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876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文賢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936號,中華民國111年4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988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陳文賢前曾與其父借住於雇主邱明忠所有、位於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倉庫內之小套房,嗣其二人搬離該處後仍留有油漆工具等私人物品。至民國109年11月間,邱明忠因該倉庫所座落之土地即將退租,乃於109年11月10日前某時,輾轉透過其母王寶珠、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莉莉(亦為陳文賢之乾媽),以LINE訊息通知陳文賢其已將倉庫門都打開、要求陳文賢儘快將倉庫內個人物品搬離,陳文賢即於110年11月10日晚間6時許進入該倉庫,陳文賢因認其個人及其父親之私人物品均有遺失,復聯絡不上邱明忠到場隨同其點交,因此心生不滿,乃自該日晚間6時45分起,基於毀損之犯意,以腳用力踩踏方式,毀損邱明忠所有桌上型電腦主機1臺,致令上開物品不堪使用(所涉毀損罪嫌部分,業經邱明忠撤回告訴,詳下述),嗣因觸動警鈴,經保全人員到場了解,陳文賢始離去。陳文賢嗣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以臉書貼文邀集不知情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友人至上址倉庫搬東西,並向該友人佯稱其對倉庫內物品有共有權限云云,而指示該友人於109年11月11日某時,將原置放於倉庫內邱明忠所有之冷氣銅管壹綑搬離,以此方式竊取得手,再於不詳時、地交予陳文賢;陳文賢復於109年11月11日下午1時44分許接續上揭毀損之犯意,返回上址倉庫,持倉庫內原存放之鐵鎚等器具,毀損手提切台1台、化妝鏡2個、大門1扇、小門1扇、窗戶3片、投射燈2盞,致令上開物品及門扇不堪使用,嗣經邱明忠於109年11月12日上午6時許,返回上址倉庫取物時,發現倉庫遭竊及物品遭毀損,始報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邱明忠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院審理範圍
查本案係在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於民國110年6月18日修正施行後,始於111年6月16日因上訴而繫屬本院(見本院卷第3頁本院收文章),自應適用修正後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判斷上訴範圍(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375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檢察官係就不另為無罪諭知及原審有罪部分(含沒收)以量刑不當上訴(見本院卷第23-30頁),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陳文賢係就其經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31頁),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罪刑部分為審理,至於檢察官、被告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公訴不受理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內,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事項: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項及第159 條之5 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上開證據表示無意見,視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認前揭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規定,堪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認定部分:
