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年度訴字第3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冠凱

            王督文

            林育詩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郁婷律師

被      告  李孟儒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偵字第6357號、108年度偵字第1986號、第1987號、第1988號、第4297號），本院判決如下：

王冠凱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王督文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林育詩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

李孟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王冠凱、王督文、林育詩其餘被訴部分均無罪。

一、緣王督文、王冠凱為兄弟，渠等於民國105年4月8日設立泰鑫國際事業有限公司（下稱泰鑫公司，址設雲林縣○○鎮○○路000巷0弄0號1樓），以紙箱批發零售為主要營業項目，登記負責人為王冠凱，並與王督文同為泰鑫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嗣泰鑫公司於106年9月28日變更名稱為慶昌紙箱有限公司（下稱慶昌公司），王冠凱仍為登記負責人，並與王督文同任實際負責人；其後，慶昌公司於107年3月20日再變更登記負責人為林育詩（登記地址變更為雲林縣○○鎮○○○路000巷00號2樓）。林育詩另於106年11月27日設立大眾包材有限公司（下稱大眾公司）並為登記負責人。又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李孟儒分別為魔炫動畫有限公司（下稱魔炫公司）、霆洲數位科技有限公司（於108年8月2日變更名稱為芊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仍稱霆洲公司）、德穎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德穎公司）、沐森行銷有限公司（下稱沐森公司）、千陽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陽公司）、沐日有限公司（下稱沐日公司）之負責人。

二、王冠凱、王督文、林育詩均明知營利機構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給消費者，應據實開立統一發票，作為營業人與買受人雙方分別保存與收執的制式憑證，且財政部為防止逃漏稅、控制稅源及促進統一發票之推行，設有統一發票獎金，於每單月25日開獎，買受人於每單月25日開獎發現中獎，得憑收執之統一發票上的流水號碼（即發票號碼），於開獎後兌換統一發票獎金；又為推展電子商務，也允許營業人申請及開立電子發票，買受人亦得在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臺上輸入自己的手機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申請收執電子發票之載具，其等3人竟為使王督文得詐領統一發票獎金，而意圖為王督文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故意輸入不實會計資料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王冠凱、王督文於106年12月22日至107年3月1日間，以慶昌公司名義，在慶昌公司內，接續開立如附件一「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下稱中區國稅局）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三聯式）60張予大眾公司，形式上製造慶昌公司銷售紙箱予大眾公司而有實際交易之假象。嗣林育詩使用向不知情之百揚資訊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百揚公司）購得之POS機（發票機），於106年12月27日至107年5月9日間，在大眾公司內，無實際交易而以大眾公司名義，以銷售1個紙箱即開立1張發票之方式，於每次統一發票兌獎之對應月份，各接續開立如附件二「大眾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之電子發票334,645張及二聯式統一發票100張，共計334,745張不實統一發票（起訴書誤載為332,097張，應予更正）予王督文（其中，大眾公司於107年5月7日至9日間所開立之電子發票，扣除存錯載具者外，有部分係存入王督文不知情之配偶許怡萱提供予王督文支配使用之手機載具內），製造大眾公司銷售紙箱予王督文之假象，均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會計憑證等課稅管理之正確性。復由王督文分別於統一發票各次兌獎月份，以自己或許怡萱之名義，或委託不知情之李瑞完、黃顯鈞、侯仲庭持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及二聯式統一發票兌獎，另就大眾公司於107年5月7日至9日間所開立存入前揭手機載具內之電子發票，王督文則持該手機載具兌獎，致使國庫（管理機關：財政部賦稅署）陷於錯誤，誤認大眾公司開立之發票所示之紙箱買賣交易均屬真實，因而核發如附件三「大量開立小額電子發票營業人中獎發票兌領情形一覽表」所示大眾公司「中獎發票兌領人及金額」欄之中獎獎金（合計新臺幣〈下同〉461,200元）予王督文、許怡萱、李瑞完、黃顯鈞、侯仲庭，而許怡萱、李瑞完、黃顯鈞、侯仲庭於領取獎金後均全數交予王督文（其中以手機載具內之電子發票兌獎部分，中獎獎金係存入該載具所綁定如附件二「載具資訊」欄所示之金融帳戶內，該帳戶亦由王督文實際支配使用），王冠凱、王督文及林育詩即以此方式共同於每單月兌獎後詐取統一發票中獎獎金得逞。

三、於107年3月間，大眾公司向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申請增加核發電子發票組數每期8,700組，惟遭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以大眾公司大量開立電子發票，有銷貨數量大於進貨數量，未依實際銷售情形開立發票為由，否准大眾公司之申請，並自107年5月起限量管制大眾公司每期得使用之電子發票組數為50組，王督文、林育詩、王冠凱為使王督文得持續取得大量統一發票詐領中獎獎金，遂由林育詩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上張貼文章，招募有意願配合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之公司，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李孟儒於臉書上瀏覽該貼文後，即與林育詩洽談，渠等約定之合作模式為：由王督文（通訊軟體Line暱稱「老王」）形式上經由Line向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李孟儒等人設立之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千陽公司及沐日公司（以下如同時指上開6家公司，即以魔炫等6家公司稱之）訂購紙箱，魔炫等6家公司形式上再轉向林育詩為負責人之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復由慶昌公司開立銷售紙箱之統一發票予魔炫等6家公司，魔炫等6家公司再經由林育詩介紹，使用百揚公司之POS機，以銷售1個紙箱即開立1張發票之方式，開立大量電子發票並存入王督文所提供之手機載具內，使王督文得以存入載具內之電子發票兌領統一發票獎金。嗣王督文以許怡萱名義將「紙箱貨款」匯入魔炫等6家公司之帳戶，待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李孟儒收受款項，並將該款項扣除以每個紙箱0.2元計算之開立發票利潤後，再將餘額轉匯至林育詩指定之華南商業銀行（下稱華南銀行）西螺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慶昌華南銀行帳戶），實際上慶昌公司與魔炫等6家公司、魔炫等6家公司與王督文間均不存在真實磋商議價之紙箱買賣交易。而王督文、王冠凱、林育詩、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李孟儒均明知商業負責人應依進、銷貨物之實際狀況，據實開立統一發票，且慶昌公司對魔炫等6家公司、魔炫等6家公司對王督文皆無銷售紙箱之事實，竟共同意圖為王督文不法之所有，王督文、王冠凱、林育詩各與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李孟儒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故意輸入不實會計資料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林育詩於附件四所示之時間，無實際交易而以慶昌公司名義，在慶昌公司內，接續開立如附件四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三聯式）予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千陽公司，形塑慶昌公司銷售紙箱予上開公司之假象。嗣林思翰無實際交易而以魔炫公司名義，於107年6月20日至同年8月5日間，在魔炫公司內，於每次統一發票兌獎之對應月份，各接續開立如附件五「魔炫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共計98,498張（含作廢）之不實電子發票；吳易軒無實際交易而以霆洲公司名義，於107年6月21日至同年8月17日間，在霆洲公司內，於每次統一發票兌獎之對應月份，各接續開立如附件六「霆洲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共計80,573張（含作廢）之不實電子發票；朱健德無實際交易而以德穎公司名義，於107年8月2日至同年月6日間，在德穎公司內，接續開立如附件七「德穎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共計24,510張（含作廢）之不實電子發票；許翔廷無實際交易而以沐森公司名義，於107年8月10日至同年月15日間，在沐森公司內，接續開立如附件八「沐森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共計24,084張（含作廢及註銷）之不實電子發票；吳明軒無實際交易而以千陽公司名義，於107年8月17日至同年10月5日間，在千陽公司內，於每次統一發票兌獎之對應月份，各接續開立如附件九「千陽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共計48,527張（含註銷）之不實電子發票；李孟儒無實際交易而以沐日公司名義，於107年11月2日至同年月28日間，在沐日公司內，接續開立如附件十「沐日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共計18,502張之不實電子發票。上開以魔炫公司、霆洲公司、沐日公司名義所開立之電子發票，除未存入或存錯載具者外，均存入不知情之許怡萱所提供予王督文支配使用之手機載具；而以德穎公司、沐森名義所開立之電子發票，除未存入或存錯載具者外，均存入王冠凱提供予王督文使用之手機載具；另以千陽公司名義所開立之電子發票，則分別存入王冠凱、許怡萱之手機載具，藉此製造魔炫等6家公司銷售紙箱予王督文之假象，均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會計憑證等課稅管理之正確性。其後，王督文使用王冠凱、許怡萱之手機載具，分別於統一發票各次兌獎月份兌獎（僅兌領附件五至九「發票兌領情形」欄所示未作廢、未註銷之電子發票），致使國庫（管理機關：財政部賦稅署）陷於錯誤，誤認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千陽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所示之紙箱買賣交易均屬真實，而核發如附件三「大量開立小額電子發票營業人中獎發票兌領情形一覽表」所示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千陽公司「中獎發票兌領人及金額」欄之中獎獎金（合計272,200元）予王督文（中獎獎金均係存入王冠凱、許怡萱之手機載具所綁定如附件五至九「載具資訊」欄所示之金融帳戶內，該等帳戶均由王督文實際支配使用），王冠凱、王督文、林育詩、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即以此方式共同於每單月兌獎後詐取統一發票中獎獎金得逞（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所涉開立不實會計憑證、詐欺取財等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許怡萱所涉詐欺取財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至吳明軒以千陽公司名義所開立如附件九「千陽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之107年9月、10月電子發票，因遭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下稱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認定有異常情事，乃擱置發放獎金，致王督文無從以王冠凱之手機載具兌獎而未遂；另因北區國稅局、中區國稅局分別調查魔炫公司、沐日公司疑似大量異常開立電子發票之情形，林思翰即將其以魔炫公司名義所開立如附件五「魔炫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之107年7月、8月電子發票全數作廢，李孟儒則將其以沐日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十「沐日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之電子發票全部作廢，王督文始未據以向國庫詐得中獎獎金而未遂。

