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上訴字第159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魏宗文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金訴字第4684號，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638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魏宗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IPHONE手機壹支沒收。
犯罪事實
一、魏宗文基於參與犯罪組織犯意，於民國114年12月6日加入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人即通訊軟體Messenger暱稱「曾妍蓁」、通訊軟體LINE暱稱「劉國安」、「林凱傑」者（下稱暱稱「曾妍蓁」、「劉國安」、「林凱傑」）等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取財集團之犯罪組織，負責擔任前往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後轉交其他成員，以製造金流斷點妨礙國家調查及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之面交車手角色，約定每趟報酬新臺幣(下同)5千元。魏宗文於前述參與犯罪組織期間，與其所屬詐欺取財集團其他成員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推由佯稱外籍軍官之「劉國安」利用通訊軟體LINE聯繫前於114年9月起陸續已遭詐騙並交付款項之李明陵〔按即起訴書所載以購買虛擬貨幣USDT（下稱泰達幣）再轉至指定電子錢包進行儲蓄方式，合計約287萬2,517元部分；非屬本案起訴範圍〕，著手向李明陵佯稱：因伊遭拘禁在緬甸園區且遭人毆打，需要李明陵以泰達幣為伊交付贖金30萬元等語，並指示使用現金向幣商「安心數位科技」購買等值泰達幣，且約定於114年12月13日下午2時30分，在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前交款，並依計畫由車手魏宗文轉交予上手成員收受，以掩飾、隱匿其等詐欺所得去向及所在，然因李明陵於114年12月10日已發覺其前於114年9月起陸續交付款項係遭詐騙後，隨即報警配合偵辦而未陷於錯誤，僅攜帶誘捕投資款，於上開約定時、地等候；魏宗文則按前述詐欺取財集團成員暱稱「曾妍蓁」指示，於前揭約定時、地，欲向李明陵收取詐欺款項之際，隨即遭現場埋伏員警逮捕，並扣得魏宗文所有供聯絡前述詐欺取財集團成員以遂行詐欺取財等犯罪行為所用之IPHONE手機1支，魏宗文 因而未能取得詐欺款項，且無法依照原計畫轉交上手製造金流斷點，妨礙國家調查及隱匿犯罪所得去向，而未能得逞
二、案經李明陵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以立法明文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等規定。此為刑事訴訟關於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較諸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嚴謹，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迭經修正，均未修正上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是在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等規定適用之餘地，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98 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即被告魏宗文（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理時均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其於原審審理時對於告訴人即證人李明陵之警詢筆錄，雖表示沒有意見（見原審卷第169頁），惟依前揭說明，於針對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無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同意法則之可言，而絕對不具證據能力。是以本案證人李明陵於員警詢問時所製作之筆錄，無從採為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之證據。然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以外之罪名部分，相關證人所為證述之證據能力，則不在上開規定排除之列，自應回歸刑事訴訟法規定，定其得否作為證據。
㈡查本案以下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其性質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者，除前述證人李明陵警詢筆錄不得充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之證據外，其他部分，被告已經於原審審理時表示無意見，且未再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其證據能力或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據上開說明，應認該等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檢察官偵訊及原審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252-253頁；原審卷第74-75、162、17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明陵於警詢指述遭詐騙等內容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33-141、143-147頁；按僅用以證明被告為加重詐欺取財未遂、一般洗錢未遂之事實，不引用作為認定被告為參與犯罪組織犯行之證據）；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卷第125-129、163-169頁）及告訴人李明陵申設虛擬貨幣泰達幣帳戶交易明細、泰達幣交易紀錄表截圖、交易明細表、錢包設定頁面、對話紀錄截圖、查獲現場員警密錄器錄影翻拍照片、告訴人李明陵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訊軟體對話截圖、扣案被告使用行動電話與詐欺集團成員通訊軟體內容採證照片（見偵卷第171-207頁）等附卷可參，足認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之任意性自白，應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
