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年度易字第31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立宸

選任辯護人  陳敬人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088920895、21144、21873、23019號），本院判決如下：

徐立宸犯如附表「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伍罪，各處如附表「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玖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如附表編號二、四「竊取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一、徐立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基於竊盜之犯意，於附表所示時、地，徒手竊取各「竊取物品」欄所示之物品得手。

二、案經陳育賢、游雅琪、陳克瑞、陳敬皓、簡正豪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徐立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辯護人均表示對其證據能力沒有意見（見本院審易卷第139頁），檢察官亦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陳述作成時之狀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以此作為證據乃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均得作為證據。

二、其他資以認定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我有拿附表所示之物品等語，但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完全沒有印象，影片中的人看起來就不正常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答辯略以：被告因罹患精神疾病，於精神科就診，服用管制藥品，產生幻覺、妄想、健忘、夢遊等副作用，對於物品種類、名稱、所有權誰屬等概念，均已模糊而有誤認，其應無不法所有意圖，責任能力亦有所欠缺或顯著降低等語，經查：

　㈠被告曾於附表所示時、地，徒手竊取附表所示物品等情，有附表所示各證人警詢供述可憑，並有附表所示證據在卷可稽，且本院已於審理中將被告如附表編號2至5行竊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無誤（見本院易字卷二第192-194頁），被告於審理中也坦承有拿附表所示之物品（見本院易字卷二第205頁），可見被告確有如附表所示之竊盜犯行。至於犯罪時間，起訴書大致上是依告訴人之證述記載，爰參酌監視器畫面截圖等客觀證據，更正如附表所示。又被告竊取之物品或為商店展售之商品，或為他人裝置之器材，客觀上顯為他人之物，被告據為己有，自有不法所有意圖，且有竊盜犯意無訛。

　㈡附表編號3犯行之加重構成要件部分：

　⒈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所謂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不以行竊時有人居住其內為必要，其居住人宿於樓上，或大樓管理員居住另室，而乘隙侵入其他房間行竊者，均不失為侵入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行竊，此有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945號（原）刑事判例意旨可據。然而，美樂工商大樓為商業大樓，其各樓層住戶多為公司行號，此觀其1樓門廳照片內之樓層介紹看板即明（見臺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21144號第32頁），衡諸常情，晚間應無住戶居住在內。又被告行竊時，1樓門廳警衛櫃檯並無管理員在場，業經本院勘驗監視錄影畫面屬實（見本院易字卷二第193頁），且據證人即管理員陳克瑞於警詢中所述：我是於早上7時10分來上班時，發現網路分享器失竊一語（臺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21144號第17頁），則被告行竊時該大樓有無管理員留守，亦屬不明，尚難認屬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

　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所謂毀越門扇，係指毀損或踰越門扇而言，若是撬開門鎖而啟門入室者，均與該要件不合，此有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2415號、77年台上字第1130號（原）刑事判例可據。同理，若是扳開自動感應門而進入，亦非踰越門扇，此有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原上易字第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故被告以手推開自動感應門而進入美樂工商大樓，尚非踰越門扇。

　⒊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所謂攜帶兇器竊盜，只須行竊時攜帶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且螺絲起子為足以殺傷人生命、身體之器械，屬於具有危險性之兇器，此有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2489號、79年度台上字第5253號（原）刑事判例意旨可據。又攜帶兇器竊盜，衹須行竊時，攜帶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即可，該兇器雖為行竊現場之被害人所有，並非被告所攜往，然被告既於行竊之際攜之為工具，在客觀上已足對他人之生命身體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應成立上開加重事由，有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88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2號研討結果可參。然而，被告於附表編號3之竊盜犯行中，是在徒手竊取網路無線分享器1台得手後，欲離開美樂工商大樓時，因為無法推開自動感應門，才又折回樓梯間內，尋得螺絲起子，返回感應門前，隨即因另行發現感應門之開關並按壓之，成功開啟感應門，便將螺絲起子棄置於警衛櫃檯前而離去等情，業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屬實（見本院易字卷二第193頁），則被告是在竊盜犯行既遂之後，始取得現場之螺絲起子，並非持螺絲起子行竊，與上述判決、座談結論之事實不同，故本案亦不能論以攜帶兇器竊盜。

　㈢被告之責任能力：

　⒈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第2項規定：「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應本諸「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定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法院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認事證已明，無再贅行鑑定之必要，而綜合全部卷證，自為合理推斷，洵非法所不許，此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1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據。

　⒉被告雖然罹患重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失眠（insomnia）等疾病，經醫師處方開立管制藥品Fallep（Flunitrazepam），其副作用有低血壓、靜脈炎、噁心、口乾、腹瀉、嗜睡、暈眩、動作不協調、頭痛、記憶障礙、夢魘、反彈性失眠、呼吸抑制等，又經醫師開立其他藥物如Cymbalta、Kinax、Brintellix、Rivotril、Lavol等，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下稱馬偕醫院）111年9月30日馬院醫精字第1110006319號函文及所附門診紀錄單、同院臺北院區門診病人用藥記錄單、藥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110年10月6日診字第MAZ0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同院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西藥許可證、心安藥局之藥袋在卷可查（見臺北地檢署110偵20889卷第67頁、本院審易卷第147-159頁、本院易字卷二第95-113頁），固可認定。

