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訴  人 

即  自訴人  林益如

自訴代理人  周郁雯律師

            許英傑律師

            陳守煌律師

被      告  蔡郁君

選任辯護人  周詩鈞律師

            吳展旭律師

被      告  游世一

選任辯護人  陳怡妃律師

            楊榮宗律師

            徐鈴茱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自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25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1、按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自均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之可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蒐集證據係對不確定之事實，以待證事實為核心，蒐集一切有關之證據資料後，就與待證事實有關部分提出於法院；調查證據聲請則係於蒐集證據完成後，對於特定證據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存有疑義，請求法院調查之程序，二者涵意不同。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有關檢察官就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舉出證明之方法之規定，係規定於該法第一編總則「證據」章中，於第二編之公訴、自訴程序均有適用。故自訴狀應記載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外，自訴人亦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實質舉證責任，並應舉出證明之方法，自不待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12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得聲請法院調查證據，而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限於維護公平正義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2項定有明文。故法院固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並無蒐集證據之義務。蒐集證據乃檢察官或自訴人之職責，事實審法院應以調查證據為其主要職責，其調查之範圍，亦以審判中所存在之一切證據為限，案內不存在之證據，即不得責令法院為發現真實，應依職權從各方面蒐集證據（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84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自訴人在訴訟程序之地位與檢察官相同，對於自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2、自訴人聲請向玉山銀行及華南銀行函調「本案支票」提示兌現之帳號帳戶資料、向新光銀行函調吉美公司支票帳戶匯入款項來源，以確認款項確實有按照被告主張的支付、款項來自買家即吉美公司而沒有回流的狀況等節。惟查，吉美公司依據於99年12月15日與自訴人所簽定之合建契約，以「B契約」購買「本案都更案」所需之容積移轉用地，並已以支票給付完畢（詳附表三所示）之後，吉美公司以「B契約」所購買之容積移轉用地，向臺北市政府申請容積移轉至「本案都更案」（見原審自卷一第345至352頁），足見買賣雙方嗣已依照「B契約」履行完畢，是實難認被告2人有何詐欺犯行，均已詳述如前。又公司營運開立支票支付相關費用，於支票兌現前，將兌現支票面額匯入支票帳戶，始可兌現，乃屬正常，否則公司將面臨所開立之支票，因支票帳戶金額不足，而遭退票之紀錄，而影響公司信用，是吉美公司於上開「本案支票」（共計16張）兌現前，以自訴人所指之「A至J方式」匯入款項至其支票帳戶（見本院卷一第189至193頁），實為常理之中，且匯入金額與兌現支票面額相當，更為正常之情況，實無法以匯入金額與兌現支票金額相當，而臆測匯入金額係為本案回流吉美公司之金額。另公司營運期間，匯入公司銀行帳戶款項之原因諸多（如營業收入、非本業收入等因素），在無任何證據可認上開匯入款項為出售容積移轉用地之賣方回流至吉美公司，實不得僅憑臆測即調閱吉美公司營運上相關資料，進而侵害吉美公司營業上秘密；又自訴人聲請調閱兌現支票之人相關銀行帳戶，更實核與本案待證事實無關。再者，倘若為不法款項之收取，依常情，理應會使用人頭帳戶或以實物代金等間接方式，始可將金流阻斷而無法追查，是吉美公司倘若有收取本案之不法所得，豈會使用公司正常營運之銀行帳戶，作為犯罪工具，甚至以匯款方式匯入，來遭查獲其金流。是自訴人上開聲請調閱之資料，均核與本案待證事實無關，無庸調查。

 3、自訴人聲請向士林、萬華地政事務所調查附表一編號24、26土地他項權利登記資料、傳喚吉美公司副總廖滿足及本案容積移轉用地之全部土地所有權人等節。惟查，基於契約自由及債權相對性原則，買賣契約出賣人本無須為標的名義上之所有權人或信託受託人，而「A契約」既已約定吉美公司自簽約日起3個月內，得要求賣方更換土地，則是否或如何行使該權利，同得由當事人自行協商決定；又依案發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17條第1項規定，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申請容積移轉者，除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外，尚須負責限時清除現實及法律上之各種占用情形，並非純以土地登記權利資料即得釐清判斷，自不能因「甲土地」有贈與臺北市政府及有知名公司陸續取得應有部分之紀錄，即據以逕認上開土地於簽立「A契約」時確無任何難以進行容積移轉之風險疑慮（例如有前述占用情形而無法通過容積移轉申請之風險等等）。再者，自訴人清楚知悉「本案都更案」所需購買之公共設施用地，尚須價值公告現值1億5600萬元容積移轉用地，且雙方約定按公告現值1億5600萬元之180％（即2億8080萬元）購買，並由自訴人負擔52.5％部分即「1億4742萬元」，且自訴人自始自終均只有給付「1億4742萬元」（詳附表二所示），且自訴人上開給付金額亦低於倘若按「A契約」或「B契約」購買容積移轉用地總價計算之應給付部分（詳附表二、三所示），是被告2人顯然未從自訴人額外獲得增加之利益，要難認被告2人有何不實增減買賣標的或修正各筆土地交易價格之不法所有意圖，均業經詳述如前，是自訴人上開聲請，均顯無調查之必要。

