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度金上訴字第9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宜樺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金訴字第3367號中華民國114年10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300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一、周宜樺於民國114年5月23日前某時，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總務會計」、「凱凱」、「謝邵琪」、「安心行｜用心」等成年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周宜樺即與「總務會計」及所屬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謝邵琪」、「安心行｜用心」於114年6月起之不詳時間，以通訊軟體LINE對楊O純佯稱：可以現金儲值投資平臺獲利云云，致楊O純陷於錯誤，因而同意支付款項。嗣因楊O純之女Ａ０３察覺有異，報警處理，遂假意承諾交付投資款，並配合員警誘捕行為人。「謝邵琪」、「安心行｜用心」復與楊O純（實為Ａ０３使用其母楊O純之電話與之聯繫）相約於114年6月19日13時39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00號之統一超商港中門市，面交新臺幣（下同）30萬元。周宜樺則依「總務會計」、「凱凱」指示前往收取款項，並向在場之Ａ０３出示本案詐欺集團提供偽造之合O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儲值收款憑證(即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及偽造之合O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識別證(即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足生損害於Ａ０３、楊O純、合O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並欲以此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而掩飾或隱匿該犯罪所得之所在及去向。周宜樺向Ａ０３收取款項（假鈔29萬9,000元與真鈔1,000元）後，旋遭警方以現行犯逮捕，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周宜樺之詐欺、洗錢均未能得逞而未遂。

一、證據能力

　㈠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故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78號、第126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故上訴人即本案被告周宜樺（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依前揭說明，於被告涉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未採為判決之基礎。從而，本判決以下認定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排除證人之警詢筆錄作為證據，先予敘明。

　㈡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以外之罪，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自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91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下述關於被告所犯一般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等犯行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於本院審理時均當庭直接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及被告均表示沒有意見，且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71-74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或取得時之情形，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認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㈢本案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檢察官及被告皆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或公務員違法取得之情事，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依暱稱「總務會計」、「凱凱」之指示，於前揭時、地向告訴人Ａ０３（下稱告訴人）出示前開偽造之收款憑證、公司識別證，欲向告訴人收取30萬元，旋遭警方以現行犯逮捕，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等事實，惟矢口否認犯行，辯稱：被告先遭對方以創業投資為幌，詐騙274萬元，嗣被告為取回上述投資款274萬元，遭詐騙集團連環騙，先以可將投資款解鎖領出後再轉投資為由，騙取被告提供金融機構提款卡，之後又以須累積加值的工作且天數與業績應達一定標準，才能解除警示帳戶，致被告信以為真而加入，因而涉及本案。當時對方表示被告係擔任投資資金之外務員，負責收款，被告一心想取回投資款及解除被警示之帳戶，遭詐騙集團連環騙，越陷越深，至感痛苦。是以被告係受害人，遭詐騙集團欺騙、利用，被告並未懷疑對方說詞，不知對方係詐騙集團等語。　

