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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上訴字第210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素華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5年度訴字第1989號中華民國115年7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5年度調偵字第2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素華與告訴人蔡沛諭之父蔡木豊間有債務糾紛,因不滿債務未獲清償,基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妨害名譽之犯意,以不詳方式取得告訴人之婚宴照片後,於民國114年10月2日13時許,在不詳地點透過網際網路,於社群軟體臉書(FACEBOOK)公開社團「台南大小事」,以其帳號「蔡素華」公開發表「台南區,誇張了,竟然連結婚辦理喜宴錢也不不付款雖然事情已9年…」等文字,並附上告訴人之婚宴照片數張,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並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個人資料而足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違法利用個人資料致生損害他人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告訴人所指述被告之犯罪情節,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73號判決意旨亦可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蔡素華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蔡沛諭於警詢時及偵查時之指證、臉書截圖8張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供稱有於上開時間,透過其帳號在臉書社團貼文,並附上告訴人之婚宴照片數張等情,惟堅詞否認有加重誹謗或非公務機關違法利用個人資料致生損害他人等犯行,並辯稱:這個婚宴是伊去辦的,告訴人父親蔡木豊說要付款,但開出來的支票最後1張新臺幣(下同)13萬元卻跳票,之後偶遇告訴人父親,有支付5,000元後就找不到人,照片是伊當天辦婚宴時拍的,後來看到臉書回顧,一時心情不好,想說他們欠錢,想要找到他的人,所以才PO文,之後才有找到告訴人父親開本票還錢的事情,他們於114年10月15日開了25張本票給伊,伊沒有要誹謗或是違反個資法的意思等語。又辯稱:其發文目的僅係希望取回宴席尾款,並無誹謗告訴人或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網友嗣後所為之辱罵、負面留言,亦非其所能控制或支配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不爭執之事實:被告於114年10月2日13時許透過網際網路,在臉書上公開社團「台南大小事」以其帳號「蔡素華」公開發表「台南區,誇張了,竟然連結婚辦理喜宴錢也不不付款雖然事情已9年…」等文字,並附上告訴人之婚宴照片數張等情,業據被告坦承此情,並有告訴人蔡沛諭於警詢、偵訊時之指訴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警卷第7至9頁,偵一卷第11至13頁,原審卷第56至63頁)、臉書截圖8張(警卷第11至14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訴加重誹謗罪部分:
 ⒈關於本件被告所為是否構成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罪之審查標準:
  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針對以言詞或文字、圖畫而誹謗他人名譽之誹謗罪規定,係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以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之規定,則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從而,對於所謂「能證明為真實」其證明強度不必至於客觀的真實,只要行為人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的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皆應將之排除於第310條之處罰範圍外,認行為人不負相關刑責。因此,行為人就其發表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言論所憑之證據資料,至少應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主觀上應有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之認識,倘行為人主觀上無對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不實」之認識,即不成立誹謗罪。