 4、至自訴人於本院112年3月28日辯論終結後之112年4月6日具狀聲請再開辯論，並傳喚上開證人廖滿足及本案容積移轉用地之全部所有權人到庭訊問乙節，查上開證人均核無傳喚之必要，業已詳述如上。自訴人又於112年4月14日具狀聲請再開辯論，指稱尚須調查吉美公司並未授權被告蔡郁君簽約A-1契約、A-1契約上有3筆土地未列入「B契約」中，該等土地金額占該合約金額逾一半以上，則該合約顯已不實，及自訴人不知100年3月8日「A契約」作廢，仍按「A契約」付款等節，然查，由A-1契約上「立契約書人」觀之，係蓋有吉美建設之公司章、吉美公司法定代理人即被告蔡郁君之印章、被告游世一之印章及簽名等情，是A-1契約明顯可知係由吉美公司與被告游世一所簽訂，有A-1契約影本在卷可參（見原審自卷一第219至223頁），而被告蔡郁君又為吉美公司負責人，該契約「立契約人」上有其姓名及印章，均符合契約訂定之方式，且被告2人及吉美公司並無稱該契約不實；又自訴人因「本案都更案」所分期給付之上開三期款項，吉美公司自始至終均係按「本案都更案」所需容積移轉用地之公告現值約1億5600萬元按180％計算其52.5％之分擔比率，通知自訴人給付（詳附表二所示），自訴人尚非依據「A契約」或「B契約」所購得之容積移轉用地之公告現值計算付款；且自訴人清楚知悉吉美公司於第三期「付款通知」上已有載明吉美公司係於100年3月22日向寬頻公司購買之公共設施用地（即「B契約」部分），且吉美公司並無要求自訴人需按購買容積移轉用地總價最高之「B契約」給付，是自訴人指述其於不知悉「A契約」作廢、也不知有「B契約」，直至108年1月第二次公展時，才發現「B契約」，均與上開查得客觀證據不符等節（已詳述如前）。綜上，自訴人上開聲請，均核與待證事實無關；再者，本案事證已臻明確，是上開聲請，亦無再行調查之必要。再按刑事訴訟法第291條固規定「辯論終結後，遇有必要情形，法院得命再開辯論」，然言詞辯論終結後，有無再開辯論之必要，係屬審判法院審酌之職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本案業經調查明確，已詳述如上，實無再開之必要，附此敘明。

 2、吉美公司購買「本案都更案」所需容積移轉用地，而分別於100年3月8日簽訂「A契約」、100年3月22日簽訂「B契約」，而被告2人於111年7月21日原審審理期時證述時，距離上開簽約日期已逾11年之久，而人之記憶或有因時間久遠而有所模糊，況自訴人提起本案自訴案件，核與檢察官地位相同，應負實質舉證責任，然自訴人既無法舉證合理說明被告2人為何需於「A契約」虛偽增列「甲土地」，又為何需同時特意隱匿附表一編號①至⑳土地標的等情節之理由，是實不得僅因被告2人供述僅有部分不同，即不審酌本案上開查得之客觀事證，而率認被告2人有自訴人所指犯行。另基於契約自由及債權相對性原則，買賣契約出賣人本無須為標的名義上之所有權人或信託受託人，是自訴人指述部分土地出賣人非土地所有權人而無法為交易乙節，亦與實務上買賣土地之商業習慣不符，自訴人此部分指述，亦無可採。再者，自訴人亦未說明如何能以「甲土地」證明吉美公司向自訴人請款時未依照「A契約」規定逐筆清點所有權權狀，況本案吉美公司分別通知自訴人於100年3月8日、100年3月17日、100年6月9日前匯入「本案都更案」所需購買容積移轉用地之款項，自訴人亦分別於100年3月8日、100年3月21日、100年6月10日匯入所需負擔52.5％之款項至吉美公司指定帳戶（均已詳述如前），是自訴人倘若認為被告蔡郁君未依據雙方約定提出相關所有權狀，理應不會陸續給付上開款項至吉美公司指定帳戶，然實際上自訴人均已依照雙方約定匯款至吉美公司指定帳戶（詳附表二所示），是吉美公司有無未逐筆清點所有權權狀乙節，核與被告2人有無自訴人所指詐欺犯行，亦無關聯。又以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申請容積移轉者，除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外，尚須負責限時清除現實及法律上之各種占用情形，並非純以土地登記權利資料即得釐清判斷，尚無法徒憑「甲土地」其他持分部分形式上曾經移轉登記，或曾獲臺北市政府函覆已開闢道路、無公告徵收或協議價購等情，即逕認全無難以進行容積移轉之風險虞慮，甚至進一步由此推論「A契約」即為虛偽不實，是自訴人指述「甲土地」並無被告2人所稱有不符合容積移轉條件之情況乙節，實非可採。