　㈡經查：

　1.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133、14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陳述明確（見偵卷第17-18頁），復有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卷第15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卷第23-29頁）、刑案現場照片（見偵卷第39-43頁）、扣案物照片（見原審卷第95-97頁）、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總務會計」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45-48頁）、被害人楊O純（以下僅稱姓名）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謝邵琪」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49-51頁）、被告提出之任職契約影本（見原審卷第53-57頁）在卷可稽，復有如附表所示之物扣案可資佐證，堪認被告上開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2.被告上訴後，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⑴國內目前詐騙行為橫行，詐欺集團為掩飾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員循線查緝，經常以高薪利誘他人從事詐欺集團車手，指示詐欺集團車手前往向被害人收取財物或持提款卡提領被害人之款項後，轉交予詐欺集團上手，使該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得以隱身幕後，製造金流斷點，進而隱匿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此等案件迭有所聞，並經政府機關、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宣傳、報導周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年近46歲，自陳大學畢業，之前曾擔任代課教師（見偵卷第20頁、原審卷第146頁)，且被告係使用網路通訊軟體telegram與暱稱「凱凱」之上游聯繫（見偵卷第21、70頁之被告供述），適見被告仍有利用網路進行社交，並非與社會毫無接觸之人，堪認其具有相當之智識程度與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並非智識程度低下或毫無社會經驗之人，對於上情自難諉為不知。然而依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其依指示前往收款，每單（次）即可獲取1至3,000元之報酬（見偵卷第21、70頁），此與現今勞動市場薪資報酬之數額已然有違。況正當、合法之金融投資公司、銀行如欲向投資人收取投資款，僅須透過匯款程序即可，此舉並可留下匯款交易憑證，實無需額外支出報酬委請毫無金融行業工作背景之被告為之，則被告對於所稱投資公司以高薪聘請其擔任向不特定人「取款」之工作，對於此份工作之合法性理當有所懷疑。再觀之被告所述之工作內容，其前往向告訴人收款前，尚需自行前往便利商店列印公司識別證、收款憑證，且於向所謂投資人收取款項後，卻無需親自繳回公司，反而係依公司指示前往收款附近之樂利公園交款（見偵卷第21頁），如此迂迴行逕明顯與正當、合法之金融投資公司、銀行向投資人收款之方式迥異，若非涉及不法，自不會以如此隱蔽、迂迴之方法為之。況被告與「總務會計」、「凱凱」、甚至公司於飛機軟體所創「周宜華台中霧峰社群」內之其餘16人並不相識（見偵卷第21頁被告供述）、從未謀面，雙方顯然不具任何信任基礎，而本案欲收取之金額價值達30萬元，何以上述社群之人、「總務會計」、「凱凱」等人竟可放心讓甫前來工作、毫無信任基礎之被告獨自前往向告訴人收取，而不擔心被告收取款項後拒不交還，反僅指示被告將收取之款項持往某處交付，依上述過程，其主觀上當足以認知其上手之前揭行為目的，即在於避免遭警查獲。綜合前述，被告對於本案所謂之外務工作有高度可能係屬於詐欺集團之車手，其向告訴人收受款項之舉，極可能使告訴人（或被害人）因此受騙致發生財產受損之結果，並可使該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得以隱身幕後，製造金流斷點，進而隱匿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所在及去向等情，理當有所預見，然其為賺取酬勞之利益，絲毫未加以查證，即執意為之；復依被告之認知，參與本案之人至少另有自稱「總務會計」、「凱凱」及其餘在「周宜華台中霧峰社群」之成員，是參與本案犯行之成員客觀上顯已達三人以上，故而被告主觀上顯具有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故意，堪以認定。被告前開所辯，無非事後卸責之詞，難認可採。

　　⑵被告出示予告訴人之工作識別證及收款憑證，係以飛機軟體上傳予被告之檔案，被告再自行前往便利商店印出等情，為被告所供認，並有上開扣案之工作識別證、收款憑證，及其照片可佐（見偵卷第42、70頁）。參以工作識別證乃公司用以管控員工出入辦公場所及使員工得以對外表彰身分與任職單位之識別證件，蓋有所謂公司及代表人印文之收款憑證則係作為證明該公司是否已收受特定款項之關鍵憑證，二者對於公司之營運、人事或財務管理，皆具相當程度之重要性，其核發或製作衡情均需派由專人謹慎控管，尤不可率然為之，自不可能隨意上傳檔案於網路社群之中，任由員工在便利商店自行列印取得。因此，被告上述所為，迥異於一般工作常情，已難信經營正當事業之合法公司將有採取此等存在高度變造或複製風險之方式交付員工上開文書之可能。被告又非無社會生活經驗之人，難認其對於本案涉及犯罪並無預見，被告為圖一己私利，藉虛假身分取信於告訴人以順利詐取財物，顯有與「總務會計」、「凱凱」等人共同犯罪之故意，要為灼然。

　　⑶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依上述各項事證及說明，本案詐欺集團於詐欺犯行之分工上應屬精細，至少有實施詐術之人員、收取贓款之被告、指示或向被告收款之人等各分層成員，以遂行本案犯行而牟取不法所得，集團成員間固未必彼此有所認識或清楚知悉他人所分擔之犯罪分工內容，然此一間接聯絡犯罪之態樣，正係具備一定規模犯罪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參與犯罪者透過相互利用彼此之犯罪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利犯罪牟財。而被告參與之詐欺集團既為本案詐欺、洗錢等犯行，堪認其對集團成員彼此間可能係透過分工合作、互相支援以完成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行為一節當有所預見，被告既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相互支援及分工合作，以達上揭犯罪之目的，自應就所參與犯罪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而應論以共同正犯。至被告縱使未與其他負責實施詐騙之集團成員謀面或聯繫，亦未明確知悉集團內負責其他層級分工之其他成員身分及所在，彼此互不認識，亦不過係詐欺集團細密分工模式下之當然結果，無礙被告係本案共同正犯之認定。

