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上訴字第4510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游皓宇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1210號，中華民國115年1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緝字第5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㈡本件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被告游皓宇並未提起上訴。依檢察官上訴書所載及蒞庭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表示：針對量刑上訴等語(本院卷第46頁)，足認檢察官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未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及罪名部分(如原判決書所載)非本院審判範圍。
二、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檢察官循告訴人裴依依請求上訴，其理由略以：被告擔任詐欺集團車手並出面收取告訴人交付之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被告不僅親自面交款項，更提出偽造之文書以取信告訴人，其行為之惡性與對法益之侵害程度，與原審所量處之刑度不盡相當。相較於社會上同類詐欺案之量刑基準，本件處刑恐屬偏輕，難以收懲戒與警惕之效，難謂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國民法律感情。告訴人因本案財產損失巨大，不僅畢生辛苦積蓄歸零，對其經濟基礎、生活安定、人生與婚姻計劃等均已造成重大衝擊，亦導致告訴人精神受創嚴重。參以被告事後完全未有任何實質、積極之賠償或彌補行為，亦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被告已將款項轉交予詐欺集團上游，導致金流斷點，未來告訴人追回款項之機會渺茫。考量告訴人身心俱疲且財產難以追索，堪認本件處刑實屬偏輕。又被告於本案中並非僅係單純領錢，除擔任面交車手之核心角色，親自與告訴人接觸外，並偽刻印章、偽簽姓名，配戴偽造之「陳仁浩」工作證，偽裝成合法公司員工，其主觀上具備高度犯罪意圖，其行為積極主動，係完成詐欺之最關鍵一步，實屬詐欺計畫之關鍵執行成員。被告於查獲後雖有自白，然對報酬獲取情形含糊其詞，且未交代詐欺集團上游具體資訊以利追緝，其自白僅係為求減刑之「形式自白」，而非出於真誠悔悟。原審僅因其符合自白要件即予減刑，卻忽略被告對告訴人損害修復毫無貢獻，及被告行為危害金融交易安全及社會秩序安定，最終處刑並未能反映此種社會惡害之評價。是原審判決量刑實屬過輕，不足以彰顯公義，為維護法律尊嚴並保障告訴人權益，請撤銷原判決，另為更適法之判決，並從重量刑等語。
㈡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於民國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23日生效施行，茲比較如下：
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舊法僅須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即可獲邀減刑寬典，且法院無減刑與否之裁量權限；新法則須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並於一定期間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始能獲邀減刑寬典，且法院對於減刑與否具有裁量空間。
⒉經比較新舊法，新法將舊法之「應減」改為「得減」，且行為人因調解或和解所支付之賠償，未必少於舊法所規定之犯罪所得，行為人因而負有迅速填補詐欺犯罪被害人財產損害之責，難再因自動繳交與詐欺犯罪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犯罪所得，即能獲得減刑處遇，新法並無較有利於被告，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較有利於被告。
⒊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大字第4096號刑事大法庭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所定義之「詐欺犯罪」；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坦承本件含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在內之全部犯行，且被告於偵查及原審時均供稱：原本講好月薪5萬元，做滿一個月一次拿報酬，但做不到一個禮拜，所以沒有拿到報酬等語(偵緝卷第6頁，原審卷第68頁)。是依前揭說明，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自白，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符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要件，應有該減刑規定之適用。
㈢按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坦承本件含洗錢罪在內之全部犯行，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已如前述，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減刑事由。惟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是依上開說明，被告本案所犯洗錢罪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刑規定，於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
㈣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輕事由，並審酌被告年紀尚輕，身體健全，非無謀生能力，竟不思以正當管道賺取財物，為圖賺取快錢，加入具有縝密分工之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取款之車手工作，審諸近年來詐欺案件愈發猖獗，不僅政府、金融機構對詐欺集團犯罪類型已多所宣導，媒體亦鎮日報導，詐欺集團之惡劣行徑自為國民所能認識，從事詐欺集團犯行者之行為惡性自不應與早期同類犯行者等同視之，詎其仍不惜鋌而走險，所為嚴重危害金融交易安全及社會秩序安定，更製造金流斷點使執法機關難以查緝、被害人難以尋求救濟，令民眾人心惶惶，司法體系疲於奔命，自應嚴加非難。衡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惟迄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賠償告訴人損害；考量其自述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為學生，目前在監執行，無須扶養家人等生活狀況；參以其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暨其犯罪動機、手段、參與本案分工行為之犯罪情節、告訴人被害情形、告訴人到庭表示請求本院考量被告迄未賠償其損失乙情予以從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以為量刑；綜上各節，足認原審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而為裁量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是原審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失出失入情形，核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本院自應予以尊重。
㈤再者，民事請求權與刑事刑罰權係屬二事，未能賠償之結果，雖可作為被告犯後態度之量刑參考，但並非唯一之考量因素，亦不能僅以被告負擔之民事責任尚未釐清，遽認被告犯後態度非良好，仍應綜合相關情節加以判斷。從而，檢察官上訴請求從重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婉鈺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秀提起上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歆茹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4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