㈡並有扣案被告所有用來與詐欺集團人員共同實施詐騙時供聯繫使用之行動電話IPHONE手機1支可證。而扣案手機係被告所有且持以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於為本案聯繫時所用之物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審判中供述明確（見原審卷第75、162頁），且扣案手機Facetime通訊軟體之通話紀錄（見偵卷第197頁）顯示被告與告訴人面交當時，確有與暱稱「曾妍蓁、帳號：e1friedae0000000il.com」之人通話中，亦與被告於警詢時所供之情節相符。
㈢被告上訴意旨辯稱，其係受詐欺集團告知前往現場查看工程，並未參與詐欺集團；當告訴人欲將款項交予被告時，被告亦未收受，因其僅係前往看工程，並非擔任車手等語。然查，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檢察官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自白不諱，且就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未遂、一般洗錢未遂及參與犯罪組織等犯行，均為認罪之陳述。又依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其前往本案案發現場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前，係受Messenger暱稱「曾妍蓁」之人指示，前往與不認識之女子見面，並稱見面後再告知工作內容。被告並供稱，其前幾日亦曾至該處拍照，「曾妍蓁」稱每前往一趟可給付5,000元，惟第一趟並未給付，並表示今日與該女子見面後即會給錢及告知工作內容；其係因欲賺取二趟合計1萬元之報酬，始依指示前往等語（見偵卷第115-116頁）。由此可見，被告所稱應徵之工作內容尚不明確，卻僅憑網路上真實身分不明之人指示，即前往與被害人見面，並可獲每趟5,000元之高額報酬，顯與一般求職及交易經驗常情不符。被告雖否認係前往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惟告訴人當時係前往案發地點與被告見面並欲交付30萬元，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述明確；且被告於警詢時亦坦承，「曾妍蓁」以FaceTime撥打電話告知李小姐已到，並指示其與李小姐見面後，向李小姐稱「跟客服說有見到我了」，其後「曾妍蓁」又於電話中表示「會再跟我說怎麼做」，嗣警方即前來盤查等語（見偵卷第118頁），核與告訴人警詢時指述被告要求其向客服回覆已與被告見面等情相符。若如被告所稱其係從事防水工程，衡情應係前往預定施工現場查看工程，並依雙方約定之施工範圍、種類、材料及時間等事項估算工程費用，實無僅受真實姓名不詳之「曾妍蓁」指示前往與告訴人見面，即可取得每趟5,000元高額報酬，且仍不知具體工作內容之理。故被告辯稱其係前往看工程，並非向告訴人面交詐欺款項等語，尚難採信。其當時確係前往收取告訴人受詐欺所欲交付之款項，應堪認定；僅因告訴人欲交款之際，被告發覺員警到場而心生警覺，始向告訴人表示稍候，尚未實際自告訴人手中接過款項而已。又查，現今金融實務無論透過實體金融機構或網路平台收付款項均甚便利，各金融機構或自動櫃員機設置據點亦多，縱係經營事業而有收取款項之需求，亦無採取面交、層轉繳回等迂迴方式而徒增風險之必要。若本案收受及層轉之款項來源並非違法，暱稱「曾妍蓁」等人大可提供自己帳戶供告訴人匯入，無須大費周章透過網路聯繫，覓得與其素無關連且欠缺信賴基礎之被告，給予高額報酬，再由被告遠自新北市南下臺中市，無端耗費時間及金錢，從事面交取款及轉交現金之工作，並徒增款項於過程中遺失或遭侵吞之風險。此等迂迴收取金錢之方式，顯非一般人所會採擇，上開工作內容亦明顯違反交易常情。依通常一般人之生活經驗，應可知悉其所從事者涉及詐欺集團以面交方式取款之不法工作。詐欺集團利用「車手」向被害人收取現金或其他財物，甚至遭警當場逮捕之新聞，業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政府及新聞媒體亦屢有反詐騙宣導；一般具有通常智識之人，應可知悉支付對價或利益委由他人以面交方式代收現金或財物，並以違反常情之方式再行轉交者，多係藉此取得不法犯罪所得，並掩飾或隱匿實際取得財物之人，以逃避追查。被告為68年出生，有其年籍資料可憑，教育程度為高職肄業（見偵卷第111頁），堪認具有一定智識程度及社會閱歷，且為心智成熟健全之成年人。其僅依網路聯繫求職，在不知對方真實身分之情形下，竟憑對方以FaceTime通訊軟體指示，即前往向告訴人收取金錢；參以被告僅須依指示收取款項及轉交現金，無須任何專業技術，若非不法且具有遭查緝之高風險，暱稱「曾妍蓁」等人實無允予高額報酬之必要。又被告於偵查時供稱，其配偶蔡怡萍曾表示「怪怪的不要去，這個一定有問題」，惟被告仍因貪圖1萬元報酬而前往等語（見偵卷第252頁），益徵被告上開辯解不可採。從而，依被告自身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經驗，其顯能知悉該工作並非正常工作，仍不顧犯罪風險，依指示前往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並預計於收款後交付指定之人，造成金流斷點，使偵查機關無從續行查知款項去向，足認其主觀上已有與暱稱「曾妍蓁」等人共同遂行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之犯意聯絡。被告上訴意旨辯稱其係前往看工程，並非擔任車手等語，尚無足採。
㈣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主觀上具有犯意之聯絡（即共同行為決意）、客觀上有行為之分擔（即功能犯罪支配），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又意思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縱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仍屬之，且其表示之方法，更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換言之，於數人參與犯罪之場合，只須各犯罪行為人間，基於犯意聯絡，同時或先後參與分擔部分行為，以完成犯罪之實現，即應對整體犯行負全部責任，不以參與人「全程」參與犯罪所有過程或階段為必要，此「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原則之運用，對於多人分工合作，各自遂行所分擔之部分行為，使各部分犯行無縫銜接，以共同完成詐騙被害人款項之目的等現代型多數參與犯之類型而言，尤為重要。