四、嗣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雲林縣調查站（下稱雲林縣調站）於108年2月20日上午8時10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慶昌公司位於雲林縣○○鎮○○路000巷00○0號之倉庫（下稱新興路倉庫），及王冠凱、王督文、林育詩斯時位於雲林縣○○鎮○○○路000號之居所執行搜索，並分別扣得如附表二之1、二之2所示之物，始循線查悉上情。

五、案經中區國稅局告發及雲林縣調站移送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方面：

一、本案審理範圍之說明：

　　起訴書原記載被告林育詩以大眾公司名義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之時間、張數，及同案被告林思翰以魔炫公司名義、同案被告吳易軒以霆洲公司名義、同案被告朱健德以德穎公司名義、同案被告許翔廷以沐森公司名義、同案被告吳明軒以千陽公司名義開立不實電子發票之時間、張數，均未臻明確，此部分經公訴檢察官確認後，已於本院審理過程中，提出110年4月7日補充理由書檢附如本判決附件二、五至十所示之各家公司開立統一發票情形一覽表（見本院卷一第403至430頁），另於本院110年7月20日準備程序期日，檢察官當庭特定、更正被告林育詩以大眾公司名義，開立不實統一發票334,742張（含二聯式統一發票）、同案被告林思翰以魔炫公司名義，開立不實電子發票98,498張、同案被告吳易軒以霆洲公司名義，開立不實電子發票80,573張、同案被告朱健德以德穎公司名義，開立不實電子發票24,500張、同案被告許翔廷以沐森公司名義，開立不實電子發票24,084張、同案被告吳明軒以千陽公司名義，開立不實電子發票48,527張、被告李孟儒以沐日公司名義，開立不實電子發票18,499張（見本院卷三第14至15頁），是本案即應就上揭經公訴檢察官特定、更正後所主張各家公司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之情形進行審理，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就被告王冠凱、王督文、林育詩（以下如同時指上開被告3人，即以被告王冠凱等3人稱之）及辯護人爭執證據能力部分：

  ⒈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思翰、吳易軒之調查筆錄：

    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所謂傳聞證據，由於傳聞證據有悖於法院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精神，妨害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影響程序正義之實現，除法律有規定者（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2項、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第206條等）外，原則上不具證據能力。經查，證人林思翰、吳易軒於雲林縣調站所為之證述（見偵6357號卷二第137至143、209至215頁），乃被告王冠凱等3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言詞陳述，屬傳聞證據，被告王冠凱等3人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既爭執證人林思翰、吳易軒調查筆錄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五第320至322頁），檢察官又未舉出上開證人林思翰、吳易軒於雲林縣調站之陳述有何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是依上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

  ⒉證人林思翰、吳易軒之偵訊筆錄：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是以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又刑事訴訟法規定之交互詰問，乃證人須於法院審判中經踐行合法之調查程序，始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屬人證調查證據程序之一環，與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規定之證據適格，亦即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資格，其性質及在證據法則之層次並非相同，自應分別以觀。基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之規定，並無限縮檢察官在偵查中訊問證人之程序，必須已給予被告或其辯護人對於該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者，始有其適用。從而，若該詰問程序之欠缺，業經於審判中，由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而補正，當認已經補正、完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8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依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意旨，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既係訴訟上之防禦權，又屬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人證之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法律特別規定得作為證據者，除客觀上不能受詰問者外，於審判中，仍應依法踐行詰問程序。則證人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係屬有證據能力，但為未經完足調查之證據，於審判中仍應踐行含刑事訴訟法第165條書證之調查、第166條以下交互詰問程序在內之合法調查程序，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⑴辯護意旨雖主張證人林思翰、吳易軒之偵訊筆錄因未經交互詰問，故爭執其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五第320至322頁）。然查，就證人林思翰於108年2月20日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見6357號卷二第151至153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所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係以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以具結之陳述已具足以取代被告反對詰問權信用性保障情況之要件，在立法政策上特予肯認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而被告王冠凱等3人及辯護人並未敘明檢察官在訊問證人林思翰時有何不法偵訊之情形，亦未釋明證人林思翰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又證人林思翰並經本院於審理時交互詰問，且將上開偵訊筆錄提示予被告王冠凱等3人、辯護人閱覽及告以要旨，則證人林思翰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內容，當有證據能力。復依上開說明，縱使證人林思翰未經被告王冠凱等3人於偵查中行使反對詰問權，亦僅屬其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有無經合法調查之問題，而與證據能力之有無係屬二事，併予敘明。

  ⑵至於證人林思翰於108年11月6日、109年5月6日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見偵4297號卷第457至458、469至472頁）；證人吳易軒於108年2月26日、108年11月6日、109年5月6日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見偵6357號卷二第221至223頁；偵4297號卷第456至457、469至472頁），各係證人林思翰、吳易軒以「被告」身分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所為，而證人林思翰、吳易軒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之內容，與其等於偵查中上開陳述內容並無明顯不符，即無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定同一法理之情形存在，是其等於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並非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此部分應無證據能力。

  ⒊證人游子寬、林秀葉、廖崧玲、柳智乾、鍾建展、施美珠、廖宜昺、鍾有益、林香蘭、周倚翎、蘇新發、廖文揚、簡威祥、湯明玉、何文哲、陳銘鴻、林紀君、鍾文雄、劉淑貞、蔡瓊瑩、洪立智、林思翰、吳易軒、許翔廷、吳明軒之中區國稅局談話紀錄、談話筆錄、訪談、約談筆錄；證人黃駿煥、林麗英之國稅局營業現場訪查紀錄表、證人林秀葉所提之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107年6月27日說明書、證人即同案被告許翔廷於107年11月15日出具之說明書：

　⑴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固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賦予公文書具有證據適格之能力，作為傳聞證據之除外規定，但其前提要件係「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並以「紀錄」或「證明」文書作為限制，亦即該公文書須係得作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涉犯罪事實嚴格證明之紀錄或證明者，始克當之，倘不具此條件，即無證據適格可言。而上述「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並不限於針對特定事件所製作，僅需為公務員基於職務上就一定事實之記載，或就一定事實之證明而製作之文書，且其內容不涉及公務員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即屬於上述條款所稱文書之範疇（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2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要求提示帳簿、文據或其他有關文件，或通知納稅義務人，到達其辦公處所備詢，被調查者不得拒絕。前項調查，不得逾課稅目的之必要範圍，此分別為稅捐稽徵法第30條第1、2項所明定。

　⑵卷附上開證人之中區國稅局談話紀錄、談話筆錄、約談、訪談筆錄、營業現場訪查紀錄表（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290至292、368至370、408至409、417至418、430至431、438至439、453至454、468至469、473、487至488頁；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502至503、524、534至535、539至540、543至544、550至551、559至560、568至569、573至574、594至595、598至599、601至603、730至732頁；國稅局2331號卷第68至69頁；偵6357號卷一第95至97、241至242、247至250頁），乃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受理大眾公司增加核發電子發票組數之申請案件，為瞭解大眾公司實際進、銷貨等營業狀況、該公司使用電子發票組數是否合宜、連續大量開立小額統一發票有無涉及異常情事，而對大眾公司稅務歸戶資料顯示之上、下游交易對象（含大眾公司取得進項發票之對象、大眾公司開立大量統一發票交付之對象、存入大眾公司銀行帳戶相關票據款項之發票人）進行訪談或調查後所製作，並就此部分調查所得資料，為進一步釐清大眾公司經營紙箱生意之實際資金流向及紙箱物流情形，再由各區國稅局所轄各稽徵機關，就大眾公司之上游即慶昌公司訂購、銷售紙箱之狀況，約詢與慶昌公司相關之交易對象。一般而言，各區國稅局會在內部系統設定參數，該系統會判斷營業人申報營業稅之資料是否呈現異常情形（例如實繳稅額之加值率偏低、存貨過多等），如系統顯示某營業人有異常營業狀況，各稽徵機關即會就系統過濾出之異常營業案件進行選案會議而為初步篩選，再就無法合理排除異常營業情形之營業人，由各稽徵機關人員依法進行訪談、調查，主要係在確認營業人有無逃漏稅捐情形，於調查之初，無法確認個案是否涉有刑事不法，惟若調查後依照相關證據資料，足認其中涉有開立不實會計憑證等刑事不法行為，國稅局即會將調查所得資料彙整成案情報告書而移送所屬地方檢察署進行告發等情，業經證人即本案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承辦人蔡志祥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綦詳（見本院卷四第274至300頁）。由此可知本案由各區國稅局所轄各稽徵機關人員製作之上開談話紀錄、談話筆錄、約談、訪談筆錄、營業現場訪查紀錄表，係稽徵機關之公務員就疑似異常營業之案件，本於職務上調查，通知受詢問人到場備詢時，依其職權將受詢問人之陳述詳加記載所作成之紀錄文書，並未涉該公務員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且衡之製作該談話紀錄、筆錄之公務員，係於執行其調查職務時詢問受詢問人始作成該談話紀錄、筆錄，則該製作文書之公務員就本案顯無任何利害關係，虛偽記載之可能性甚低，復自外部情狀觀之，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接受訪談之對象均表示自己係照實填寫訪查紀錄表或回覆稽徵機關人員之詢問，未受他人指示、教導應如何填寫或回答問題，見本院卷四第434、446頁），揆之前揭說明，上開證人之談話紀錄、談話筆錄、約談、訪談筆錄、營業現場訪查紀錄表，暨談話紀錄後附部分證人於接受詢問時所提出作為補充說明之書面資料，自均有證據能力。是辯護意旨爭執上開筆錄及說明書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381頁；本院卷五第305至324、336、372頁），並非可採。