訊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坦承有以臉書邀集某友人於109年11月11日某時去上址倉庫搬東西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偷,是被邱明忠陷害的,我進去只是把倉庫砸爛,當初門就是開的,他說我們跟保全對點就好,我沒有偷云云(見本院卷第82頁)。經查:
㈠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我於109年11月12日上午6時許,發現倉庫內物品失竊,遭竊財物包含冷氣銅管;該物品是我的等語(見偵卷第9-11頁、第103-104頁);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因地主要我於110年過年前歸還倉庫座落的土地,故我於109年11月10日前某日輾轉透過我母親、「莉莉」傳LINE訊息要被告於同年11月15日前將其個人東西搬離,因被告的私人物品是放在套房內,倉庫那一側則有被告油漆的工具,故我有將倉庫的橘色門、白色門都打開、倉庫對外出入的鐵門則都開著,讓被告進去搬東西,我應該是11月10日左右就把門打開;我是於109年11月12日上午6時許,要到倉庫拿材料時發現物品失竊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106-138頁),並有告訴人當庭手繪之倉庫平面圖1張附卷可憑(見原審易字卷第177頁),又告訴人所述於案發前,輾轉以LINE通知被告儘速將倉庫內個人物品搬離乙節,有被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1份在卷可佐(見原審審易字卷第65頁),是依上揭所述,告訴人係於109年11月12日上午6時許抵達倉庫,發現倉庫內物品遭竊,經員警於109年11月13日0時50分至現場勘查時,上開鐵架上該綑白色的冷氣銅管線已不見蹤影,有現場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所檢附之現場採證照片在卷可憑(見偵卷第21頁下方照片、第23頁上方照片、第58頁),堪認該該綑白色冷氣銅管線係於109年11月10日晚間7時1分許至109年11月12日上午6時許期間遭竊無訛。
㈡依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所提出其手機內照片可知,被告於109年11月10日晚上6時許抵達上址倉庫後,曾持手機拍攝倉庫內陳設,其中於當日晚間7時1分之照片中,可見到倉庫內鐵架上層,放置一綑白色的冷氣銅管線;嗣被告經與到場處理之保全交涉,不斷要求保全找告訴人出面未果,被告直至同日晚間9時38分許仍留在現場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暨附件照片、錄音檔內容各1份在卷可憑(見原審易字卷第150-151頁、第190頁、第200-1~200-2頁),而被告有以臉書邀集某友人於109年11月11日某時去上址倉庫搬東西之事實,迭經被告自偵查以迄原審審理時供稱明確(見偵卷第6-7頁、偵卷第89-90頁、原審易字卷第48-49頁),綜合勾稽上情及時間點,堪認上揭失竊之冷氣銅管1綑係經被告友人於109年11月11日某時至倉庫搬離無訛。
㈢被告於偵查以迄原審審理時俱一致供稱:其告知朋友之前用過的工具都可以搬、要什麼就自己去拿,且被告於該朋友到場搬東西時並未隨同到場、對朋友究竟應搬什麼東西亦未事前向朋友確認等語(見偵卷第6、7、90頁,原審易字卷第49頁),由此足認被告顯然並未限制朋友只能搬走倉庫內其所有之物品,是被告辯稱未取得本案遭竊之冷氣銅管1綑,亦難採信。
㈣檢察官雖另認被告有以不詳方式破壞倉庫之橘色門及未上鎖之套房白色門供對方進入倉庫竊取物品,始會觸動保全警示器,保全員始會來查看等節(見本院卷第87頁),惟查,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已證稱:我有將倉庫的橘色門、白色門都打開、倉庫對外出入的鐵門則都開著,讓被告進去搬東西;我應該是11月10日左右就把門打開等語明確,業如上述(見原審易字卷第132-135頁),故被告自無破壞門扇以使友人進入行竊之必要;況觀諸卷附樹林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所檢附之現場採證照片,僅見倉庫的橘色門呈打開狀態、白色門門板上則遭嵌入1支鐵槌,並未見該等門扇之門鎖部分有何被外力破壞以侵入之痕跡(見偵卷第57-62頁),故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以毀越門扇之方式為本案竊盜犯行,附此敘明。
㈤對被告請求調查證據不予調查之理由: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主張何以原審未傳喚與之前往倉庫之「林明通」云云(見本院卷第61頁),然查,被告質疑原審未傳喚該人,然其並未提出傳喚該人之真實姓名、年籍及其與本案之關連性、該證人於本案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為何,本院自無從依法調查,附此敘明。