　　⑷參核上揭各情，足認被告前於原審之任意性自白真實可採，被告事後所辯，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其主觀上對於前揭所為涉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一般洗錢犯行均有所認識，仍為前述持假文件及證件與告訴人面交收受贓款行為，自具有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直接故意至為明確。　

　㈢依上述認定之事實可知本案之詐欺集團顯具相當規模，並有一定程度之分工，且客觀上除擔任面交車手之被告外、尚有被告收取贓款後欲交付之人、參與對楊O純行騙者、負責與被告聯繫、指示被告收款之人等，足徵該詐欺集團組織縝密、分工精細，須投入相當成本及時間始能如此為之，並非隨意組成之立即犯罪，核屬「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自為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之「犯罪組織」。而被告可預見所收取之款項為詐騙贓款，如上認定，仍擔任集團中負責向告訴人收受贓款之車手，而參與詐欺集團此一犯罪組織之工作並參與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所在及去向之洗錢行為，被告主觀上具有參與上述「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故意甚明。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三、論罪

　㈠按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為未遂犯，刑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關於著手時點之判斷，係以行為人之主觀認識為基礎，再以已發生之客觀事實為判斷，亦即行為人依其對於犯罪之認識，開始實行足以與構成要件之實現具有必要關聯性之行為，即屬犯罪行為之著手。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所規定「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之洗錢行為，乃掩飾型洗錢犯罪，同法第19條已明文規範其處罰，該罪係以行為人有隱匿或掩飾行為為其要件，其所保護法益乃在維護特定犯罪之追訴及處罰，以及金流秩序之透明化。得否認為行為人已著手實行上開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應視其依主觀上之認識，是否已將該洗錢之犯意表徵於外，並就犯罪實行之全部過程予以觀察，必以由其所實行之行為，足以表徵其係基於隱匿或掩飾之洗錢犯意而為，且與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行為之進行，在時間、地點及手段上有直接、密切之關聯，亦即開始實行足以與洗錢罪構成要件之實現具有必要關聯性之行為，即已達著手階段。至於刑法第26條所規定不能未遂犯，係指實行行為未至侵害法益，且又無危險者而言，其成立除實行行為客觀上欠缺危險性外，尤須行為人出於「重大無知」而誤認可能既遂，亦即行為人誤認自然之因果法則，而非單純誤認客觀上真正存在之事實情狀。行為人倘非出於「重大無知」之誤認，僅因一時、偶然之原因，致其行為未對洗錢罪所保護法益造成侵害，然已有侵害法益之危險，仍為普通未遂（或稱障礙未遂），而非不能未遂(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652號判決意旨）。查被告擔任本案詐欺集團之面交車手，負責取款及轉交款項，係透過層轉方式使該等特定犯罪所得之所在及去向遭到隱匿，且被告主觀上對其行為將造成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應屬明知，猶仍執意為之，觀諸被告依指示出現在本案統一超商港中門市內，並出示工作識別證及收款憑證後向告訴人收款之客觀行為，可見其主觀上係為收取贓款始與告訴人接觸，且企圖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之行為，與其之後欲遂行洗錢行為間，有直接且必要之關聯，倘告訴人未即時察覺遭詐騙，一經被告與其接觸，告訴人即會直接將該等款項交付被告，因此被告依指示與告訴人交涉後收取款項之客觀行為，即屬洗錢行為之著手時點，被告於收受含有真鈔之款項後，即遭埋伏之員警當場逮捕，而未能成功收得款項，致未生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以及詐得財物既遂之結果，依上開說明，應論以一般洗錢之未遂犯，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未遂犯。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被告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在偽造之私文書（前述收款憑證）上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印文之行為，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其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原審雖漏未論及偽造印文及偽造私文書後持以行使之吸收關係，然未影響判決結果，故由本院逕予補充即可，不構成撤銷之理由）。