 3、吉美公司第三期「付款通知」上明載：「100年3月22日向寬頻公司購買之公共設施用地，公告現值總額為「1億5600萬元」，第一期支付30％，第二期支付50％，前期款項均已收到」等語（見原審審自卷第75頁），且依卷附「本案都更案」101年11月公展版（見原審自卷一第277至292頁、原審自卷二第441頁）或102年1月幹事版資料（見原審審自卷第29至46頁）顯示，吉美公司均將「B契約」檢附在「本案都更案」相關公開文件內，而非刊載「A契約」內容，被告2人倘若要對自訴人隱瞞「B契約」存在，而欲藉由行使不實之「A契約」手段，以達詐取自訴人款項之目的，當無需在該付款通知猶表明訂約購買土地之日期業已變更，更無可能將「B契約」公開發布周知，而使自訴人得以輕易察覺有異；況被告2人倘若有意行騙自訴人，僅需就「B契約」標的製作不同交易價格之陰陽合約，何有虛偽增列「甲土地」之必要，亦應無就「B契約」附表一編號①至⑭土地記載低於180％之真實交易價格，卻無端針對附表一編號⑮至⑳土地部分另改為高於180％虛偽交易價格之理。又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容，以形成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法律並無強制規定當事人於更換契約時，應於更換後之新契約註明廢止原契約，自不能以「B契約」未註明廢止「A契約」而逕謂「A契約」可能自始都不存在（均詳述如前）。是自訴人指述被告2人對自訴人隱瞞「B契約」存在，使自訴人超付7724萬2979元等節，亦核與本案上開查得之客觀證據不符，所指述各節，要無可信。　

 4、自訴人指稱其亦可輕易自行購買土地供「本案都更案」使用，自訴人曾於100年2月24日向盧義聲談妥以135％計算為價格購買其他供「本案都更案」容積移轉土地並由吉美公司辦理簽約完成買賣乙節。然查，自訴人所指100年2月24日土地權益買賣契約書上（見本院卷二第277至282頁），僅見買方為吉美公司、賣方為盧義聲，未見有自訴人向盧義聲談妥該土地買賣交易之相關記載，是該交易是否係自訴人而非吉美公司向盧義聲談妥以土地公告總值135％購買容積移轉土地，尚屬存疑；況自訴人是否可輕易自買土地供「本案都更案」使用乙節，亦核與吉美公司業已依據雙方約定之「本案合建契約」購買「本案都更案」所需要容積移轉用地，並持之向臺北市政府申請容積移轉相關事宜等事實，毫無關聯，是自訴人此部分所指，自無足採。

 5、自訴人所提之108年12月9日「本案都更案」地主協調會會議紀錄內容為：「一、雙方（自訴人與吉美公司）合約內容再次修正，包括結構變更為SRC，地主退場機制及預定完成期限等。二、雙方共同購買容積移轉之退回價金及時間點，吉美提出明確計算金額及退回時間點供地主參考及互相討論。三、吉美最遲於二週內提出上述資料，並約定12月24日早上11:00於蔡志揚律師（自訴人於該協調會之委任律師）處討論。四、吉美表示容積移轉退回款項時間點為都更核定時。針對此點，蔡律師表示返還時間點需再協商。」（見本院卷二第105至106頁），是該協調會會議紀錄上僅記載吉美公司有提出雙方共同購買容積移轉之退回款項計算金額及退回時間點，未記載雙方係何因而討論容積移轉退款事宜。又證人張素琴雖證稱於108年協調會（或108年公展）後發現「A契約」與「B契約」不符，卻一開始係針對與「A契約」、「B契約」不符乙節毫無關連性之「容積移轉率自40％減至20％」要求吉美公司退款，而非一開始即針對「A契約」、「B契約」內容金額不符部分向吉美公司退款或求償，且證人張素琴證述部分內容存有諸多瑕疵，業已詳述如前。因而尚無法肯認上開會議紀錄究係為「A契約」、「B契約」內容金額不符抑或為「容積移轉率自40％減至20％」而討論容積移轉退款事宜。是自訴人指述於108年間公展後發現吉美公司以低買高報之方式騙取資金，雙方於108年間多次協商並會議中達成由吉美公司退回價金之共識，有協調會會議紀錄為證乙節，亦核與上開證據不符，自訴人此部分指述，尚無可採。