  ⒋慶昌公司107年1月至10月進項來源、銷項去路明細排名前15名；德穎公司、沐森公司之營業稅年度資料查詢進項來源明細：

    參諸證人蔡志祥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四第282至283、293至294頁），慶昌公司107年1月至10月進項來源、銷項去路明細排名前15名（見國稅局0378號卷第11至14頁）、德穎公司107年7月至10月、沐森公司107年1月至12月之進項來源明細（見國稅局0378號卷第9至10頁；國稅局0544號卷第36頁），乃財政部各區國稅局所轄各稽徵機關人員，依營業人申報營業稅時所檢附之進、銷項發票，將相關交易資訊登載於財稅內網，財稅系統即會將與該營業人相關之營業資料進行歸戶，各稽徵機關人員只要設定條件並輸入營業人之統一編號、申報營業稅期間，即可得出該等進項來源或銷項去路明細，至於明細上所列「部分虛進虛銷」等文字，係由各稽徵機關人員針對調查中之異常案件或進行告發之案件在系統上作註記，以便其他稽徵機關在查核特定營業人時，可依此瞭解該營業人之營業狀況有無異常情形。自此可知上開進項來源明細、銷項去路明細，係各區國稅局所轄各稽徵機關承辦營業稅業務（銷售稅課）之人員，本於職務，在財稅內網例行地紀錄各營業人申報營業稅時所檢附之進、銷項發票（可知與該營業人為交易之對象、時間及金額等節），及營業人之營業登記狀況等資訊，而經財稅系統歸戶結果，即可自動彙集與該營業人相關之進銷紀錄，尚非國稅局人員於調查個案時，針對特定營業人之營業情形所製作，是性質上應屬公務員於職務上所製作之例行性文書，又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之規定，應認該等明細資料均有證據能力。從而，辯護意旨爭執上開文書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385頁；本院卷五第333、369至372頁），亦非可採。

  ⒌保證責任雲林縣新安果菜生產合作社（下稱新安果菜合作社）106年10月至107年2月向慶昌公司進貨明細；小玲果菜行採購紙箱支付貨款明細：

    新安果菜合作社106年10月至107年2月向慶昌公司進貨明細（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375頁）及小玲果菜行採購紙箱支付貨款明細（見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508頁），均經被告王冠凱等3人之辯護人認屬審判外之陳述，而表示不同意作為本案之證據（見本院卷二第383頁；本院卷五第340、345至346頁）。經查，上開明細資料係證人蔡志祥就新安果菜合作社負責人柳智乾、小玲果菜行負責人之配偶廖文揚於接受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訪談時所提供之出貨對帳單（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376至378、395、397、399頁）、支票存根（見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509至516頁）等資料，予以整理後所製作之表格等情，業據證人蔡志祥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四第282、294至295頁），且證人蔡志祥尚在小玲果菜行採購紙箱支付貨款明細上，依其認定結果，將慶昌公司列為小玲果菜行之進貨對象，另將其依小玲果菜行各次以支票支付之貨款金額，除以廖文揚陳述之紙箱單價後，推算所得之進貨數量同列於該明細上，由此可知前揭明細乃證人蔡志祥針對個案調查所得加以統整後製作之文書，非僅係本其職務，機械性地製作、繕打因訪談所得之相關交易資料，故應認該等文書均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即難謂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之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或「證明」文書，尚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王冠凱等3人有罪之證據。

  ⒍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王冠凱等3人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及審理時，均陳明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卷二第381至387頁；本院卷三第79頁；本院卷五第302至391頁），經審酌該等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亦無違法取證等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㈡就被告李孟儒對於證據能力之意見部分：　　

　　本案檢察官及被告李孟儒對本判決所引用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20頁），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五第302至391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難認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李孟儒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自均得作為本判決之證據。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王冠凱等3人就犯罪事實二、三之答辯：     

    訊據被告王冠凱等3人固坦承被告王冠凱為慶昌公司（包含更名前之泰鑫公司）之登記負責人，被告王督文為實際負責人，嗣於107年3月20日起，由被告林育詩擔任該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慶昌公司曾開立如附件一所示之60張統一發票予被告林育詩於106年11月27日另行設立之大眾公司，大眾公司亦曾以按紙箱數量逐一開立統一發票之方式，開立如附件二所示之電子發票及二聯式統一發票，而被告王督文取得大眾公司所開立之統一發票後，曾以自己、其配偶許怡萱之名義兌領獎金，亦曾委託友人或友人之家人代為兌領，另曾以許怡萱提供予其使用之手機載具兌領大眾公司於107年5月間所開立並存入該載具內之部分電子發票，據此取得統一發票中獎獎金共461,200元。其後，因大眾公司遭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管制每期得使用之電子發票組數，被告林育詩遂於臉書上貼文招募有意願配合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之人，因而獲得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及被告李孟儒等人響應而加入開立電子發票之列。爾後，慶昌公司曾開立如附件四所示之統一發票予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魔炫等6家公司則各開立如附件五至十所示之電子發票，並均存入被告王督文所指定由許怡萱或被告王冠凱申辦之手機載具，被告王督文嗣再以存入許怡萱、被告王冠凱之手機載具內之電子發票兌獎，共兌領合計272,200元之統一發票中獎獎金等事實，惟均矢口否認有何填製不實會計憑證、故意輸入不實會計資料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犯行，並辯稱如下：

　⒈被告王冠凱辯稱：因伊哥哥即被告王督文先前對外有債務、信用不良之問題，故由伊以自己名義登記設立泰鑫公司，惟無論是泰鑫公司或更名後之慶昌公司，伊均未在公司內任職，並無固定職務，伊僅會於被告王督文忙碌而分身乏術時，協助確認農民訂購之紙箱、填寫銷貨單給前往慶昌公司倉庫搬紙箱之農民、依被告王督文指示開立慶昌公司之發票、將銷售紙箱相關資訊登載在被告王督文使用之晶之眼記帳軟體（下稱晶之眼系統）中。伊有提供以伊個人名義申辦之西螺鎮農會帳戶及手機載具予被告王督文使用，惟伊沒有過問被告王督文實際用途。慶昌公司銷售紙箱之業務、會計帳目、申報稅捐等事宜，全都由被告王督文掌理，伊對於被告王督文經營慶昌公司之狀況，及被告王督文或慶昌公司與大眾公司、魔炫等6家公司之交易細節均不瞭解云云。

　⒉被告王督文辯稱：伊係泰鑫公司及慶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該公司所有業務均由伊處理，被告王冠凱以公司負責人名義申辦之慶昌公司西螺鎮農會及第一銀行帳戶，亦均由伊實際管理使用，被告王冠凱僅係偶爾從旁協助填寫銷貨單、開立慶昌公司名義之發票，及登載伊個人紀錄紙箱進、出貨情形所使用之晶之眼系統，並未實際參與慶昌公司之經營、管理。又晶之眼系統既為其個人使用之記帳軟體，內容可能錯漏，並非精確。伊原以為必須設立公司行號，方能向上游之正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正隆公司）訂購紙箱，惟之後伊發現只要訂購紙箱之數量夠多，正隆公司也願意與私人交易，故伊即提供押金並以自己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而未實際經營慶昌公司。伊有在西螺果菜市場向農民收菜，再轉賣到北部市場，故伊有購買紙箱裝菜之需求，伊為此曾找農民團購紙箱，因團購紙數量夠多，即可壓低向正隆公司訂購之價格，伊身為團購主，並未從中賺取紙箱差價，因伊提供給農民之紙箱較格較為便宜，農民均願意與伊團購，也自願將上游紙箱公司所開立之發票贈與伊。伊另有向被告王冠凱借用其以自己名義向西螺鎮農會申辦之帳戶使用，與伊團購之農民也習慣將團購紙箱之款項匯入該帳戶，故即使慶昌公司嗣後易主由被告林育詩經營，農民仍會將紙箱款項匯入被告王冠凱之西螺鎮農會帳戶，伊再提領現金交予被告林育詩。於106年12月間，因被告林育詩有意接手慶昌公司，但為確認慶昌公司之營運狀況，乃先行成立大眾公司，伊遂與被告林育詩商議由伊集結農民之紙箱需求，向大眾公司訂購紙箱，大眾公司再向伊擔任實際負責人之慶昌公司訂購紙箱，慶昌公司則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復由正隆公司直接出貨至慶昌公司之倉庫，伊與農民再自行至倉庫搬運紙箱，而大眾公司會依被告林育詩與伊之約定，以1個紙箱開立1張發票方式，開立電子發票或二聯式統一發票予伊兌獎，亦即伊轉為單純消費者身分，僅賺取統一發票之中獎獎金。嗣因大眾公司使用電子發票之組數遭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管制，被告林育詩乃在網路上招募願意配合按紙箱數量開立電子發票之公司負責人參與交易，伊即使用「老王」之Line暱稱改向魔炫等6家公司訂購紙箱，其餘交易模式均同前述大眾公司與慶昌公司間之交易。許怡萱及被告王冠凱僅曾提供手機載具予伊交給大眾公司及魔炫等6家公司存入電子發票，惟其等均未分得統一發票中獎獎金。伊與大眾公司及魔炫等6家公司確有真實之紙箱交易，且法無明文禁止公司不得按買受人之要求大量開立小額統一發票，故伊所為交易並無任何不法云云。