　⒊然而，被告所罹患之精神疾病本身，未必會導致其責任能力欠缺或降低。被告服用之管制藥品管制藥品Fallep（Flunitrazepam）雖有可能導致記憶障礙，但「Flunitrazepam屬於笨二氮平類安眠藥物，其藥理作用都是透過結合大腦的gamma amino butyric acid（GABAA receptor)受器以增加神經細胞對於氯離子通道的通透性，藉由增加氯離子進入細胞内而使得神經元出現超極化（hyperpolarization）現象，因此神經信號傳遞將受到影響，從而會減少動作電位產生，以達到抑制中樞神經系統的效果。一般來說，關於記憶形成的過程，可以分為：編碼（encoding)、儲存（storage)和提取（retrieval)，這三個環節如果任何一部份出現問題，都會導致記憶障礙，而常見的失憶形態則有順行性失憶（anterogradeamnesia)及逆行性失憶（retrogradeamnesia)，服用安眠藥物後所致之失憶，應屬於順行性失憶，在服用藥物後大腦無法將知覺經驗透過編碼而儲存，導致對於服用安眠藥之後所發生的事件經過將完全無法記憶。然而即使是服用藥物後無法記得事件經過，並不代表在案發當時的責任能力有所欠缺，仍需視臨床表現、個人狀態及案發當時言行表現來作為判斷依據」，此有馬偕醫院111年9月20日馬院醫精字第1110002546號函及所附（另案）鑑定報告書在卷可查（見本院易字卷二第139、141頁）。況且，被告犯案當時究竟有無服用該等藥物？亦未必明確，自不能以被告經醫師處方開立上述藥物一情，遽認被告必然因藥物影響而欠缺責任能力。被告是否因該等藥物影響導致責任能力欠缺或降低？均應視被告於案發當時或近期內之反應為斷。

　⒋被告於附表編號2至5所示竊盜犯行之際，於行走之時均步態正常，並無精神恍惚、左右搖晃之情形，尤其在編號5犯行中，被告於行竊前仍多次與店員交談，向店員借用電話，操作電話，在店內漫步參觀店內商品，手持手機講電話、滑手機，期間均談話正常，並無語無倫次、眼神渙散之情形，業經本院勘驗明白，並製作勘驗筆錄存參（見本院易字卷二第192-194頁），而附表編號1所示犯行與編號2發生時間相隔不過約45分鐘，從編號2行竊過程中之監視錄影畫面，既可認定被告精神正常，則在約45分鐘前之編號1犯行中，被告亦應無因服藥而致精神失常之情形。再者，馬偕醫院依據被告另案於111年6月16日晚間7時54分許在誠品南西店、於同年月17日凌晨4時許在寶雅南西店行竊前後之案發過程等，亦鑑認被告當時並未有受到過量服用藥物所造成認知能力顯著下降的表現（見本院易字卷二第115-145頁)，該另案犯行與本案附表編號3所示犯行時間接近，益徵被告於本案附表編號3之犯行中並無精神失常之情。據此，被告於附表所示竊盜行為時，責任能力並無欠缺或顯著降低，亦無辯護人所主張：被告對於物品種類、名稱、所有權誰屬等概念，均已模糊而有誤認，無不法所有意圖之情形。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已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核被告如附表編號1、2、3、4、5所為，均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就附表編號3部分，尚不適用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3款之加重事由，附此敘明。被告如附表所示5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又檢察官並未主張被告構成累犯而應加重其刑，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刑事判決意旨，自無從以累犯論擬。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見本院易字卷二第209-243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竟又於本案任意竊取他人財物，顯見其法治觀念薄弱，且漠視他人財產法益；被告於本案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品，於犯罪後已返還編號1、3所示之物，並就所竊編號5之物補給價金，有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審易卷第53頁、本院易字卷一第117、119頁、易字卷二第53頁），被告既已填補此部分損害，就該三罪之犯罪後態度尚稱良好；但對於附表編號2、4所示之罪，被告自承迄今尚未返還贓物或賠償告訴人（見本院易字卷二第208頁），且未見被告有何悔意，犯罪後態度難謂良好；另衡酌被告為中低收入戶，有中低收入戶註記資料、中低收入戶查詢資料、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0年6月16日北市社助字第110307873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易字卷二第47、63頁、臺北地檢署110偵20889卷第69-75頁），及被告所自承其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現於友人餐廳內打零工，未婚、無子女，有時會拿錢給同居的殘障父親之生活狀況（見本院易字卷二第206頁），以及其他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最後，再審酌被告所犯上開五罪之犯罪情狀、罪質及侵害法益，兼顧刑罰衡平之要求及矯正被告之目的而為整體評價後，分別就所處有期徒刑、拘役部分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被告所竊取如附表編號2、4所示之物，均為犯罪所得，雖未據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至於被告所竊取如附表編號1、3、5所示之物，業經被告返還或於案發後付款完畢，已如前述，應認其犯罪所得已經合法發還告訴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51條第5款、第6款、第41條第1項前段、第8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文婷、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沛元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紹甄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