㈥綜上各節相互勾稽,被告前揭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被告所為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成年友人遂行本案竊盜犯行,為間接正犯。又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以108年度簡字第484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09年9月1日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5、46、50頁),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被告於該毒品案件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案,顯見具特別惡性且反映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又依本案情節,並無須量處最低法定本刑之情形,本院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低本刑,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
三、原審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反利用不知情之友人竊取告訴人所有之冷氣銅管線1綑,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殊非可取,被告犯後態度、未能賠償告訴人之損害,兼衡被告自陳教育程度係高中畢業、職業為工、離婚、小孩由前妻扶養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況,以被告犯竊盜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並就其犯罪所得冷氣銅管線1綑,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此外,原審並就被告竊取如附表一所示之物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詳後述)等節,經核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
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於前揭時、地,以臉書貼文指示其不知情之姓名、年籍均不詳之友人,至告訴人上址倉庫,另有徒手竊取置放在該倉庫内如附表一所示等物,而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依刑事訴訟「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自另一角度言之,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Presumption of Innocence),被告犯罪之事實,應由檢察官提出證據,此即學理所謂之提出證據責任(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並指出證明方法加以說服,以踐履其說服責任(Burden of Persuasion,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參照),使法院之心證達於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之確信程度,始能謂舉證成功,否則即應由檢察官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而諭知被告無罪,此乃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之「結果責任」所當然。另外,被告否認犯罪,並不負任何證明責任,此即被告之不自證己罪特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被告僅於訴訟進行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將受不利益之判斷時,其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不存在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然僅以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之必要。