　⒊被告林育詩辯稱：伊於106年底即打算接手慶昌公司，但伊不清楚慶昌公司對外有無負債，故伊自行成立大眾公司，欲藉由大眾公司與慶昌公司間之交易，確認慶昌公司之營運狀況。伊並未實際與西螺果菜市場之農民接觸，故大眾公司主要之客戶就是被告王督文。因被告王督文向伊保證可訂購紙箱達一定數量，伊即願意依被告王督文提出之紙箱需求，以大眾公司名義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慶昌公司再轉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之後由正隆公司直接出貨至慶昌公司之倉庫或農民指定之收貨地點，大眾公司復依被告王督文之要求，以銷售1個紙箱即開立1張發票之方式，開立如附件二所示之電子發票及二聯式統一發票予被告王督文，至於被告王督文如何兌領統一發票中獎獎金，或如何處理所訂購之紙箱，均與伊無涉。嗣因大眾公司遭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管制電子發票組數，導致伊無法依約如數開立被告王督文所要求之統一發票，伊遂在網路上刊登文章招募願意配合參與開立電子發票之公司，並將被告王督文使用之Line暱稱「老王」提供予該些公司，由被告王督文改向該些公司訂購紙箱，該些公司再轉向伊擔任負責人之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並以伊提供或介紹安裝之POS機，按所銷售紙箱之數量開立如數之小額電子發票，以完成伊與被告王督文間約定之交易條件。換言之，魔炫等6家公司僅係取代大眾公司之角色，其餘交易模式均未改變，伊為此需將伊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後轉售原可賺取之價差利潤，分一部分予魔炫等6家公司享有，以令魔炫等6家公司可以完成伊與被告王督文間約定之紙箱及發票交易。無論是被告王督文與大眾公司或魔炫等6家公司，或大眾公司、魔炫等6家公司與慶昌公司間，均因紙箱交易而有實際之金流及物流，皆屬真實交易，是伊擔任大眾公司或慶昌公司負責人期間，均未因虛假之紙箱交易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或故意輸入不實會計資料，亦未提供非真實交易之發票予被告王督文詐取統一發票中獎獎金，國稅局徒憑某段時間公司之物流、金流、會計帳無法比對，即認定伊係從事虛假交易而構成犯罪，並不符合商業邏輯云云。　

　⒋被告王冠凱等3人之辯護人另為其等辯護稱：被告王督文身為水果蔬菜之中盤商，供貨來源超過100家農民及團體，故有大量使用紙箱之需求，而紙箱最上游供應商乃上市之正隆公司，正隆公司僅與大量進貨者進行交易，具有大量進貨需求之被告王督文及其所設立之慶昌公司即為正隆公司所認可之客戶，被告王督文向正隆公司大量訂購紙箱，即可取得較低之價格優勢。又被告林育詩以100萬元價格向被告王督文收購慶昌公司後，即取得慶昌公司對於正隆公司之採購資格而獲得大量低價之競爭優勢，及被告王督文保證未來紙箱均向大眾公司購買之承諾，此時交易流程為正隆公司出售紙箱予慶昌公司、慶昌公司出售紙箱予大眾公司、大眾公司出售紙箱予被告王督文。因慶昌公司及大眾公司均有正當進貨及出貨（由大眾公司接單並由慶昌公司出貨，係常見之三角貿易方式），且皆享有利潤，自均屬正常交易。另慶昌公司依照交易時序、品項開立發票予大眾公司，及大眾公司本於真實之紙箱交易，依買受人即被告王督文要求，以1個紙箱開立1張發票之方式開立電子發票及二聯式統一發票，均符合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8條、第9條及第15條第1項規定，核無不法。被告王督文因與團購紙箱之農民甚為熟識，農民亦不願索取統一發票，遂將發票均贈與被告王督文，是被告王督文持受贈之發票兌領獎金，即無任何詐欺情事，且就被告王督文兌領之獎金，被告林育詩、王冠凱均未朋分任何款項，亦無任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渠等3人自均不成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及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至大眾公司因遭國稅局限制電子發票組數而無法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予被告王督文後，被告林育詩僅得以慶昌公司名義出售紙箱予魔炫等6家公司，再由魔炫等6家公司出售紙箱予被告王督文，此亦均為真實之紙箱交易，同無構成任何商業會計法或刑法加重詐欺取財之犯罪。又被告李孟儒自稱未與被告林育詩就統一發票開立乙事有所約定，且沐日公司係依被告王督文之要求而按紙箱數量開立電子發票，並未違反統一發票使用辦法之相關規定，其後因沐日公司籌措貨源不及、無法如期交貨，進而取消交易，本即需將該次交易所開立之發票作廢，全無開立不實會計憑證及加重詐欺取財未遂之行為，是被告王冠凱等3人此部分亦無可能與被告李孟儒成立共同開立不實會計憑證罪或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云云。

  ㈡被告李孟儒就犯罪事實三之答辯：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附件十所示時間，以沐日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十所示品名為紙箱之電子發票共18,502張，並將電子發票均存入Line暱稱「老王」之人所提供之手機載具，嗣已將全部電子發票作廢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開立不實會計憑證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等犯行，辯稱：伊係沐日公司之負責人，伊曾在臉書上看到被告林育詩所張貼有現成生意可做的文章，遂前往慶昌公司之倉庫找被告林育詩洽談。當時被告林育詩稱可向其經營之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價格會比較便宜，之後即有一位Line暱稱「老王」之客戶主動聯絡伊，表示欲訂購紙箱，惟要求沐日公司必須按所銷售之紙箱數量，每個紙箱即開立1張發票，並將發票存入「老王」提供之載具內，若伊完成交易，即可賺取紙箱價差之利益。伊認為只要伊能滿足「老王」之要求如期出貨並提供發票，即屬完成交易，自無必然要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伊也沒有向慶昌公司訂購任何紙箱。嗣因伊無法依客戶之要求出貨，故伊取消交易，並將沐日公司已開立之電子發票全數作廢，自不生開立不實會計憑證或詐欺取財之問題云云。

  ㈢就犯罪事實二部分，經查：

  ⒈被告王冠凱、王督文係兄弟，而泰鑫公司係於105年4月8日由被告王冠凱辦理設立登記，實際負責人為被告王督文，主要經營紙箱批發零售生意，嗣於106年9月28日泰鑫公司更名為慶昌公司，仍經營相同紙箱買賣生意，登記負責人亦為被告王冠凱，被告王督文同為實際負責人，渠等並以新興路倉庫作為紙箱進、出貨及存放之地點；復於107年3月20日，由被告林育詩變更登記為慶昌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同時亦為實際負責人。被告林育詩另於106年11月27日登記設立大眾公司，登記營業項目為「紙盒、紙袋批發」等。慶昌公司曾於106年12月22日至107年3月1日間，開立如附件一「中區國稅局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所示之統一發票（三聯式）共60張予大眾公司，大眾公司則於106年12月27日至107年5月9日間，開立如附件二「大眾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品名、發票金額、開立張數之電子發票334,645張及二聯式統一發票100張，合計統一發票334,745張。又被告王督文就大眾公司開立之上揭統一發票，曾以自己、其配偶許怡萱名義兌領統一發票中獎獎金，亦曾委託友人侯仲庭、黃顯鈞及友人盧柏志之母李瑞完協助兌領獎金，復曾以許怡萱提供其使用之手機載具兌領大眾公司於107年5月7日至9日間所開立並存入該載具內之部分電子發票（此部分兌得獎金係存入該載具綁定之金融帳戶，亦係由被告王督文支配使用），總計兌得獎金461,200元等情，業據被告王冠凱等3人供述在卷（見本院卷二第80至97、209至216頁；本院卷三第73至78頁；本院卷五第216至251、391至411頁），核與證人侯仲庭、許怡萱、黃顯鈞分別於偵查中或本院審理時所證情節大致相符（見偵6357號卷二第5至13、15至23、35至37頁；本院卷四第391至393頁），並有慶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營業稅稅籍資料及全戶戶籍資料查詢清單、大眾公司之稅籍資料暨負責人戶籍資料、慶昌公司所開立買受人為大眾公司之統一發票影本60張、慶昌公司之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專案申請調檔統一發票查核名冊及統計表、105年至108年度申報書查詢資料、慶昌公司之105年4月至106年10月、106年12月至107年4月之進項來源明細、105年4月至107年4月、106年11月至12月、106年12月至107年4月、107年1月至12月銷項去路明細、107年1月至10月進項來源、銷項去路明細排名前15名資料、大眾公司之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專案申請調檔統一發票查核名冊及統計表、營業人取得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慶昌公司不實統一發票派查表、營業人取得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大眾公司不實統一發票派查表、大眾公司之106年12月至107年4月中區國稅局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及營業稅年度資料查詢進項來源明細、大眾公司106年、107年申報書查詢資料、106年12月至107年6月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大眾公司106年11月至12月期、107年1月至2月期、3月至4月期、5月至6月期中獎發票兌領清單清冊、大眾公司之二代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臺查詢資料、發票查詢與下載-查調結果清單、電子發票字軌號碼（含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臺功能啟用）申請書、查詢統一發票領用商號資料、統一發票兌領人李瑞完之中區國稅局全戶戶籍資料查詢清單、慶昌公司及大眾公司之營業地點暨慶昌公司之新興路倉庫現場照片共14張等證據資料在卷可佐（見警聲搜卷第69至70頁；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4至39、45至50、52至73、78至86、88至98、221至250、260至263、475頁；國稅局0378號卷第11至14頁；偵6753號卷一第81、83頁；偵6753號卷二第25、27至28頁；偵4297號卷第101、103至168；本院卷一第123至150頁；本院卷三第317至389；本院卷五第3至7頁），是上揭事實，首堪認定。

  ⒉本案需用紙箱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係向被告王督文或被告王督文、王冠凱所代表之慶昌公司購買紙箱，而非團購紙箱：

　⑴觀諸證人鍾建展（辰祥農產行負責人）、施美珠（登豐農產行負責人之配偶）、廖宜昺（弘安農產行負責人）、鍾有益（翔益農產行負責人）、林香蘭（蘭傑農產行負責人）、黃駿煥（建勳農產行負責人）、蘇新發（進發果菜行負責人）、廖文揚（小玲果菜行負責人）、簡威祥（一六農產行負責人之配偶）、何文哲（中盤菜販）、鍾文雄（農民）、林紀君（鮮綠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鮮綠公司〉之財務長）等人之國稅局談話紀錄或於偵查中具結後填寫之陳述意見書（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408至409、417至418、430至431、438至439、453至454、473、487至488頁；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502至503、539至540、550至551、559至560、730至732頁；偵6357號卷三第9至10、41至42、73至75、107至108、113至114頁），多係稱認識被告王督文或王冠凱，並曾向其等接洽購買紙箱使用，取貨地點為慶昌公司之新興路倉庫，或由紙箱生產公司直接運送紙箱至上開證人所屬之農產行或農產公司，買賣價金給付方式包含支付現金、交付支票或轉帳等，每隔一段時間，被告王督文或王冠凱會持出貨對帳單與上開證人對帳、收款。是依前揭證人證述之交易經過，均認自己或自己所屬之農產行、農產公司係與被告王督文、王冠凱進行紙箱買賣交易，而未曾提及與被告王督文「團購」紙箱之經驗。　　