　㈢被告就上揭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一般洗錢未遂之犯行，與「總務會計」、「凱凱」、及向楊O純施用詐術與聯繫之「謝邵琪」、「安心行｜用心」等所屬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一般洗錢未遂罪，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四、本案刑之減輕事由　　

　㈠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

　　被告已著手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罪行為之實行而未生犯罪之結果，為未遂犯，所生危害較既遂犯行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1.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部分條文，於同年月00日生效。其中修正前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嗣於115年1月23日修正施行後，將原第47條前段規定單獨列為第1項，原後段規定則移列為同條第2項，同條第1項並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新法雖無須「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減刑要件，然增加須「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之減刑條件，且僅「得減輕其刑」，不若舊法為法定必減之規定，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新法並未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刑規定。　

　2.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未自白犯罪（見偵卷第71頁、本院卷第43、76頁），不符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減刑要件，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㈢洗錢防制法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

　1.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未自白犯罪，已如上述，自未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刑規定。

　2.按參與犯罪組織，其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此項規定針對罪責評價上輕微者，賦與法院免除其刑之裁量權，故個案在符合上開情形下，即得僅就其所犯與之有裁判上一罪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論科。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有如上述之分工，雖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係屬未遂，然被告持假證件原欲向被害人收取之詐騙款項達30萬元，難認參與情節輕微，自亦無組織犯罪防制條第3條第1項但書得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　　　

　㈣被告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而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2.查被告為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犯行，雖屬未遂，然對於社會金融經濟秩序仍造成危害，觀諸此等犯罪情節，客觀上實未見有何犯罪之特殊原因與環境。況依前述減刑規定減輕其刑後，處斷刑已大幅降低。且被告係持偽造文件與告訴人面交之取款車手，欲向本案告訴人收取之贓款為30萬元，幸告訴人及楊O純驚覺受騙而未遂，雖未造成楊O純此次實際上受有財物損害，然此舉仍重創人與人間信任基礎，以被告擔任之角色分工，乃欲遂行詐欺行為之重要工作之一，及其參與犯罪程度等量刑因子，確無情輕法重，即使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予憫恕之情形，故尚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餘地。

　㈤此外，本院查無被告本案所犯之罪，有何其餘法定應予適用

　　之減輕事由，附此陳明。

五、駁回上訴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上開犯罪事證明確，適用相關規定，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被告既稱前曾遭詐騙集團詐騙，明知詐騙集團對社會治安、經濟秩序危害甚鉅，竟仍配合加入詐欺集團，聽從詐欺集團指示擔任車手工作，共同詐騙楊O純財物，並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幸楊O純已發覺受騙，始未再蒙受財產損失，然被告所為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應予非難，參以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處於受指揮地位之分工情節及參與程度、所生危害程度，並考量被告於偵查中雖否認犯行（按：此雖為被告防禦權之正當行使，不得作為加重量刑之因子，然與其他案件自始坦承之被告相較，仍應於量刑時予以考量，如此方符平等原則），且未取得楊O純及告訴人之原諒，惟在原審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按：然於本院審理時復否認犯行），兼衡被告素行（參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及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46-14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經核原審業已衡酌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之個人因素，其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未逾越法定、處斷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入之裁量權濫用，原判決量刑自無不當或違法。

　㈡被告上訴雖執前詞否認犯罪，然本案原審依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適用相關規定，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量處如上述之刑，及沒收、不予宣告沒收之依據（詳後述），均已詳細敘述理由，是以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及沒收、不予宣告沒收部分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2.被告供述未因本案獲有報酬，扣案如附表編號4之現金4,672元乃本案詐欺集團先前給付與被告，作為被告向其他被害人取款之車馬費等語（見偵卷第70頁、原審卷第148頁），復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證被告就本案獲有報酬，自無從認定被告有因本案行為獲有犯罪所得。然上開現金係被告所得支配，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業經被告供述在卷，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六、補充事項