㈢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揭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之指述、其於偵查中所提出之現場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山佳派出所照片黏貼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0年1月12日新北警鑑字第1100078222號鑑驗書、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2月17日刑紋字第1098029315號鑑定書指述為其論據。
㈣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以臉書邀集某友人於109年11月11日某時去上址倉庫搬東西之事實,惟堅稱:起訴書所列的東西我都沒有偷,我進去倉庫時並沒有發現這些東西等語。經查:
1.告訴人於109年11月13日至警局提告時,向員警陳述有上揭多達三十餘種物品失竊,並詳述各失竊物品之型號、數量,惟並未見其提出任何進、銷貨單據或庫存清單加以佐證。嗣告訴人於110年4月13日偵查中應訊時,始提出現場照片1份以佐其說(見偵卷第9-11、103-119頁),惟觀諸該份現場照片所示,其上並無拍攝日期,且照片內容只見倉庫現場各式工具、紙箱、水桶、塑膠籃、管線等物品,隨意、雜亂的堆放於架上、地上,根本無從足一辨識、判斷是否存在告訴人所述各項失竊物品、更遑論用於佐證各項電纜、電線各物品是否係如告訴人所述之數量,已難認該份照片可作為告訴人指述之佐證。
2.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就該份現場照片究竟係何時、為何事所拍攝,先係證稱:是109年1月份拍的,經檢察官告知本案起訴之犯案時間為109年11月間,告訴人即改稱是差不多109年10月份拍的,是因為要進一家公司做工程,對方要看我的實力,所以拍攝倉庫的照片給對方看(見原審易字卷第107頁),惟嗣經原審進一步詢問該份照片究係何時拍攝?為何會有前、後不同說法後,告訴人又稱:這是那年的5月拍的,5月我要做資料;因為我現在亂掉了,我5月時跟廠商見面,10月份才完成,所以我就有點混亂;我手機換了,舊的手機送人,今日帶來開庭的手機內有該份照片,是從舊手機COPY過來的,109年11月10日是我換手機的時間;我當時還有陳報一份清單給廠商,但放在辦公室,都被被告拿走了,我去警局報案時,就是看著手機內的該份照片,憑藉我先前製作清單的記憶,告訴員警失竊物品的規格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127-129頁),可見告訴人就該份照片拍攝時間前後說詞反覆,所陳已難採信。
3.再者,若告訴人係為證明自身承接工程之實力,何以會從109年5月間接洽,卻拖到同年10月份才拍攝倉庫陳設予對方?且拍攝前完全未就倉庫庫存為整理,而任由各項工具、原料雜亂堆置,如此的照片內容如何能向對方佐證其提出之各項庫存清單明細?告訴人甚至拍攝與庫存、接案能力無關之廁所及辦公室之景象予對方(見偵卷第115頁)?又經檢察官追問告訴人當時係欲向哪間公司承攬業務,告訴人卻稱:對方叫我不要說這件事,怕被告去找他們公司云云(見原審易字卷第121頁),而無法具體指稱對方公司名稱以佐證其所述屬實,由上開各節,足認告訴人所稱該份照片係於109年10月間為接案而拍攝乙節,並非實在。縱認該份照片係告訴人於109年10月間所拍攝,惟其距本案被告遭起訴之犯案日期即109年11月10日也已經過相當期間,自難以之佐證本案「案發當時」倉庫之庫存狀態。
4.又依原審當庭勘驗被告提出之手機內存109年11月10日晚間6時45分、46分影片,可見被告於辦公室內以腳踩踏物品,復觀諸該影片之擷錄畫面,地面上可見被告所踩踏物品係電腦主機(見原審易字卷第151、191頁),故可認該電腦於斯時已經被告毀壞,已難認被告對該電腦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又依刑案現場勘察報告暨所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固顯示大門內採獲之指紋、大門外鐵鎚上所採得之DNA與被告指紋、DNA-STR相符(見偵卷第53-83頁),惟於案發現場採得被告之指紋、DNA,僅能證明被告曾到案發現場;附卷現場照片,僅能佐證案發後現場狀況(見偵卷第21-37頁),尚難據此即謂上開物品俱為被告所竊取。
5.此外,告訴人於警詢時提出其與被告友人黃晨昱之電話錄音、證人黃晨昱於警詢之陳述,亦僅能證明被告曾打電話給證人黃晨昱要其去倉庫搬東西,但證人黃晨昱並未答應,以及證明證人黃晨昱事後曾去電詢問告訴人是否有將被告之父親弄去社會局、並告知告訴人說被告有向其坦承有於前一天,因告訴人避不見面,故去弄(毀壞)倉庫等節(見偵卷第15-17頁),均無法以之佐證除本院上揭論罪科刑之冷氣銅管1綑外,案發前倉庫內確存放有告訴人所稱各項失竊財物。