　⑵次細繹證人即麗英果菜行負責人林麗英於本院審理時所證：麗英果菜行大約係在2至3年前向被告王督文、王冠凱買紙箱，一開始是被告王督文來市場問要不要訂購紙箱，後來換被告王冠凱來招攬生意。之前麗英果菜行有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但因為正隆公司要求訂購要大量，且我們家沒有那麼大的空間放紙箱，而跟被告王督文買，我們可以10、20、30個這樣買，他不會嫌我買多買少，且我可以直接過去倉庫載紙箱，比較不會有壓力，我覺得這家服務比較好，我就跟這家買。我是依照被告王督文告訴我的倉庫地點去取貨，西螺果菜市場正門口有放1個慶昌紙箱的招牌，走過去就是倉庫，我都是叫司機去那邊載紙箱，但我不知道慶昌公司與被告王督文告知我的取貨地點有何關係，我是認人買，看誰服務好、紙箱品質好就跟誰買，不會記該人所屬之公司行號。我先生會去倉庫找被告王督文他們拿銷貨單，核對金額無誤，再以支付現金、交付支票或以轉帳方式支付紙箱款項。我跟被告王督文、王冠凱買紙箱時，他們有拿過一疊發票說要給我，但我認為發票又不會中獎，就沒有拿發票，並表示要將發票送給他們，我之前向果菜市場附近的其他紙箱業者購買紙箱時，其他紙箱業者都不曾開立發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413至437頁）；證人即新安果菜合作社負責人柳智乾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認識被告王冠凱時，他說他有在賣紙箱，希望我跟他訂購，所以若我需要紙箱，就會與被告王冠凱接洽、訂購，我只知道他有開一家叫慶昌的紙箱公司在市場附近，但我不曉得負責人是誰或被告王冠凱在該公司擔任何職務。被告王冠凱曾在2次到新安果菜合作社時，拿已經開立好的慶昌公司發票交給我，其他時候他沒開發票，我也不會跟索取，一般農民買紙箱沒有在拿發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437至457頁）；證人楊昇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賣蕃茄的中盤商，大約4、5年前有向被告王督文接洽購買紙箱，我需要紙箱時，他時間上可以配合隨時供應給我，不會像以前跟紙廠訂購時拖那麼久，我去被告王督文的倉庫搬紙箱時，現場的人會寫銷貨單給我。我是因為被告王督文在市場推銷才跟他買紙箱，他沒有跟我說湊很多人一起買會比較便宜。被告王督文有拿發票問我要不要發票，我覺得不需要，就我的觀察，從以前買紙箱就沒有人在拿發票，不管農民或中盤都一樣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94至412頁）；證人黃顯鈞於本院審理時所證：我係種植蔬菜、根莖類等農產品，大約4、5年前開始向被告王督文買紙箱，被告王督文只有跟我說他在賣紙箱，並沒有提到要找我一起湊數量，這樣紙箱價錢會比較便宜的事。我會先打電話跟被告王督文說我要幾個箱子，若被告王督文說他不在或沒有辦法送，我就直接去倉庫載，被告王督文會交待被告王冠凱我要幾個箱子，被告王冠凱就會準備好，之後被告王督文再來跟我收錢。被告王督文曾經要拿發票給我，但我說不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67至393頁），可知上開證人不論以農民或中盤商個人身分，或以農產行或果菜合作社負責人身分，均係因被告王督文或王冠凱之推銷，而向被告王督文、王冠凱「訂購」紙箱，進而聯繫購買紙箱後衍生之取貨、付款等事宜，渠等均未證稱係與被告王督文或王冠凱「團購」紙箱，亦未曾聽聞被告王督文表示要集結多數人需求之紙箱數量，一起向上游之紙箱公司訂貨，以取得較便宜之紙箱等說詞，是依上開證人之主觀認知，均係向被告王督文、王冠凱購買紙箱，而非團購紙箱。又果若被告王督文係與上開證人團購紙箱，則其勢必須統計各人之紙箱需求數量後，一起向紙箱公司訂貨，俟紙箱公司交貨後，再分別通知團購者取貨之時間、地點，如此上開證人如何能視實際需用紙箱情形，而分次少量、隨時向被告王督文訂購紙箱，被告王督文又將如何於前揭證人臨時通知需用紙箱時，即時配合提供適用之紙箱？由此均足見被告王督文所辯其係扮演團購主角色，而與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團購紙箱，並非販賣紙箱云云，顯有可疑。

　⑶再參諸卷附以慶昌公司名義開立之三聯式統一發票，其中包含慶昌公司於106年12月14日、同年月24日開立予新安果菜合作社之統一發票2張（字軌號碼分別為QS00000000號、QS00000000號），及於107年1月31日、同年2月23日開立予鮮綠公司之統一發票2張（字軌號碼分別為YR00000000號、YR00000000號）（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379頁；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737頁），佐以證人柳智乾、林紀君分別於本院審理時及偵查中所證，上開發票乃慶昌公司基於紙箱交易而開立予新安果菜合作社及鮮綠公司之統一發票乙情（見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731頁；本院卷四第441至442頁），堪認新安果菜合作社及鮮綠公司均係與被告王冠凱接洽後，向被告王冠凱、王督文所代表之慶昌公司訂購紙箱，而非與被告王督文個人團購紙箱，否則慶昌公司就其負責人之私人團購行為，何需開立上揭日期之三聯式統一發票，徒增該公司未來就該等營業所得應繳納營業稅之負擔？

　⑷復參以被告王冠凱於偵查中迭次供稱：我跟我哥哥王督文都有在從事販賣紙箱的業務，我會從旁協助我哥哥王督文處理慶昌公司之銷售業務，並與客戶交際買賣紙箱及負責紙箱倉儲事宜。慶昌公司販售紙箱會開立發票給下游農產行，我處理的部分都會開立發票給下游農產行，但有些農民不要發票，就會把發票直接給我們。我哥哥跟農民間是買賣關係沒有錯，之前我哥哥有用一些菜，後來就沒有，主要是以紙箱為交易，我哥哥是將紙箱進貨來交易，不是進貨來盛裝物品等語（見偵6357號卷二第41至50、59至61頁），可知被告王冠凱以慶昌公司登記負責人之身分參與被告王督文主導之公司營運時，係認其與被告王督文係販售紙箱予下游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又依被告王督文於本院審理時所陳：「我找那麼多農民的原因，是因為有的有獲利，有的沒獲利…因為我只是要凝聚大家的力量一起跟正隆公司下單」、「（問：沒有熟識的農民？）1個紙箱賺1至2元不等」、「到庭作證的只有新安果菜合作社的柳智乾，他跟我要發票是因為他公司要作帳用，他才要我開發票，不然的話他是不需要發票的」、「（問：誰跟你團購？）比如說麗英果菜行、小玲農產行、中盤商楊昇哲及一些農民他們」、「（問：他們都沒有說跟你團購？）他們就是認我跟我弟」、「（問：那是認說跟你買？）但我沒有跟他們講團購這兩個字，是我自己覺得說就把我認為是團購主就好」、「（問：所以團購是你自己認為是？）是我自己發起這樣做的，是我自己認為」等語（見本院卷五第245、248、250至251頁），可見被告王督文亦稱自己實際上有販售紙箱予農民獲利，且未曾告知與其交易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其「團購之目的或計畫」，是其所謂「團購」紙箱，無非係其對於自己出面向上游紙箱公司大量訂貨之行為所為之定性而已，然此「團購」之說法，並未改變其與各該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間之紙箱交易，係雙方就買賣標的（各式紙箱）、契約價金等必要之點進行磋商，並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而應定性為買賣契約之本質。況被告王督文已自承若向其訂購紙箱之交易對象有索取發票之需要，其會配合開立統一發票，則倘若其並非居於出賣人地位，又何能以營業人身分開立統一發票？由此再再足見本案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均係向實際與渠等接洽紙箱銷售事宜之被告王督文、王冠凱購買紙箱，而非與被告王督文個人團購紙箱至明。從而，被告王督文辯稱其係與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團購紙箱，僅為單純消費者身分，並未販賣紙箱牟利云云，尚難憑採。

  ⒊晶之眼系統主要係被告王督文紀錄其以個人名義或以慶昌公司名義向上游紙箱公司訂購紙箱後，再將紙箱販售予下游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之進銷存貨統計軟體：

  ⑴本案雲林縣調站於108年2月20日至新興路倉庫執行搜索時，曾扣得如附表二之1編號1所示之電腦主機，而該主機桌面顯示電腦內有建置一名為「晶之眼」之系統，又該系統內登錄之資料經匯出、列印後，即如外放之「慶昌紙箱進出貨明細卷」、「慶昌公司出貨統計表卷一、卷二」所示，此業經本院於準備程序中當庭勘驗扣案之電腦主機，及逐一確認晶之眼系統所顯示進貨、出貨、客戶資料、進銷存貨統計等畫面無訛，有勘驗筆錄暨晶之眼系統各操作頁面擷圖、匯出資料擷圖、以不同檔名、格式匯出晶之眼系統內資料之顯示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80至84、89至167頁）。