是以,同為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隱私權衝突時,就管制言論之規範合憲性所應採之審查標準,應受所涉言論自由價值、管制措施究屬「時間、地點及方式」之管制,或涉及「言論內容」,甚或管制時點之事前或事後,而有不同。就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誹謗罪而言,雖非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但仍須以行為人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方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即採取「真正惡意原則」。透過「真正惡意原則」之檢驗,只要認行為人於發表言論時並非明知所言非真實而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未探究所言是否為真實致其陳述與事實不符,皆排除於同法第310條之處罰範圍外,認行為人不負相關刑責。因此,行為人就其指摘或傳述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項,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憑之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主觀上有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之認識,即欠缺故意,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
 ⒉以刑法第311條善意言論免責事由檢視:被告固坦承在社群軟體臉書上公開社團「台南大小事」以其帳號「蔡素華」公開發表「台南區,誇張了,竟然連結婚辦理喜宴錢也不不付款雖然事情已9年…」等文字並附上告訴人之婚宴照片數張,然依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因為當初是長輩與對方接洽喜宴費用問題,有付款只是當初有兩張支票未兌現,剩餘約款項10幾萬元未付清等語(警卷第8頁);於偵訊時稱:當時是父親及大伯與對方接洽喜宴,是開公司票給被告他們,不是惡意跳票,一開始有兌現,後來公司倒閉之後才跳票,被告把支票弄不見了,才來跟伊等要本票。被告在114年11月間找到伊的父親,父親有簽25張本票,是簽父親的名字等語(偵一卷第13頁);復於審理時證稱:婚宴在105年10月2日舉行,由父親支付婚宴費用,不清楚父親如何付款,114年10月15日之本票(即偵一卷第25頁之本票)是父親簽的,被告請父親還錢,就是剩下的12萬5,000元,因為伊等經濟不太寬裕,所以希望分期,被告請父親簽本票、1張5,000元,每個月分期償還等語(原審卷第57至59頁)。由上可知,被告為告訴人辦理婚禮宴席完成後,確有因支票跳票緣故,而剩餘12萬5,000元尚未支付,且迄114年即被告發文之後,方由告訴人父親簽立本票逐月歸還等情,是告訴人父親未給付宴席尾款,而告訴人為婚宴當事人,被告主觀認知告訴人一方尚未清償完畢,非全然無據,難認其係基於虛構事實之誹謗故意所為。
 ⒊另以真正惡意原則為檢視:觀諸被告發表內容記載「台南區,誇張了,竟然連結婚辦理喜宴錢也不不付款雖然事情已9年的回顧看到難免情緒上有些憤慨,主家真能看到這篇發文,希望能出來說清楚講明白我知道你能自動找的到廚師」貼文,其除對於9年未能取得款項之委屈憤慨宣洩情緒,也希望婚宴主家能出面處理解決問題,其所使用之文字、語氣尚屬中性,並無使用不雅之言語,或刻意對告訴人本人進行人身攻擊或空泛謾罵之情,復未牽扯其他與債務不相干之事務,所附亦為當日婚宴照片,並無刻意醜化之舉,是被告辯稱其目的只是希望婚宴主家能出面解決問題,主觀上並沒有要誹謗告訴人名譽之意思,應為可採。
 ⒋綜上,被告所為上開貼文,有涉及自身感受之表述,其中關於喜宴錢不付款部分,在婚宴後確實有因跳票而未給付尾款之情,且告訴人或其父親均未主動聯繫處理,時隔多年仍有婚宴款項12萬5,000元尚未清償,縱被告記載方式未臻精確,然並非屬虛構事實,難認被告係出於誹謗之故意所為。縱被告所述內容與委託辦理婚宴主家即告訴人及其家人之私德有關,但係被告處於遭積欠債務多年、無法聯繫獲得清償所為,依被告上開留言之整體語意脈絡與當時客觀背景和事件之因果歷程綜合判斷,顯係為自己發聲,而基於善意為維護其個人合法利益所為之適當評論,而並非蓄意發表貶低告訴人人格之文字而為無端指摘,應認具備刑法第311條第1款所定善意發表言論而有保護合法之利益之免責條件,依法不罰。
 ㈢被訴違法利用個人資料部分:
 ⒈按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而言,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觀諸被告貼文所附上告訴人之婚宴照片,在投影螢幕上有顯示告訴人臉部、全身之婚紗照,足以辨識、特定告訴人之特徵,核屬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又被告供陳:上開刊登照片,係伊婚宴辦桌時所拍攝等語(原審卷第39頁),雖被告係於婚宴公開場合所蒐集而取得之資料,惟其將告訴人前述個人資料附於臉書貼文後,已超越單純「處理」個人資料之行為,而係將所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而屬「利用」之行為,且已逾越前開蒐集之目的,因被告並非公務機關,是本案應審究者為被告是否主觀上基於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為上開利用行為?