五、對上訴意旨不採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及不採之理由詳附表二(見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6)。綜上,檢察官上訴意旨並未提出任何新事證,以證明被告前揭犯行,猶執原判決已審酌之證據再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容無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保全當下立即聯絡邱明忠、並請保全請邱明忠至○○街倉庫現場點交被告與父親居住期間存放於倉庫內之私人物品。當時被告及臉書邀集之友人,除本人私人物品之外,並未載運任何非屬被告及父親之物品,原判決內所述冷氣鋼管亦非被告及臉書邀集之友人竊取云云。然查,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等節,經核並無可採,已據本院逐一指駁如前,是被告上訴否認犯行,並非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亦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陳彥年
法 官 黃翰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附表二(檢察官上訴理由駁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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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被竊物品除原審所認定之冷氣銅管1捆外,尚有如附表所示之財物,業經告訴人邱明忠於警詢、偵查至審理時指證在卷,並提出遭竊前之照片以資比對,前經公訴人於論告書中敘明比對結果有:案發前(如卷附第109至120頁,以下簡稱A照片)、案發後(如卷附第21至37頁、第57至61頁,以下簡稱B照片)照片,發現主要三場景除了套房房間床鋪床單組,係屬被告私人之物已遭搬空外;主要物品減損區域為倉庫及辦公室。首先,就辦公室A、B照片及被告當庭庭呈擷取之砸毀主機影片畫面,可證A照片拍攝時辦公室内原置放在辦公桌上之電腦主機、螢幕及傳真機在被告砸毀時仍在,B照片即案發後即一片狼藉且已不見上開物品,足認本案A照片拍攝當時被告即在現場,且於拍攝後第三方搬取之時,同時砸毀,被告於審理中改稱係遭告訴人設局,伊到現場時附表之物品早已搬空之說,實屬無稽。其次,就倉庫内景之A、B照片可見,A照片之拍攝者位置除自倉庫内房間向四周鐵架及地面方向拍攝外,並就欲楝選之物品或以放大或俯拍之方式拍攝(其例如卷附第119頁A照片總覽),顯有標記以利製作清單計算數量及價金之意圖。(上訴理由書第1至2頁) | 1.告訴人於109年11月13日至警局提告時,向員警陳述有上揭多達三十餘種物品失竊,並詳述各失竊物品之型號、數量,惟並未見其提出任何進、銷貨單據或庫存清單加以佐證。 2.嗣告訴人於110年4月13日偵查中應訊時,始提出現場照片1份以佐其說(見偵卷第9至11、103至119頁),惟觀諸該份現場照片(A照片)所示,其上並無拍攝日期,且照片内容只見倉庫現場各式工具、紙箱、水桶、塑膠籃、管線等物品,隨意、雜亂的堆放於架上、地上,根本無從足一辨識、判斷是否存在告訴人所述各項失竊物品、更遑論用於佐證各項電纜、電線各物品是否係如告訴人所述之數量,已難認該份照片可作為告訴人指述之佐證。 3.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就該份現場照片(A照片)究竟係何時、為何事所拍攝,先係證稱:是109年1月份拍的,經檢察官告知本案起訴之犯案時間為109年11月間,告訴人即改稱是差不多109年10月份拍的,是因為要進一家公司做工程,對方要看我的實力,所以拍攝倉庫的照片給對方看(原審易字卷第107頁),惟嗣經原審進一步詢問該份照片究係何時拍攝?為何會有前、後不同說法後,告訴人又稱:這是那年的5月拍的,5月我要做資料;因為我現在亂掉了,我5月時跟廠商見面,10月份才完成,所以我就有點混亂;我手機換了,舊的手機送人,今日帶來開庭的手機内有該份照片,是從舊手機COPY過來的(並當庭打開手機,確認手機内該份照片的檔案時間為109年11月10日),109年11月10日是我換手機的時間;我當時還有陳報一份清單給廠商,但放在辦公室,都被被告拿走了,我去警局報案時,就是看著手機内的該份照片,憑藉我先前製作清單的記憶,告訴員警失竊物品的規格等語(原審易字卷第127至129頁),可見告訴人就該份照片拍攝時間前後說詞反覆。又若告訴人係為證明自身承接工程之實力,何以會從109年5月間接洽,卻拖到同年10月份才拍攝倉庫陳設予對方?且拍攝前完全未就倉庫庫存為整理,而任由各項工具、原料雜亂堆置,如此的照片内容如何能向對方佐證其提出之各項庫存清單明細?告訴人甚至拍攝與庫存、接案能力無關之廁所及辦公室之景象予對方(見偵卷第115頁)?又經檢察官追問告訴人當時係欲向哪間公司承攬業務,告訴人卻稱:對方叫我不要說這件事,怕被告去找他們公司云云(原審易字卷第121頁),而無法具體指稱對方公司名稱以佐證其所述屬實,由上開各節,足認告訴人所稱該份照片係於109年10月間為接案而拍攝乙節,並非實在。況且,縱認該份照片係告訴人於109年10月間所拍攝,惟其距本案被告遭起訴之犯案日期即109年11月10日也已經過10日至1個月期間,自難以之佐證本案「案發當時」倉庫之庫存狀態。 4.檢察官上訴意旨固主張由A、B照片比對結果,倉庫及辦公室物品有所減損,而A照片拍攝時被告在現場,且A照片拍攝時有標記以利製作清單計算數量及價金之意圖云云,然A照片中並無被告,如何證明被告即在現場,且由A照片拍攝內容觀之,均未就各鐵架或地上放置物品之全部範圍完整、仔細拍攝,並逐一標示數量,僅係以任意角度或立於遠處朝倉庫內隨意拍攝,告訴人究如何能依上揭照片內容製作具體物品清單並清楚計算數量、價金之可能,是上訴意旨純屬檢察官之主觀意見,尚非有據,況縱上開所指為真,亦無從據以認定該減損之物品(除本院前述認定有罪之白色冷氣銅管1捆外)即為被告所竊取,是檢察官左列所指,並不可採。 |