　⑵且查，晶之眼系統乃被告王冠凱向友人索取試用版，嗣並購買正式版使用之進、銷、存貨統計軟體，目的係為登錄、管理被告王督文、王冠凱接洽之紙箱客戶資料、按月紀錄紙箱之進貨、銷售及庫存數量，該軟體主要係由被告王督文使用，被告王冠凱亦會協助登載相關紙箱進、銷、存貨資訊等情，業據被告王冠凱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偵6357號卷三第236至237頁；本院卷五第400至401頁），此核與被告王督文歷來所稱：晶之眼系統是將別家公司的進銷貨系統更改一些內容後，供我用來輸入交易客戶之名稱、紙箱數量、買賣金額之軟體，我都是直接記載我出貨的基層客戶名字，被告王冠凱有時也會幫我紀錄。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至新興路倉庫載紙箱時，被告王冠凱或其他在倉庫現場幫忙之親友會在銷貨單上紀錄紙箱銷售情形，之後我或被告王冠凱會再將銷貨單之內容繕打、彙整至晶之眼系統內，作為銷貨紀錄。卷附之慶昌紙箱出貨對帳單（如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376頁所示）、扣案如附表二之2編號1所示銷貨憑證及明細中之應收帳款明細（如本院卷五第45至51頁所示），均是我從晶之眼系統中輸出或節錄下來，作為我跟交易對象收款之紀錄。慶昌公司交給被告林育詩經營後，因為晶之眼系統相關紀錄會關係到被告林育詩需要開多少發票給我，所以我會幫忙記帳，並要求被告林育詩開立對應金額的發票等語大致相符（見偵6357號卷三第203至207頁；本院卷二第91至93頁；本院卷三第74至75、81至82頁；本院卷五第403頁），是扣案之電腦主機中所建置之晶之眼系統，確為被告王督文用以紀錄向上游紙箱公司訂購紙箱後，再販售紙箱予下游客戶之進銷存貨管理系統乙節，堪以認定。

　⑶再參諸外放之慶昌紙箱進出貨明細卷，可知晶之眼系統內所儲存者包含客戶基本資料、進貨明細、出貨明細及進銷存貨統計表等資料，且各項進、出貨資料均係經由長時間紀錄而得（自105年11月1日起至108年2月20日止），所登載進貨及出貨之紙箱品項亦大致相同；而觀之正隆公司以110年6月1日隆總字第21109號函檢附之正隆公司受訂單報表（見本院卷二第335至353頁），可見於105年7月至107年3月20日前，被告王督文個人及慶昌公司各曾向正隆公司訂購大量且品項相同紙箱，由此足以推知晶之眼系統長期紀錄之內容，至少包含被告王督文以個人名義，及其以慶昌公司實際負責人身分向正隆公司進貨，及進貨後再銷售紙箱予下游客戶之相關資料。　　

　⑷被告王督文既自陳係以晶之眼系統記載其實際銷售紙箱予下游客戶情形，並以該系統登載之銷售紀錄，作為向客戶收款，乃至於要求上游紙箱公司開立發票之依據，則為能確實掌握紙箱銷售及庫存狀況、應收帳款是否已經回收、進貨時有無取得上游公司所開立金額正確無誤之發票等節，無論是主要使用該系統之被告王督文個人，或協助其登錄該系統之被告王冠凱，自會力求登載在該系統內資料之正確性。又外放之慶昌紙箱進出貨明細卷、慶昌公司出貨統計表卷一及卷二所示之資料，既係雲林縣○○○○○○○路○○○○○○○○○0○號1所示之電腦主機後，自內建之晶之眼系統中匯出之完整資料，而被告王督文、王冠凱於登錄晶之眼系統相關資訊時，應無可能預見日後檢調人員會以該系統內之紀錄作為證明其等涉嫌犯罪之證據使用，則其等當無故意錯載或漏載與交易實情不符之紀錄，以妨害其等追蹤紙箱貨況或交易帳款是否收訖之虞，故晶之眼系統內相關紀錄資料之真實性及可信性俱高。從而，被告王督文迭次辯稱晶之眼系統僅係其個人記帳使用，並未紀錄慶昌公司之相關紙箱交易，且該系統登載之內容並不完整、精確云云，亦非可採。

　⒋於106年12月至107年5月間，被告王督文與大眾公司、大眾公司與慶昌公司間就紙箱所為之買賣交易，均與交易實情不符，並非真實交易：

　⑴參諸證人即正隆公司業務游子寬接受國稅局人員訪談時所稱：被告王督文自105年中旬左右開始跟正隆公司交易，之後改以慶昌公司之名義下訂。被告王督文及慶昌公司訂購的客製化紙箱都相同，慶昌公司係沿用被告王督文提供的樣式等語（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290至292頁），及依前揭正隆公司函覆之受訂單報表（見本院卷二第337至353頁），可知被告王督文於泰鑫公司設立後之105年7月1日起至106年12月4日止，係以個人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另自106年12月7日起至107年3月20日前，則以慶昌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且前後訂購紙箱之品項、樣式大致相同。而被告王督文係將上開向正隆公司進貨之紙箱，銷售予本案相關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並非與該等需用紙箱之交易對象一同團購紙箱乙節，業經本院詳論如前，復有本院勘驗晶之眼系統後製作之勘驗筆錄，暨晶之眼系統各操作頁面擷圖、匯出資料擷圖、以不同檔名、格式匯出之晶之眼系統資料、外放之慶昌紙箱進出貨明細卷、慶昌公司出貨統計表卷一及卷二、正隆公司開立予被告王督文之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6張、開立予慶昌公司之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2張、正隆公司105年7月至106年12月對帳單1份、105年6月至106年12月銷貨明細資料彙整表1紙、正隆公司應收票據明細一覽表1份、紙箱設計圖及設計要領書共14張、105年至107年銷售訂單列表及106年1月至12月受訂單報表各1份、正隆公司臺中廠、燕巢廠之出貨單共12張（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196至199、266至289、294至305、307至363、366、415頁；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587、589頁；本院卷三第80至84、89至167頁），及如附表三所示與新安果菜合作社、辰祥農產行、登豐農產行、弘安農產行、翔益農產行、蘭傑農產行、建勳農產行、進發果菜行、小玲果菜行、麗英果菜行、一六農產行、鮮綠公司、農民鍾文雄相關之紙箱買賣交易資料在卷可佐，堪認被告王督文實際上掌握向上游紙箱公司訂購紙箱之管道，及可販售紙箱之下游客群，而得以用其個人名義或以慶昌公司名義完成紙箱進、銷貨之所有交易流程。

　⑵再依被告王督文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所稱：當初我跟我弟會設立泰鑫公司，是想說以公司對公司的方式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正隆公司才會出貨給我們，後來發現只要訂購數量夠多，正隆公司也會跟個人交易，且因為我用個人名義訂購的紙箱數量很大，所以我用公司或個人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的價格都一樣，我就把公司丟在一邊，都用我個人名義向正隆公司進貨，並由正隆公司直接出貨至新興路倉庫。於106年12月22日前，我與被告林育詩談好由他買下慶昌公司，但因為他不清楚西螺地區紙箱行業之經營狀況，怕直接買公司風險太大，所以他先成立大眾公司，確認是否真的有那麼多的紙箱客源，並表示希望一切以公司名義交易、開立發票，故交易模式變更為由我基於團購主之角色，匯集農民之紙箱需求後，向被告林育詩經營之大眾公司訂購紙箱，大眾公司再向我擔任負責人之慶昌公司訂購紙箱，慶昌公司復轉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後，正隆公司主要是出貨至新興路倉庫，由我或農民自己至該倉庫取貨。基於這樣的交易，我才會以慶昌公司之名義開立統一發票予大眾公司，而被告林育詩則依我們雙方之約定，由大眾公司就銷售給我的紙箱，每個紙箱即開立1張發票，供我兌領統一發票獎金，等於我只要發票，並把我的紙箱客戶交給被告林育詩，由被告林育詩賺販賣紙箱獲利的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9至97頁；本院卷五第241至251、394至396頁），及依被告林育詩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所陳：一開始被告王督文跟我說他單純想當個團購主，他的條件就是要求我1個紙箱開1張發票給他，因為慶昌公司已經是1家在營業中的公司，我不知道慶昌公司是否有其他民間的負債，所以我先設立1間新的公司即大眾公司，被告王督文先做一個量給我確認這個生意可以做，我認為沒問題再正式接手慶昌公司。被告王督文不是很懂會計，所以他之前都是用自己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貨，是我告知他應該以慶昌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叫貨，並由正隆公司開立發票予慶昌公司才對。不管是大眾公司或我接手後之慶昌公司，我的客戶都是只有被告王督文，沒有農民是直接跟我接洽或跟我買紙箱，對我而言被告王督文就是一個團購主，他有本事去集結這麼多不同的客戶，聯合起來達到一個量跟我談條件，這是他的本事，這個生意經我評估後有利潤可以賺，就是我從正隆公司進貨到轉賣給被告王督文之間的價差，被告王督文則是賺統一發票的獎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0至216頁；本院卷五第225至231、397至408頁），可知被告王督文設立泰鑫公司（嗣更名為慶昌公司）後，原本並未以公司名義與正隆公司交易，而係以其個人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後再銷售予下游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至於慶昌公司自106年12月7日起開始以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之原因，乃被告王督文應被告林育詩接手慶昌公司前之要求，配合以公司名義對外進行交易。至此，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向被告王督文訂購紙箱後，被告王督文即使自106年12月7日起改以慶昌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進貨，再販售予下游客戶，其等間之交易仍屬買賣關係，且慶昌公司亦應按與下游客戶間實際交易情形開立統一發票，尚無疑義。