 6、自訴人又具狀指述不論是「A契約」或「B契約」，其訂約當事人均為自然人，與寬頻公司毫無關係，詎原判決不知何故竟於理由欄神來之筆多次論及寬頻公司乙節。惟查，自訴人所提出吉美公司向自訴人行使之第一期付款通知有記載「目前擬依180％向寬頻（游世一）購買」等語（見原審審自卷第71頁）、第三期付款通知有記載「100年3月22日向寬頻公司購買之公共設施用地，公告現值為15,600萬元」等語（見原審審自卷第75頁）；及證人張素琴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有收到上開記載寬頻公司之通知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2、379頁）；又「B契約」之4份契約，均於第三條有加註「雙方同意委由寬頻公司專責承辦作業並協助完成書審後之所有權移轉及捐贈程序」等語（見原審自卷一第242、249、254、260頁），綜上各情，自訴人豈有不知「本案都更案」所需之容積移轉用地，係透過寬頻公司協助完成，而寬頻公司即為自訴人所提出自訴被告游世一所負責之公司，是原判決論及寬頻公司部分，實屬有據。況自訴人於99年12月15日所簽訂之「本案合建契約」，係與法人吉美公司所訂約，且「A契約」及「B契約」另一造當事人均為法人吉美公司，被告蔡郁君均非「本案合建契約」、「A契約」及「B契約」之當事人；且證人張素琴於本院審理時亦證述在簽訂「本案合建契約」前均未直接與被告蔡郁君接觸（已如前述，見本院卷一第407頁），則自訴人為何未因訂約當事人均為法人吉美公司而認本案與吉美公司負責人（即被告蔡郁君）係毫無關係，仍對被告蔡郁君提起本案刑事自訴，併予敘明。

 7、至自訴人於112年1月30日具狀指述被告蔡郁君未經自訴人同意，以超越授權之金額為自訴人購入土地，且對自訴人隱瞞不告，亦該當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乙節（見本院卷一第287至288頁）。然查：A-1至A-4契約之第6條第1項均記載：乙方（賣方）需保證本契約土地係位於臺北市都市計畫內，確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可供容積移轉之用，並符合「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送出基地資格等語，並經雙方特約手寫補增「如有不符，自簽約日起3個月內，甲方得要求乙方更換土地」，是「A契約」既已約定吉美公司自簽約日起3個月內，得要求賣方更換土地，則吉美公司與被告游世一依「A契約」重定「B契約」進行部分換貨並無違反契約約定。又「本案都更案」購買大量容積移轉用地僅重在以一定價款取得接受基地所需移入之整體容積總量，無細究購買各筆土地地號、位置或就個別標的逐一議價之必要，而吉美公司雖有簽訂「A契約」、「B契約」進行部分換貨，然吉美公司上開三次之「付款通知」，均係以「本案都更案」尚須容積移轉用地總值約「1億5600萬元」之180％為基準計算，分擔自訴人應分攤比例，過程中自訴人均係支付相同價金取得相同容積數量，且自訴人最終僅支出「1億4742萬元」（詳附表二所示），均未逾依「A契約」、「B契約」總金額依52.5％計算應負擔之數額（分別為1億4858萬3373元、1億4814萬3082元），復自訴人亦未針對「本案都更案」對外購買容積移轉土地事宜提出其他與吉美公司間之具體約定內容（均詳述如上），自難主張被告蔡郁君有超越授權之金額為自訴人購入土地，且對自訴人隱瞞不告甚明等情事，實難認被告蔡郁君受自訴人委託代為收購土地供「本案都更案」容積移轉，有何違背職務之行為而致生損害於自訴人等情事，自訴人此部分指述，亦不足採，附此敘明。　　

 8、從而，本案原審及本院就自訴人之指述，均已詳述論駁；且綜觀全部卷證，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2人有自訴人指述之自訴犯行。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姜麗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