 ⒉依現行個資法之修法歷程,其第41條關於違反同法相關規定而蒐集、處理或利用他人個資之客觀行為,在主觀要件上可區分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與「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兩種型態。前者係沿襲舊法第41條第2項關於「意圖營利」之規定並略作修正,故應循舊法原旨,依目的性限縮解釋為僅指財產上之利益。至於後者,既以造成他人損害為目的,即與「意圖營利」之意義不同,自不以損害財產上之利益為限,尚包括人格權等非財產上之利益,此徵個資法係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該法第1條規定參照)而立法益明,上述區分為目前一致之見解。是行為人主觀上基於「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意圖損害他人財產上暨非財產上之利益」,而非法蒐集、處理或利用他人個資者,方得認成立上開犯罪。又「損害他人之利益」雖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惟仍須為法律所保障之權利或利益,並非當事人主觀願望或期待,或其他社會生活之抽象利益,否則個資法第41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之範圍將無限擴充,而與民事責任產生扞格。個資法第41條所稱他人利益,於該法中並未明文定義,然如參諸同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及同法第28條第2項規定:「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足見本法所稱他人非財產上之利益,應以「人格權」為限,並非泛指一般之反射利益或其他非法所保護之抽象利益。而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即屬人格權保障之具體法律規定,與個資法第41條所稱「他人利益」之範圍相當。再基於刑罰謙抑性原則,刑罰具有最後手段性,相較於行政罰非以限制他人身體自由為處罰手段,刑罰應受罪刑法定主義原則之嚴格限制,不得任意為不利於行為人之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進言之,個資法關於違反第6條、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等違反個資法之行為,於同法第41條、第47條、第48條分別設有處罰規定,其中第41條採刑事責任之立法模式,第47條、第48條則為行政處罰立法模式,於構成要件上,除違反本法規定而蒐集、處理、利用個資外,第41條刑事責任之構成要件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為要件,採意圖犯之立法模式,是於犯罪之成立上,亦應就犯罪意圖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以與同法第47條、第48條之行政處罰區別,因此,並非所有違反個資法之蒐集、處理、利用個資行為,均構成同法第41條之刑事犯罪。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裁定意旨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規定之成立,除行為人須有違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客觀行為及主觀認識外,另須具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之主觀不法構成要件要素,始足當之,如無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即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不符。另行為人是否有損害他人之意圖,雖屬內心狀態,然仍得由其表現在外的客觀狀態本身加以綜合判斷,準此,法院於個案中,仍須調查行為人於揭發他人隱私之外,有無追求其他利益之目的予以綜合判斷。若綜合卷內事證判斷,對被告行為當時有無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有所質疑,揆諸前揭說明,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⒊查被告為告訴人辦理婚禮宴席完成後,確有因告訴人父親交付之支票部分跳票緣故,而剩餘12萬5,000元尚未給付,期間告訴人父親亦無主動聯繫處理清償,迄至114年被告為上開臉書貼文後,方由告訴人父親簽立本票逐月歸還等情,是被告上開貼文內容,並非無所本而虛構事實,復以被告所為發言尚屬節制,應認被告發表貼文內之言論,係因保護合法之利益而以善意發表言論,尚在言論自由所保障之範圍,而難認為違法,已如前述。又具體特定被評論者之身分,係個人評論他人行為之基本前提,如行為人在發表言論時,動輒受法律限制不得以姓名、外觀之特徵特定被評論者為何人,則言論根本無從聚焦,顯屬言論自由之重大侵害,則依此合乎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意旨之解釋方法,觀被告所附婚宴照片數張,其中大螢幕上之婚紗照雖足以識別告訴人身分而屬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但經權衡全案情節,被告目的係為表示對於該次宴席費用未獲清償之感慨,同時希望婚宴主家出面處理而附上婚宴照片,並無使用任何侮辱告訴人之言詞,且揭露之資訊亦屬有限,難認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特定意圖。