　⑶惟查，被告王督文既得以自己或慶昌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後轉售予需用紙箱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其自無以自己名義，先向之前並未接觸紙箱相關領域，且未通盤瞭解紙箱產業特性之被告林育詩所設立之大眾公司訂購紙箱，再由大眾公司向被告王督文擔任負責人之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復經慶昌公司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後，由正隆公司出貨至新興路倉庫之必要，蓋此種輾轉進貨之交易模式，可能墊高被告王督文取得紙箱販售予下游客戶之成本，而降低下游客戶向其購買紙箱之意願，又若被告王督文未因取得紙箱之成本增加而相應提高出售紙箱予下游客戶之價格，其自己或慶昌公司銷售紙箱之利潤，亦勢將因大眾公司參與交易而遭瓜分，此均顯與在商言商、謀求營業人最大利益之商業交易常情相悖，被告王督文亦不無違反其身為慶昌公司實際負責人所應負之忠實義務之虞。而細究被告王督文採取「以自己名義向大眾公司訂購紙箱，並由大眾公司轉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再由慶昌公司以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進貨」此一交易模式之原因，無非係基於此輾轉之交易流程，慶昌公司於向正隆公司進貨後，即須為該公司「銷售紙箱予大眾公司」之營業行為開立統一發票，大眾公司「進貨後再轉售予被告王督文」時，亦須開立統一發票予被告王督文。而西螺果菜市場一般農民或農產行購買紙箱時，並無向販售紙箱之業者索取統一發票之習慣，此情業經證人林麗英、柳智乾、楊昇哲、黃顯鈞於本院審理時具結作證明確（參前揭貳、一、㈢、⒉、⑵所示，另見本院卷四第367至457頁），而此自為在西螺果菜市場深耕紙箱販售業務之被告王督文所熟知，是被告王督文與林育詩即係利用一般農民或農產行於購買紙箱時不會主動索取統一發票之特性，相約由被告林育詩經營之大眾公司，依被告王督文之要求，就大眾公司「販售之紙箱」，每「銷售」1個紙箱即開立1張統一發票，而被告王督文取得為數眾多之統一發票後，既無須交給向其買受紙箱且未主動索取發票之農民或農產行，其即可持該等統一發票兌獎，且因大眾公司係連續大量開立電子發票，自會使被告王督文於取得眾多連號電子發票後增加中獎之機率。

　⑷再按統一發票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不適用本辦法給獎之規定：九、買受人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部隊及營業人者，此為統一發票給獎辦法第11條第1項第9款所明定，被告王督文、林育詩於本院審理時亦均表示知道開立予營業人之統一發票不得兌獎（見本院卷五第230至231、250頁），而被告王督文前曾稱因使用慶昌公司名義對外交易，會涉及公司會計、稅務問題，故於106年12月前，其係以自己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見偵6357號卷二第65頁；本院卷五第241至242頁），其復稱與大眾公司往來後，其與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間之交易模式未有任何改變（見本院卷二第94頁），則被告王督文果欲維持與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間之紙箱買賣交易，同時欲取得大量統一發票以提升中獎機率，進而賺取統一發票獎金，其勢須賦與自己一消費者身分，此時，由被告林育詩設立之大眾公司即為因應被告王督文要求，「從事紙箱買賣生意」並配合開立大量統一發票之營業人。又大眾公司係由對於紙箱產業尚不熟悉之被告林育詩所設立之全新營業人，為能形式上供應被告王督文符合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需求之紙箱，選擇向被告王督文原訂貨之正隆公司訂購紙箱，自為最便利之途徑，然因大眾公司對於正隆公司而言，乃陌生之交易對象，且正隆公司對於大量訂購紙箱者，會要求提供相當數額之保證金，而被告王督文本即提供巨額保證金予正隆公司質押（見本院卷二第91頁），則大眾公司若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再由慶昌公司轉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即可解決大眾公司進貨來源之問題，且待正隆公司出貨後，由慶昌公司開立統一發票予大眾公司，形式上即形成大眾公司係向慶昌公司進貨，之後再行販賣予被告王督文之外觀，更可合理化大眾公司依被告王督文要求，如數開立大量統一發票之行為。而自上開迂迴交易流程之規劃，已彰顯被告王督文、林育詩欲藉此創造被告王督文「消費者身分」之企圖，同時可合理解釋為何被告王督文於長期以自己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後，會突然自106年12月7日起，改以慶昌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進貨，並以該公司名義開立統一發票，亦可呼應被告王督文於接受國稅局人員訪談時所自承：「（問：請問臺端直接向正隆買紙箱應該會比跟大眾購買便宜，為何要透過大眾？有沒有價差？）價格差不多，只有一點點價差，因為大眾可以配合逐筆開立發票，而我可以領中獎獎金來補」等語（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192頁），及被告林育詩所為：「我們自己定義的立場就是王督文是這些農民的團購主，他就是把農民結合起來，由他代表這些農民來跟我買紙箱，但是他開的條件就是我1個紙箱要開立1張發票」、「我們研究出來的情形，營業人就是報我，王督文就是我的客戶」之說法（見本院卷五第226、229頁）。準此，「被告王督文向大眾公司訂購紙箱」，及「大眾公司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之交易模式，既均係為規避被告王督文為營業人不得兌獎之規定，而創造被告王督文消費者之身分，及大眾公司得大量開立統一發票予被告王督文之目的所產生，而「捨近求遠」、「抬高成本」，悖離被告王督文可直接向正隆公司進貨，以降低營業成本，並擴大商業利潤之交易常情，且與本院前揭認定實際紙箱買賣關係，係存在於被告王督文個人或慶昌公司與下游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之間乙情不符，自難認屬真實交易。

　⑸本案曾向被告王督文、王冠凱接洽購買紙箱事宜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於偵查中或本院審理時均明確證稱其等未曾聽過大眾公司或被告林育詩，亦未曾向大眾公司購買紙箱，此有證人施美珠、柳智乾、林麗英、廖文揚、鍾有益、廖宜昺、林紀君經具結之陳述意見書及本院110年12月6日審判筆錄在卷可按（見偵6357號卷三第9至10、15至16、23至24、41至42、73至75、107至108、113至114頁；本院卷四第430至431、457頁），佐以被告林育詩歷來均自承無論係大眾公司或其接手後之慶昌公司，其唯一接洽之客戶僅有被告王督文、王冠凱兄弟，無須面對實際需用紙箱之農民，其不認識農民，亦無本事逐一販賣紙箱予農民等情（見偵6357號卷三第286頁；本院卷二第210頁；本院卷五第227頁），可見被告林育詩雖自稱看好紙箱產業之前景，評估有利潤可賺，因而願意接手慶昌公司，並先行設立大眾公司熟悉紙箱交易模式，惟其身為紙箱公司經營者角色，卻從未自行開發客戶、拓展客源，亦未與實際需用紙箱之交易對象就紙箱之買賣進行磋商、議價，而從中實地瞭解個別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使用紙箱之習慣或特殊需求，以設法減少商業交易成本、極大化公司利潤或挖掘可能之新商機，反而自詡毋庸直接面對消費大眾，僅仰賴被告王督文、王冠凱憑其等在西螺果菜市場經營紙箱事業多年之人脈，持續推銷、招攬需用紙箱之客戶，而客戶亦係本於對被告王督文、王冠凱之認識，始願意與其等交易，並非因被告林育詩之任何作為而選擇向大眾公司訂購紙箱，致大眾公司雖從事紙箱買賣生意，惟能見度甚低，此實與一般投入全新領域並企圖拓展買賣事業版圖者之經營模式或策略有違（如依被告林育詩所言，大眾公司之營運完全繫諸於單一且唯一之客戶即被告王督文，倘若被告王督文不願再與大眾公司交易，豈非謂大眾公司即無法繼續經營紙箱買賣事業，此商業交易之風險規劃顯然不合常理）。又本案相關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既均係與被告王督文、王冠凱接洽購買紙箱事宜，實際上亦係由被告王督文、王冠凱負責安排、聯繫紙箱出貨，乃至於後續向買受人收取紙箱款項之相關事務，此於被告林育詩設立之大眾公司「參與交易」前、後均未有任何改變，則被告王督文、王冠凱之身分對於需用紙箱之客戶而言，自始至終皆為販售紙箱獲利之營業人，其等實際從事紙箱販售生意之營業人本質，並不因被告王督文自認為團購主，即轉變身分為單純向大眾公司買受紙箱之消費者，是被告王督文、林育詩毋寧為緊密合作之夥伴關係，即欲藉由大眾公司「參與」原已由被告王督文完整掌握上下游之紙箱交易流程，使被告王督文改以「繞道」方式從事有違正常買賣流程之交易，並創設大眾公司大量開立統一發票之契機，進而使被告王督文得持大量統一發票兌獎，以遂其賺取統一發票獎金之目的，此情自慶昌公司曾於106年12月14日、同年月24日各開立1紙三聯式統一發票予新安果菜合作社（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379頁）、於107年1月31日、同年2月23日各開立1紙三聯式統一發票予鮮綠公司（見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737頁），更證實際上與上開農產行或農產公司交易紙箱之營業人為慶昌公司，並非大眾公司甚明。是被告林育詩設立之大眾公司介入被告王督文本得獨立完成之紙箱買賣事業，既係為迂迴創設大眾公司形式上進、銷貨之流程，並作為該公司後續大量開立統一發票之依據，即難認該公司與所稱上游之慶昌公司、下游之客戶即被告王督文間，均存有真實之紙箱買賣交易。

  ⑹細觀晶之眼系統之進、出貨明細，並比對慶昌公司開立予大眾公司之發票內容，可知：

　①依晶之眼系統於107年1月5日至同年2月28日間出貨明細表（日期別）之記載（見外放之慶昌紙箱進出貨明細卷第334至396頁），慶昌公司於107年1月5日、6日、8日、12日、13日、15日至20日、22日至27日、29日至31日、2月1日至3日、5日至10日、12日、21日至24日、26日至28日出貨品名為「麗英高麗菜箱」之紙箱，其出貨數量、金額，均核與晶之眼系統中，出貨日期107年1月5日至2月28日、客戶名稱「廖起仁先生（仁哥）-麗英果菜行」之出貨明細表記載內容相符（見偵6357號卷三第27至29頁），而證人林麗英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已明確證稱正隆公司所設計並出貨予慶昌公司、印有「麗英果菜行」之紙箱，乃麗英果菜行聯繫被告王督文、王冠凱所訂購之專用紙箱，及晶之眼系統中客戶名稱為「廖起仁先生（仁哥）-麗英果菜行」之出貨明細表，即為麗英果菜行訂購紙箱之紀錄等情（見本院卷四第422頁），由此足以認定晶之眼系統中所記載名稱為「麗英高麗菜箱」之紙箱，即為麗英果菜行之專用紙箱，且係由慶昌公司向正隆公司訂購後，販賣予麗英果菜行之客製化紙箱，復依前揭貳、一、㈢、⒊所述，上開出貨資料，乃被告王督文依慶昌公司向正隆公司進貨後轉售予下游客戶情形所為之日常紀錄，甚可作為被告王督文要求被告林育詩以公司名義開立發票之依據，內容自屬真實可信。