又依現今詐欺集團詐騙之犯罪型態及模式，詐欺集團成員分工細緻，分別有蒐集帳戶之人、對被害人實施詐術之電信流或網路流機房人員及提領、收受贓款之車手人員、回水（上繳贓款）等各分層成員，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仰賴多人縝密分工，相互為用，方能完成；雖各共同正犯僅分擔實行其中部分行為，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共同負責；是以，部分詐欺集團成員縱未直接對被害人施以詐術，如有配合前往向被害人面交取得詐欺贓款上繳詐欺集團，並從中獲取利得等行為，均係該詐欺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此應為參與成員主觀上所知悉之範圍。又集團成員間固未必彼此有所認識或清楚知悉他人所分擔之犯罪分工內容，然此一間接聯絡犯罪之態樣，正係具備一定規模犯罪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參與犯罪者透過相互利用彼此之犯罪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利犯罪牟財，即應就其所參與並有犯意聯絡之犯罪事實同負全責。被告與暱稱「曾妍蓁」、「劉國安」、「林凱傑」等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而為本案詐欺犯行，雖僅是擔任面交取款之車手工作，參諸上開說明，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同負全責，殆無疑義。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應屬卸責之詞，尚不足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
㈡被告與暱稱「曾妍蓁」、「劉國安」、「林凱傑」等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及該詐欺集團不詳身分之成員間，就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一般洗錢未遂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㈣被告曾因竊盜案件，於114年9月8日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14年度簡字第61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並於114年11月1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法定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刑法第47條第1項所規定之累犯。而檢察官起訴時，起訴書已載明被告有前案執行完畢之事實，及請求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意旨，並已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據。本院審酌被告所犯構成累犯之竊盜案件，與其本案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俱屬財產犯罪，上開案件與本案之犯罪之罪質類同，顯見被告主觀上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認本案被告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不致生行為人所受的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而違背憲法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經本院審酌上開具體情狀後，認為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應予加重其刑。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惟因係員警實施誘捕偵查而查獲，未發生犯罪之結果，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至於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雖亦為未遂犯，然被告此部分所為經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自無從再適用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刑，惟此既屬想像競合犯中輕罪部分之量刑有利因子，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㈥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總統於115年1月2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50000394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中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同條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修正前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即得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需在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前後減刑之要件略有不同，且修正後之規定非必有利於行為人。然不論修正前後之規定，行為人均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有該條減刑規定適用之可言；是被告雖曾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自白犯罪，惟提起上訴於本院準備及審理時均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據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則是否認擔任詐欺集團之面交車手，而否認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不論依修正前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均無該條減刑規定之適用，自無須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且被告未於偵查及歷審均自白犯罪，亦無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均予敘明。
