律師提供卷證資料之界線相當模糊、不明確,倘卷內果有不宜被告閱覽之資料,自應由法院或檢察官自行裁量並遮掩後再將卷證資料提供予辯護人,而非交给辯護人完整且毫無遮掩的卷證資料後,又課與辯護人嚴格的保密義務,而本案被告傳送另案卷宗之對象雖然非該案之當事人而是吳宏章,係基於有效行使防禦及辯護權之角度,應認被告此舉並未違反保密義務,自無以洩密之罪責相繩等語。
7、然檢察官起訴後,不代表卷證資料即全然對外公開,而屬非「應秘密」之文書,否則刑事訴訟法限制僅具特定身分之人始能閱覽卷宗,豈非具文?況僅有辯護人可以完整取得毫無保留之卷宗,訴訟程序進行中縱有揭露部分卷宗資訊,亦僅為參與訴訟程序之人於程序進行中得以見聞之片面、短暫資訊,事後亦僅能憑個人記憶或經驗回憶,核與能完整、正確、反覆及隨時閱覽卷宗資料不同,況遇有不應公開資訊時,法院或採取遮隱後提示、或僅供該名當事人閱覽,甚至係以不公開法庭進行審理,而非毫無遮隱或完全無限制,使在場所有參與訴訟程序之人均能閱覽或知曉,兩者無從比擬,從而辯護人等為被告辯稱卷證內容本將於審判程序中作為攻防及調查之基礎,並非秘密等語,洵難憑採。又被告身為辯護人,對於前揭應遵守義務,自不能諉為不知,其因執行業務所知悉之秘密,本即不得對被告以外不特定之人透露,自不因是否獲得被告同意即可將卷證資料完整、毫無限制交付與第三人知悉,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已獲得證人蔡秉翰同意而交付等語,自不可採。另依前揭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立法者為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同時課以律師一定義務,進而區分被告與辯護人閱卷權限,自不因辯護人可獲得完整閱卷資訊,即謂辯護人可單方面、全盤將職務上知悉之秘密洩漏與第三人,辯護人等為被告辯稱應由法院或檢察官自行裁量並遮掩後再將卷證資料提供予辯護人等語,顯係倒果為因,推諉卸責之詞,而為法院所不採。至辯護人等辯稱:受被告所信任、具有一定關係之第三人或訴訟聯絡人,參與我們協助被告的整個過程,不論是與辯護人溝通、參與討論案情,將該等資料於訴訟防禦必要範圍內提供予委任人或其授權聯絡人,屬於律師執行職務之正當行為等語,然刑事訴訟法並未明文規定訴訟聯絡人或具一定關係之第三人,自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得聲請閱卷之主體,則被告身為辯護人,本應協助法院實現司法正義,並與司法機關共負法治責任,自不能將其因執行律師職務所取得之另案卷宗擅自傳送與訴訟聯絡人或一定關係之第三人,否則任何人均能藉此迴避刑事訴訟法限制僅具特定身分之人始能閱覽卷宗之規定,況依被告與吳宏章間對話紀錄以觀,被告對吳宏章傳送「蔡秉翰下次開庭時間11/21 15:30在台中地院第10法庭 後續如果需要委任還請盡快告知,一審部分倘若無需委任,會在庭前解除委任」訊息(見偵36707號卷第327頁),倘被告需透過吳宏章確認證人蔡秉翰是否委任,則吳宏章僅係負責聯絡之人,被告並無將取得之另案卷宗盡數交付與吳宏章之必要,被告所為核與委任目的無關,再者本案被告並非與證人蔡秉翰及吳宏章共同討論案情時,吳宏章於討論過程中知悉另案卷宗內容,而係被告閱卷後隨即將執行職務而取得另案卷宗傳送與吳宏章,證人蔡秉翰卻於最後審理期日前均未能閱覽另案卷宗內容,反須當庭請求閱覽另案卷宗,兩者情況不同,自難相提並論,從而其等辯稱,均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本案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1、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又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之行為態樣,包含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是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其蒐集、處理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第19條第1項各款情形,其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而所謂「蒐集」係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處理」係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利用」則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3款至第5款、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所謂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係指以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為手段,達成損害他人利益為目的,行為人只需對其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行為,可能造成他人利益之損害有所認識,仍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者,即已將他人利益置於高度風險之下,即屬「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並不以損害確已發生為必要(最高法院115年度台上字第495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另案卷宗含有證人蔡秉翰、告訴人林楚薇、陳蓮芸留存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指紋、家庭、教育、職業、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等個人資料,而被告將另案卷宗傳送與吳宏章,已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所規定之「利用」行為,其使用自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之規定,被告之行為顯已逾越其取得前揭資料之目的之必要範圍,侵害證人蔡秉翰、告訴人林楚薇及陳蓮芸之隱私,使其等存有遭不當利用個人資訊之風險,自足生損害於證人蔡秉翰、告訴人林楚薇及陳蓮芸,且被告身為律師,當可知悉另案卷宗為詐欺等案件,卷宗內除受任當事人資料外,必包含詐欺被害人之個人資料,且具有相當私密性,衡情一般理性之人當不願將個人資料予無關之人知曉,卻在全然未遮隱下,下載後逕自傳送與吳宏章,有可能造成證人蔡秉翰、告訴人林楚微及陳蓮芸損害,被告於此情形下卻執意為之,已足認被告主觀上有損害證人蔡秉翰、告訴人林楚微及陳蓮芸利益之意圖。
3、辯護人林三元為被告辯稱:另案卷宗並未被上傳網路、提供媒體、散布予不特定多數人,僅係在當事人、辯護人與訴訟聯絡人之特定委任信賴圈內部流通。告訴人主觀上或許因自身遭詐騙事實不願他人知悉而感到難堪,然此與名譽權在客觀社會評價上受貶損,仍屬不同概念。檢方並未提出具體證據證明卷證已遭外流、濫用,或告訴人客觀社會評價因此受有貶損之具體危險等語,然依前揭判決意旨,可徵並不以損害確已發生為必要,辯護人為被告之前揭辯稱,顯與前揭判決意旨相違,洵難憑採。