| 上址倉庫内部現場擺設雖嫌凌亂,惟仍可從案發前後A、B照片中「未被取走之物品及狀態」作為對照,其例如①A照片(109頁以及119頁左上格第4張及右上格第4張)特別放大拍攝印有住友鋼管有限公司紙箱下方可見有一[銷]字的紙箱vs卷附第26頁B照片編號11未被取走之紙箱同,擺放狀態亦同,惟其上之「住友鋼管有限公司R410A耐熱銅管」一箱,以及堆放於上之二箱物品(如卷附第119頁A照片)均已不見;②同一頁左上方第2張A照片(即第107頁右下方)近景拍攝的梯子vs卷附第24頁B照片編號7梯子亦不見;③同一頁A照片則以俯拍方式拍攝紙箱内之物品;④另以卷附第106頁背面A照片左側上下照片中之圓圈管(自天花板懸吊而下)為坐標軸,以及卷附第107頁左側上下兩張照片及第113頁上方照片A照片同一場景之放大近景,對照卷附第25頁B照片編號10及第26頁照片編號12,亦可見前後物品減少差異甚大,可見此場景區物品放大之場景(詳如第113頁)除了鐵架上之物品幾乎搬取一空外,原置於地上之物如工具機品牌MAKITA及BLACK&DECHER工具用品,以及各式電纜線圈等物均已不見,亦核與附表清單内之品項亦大致相符。足認告訴人有關附表所示之物遭竊之證述屬實。(上訴理由書第2頁) | 1.承前所述,①告訴人提告時,雖詳述各失竊物品之型號、數量,惟並未見其提出任何進、銷貨單據或庫存清單加以佐證;②A照片内容只見倉庫現場各式工具、紙箱、水桶、塑膠籃、管線等物品,隨意、雜亂的堆放於架上、地上,根本無從辨識、判斷是否存在告訴人所述各項失竊物品、更遑論用於佐證各項電纜、電線各物品是否係如告訴人所述之數量;③告訴人就A照片究竟係何時、為何事所拍攝乙節,前後說詞反覆,故告訴人所稱該份照片係於109年10月間為接案而拍攝乙節,尚屬可疑。況縱認該份照片係告訴人於109年10月間所拍攝,惟其距本案被告遭起訴之犯案日期即109年11月10日也已經過10日至1個月期間,自難以之佐證本案「案發當時」倉庫之庫存狀態。故無從由A、B照片中物品數量之差異,逕認案發前A照片內減損之物品(除本院前述認定有罪之白色冷氣銅管1捆外)即全為被告所竊取。 2.縱與B照片比較,A照片裡「住友鋼管有限公司R410A耐熱銅管」1箱及堆放於上之2箱物品、梯子、紙箱内之物品、圓圈管、鐵架上之物品、原置於地上之物如工具機品牌MAKITA及BLACK&DECHER工具用品,及各式電纜線圈等物雖均已不見,惟無從僅由A、B照片中物品數量之差異,逕認上揭物品均為被告所竊取。是檢察官執左列所述指摘原判決,容非可採。 3.次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難免故予誇大,是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若被害人之指證本身已有重大瑕疵,依嚴格證明之法則,自無法憑為犯罪事實之認定。本件告訴人就A照片究竟係何時、為何事所拍攝乙節,所述前後不一致,且無法從A照片內容明確辨識告訴人所述遭竊財物之種類、數量,又告訴人亦未提出任何進、銷貨單據或庫存清單以佐證各失竊物品之型號、數量,已如前述,自難僅以告訴人片面主觀臆測附表清單内之品項均遭被告竊取之詞,遽為不利被告認定之依憑。 |
| 本案告訴人所提供案發前先行拍攝之照片,主要場景即倉庫内景、辦公室内景及套房内景(房間含衛浴),與案發後警方到場拍攝之現場照片(如卷附第21至37頁以及第57至61頁以下簡稱B)同一場區,就現場遺留物及空間陳設逐一對照,確有前後物品減損之差異,且可推論係搬取前有意識地記錄欲搬離之物,此一間接事實,衡情可知該第三方或被告應無將之損毀使其致不堪用或視為廢棄物棄置他處之意,而係以具價值且堪用之物處理之;其次,依照片A亦可看出原置放於倉庫之用品繁多且雜亂,比對照片B案發後現場部分遺留物(如紙箱及部分用品如管狀物體等物)以觀,其狀態及位置均無變動,且未見有遭砸毁或移動之跡象,相較於被告在同址辦公室及房間之砸毀行為顯然有別,足認被告毀損部分主要針對辦公室及房間内之陳設及物品(其例如辦公室内之傳真機及電腦螢幕與主機已先拍照未及搬取前,被告另有拍攝在場腳踩電腦主機之影片),至其毁損倉庫橘色門並於門内留下指紋,主要係為打開門鎖供第三方進入搬取物品。是該第三方於搬取時既已針對〔要與不要〕做楝選,並為後續計算數量及價格之考量,故乃對其楝選之物之品項及位置預先拍攝記錄,以利日後製作清單,此一情況證據,亦得知該第三方於搬取當時應係誤信被告有權作價變賣,始需如此大費周章,俟因未料其後得知告訴人報警處理後,為免因此遭追訴竊盜共犯或收贓等刑事追訴,且亦惱怒誤信被告之言,故而主動連繫告知告訴人一節,此從被告友人即證人黃晨昱警詢時之證述及其與告訴人之通話譯文亦可觀其端倪。