㈦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認，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是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被告雖僅擔任面交取款之車手，屬詐欺集團底層角色，非居中策劃、主導之詐欺集團核心份子。然被告之行為非僅是單純的經濟犯罪，更直接參與了對社會信任造成嚴重危害的加重詐欺集團犯罪鏈。而面交取款車手通常是詐騙集團得以完成取財，將虛擬騙局轉化為實質危害的最後、也是關鍵的實施者，亦為詐欺集團不可或缺的角色。被告參與犯罪的動機係為貪圖易得高額報酬，係主動選擇以違法手段快速獲利，非因生活困頓或一時衝動，其犯罪之情況，已難認有情非得已之境況。被告犯罪情狀難謂「顯可憫恕」，無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原審法院因未適用該條規定減刑，並無不當。
四、撤銷改判理由之說明：
㈠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犯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等罪之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所指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之規定，係指歷次事實審審級，且於各該審級中，於法官宣示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被告為自白之陳述而言。而查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未到庭，據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則是否認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而其雖曾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自白且為認罪之陳述，亦與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之要件不符，無該條減刑規定之適用；且無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均已如前述；原審審理時並未及審酌被告提起上訴後否認犯罪之事實，而就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予以減刑，且認被告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輕其刑規定，而為量刑一併斟酌之有利事由，均尚有未洽。
⒉被告上訴意旨否認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犯行等語，固無理由。惟原審判決既有前揭認事用法不當之處，結論已難謂允洽，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自為判決部分之科刑及審酌之理由：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除前述累犯之前案外，另有多次因竊盜及施用毒品等犯罪經法院處刑之前案紀錄（累犯部外不重複評價），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顯然非佳；被告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竟貪圖可輕鬆得手之不法利益，參與實施詐騙、洗錢，無視政府一再宣示掃蕩詐欺犯罪決心，而可能造成被害人之財產損失，而著手於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並計畫將取得詐騙款項轉交上手，同時使不法份子得以隱匿真實身分及犯罪所得去向，減少遭查獲之風險，助長犯罪，破壞社會秩序及社會成員間之互信基礎甚鉅。被告於本案詐欺犯罪之實施，係擔任前往向告訴人面交取款之車手工作，居於聽從指示及代替涉險角色，相較犯罪較為核心成員即實際策劃、分配任務、施用詐術、終局保有詐欺所得等情狀觀之，顯屬較次要功能；雖非直接對被害人施用詐術騙取財物，然其實施犯罪手法縝密，於公開場合為之，行徑膽大妄為，其犯罪惡性非輕，對社會治安實有相當程度之危害；兼衡被告犯罪後於偵查及原審坦承犯行，惟提起上訴時則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並斟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所處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㈢沒收部分：
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之詐欺犯罪，應優先適用前揭沒收之規定。扣案IPHONE手機1支係被告所有，供實施詐騙時與共犯聯繫之使用，為被告為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犯罪所用之物，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被告與否，宣告沒收之。被告尚未實際獲取約定報酬等情，業經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供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62頁），自無應予宣告沒收之犯罪所得，附此敘明。
五、按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其規範目的在於防止被告藉由上訴又不到庭的方式，延滯訴訟的進行。至所謂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認為非正當之原因而不到庭者而言。被告有無不到庭的正當理由，解釋上應以可歸責於被告，由被告自行放棄到庭的權利者為限。並秉於社會通常觀念，按被告不到庭之實際情形，依誠信、權利濫用禁止及促進訴訟經濟等原則而為審慎判斷。查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未於本院115年8月26日審理期日到庭，雖於審理期日有自稱被告之妻蔡小姐之人撥打電話至法庭稱被告因看錯開庭之時間，以為是8月28日才開庭，被告人在花蓮，無法到庭等語。姑不論該蔡小姐之人是否確係被告之妻，本院接電話之庭務員無法於電話中查明是否屬實；被告因為看錯或記錯審理期日而未到庭，依社會通常觀念，係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亦應認為非屬正當之原因而可不到庭者。是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瑞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源森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廖健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白孟倫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