4、辯護人賴幸榆為被告辯稱:另就個資法的部分,被告在受證人蔡秉翰之委任後,早在羈押時,也就是113年9月18日的偵查階段,就已經取得卷證資料,該案在113年10月22日起訴後,被告又於移審時就是113年11月4日再度取得卷證資料,因此,如果被告有意圖為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有損害他人之利益的犯意,大可早在偵查階段中將已經取得的閱卷資料交予吳宏章就好,又何須起訴後再傳送給吳宏章,足證被告主觀上係為協助證人蔡秉翰能夠有效行使其防禦及辯護權,並無個資法41條之主觀犯意,亦無以個資法相繩等語,然被告縱未於偵查中將已取得閱卷資料提供與吳宏章,核與本案係屬二事,尚難僅憑被告未將偵查中已取得之閱卷資料提供與吳宏章乙節,遽認被告於本案不成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㈣、至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請求再次傳喚吳宏章到庭接受交互詰問,然吳宏章已經本院傳喚2次並囑託拘提仍未到案,此有本院送達證書2份、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5年6月23日宜檢柏仁115助288字第1159014047號函檢附拘票3份、報告書1份(見本院卷一第429頁,本院卷二第25頁、第133至145頁),且其已因逃匿而經另案通緝,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二第258之1頁),足認吳宏章現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此部分證據方法顯屬不能調查,併予說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等所辯,均難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非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同法第316條、第318條之2之利用電腦相關設備洩漏因業務知悉之他人秘密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至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規定雖於114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惟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尚未生效,且僅係配合同法第21條之修正而調整用語,與本案無涉,亦不致生新舊法比較問題。又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亦成立刑法第318條之1之之洩漏利用電腦知悉他人之秘密罪嫌部分,按86年增定該條文之立法理由為「按現行妨害秘密罪處罰對象限於醫師、藥師、律師、會計師等從事自由業之人,或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義務之人及公務員、曾任公務員而其有守秘密義務之人,似不足以規範其他無正當理由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之行為,故增列本條規定」等語。是立法者顯然已明示該條所定之人之刑事責任,與刑法第316條因洩漏業務知悉之他人秘密罪,並無法同時成立。參照前揭立法理由,本案被告自無從同時一併成立刑法第318條之1之洩漏利用電腦知悉他人之秘密罪嫌,是公訴意旨認被告亦構成該條之罪,尚有未合,附此敘明。
㈡、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執業律師,未能遵守法律規範與律師職業倫理規範,竟將其擔任證人蔡秉翰詐欺等案件辯護人因閱卷所知悉之秘密予以洩漏,其無故利用證人蔡秉翰、告訴人陳蓮芸及林楚薇之個人資料,並妨礙刑事司法偵查該案件之共犯,對刑事偵查所生之危害程度已非屬輕微,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迄未與告訴人陳蓮芸、林楚薇成立調解或取得原諒,犯後態度無從為其有利之考量,兼衡其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其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二第1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五、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筆記型電腦1臺,為被告所有且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二第169頁),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現場數位證物蒐證報告附卷可證(見偵36707號卷第345至350頁),爰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之。至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物,卷內並無證據足證與本案犯罪有關,檢察官亦未聲請沒收,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宗毅、戴旻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高增泓
法 官 顏鈞任
法 官 張雅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羽瑤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第316條
(洩漏業務上知悉他人秘密罪)
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心理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萬元以下罰金。
第318條之2
(加重其刑)
利用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第316條至第318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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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axy S23 Ultra行動電話1支 (含SIM卡1張) | |
| Galaxy Z Flip4行動電話1支 (含SIM卡1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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