按證人黃晨昱於105年3月26日即曾與被告在其租屋因持有槍枝子彈及毒品案為警查獲之事實,足認被告與黃晨昱早已熟識,其於審理庭時辯稱不認識黃晨昱,實屬虚妄。(上訴理由書第2至3頁) | 1.同編號2、1部分。 2.檢察官上訴意旨固以左列理由指摘原判決,然①A照片係告訴人邱明忠所拍攝之案發前照片(原審易字卷第107頁、第127至129頁),B照片係員警所拍攝之案發後照片,均非被告所拍攝,且比較兩者照片內容亦僅能證明有物品減損之差異,如何以此逕推論被告係「搬取前有意識地記錄欲搬離之物」、「第三方或被告應無將之損毀使其致不堪用或視為廢棄物棄置他處之意,而係以具價值且堪用之物處理之」、「第三方於搬取時已針對〔要與不要〕做楝選,並為後續計算數量及價格之考量,故對其楝選之物之品項及位置預先拍攝記錄,以利日後製作清單」、「可得知第三方於搬取當時應係誤信被告有權作價變賣,始需如此大費周章,俟因未料其後得知告訴人報警處理後,為免因此遭追訴竊盜共犯或收贓等刑事追訴,且亦惱怒誤信被告之言,故而主動連繫告知告訴人」等事實?此部份上訴意旨與論理法則容有違誤之處。 |
| 綜合前開間接事實及情況證據,即可說明何以本案告訴人及被告均明知何人前來搬運,卻均選擇隱匿該第三方真實姓名,以致無法查知贓物去處;且在贓物品項及數量繁多之情況下,告訴人卻能於案發初始及偵查時提出如附表所示之品項、規格、數量等詳細清單及照片以佐其說;以及被告何以於警詢時「拒絕提供」第三方之之姓名,並表示「我不會說是那些挺我的朋友來搬東西的,都算是我搬的就是了」等語(109年11月13日警詢筆錄)之原因。衡情告訴人之所以不主動供出第三方,係以獲取第三方提供贓物清單及照片以因應司法調查,將本案減縮至被告及告訴人雙方;而被告之所以拒絕供出第三方,則係因此案糾紛因其所生,無法見容於第三方,勢必不得讓此案繼續延燒至第三方,此亦可從本案告訴人從報案初始,先有被告友人黃晨昱來電如前述,隨即經另一友人協調於109年12月11日至山佳派出所表示撤回告訴,此有被告於111年4月1日審理時提供勘驗之手機錄音檔及電話譯文中出現之第三對話人[阿哲]可佐。俟因竊盜屬公訴罪,案經警方函送新北地檢署偵辦,偵查期間再度傳訊告訴人及被告陳述案情,被告更加不滿,一再騷擾告訴人及家人,告訴人雖畏懼被告一再騷擾,但仍堅決提告,並提出上開由第三方拍攝之搬取前照片以佐其說,案經起訴,被告又以前揭辯詞否認竊盜犯行,經檢察官於程序中請求傳喚告訴人接受詰問時起至其後二次審理期日期間,被告即當庭情緒失控、咆哮,且於告訴人二次到庭期間,對其穢語辱罵、咆哮威脅,作勢打電話糾集黑道等人前來法院門口圍堵告訴人等種種言行,其意無非係為阻擾訴訟程序之進行,並讓告訴人因此心生畏懼不敢出庭,或於庭訊時不敢將前開第三方供出,而告訴人果亦因此心生恐懼致第一次審理庭(111年2月21日)報到但因無法陳述而諭知改期,且於第二次庭期(111年4月1日)經法官諭知隔離訊問時,就該提供贓物清單及照片來源之第三方仍含糊其辭,供稱係為接案而事先自行拍照以證明公司財力之原因。按如係為證明公司財力,只需針對倉庫内之工具物料拍攝即足,何需擴及辦公室之辦公桌及套房内之藏鋪及衛浴空間?是綜合本案案發前後之整體脈絡及被告外顯之客觀舉措,告訴人於審理時雖就用以證明被竊贓物之品項、規格及數量等之照片來源之證述,確有難言之情,此部分或有瑕疵,惟適足以證明上開贓物確係存在,且為其所有遭被告擅自處分作價於第三方之事實。原審此部分之事實認定,判決理由亦有不備。(上訴理由書第3至5頁) | 1.按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證據之證明力如何,由事實審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之,此項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苟係基於吾人日常生活之經驗,而未違背客觀上應認為確實之定則,又已敘述其何以為此判斷之理由者,亦不容漫指為違法。原審業已就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就該份現場照片(A照片)究竟係何時、為何事所拍攝乙節,前後說詞歧異予以敘明,且就告訴人所稱該份照片係於109年10月間為接案而拍攝乙事,說明不予採信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之處,並經本院引用於前。是檢察官猶以告訴人之所以不主動供出第三方,係以獲取第三方提供贓物清單及照片以因應司法調查,將本案減縮至被告及告訴人雙方,其於審理時就用以證明被竊贓物之品項、規格及數量等之照片來源之證述,確有難言之情為由,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恰,並非可採。 2.況據證人即告訴人邱明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現在提示的這8張照片是何時拍的?)109年1月份拍的。(本案起訴的犯案時間是109年11月12日,你拍攝的照片是案發前還是案發後?)案發前,差不多109年10月份,因為我那時候要進一家公司做工程,那家公司要看我的實力,所以我就拍攝我倉庫的照片」、「(偵查中你提供檢方看起來倉庫擺放滿滿的東西的這些照片是何時拍攝的?)