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年度台上字第3565號

上  訴  人  嚴惠美                     

選任辯護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原判決關於嚴惠美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一、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嚴惠美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刑（處有期徒刑4年），並諭知褫奪公權及沒收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按：

  ㈠投票受賄者指證某人行賄，雖非屬共犯（指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證人之類型，但因自白受賄得邀減輕其刑之寬典（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參照），其證言在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範之同一法理，仍應認為有補強證據之必要性，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此之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受賄者之一方所為不利行賄者之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其所陳述行賄者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別一證據」而言。此之「別一證據」，除須非屬「累積證據」，而具有證據能力之適格外，仍應與不利陳述所指涉之內容關連，而得以相互印證。倘不同受賄者指證行賄者在同一時、地接續行求、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因犯罪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此時行賄者既僅受包括一罪之評價，則個別受賄者所述之行求、交付賄賂情節，已難謂不具關聯性，均足以形成或動搖不利於行賄者之心證，而影響行賄者成罪與否之判斷。於此情形，不同受賄者前述有關證言虛偽危險性之誘因依然存在，仍須藉由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等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尚不因受賄者彼此間是否成立共同正犯而有異，亦非可僅憑多數受賄者之個別指證，即相互補強行賄者之犯罪事實。有關證人森明香、簡志龍（以下合稱森、簡2人）指陳上訴人對其等行賄之證述，何以可互為補強證據，原判決說明略以：森明香證稱其有見到上訴人向簡志龍握手拜票；簡志龍亦表示有見到上訴人向森明香握手拜票；迨上訴人離開後，森、簡2人均向對方陳稱有收到上訴人交付之新臺幣（下同）2000元，其等並將上開現金放於抽屜內，於討論後決定提出檢舉等旨（見原判決第13至14頁）。亦即，森、簡2人於本案實際見聞者，除上訴人向其等本人行求賄賂之事實外，僅係上訴人分別向森、簡2人握手拜票之經過；至於上訴人是否在握手拜票之同時，向其等本人以外之另1人交付2000元？森、簡2人嗣後放入抽屜之現金究竟從何而來？則均憑他人之事後轉述，並非源自森、簡2人自己本身觀察所見。上情如果無訛，森、簡2人有關上訴人對於自己以外之人行求賄賂之證詞，是否僅係轉述其等聽聞自他人之「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性？又森、簡2人既稱其等均為上訴人行求賄賂之對象，屬投票行賄罪對向犯之同一方，可否逕將其等各自所述之受賄情節相互補強，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似有再酌之餘地。原判決雖援引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號判決，據以推論「多數證人雖屬對向犯，但非共同正犯，相互間即得作為彼此所陳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見原判決第16至17頁）；惟細繹本院前述判決所指涉之情節及相關論旨，應係揭明貪污案件中行賄之一方雖有數人且成立共同正犯時，即令其等一致證稱曾交付賄賂予公務員收受，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所述之真實性；非謂對向犯一方之數人不成立共同正犯時，即可將其等之證述相互補強，以證明他方之犯罪事實。原判決上開反面推論是否周延？有無逸脫本院前揭判決意旨？亦屬有疑，難謂無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㈡學理上所稱「輔助證據」（或稱「補助證據」），係指雖非直接或間接用以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惟該項證據之存在，可作為增強或削弱「實質證據」證明力之用。如證人之視力檢查報告、證明案發現場無輔助照明設備而難以辨識人員動態之照片、酒測儀器之定期校正紀錄，均屬適例。換言之，「輔助證據」僅止於證明「實質證據」之可信性程度高低，而非用以建構、推論犯罪事實之直接、間接證據。倘證人所述有關主要犯罪事實之發生經過，係聽聞自其他證人之轉述，僅次要情節或枝節事項之描述與其他證人相仿，難認足以增強其他證人所為證詞之可信性，即與「輔助證據」之概念有別。原判決認證人陳詩涵所述足為本案之輔助證據，說明略以：陳詩涵聽聞森、簡2人所稱收到上訴人交付之賄款乙情雖屬傳聞，並非其等證述以外之別一證據，不得作為森、簡2人證述之補強證據；然因陳詩涵所陳與森、簡2人之證述內容具有一致性、整合性，且森、簡2人係於選舉後之民國111年12月間向陳詩涵陳述有關上訴人投票行賄之事，當時陳詩涵已在案發地點工作，應有與森、簡2人一同討論之機會，則陳詩涵因而知曉上訴人之本案行賄事實，難認有何不自然、不合理之情，所述應得作為輔助證據等旨（見原判決第14至15頁）。果如此，原判決一方面認為陳詩涵有關上訴人行賄部分之陳述，係聽聞自森、簡2人轉述而來之累積證據，不得作為其等證詞之補強證據，亦即不足以擔保或補強森、簡2人所為不利於上訴人指證之真實性、憑信性；另方面又謂因陳詩涵所述與森、簡2人之證詞具有一致性，且陳詩涵有參與其等事後討論上訴人如何行賄之機會，陳詩涵之證詞應得作為增強森、簡2人證詞信用性之輔助證據；再併同森、簡2人前揭證述內容，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見原判決第13頁第22至23行）。則原判決前揭關於陳詩涵所為證述之證據取捨，前後說明是否並無衝突齟齬？而陳詩涵縱使知曉上訴人於本案之行賄經過，亦係源自於森、簡2人之事後轉述，如何能作為增強森、簡2人不利於上訴人證詞證明力之「輔助證據」？又陳詩涵雖有機會在場聽聞森、簡2人討論上訴人行賄一事，然當時距離案發之111年3、4月間已相隔約8至9月，其所見聞者僅為森、簡2人之事後追憶，能否如原判決所稱足以增強森、簡2人所述內容之信用性？原判決有無過度評價陳詩涵前揭證詞之證明力？非無研求餘地。原判決對此未予釐清，其適用法則不無違誤。

  ㈢科刑之判決書宣示之主文，與所載之事實及理由必須互相適合，否則即屬理由矛盾。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與嚴亞美（另經原判決諭知無罪，此部分未據檢察官上訴，已告確定）就行求賄賂森、簡2人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並於主文欄諭知「嚴惠美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之旨（見第一審判決第1、14頁）。原審審理後，認不能證明嚴亞美涉犯本案，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嚴亞美部分之判決，並改判無罪（見原判決第1、20至22頁）；亦即，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係單獨向森、簡2人行求賄賂，未與他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則第一審判決主文、犯罪事實及理由欄有關上訴人「共同」犯行求賄賂罪之認定，即屬無可維持。惟原判決就上訴人部分，卻於主文欄諭知「其他上訴駁回」（見原判決第1頁），致原判決之主文與其犯罪事實及理由之記載明顯矛盾，而當然違背法令。

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指摘所及，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判決上述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上訴人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高文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怡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