 ㈣檢察官上訴意旨固以系爭貼文刊登後引發諸多網友留言,其中不乏羞辱、詛咒乃至人格攻擊之文字,告訴人亦於原審提出相關臉書截圖為證。且以被告所張貼者係告訴人夫妻人像清楚之婚紗照片,足以使相關親友辨識其身分,而被告對自己及配偶之臉部有所遮掩,卻未遮掩告訴人夫妻之臉部;再參以實際處理宴席費用者係告訴人父親,被告卻公開告訴人夫妻之照片,可認其係刻意利用告訴人之身分及社會評價施加輿論壓力等語;告訴代理人亦以:被告並非為了找不到債務人(指告訴人父親)拿不到這筆債務而貼文的,他是利用這張具有效果性的大型婚紗照公開在網路的公審,被告除貼文之外,下面是有跟好幾個網友互動而回復不堪之言詞,被告是故意非法利用告訴人的肖像權,去侵害告訴人的名譽權,其具主觀不法犯意等語。觀之告訴人提出之臉書網頁資料雖顯示系爭貼文下方有第三人發表強烈負面乃至辱罵性之言論。然而,刑事責任原則上仍應以行為人本人之行為及主觀犯意為判斷基礎。第三人於網路社群自行發表之評論,如無證據證明係由被告授意、指示或與被告基於共同犯意所為,即不能僅因該等言論係發表於被告貼文下方,即完全歸責於被告。再者,被告自警詢、偵查、原審迄至本院審理,始終辯稱附上婚宴照片係因此照片與宴席欠款事件有關,希望主家見到後出面聯繫之語。細繹被告原始貼文內容,其除表達宴席費用歷經9年仍未完全獲償之憤慨外,尚記載「主家真能看到這篇發文,希望能出來說清楚講明白」,其餘貼文之用詞「借此本版面透過,希望他們主動找我們結清」、「年青人大概有加入台南大小事,希望他她們會看到的」、「都那麼久的事,想說我們台南人看到能有所幫助就好,謝謝」等語(偵二卷第61、65、67頁)。並無針對告訴人個人為謾罵或負面評價,亦未揭露告訴人之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或聯絡方式等其他資料;所揭露之告訴人婚禮照片與其所欲表達之婚宴尾款事件間,尚非毫無關聯。再被告本人對相關留言所為之回應或其他互動,仍應與第三人自主發表之言論區分評價,尚不得僅以第三人留言內容日益激烈之結果,逕行反推被告於發表原始貼文時即具有利用他人言論羞辱告訴人之故意。至告訴人對於被告以此方式催討喜宴之欠款深感不快,惟刑法誹謗罪所應審究者,並非單以行為人處理債務糾紛之方法是否適當為斷,仍須依積極證據認定其主觀上是否具有毀損特定人名譽之故意。本件婚宴尾款確實存在並歷經多年未完全清償,被告原始貼文之內容亦係圍繞該項婚宴尾款而為,其所稱希望透過貼文促使婚宴主家出面處理,並非與貼文客觀內容全然不符;而發文後告訴人父親蔡木豊亦確有簽發本票並陸續分期清償之事實。則檢察官上訴所指核屬無據。
 ㈤再證人蔡木豊到庭證稱其並未離開固定處所,被告可以找到證人索取欠款等情(本院卷第117至125頁),固屬為真,然證人蔡木豊明知積欠告訴人上開婚宴餘款長逾9年不思償還,並以無力清償推託,故難責及被告應主動催討,再以被告究竟有無其他聯繫蔡木豊之方法,固得作為審酌其發文目的之間接事實,惟即使被告仍可能透過其他途徑尋找或聯繫蔡木豊,至多說明其所採公開發文方式並非必要或最適當之催討手段,尚不能據此當然推論其發文目的必然在於毀損告訴人名譽。尤其本件債務確有其事,被告貼文與該債務又具有直接關聯,卷內仍欠缺其他足以排除被告催討債務目的之積極證據。是此部分縱依檢察官所主張之事實為認定,仍不足使本院就被告具有誹謗故意形成無合理懷疑之確信。進一步言,檢察官上訴所指被告選擇告訴人婚紗照片、照片之辨識性、被告對自己一方臉部之遮掩方式,以及被告可能尚有其他聯繫蔡木豊之管道等情,均足以質疑其採取公開催債方式之必要性及妥適性,然依刑事訴訟所要求之嚴格證明程度,仍不足據以排除被告主要係為促使相關人出面處理尾款之合理可能。故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尚不能使本院形成被告具有損害告訴人利益特定意圖之確切心證。原審因認此部分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結論並無違誤。
五、綜上所述,依本案被告貼文之源由及客觀情形,並綜合卷內事證判斷,被告所述非屬無據,並非明知為不實之事項仍據以指摘、傳述之真實惡意而為,其無真實惡意,並無主觀不法犯意,而與加重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符;其次,尚無從認定被告主觀上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之意圖,是本件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具有毀損告訴人名譽之故意,及具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定損害告訴人利益之特定意圖,尚無法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使本院達到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以檢察官之舉證無法達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審認事用法違誤,並未提出積極確切之證據可資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無可採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立鈞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建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張婉寧
                   法 官 黃裕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加重誹謗罪部分不得上訴。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但應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倩玉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卷宗簡稱對照表)
簡稱
       全   稱
警卷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南市警永偵字第1141108127號卷
偵一卷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0014號卷
偵二卷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5年度調偵字第262號卷
原審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5年度訴字第1989號卷
本院卷
本院115年度上訴字第2107號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