就在那年的5月,5月我要做資料。(你方才回答檢察官是說109年1月,檢察官跟你說你的報案日期是11月,本案是11月,你就說這是10月拍的,現在又說是5月,究竟是何時拍的?)因為我現在有亂掉了,我5月時跟廠商見面,我10月份才完成,我就有點混亂了,是10月拍的。」(見原審易字卷第107頁、第127頁),此情業據本院說明如前,姑不論告訴人邱明忠拍攝時間為何,檢察官所述前提之間接事實(「被告」搬取前有意識地記錄欲搬離之物)、情況證據(「第三方」於搬取時已做楝選,並為後續計算數量及價格之考量,乃對其楝選之物之品項及位置預先拍攝記錄,以利日後製作清單),既與卷證內容顯不相符,亦無積極證據證明上情,遑論有左列理由之推論,故此部份理由純屬檢察官主觀之意見,難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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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人與被告間除了前述資助易科罰金款18萬元外,並無任何工資或債務糾紛,上址倉庫及辦公室内之物品均係其所有之物,被告自前案108年12月13日妨害自由案後已與其父搬離上址套房,且於該案案發時伊已在該倉庫裝設電腦連線警報器,連接保全公司,本案之警報器及監視錄影畫面亦遭被告破壞,故無法提出一節。佐以被告庭呈於案發時地即109年11月10日晚間19:50分許拍攝新光保全員相片並錄製二人對話内容影片(詳如審理期日之勘驗筆錄)以觀,衡情若非被告破壞原已上鎖且設置網路保全連線系統之倉庫門,觸動保全警示器,則該保全員自無前來查看之必要。再者,被告所指接獲乾媽告知取回其個人物品之訊息通知,亦係指其先前搬離時殘留於上址套房内之私人物品(如床單組等),故亦告知其通往上址倉庫外的大鐵門及通往套房房間的白色門並無上鎖,並不及於通往倉庫已上鎖且設有保全連線之(橘色)門(此觀諸被告庭呈之手機訊息中亦回稱現場有監視器可知),亦即前開空間已區隔被告個人與非個人之物所屬之空間,不致誤入。是原審捨此事證,漠視保全係因該倉庫(橘色大門)並未開啟且設有網路連線,遭被告擅自破壞後始驚動保全員前來探詢之時序因果,而認上開通往倉庫之橘色大門早已開啟一節,而僅論以刑法第320條第1項普通竊盜罪,亦有事實認定理由不備之違誤。(上訴理由書第5頁) | 被告被訴至告訴人上址倉庫,另徒手竊取置放在該倉庫内之如附表一所示之物乙節,僅有告訴人前揭指訴,此外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得以佐證,告訴人此部分指訴是否屬實,實非無疑,左列上訴意旨並未提出任何新事證,以證明被告上揭犯行,僅以倉庫内之物品均係告訴人所有之物,並已裝設電腦連線警報器,連接保全公司,不致誤入區隔空間等情,遽認被告破壞原已上鎖且設置網路保全連線系統之倉庫門,觸動保全警示器等情,並認上揭之物品均係被告所竊取,係執原判決已審酌之證據再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委無可採。 |
| 被告慣常於受雇之初,裝可憐使雇主心生同情,同意提供住宿場地,未幾故態復萌遭雇主要求搬離時留下部分物品,或託辭薪資糾紛或物品不見等不實理由,返回尋釁或提告前雇主,誣指前雇主侵占其遺留物,並進行騷擾毀損等行為,均與本案犯罪事實類似,其於本案訴訟期間,更屢以語音訊息或發布臉書等方式恫嚇騷擾告訴人及其家人,妨害告訴人為事實之證述,於告訴人到庭作證時,咆哮法庭,阻擾訴訟程序之進行,足認其態度惡劣,且毫無悔意,本案告訴人財物損失非輕,身心受創迄今難以安寧,是原審竟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亦屬過輕,而無以收警惕之效,未能使罰當其罪,有違量刑之内部性界限云云。(上訴理由書第6頁) | 按法官為量刑之裁量時,本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例示之犯罪情狀,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以外,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號、75年台上字第7033號、72年台上字第6696號、72年台上字第3647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審於量刑時,已就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款事由,詳加審酌一切情狀,經核原審量刑未逾法定刑度,亦無量刑輕重相差懸殊等裁量權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已充分斟酌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及必要性要求,亦難認原審量刑有何不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