　㈠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之立法意旨，既在於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價，以符合罪刑相當及公平原則，則法院在適用該但書規定而形成宣告刑時，如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為免倘併科輕罪之過重罰金刑產生評價過度而有過苛之情形，允宜容許法院依該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意旨，如具體所處罰金以外之較重「徒刑」（例如科處較有期徒刑2月為高之刑度），經整體評價而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例如有期徒刑2月及併科罰金）為低時，得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析言之，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案被告所犯，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所犯輕罪即一般洗錢未遂罪部分，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原審科刑時，並未宣告併科輕罪之罰金刑。本院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因子，經整體評價被告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及其自陳：已婚、須扶養2名分別為10歲、6歲之未成年子女、目前子女由先生及婆婆照顧，之前打零工，月入為最低基本工資，家庭經濟狀況貧寒；本案沒有分到任何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77頁、偵卷第70頁）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未取得報酬，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認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為避免過度評價，乃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充分而不過度。原審未說明未宣告併科罰金之理由，雖有未周，惟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即不構成撤銷原因，由本院逕予補充說明，仍予維持。　

　㈡被告行為後，屬刑法加重詐欺取財罪特別法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部分條文，並已於同年月00日生效。被告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因此雖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以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刑規定有利於被告，仍不符合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原審對此雖未及說明，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附此敘明。

七、子女利益考量　

　㈠具我國國內法效力之兒童權利公約，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作為公約所有條款之基礎。基此原則明定，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之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參見公約第9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然上開公約就傳喚利害關係人表示意見之規定並非強制規定，故而是否使兒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表意、如何表意，均應得以綜合情狀予以裁量。又兒童權利公約第14號一般性意見內，針對父母因受刑事追訴而需與子女分離之情形指出：對家長或其他首要照料者「犯罪服刑」的情況，應逐一按情況充分考慮不同刑期對兒童造成之影響，係就父母因受刑事追訴而需與子女分離之情形，主張於父母「犯罪服刑」時，國家相關機構對應父母之「執行刑罰」情形，因家中兒童為適當之考量，然亦肯認父母因受刑事追訴有需與子女分離之情形，並未干預法院依法量刑之職權。況兒童為父母保護之對象，而非父母為違法行為後減輕刑責之託詞，照顧家中兒童並非父母違法行為之正當理由，父母之罪責仍應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僅因家中兒童而適度基於子女利益考量，並非基於行為人即犯罪父母之利益來考量（另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288號判決要旨）。

　㈡被告育有2名分別為10歲、6歲之未成年子女，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陳明（見本院卷第77頁），並有戶籍謄本在卷足憑（見原審卷第151-153頁）。原審於量刑時已考量被告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有原判決第6頁所載被告於原審自承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可參（見原審卷第146頁），已將被告家中有未成年子女之因素充分列入考量，且被告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亦已表示無證據請求調查（見原審卷第147頁），而上開公約就傳喚利害關係人表示意見之規定並非強制規定。綜合上情，縱原審未依該公約傳喚相關人等陳述意見，對判決結果亦無影響，並未違反法律正當程序（同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可供參考）。原審既已實質上考量被告子女之狀況，顯未違背上述兒童權利公約，自無違法。至本院審理時，因被告陳稱其2名未成年子女現由其夫及婆婆照顧，且依該2名子女年紀應在求學階段，為免造成其等生活及就學之困擾，雖未使其等表意，然被告已表明須扶養該2名未成年子女，目前因入監執行而由其夫及婆婆照顧等語（見本院卷第77頁），可見其與該2名未成年子女雖因其目前在監執行，暫時無法照顧，然依附關係仍深。茲本院審理時，被告已表示上情，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科刑部分已表示無證據請求調查（見本院卷第74-75頁），是以本院就將使被告與其子女分離之本案訴訟程序中，已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而給予利害關係人即兒童之母（即被告）參與並陳述有關兒童部分意見之機會，且已了解該未成年子女與之依附關係如何等節，再慮及前述兒童為父母保護之對象，而非父母為違法行為後減輕刑責之託詞，照顧家中兒童並非被告為本案犯行之正當理由，亦非其同時兼顧家庭狀況之途徑，而於審酌原審量刑是否妥適及本院量刑時均予以考量。依此，本院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應無違兒童權利公約規定，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何　志　通

　　　　　　　　　　　　　　　　法　官　周　淡　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　美　姿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