　②次依晶之眼系統中進貨明細表（日期別）之記載，慶昌公司曾於107年1月5日、12日、18日、22日、同年2月22日，各向正隆公司進貨品名為「麗英高麗菜箱」之紙箱各3,000個、6,960個、3,000個、14,000個、6,960個，總計紙箱數量為33,920個（見外放之慶昌紙箱進出貨明細卷第38至44頁）。再參諸卷附慶昌公司開立予大眾公司之三聯式統一發票（見偵4297號卷第118、130、136、145、167頁），其中包含慶昌公司於107年1月10日開立字軌號碼YR-00000000號品名為「麗英高麗菜」、數量3,000個；於107年2月1日開立字軌號碼YR-00000000號、YR-00000000號、品名均為「麗英高麗菜」、數量各6,960個、3,000個；於107年2月2日開立字軌號碼YR-00000000號、品名為「麗英高麗菜」、數量14,000個；於107年3月1日開立字軌號碼AN-00000000號、品名為「麗英高麗菜」、數量6,960個等5張統一發票，總計上開發票所載慶昌公司銷售予大眾公司之紙箱數量亦為33,920個。果若慶昌公司與大眾公司間就品名為「麗英高麗菜箱」之紙箱交易屬實，大眾公司勢必僅能將該公司進貨之麗英果菜行專用紙箱販售予麗英果菜行，然證人林麗英業於本案偵查及審理時證稱麗英果菜行係向被告王督文、王冠凱接洽及訂購紙箱，從未向大眾公司購買紙箱等語綦詳，是大眾公司既未實際與麗英果菜行交易，自無可能因麗英果菜行之訂購而向慶昌公司購買數量高達33,920個之麗英果菜行專用紙箱；又設若慶昌公司將該公司於107年1月5日、12日、18日、22日、同年2月22日訂購品名為「麗英高麗菜箱」之紙箱共33,920個，均全數販賣予大眾公司，則慶昌公司將如何如前揭①出貨明細表所示，於107年1月5日至同年2月28日間，將名為「麗英高麗菜箱」之紙箱共33,920個出貨予麗英果菜行？故由上開慶昌公司就「麗英高麗菜箱」之進、出貨紀錄，適足說明慶昌公司本即可自行銷售「麗英高麗菜箱」並出貨予麗英果菜行，實無先行出售麗英果菜行之專用紙箱予大眾公司，再由大眾公司轉售予麗英果菜行之必要，益證被告王督文、林育詩所稱慶昌公司與大眾公司間、大眾公司與被告王督文間之紙箱買賣交易，縱形式上有開立銷售數量及金額相符之發票為憑，然實則迂迴且違反商業交易常規，顯係為藉此交易模式取得大量統一發票兌獎謀利，俱非真實交易。

　⑺又被告林育詩自107年3月20日起登記為慶昌公司之負責人，且為該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固因此承繼慶昌公司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之管道。惟參諸慶昌公司於106年12月22日起至107年3月1日止所開立如附件一所示之統一發票，總銷售金額達8,394,649元，再對照附件二所示大眾公司於106年12月27日至107年5月9日期間所開立之電子發票及二聯式統一發票，合計總銷售金額達8,017,160元（參附件二「本院說明」欄⑵所示），自此足以推認被告王督文、林育詩共同創設前開「被告王督文向大眾公司訂購紙箱」、「大眾公司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之交易模式後，慶昌公司既已因此開立如附件一所示之統一發票予大眾公司，即形同慶昌公司銷售價值高達8,394,649元之紙箱予大眾公司，而為使大眾公司會計帳上呈現該公司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後，確有將紙箱轉售予被告王督文之交易過程，被告林育詩於接手慶昌公司後，自有動機持續以大眾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二所示107年5月之電子發票共2,548張，俾使大眾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銷售總額與慶昌公司之銷售金額相近，讓上開迂迴交易之金流、會計帳目形式上更加完整。況依證人游子寬之證述，慶昌公司變更負責人為被告林育詩後，被告王冠凱、王督文仍持續與正隆公司聯繫訂購紙箱、確認數量乃至於協調紙箱材質變更等事宜，被告林育詩僅於月底結帳時，才會與證人游子寬接洽對帳事務（見偵6357號卷二第199頁），另承前所述，本案相關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始終均係與被告王冠凱、王督文接洽訂購紙箱，可見慶昌公司即使變更登記及實際負責人為被告林育詩，猶未改變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實際上係向被告王冠凱、王督文購買紙箱，而非向大眾公司訂購紙箱之事實。是被告林育詩於107年3月20日變更登記為慶昌公司之負責人後，持續以大眾公司名義，於107年5月間開立大量電子發票，並未變更被告王督文為營業人之定性及真實交易流程之判斷，從而，於107年3月20日後至107年5月間，被告王督文與大眾公司，及大眾公司與慶昌公司間均不存在真實紙箱買賣交易乙節，同堪認定。　

　⑻綜上，被告王督文、林育詩均明知前述「被告王督文向大眾公司訂購紙箱」及「大眾公司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之交易模式並非真實，則被告王督文猶以慶昌公司實際負責人身分，以慶昌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一所示之統一發票予大眾公司、被告林育詩以大眾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二所示之電子發票及二聯式統一發票予被告王督文，該等發票自均屬基於不實交易所開立之不實統一發票。又被告王督文、林育詩共同謀議藉由上開不實交易開立不實統一發票，既係為實現被告王督文得持大量統一發票兌領獎金之計畫，則其等主觀上亦有使被告王督文持不實統一發票兌獎，致國庫陷於錯誤，誤認被告王督文係因真實交易取得統一發票兌獎，而依統一發票給獎辦法相關規定同意被告王督文領取中獎獎金之不法意圖及詐欺取財之故意，亦堪認定。從而，被告王督文、林育詩歷來辯稱經其等研究後所採取由大眾公司參與整體紙箱買賣交易之流程，非法所禁止，均屬真實交易，其等亦無藉此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並共同詐領統一發票中獎獎金云云，洵屬臨訟飾卸之詞，並非可採。至被告王冠凱以慶昌公司名義申辦之西螺鎮農會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西螺鎮農會3930帳戶），及被告林育詩以個人名義申辦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以慶昌公司名義申辦之慶昌華南銀行帳戶，固均有與被告林育詩以大眾公司名義申辦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為資金往來之紀錄（見偵6357號卷三第347至353頁；本院卷二第299至313、317至319頁），且本案相關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所簽發支付紙箱款項之支票，亦有兌現後存入大眾公司上開帳戶之情形（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422頁；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532、567頁），被告林育詩尚提出大眾公司之進銷存貨明細表、銷貨資料明細表及銷貨單欲證明大眾公司確有販售紙箱予被告王督文之事實（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106、127至182頁），惟鑑於「被告王督文向大眾公司訂購紙箱」及「大眾公司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之交易流程，係被告王督文、林育詩彼此研究討論後所創設之非真實交易模式，其等為使該交易模式形式上具備真實買賣關係之外觀，自可能藉由其等實際支配使用之個人或公司帳戶，配合形塑買賣價金之流動軌跡，或製作符合慶昌公司、大眾公司所開立統一發票金額、數量之進銷貨紀錄或簽收文件，使相關金流、物流、會計帳目更符合其等安排之交易流程，以規避查核，是上開金融帳戶間轉匯資金、兌現票據款項之結果，及被告林育詩提供之進銷貨資料，仍不足援為有利於被告王督文、林育詩之認定。

　⒌被告王冠凱為慶昌公司於107年3月20日前之登記負責人及實際負責人，且知悉被告王督文、林育詩間所創設之不實交易流程，並參與其中：

　⑴斟之證人即記帳業者林秀葉接受國稅局人員訪談時所證：泰鑫公司當初是由林秀葉事務所代為申請設立，主要係由被告王冠凱與事務所聯繫，但後來事務所說明發票應如何開立時，被告王冠凱的哥哥有一同到事務所。我去收發票憑證時，都是與被告王冠凱接洽等語（見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594頁），證人即久鼎記帳士事務所負責人廖崧玲亦證稱：一開始是由被告王冠凱與他哥哥至事務所洽談代理記帳事宜，但後來都是被告王冠凱與本所聯繫等語（見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601頁），可知被告王冠凱除參與泰鑫公司之設立經過及登記為負責人外，尚負責聯繫記帳業者關於交付會計憑證及委託記帳等事宜。

　⑵次參諸證人林麗英於本院審理時所證：一開始是被告王督文來市場問我要不要訂購紙箱，後來換成被告王冠凱來招攬生意及服務等語（見本院卷四第413至436頁）；證人黃顯鈞證稱：我去倉庫買紙箱時才認識被告王冠凱，我看到誰在倉庫就跟誰拿紙箱，如果我打電話向被告王督文表示我要幾個箱子，被告王督文沒辦法送，叫我去倉庫載貨，他會打電話給被告王冠凱交待我要幾個紙箱，被告王冠凱就會在倉庫幫我準備好紙箱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67至393頁）；證人楊昇哲證稱：我去倉庫載紙箱時，被告王冠凱有時會出現在那邊搬紙箱，他會填寫慶昌公司之銷貨單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94至412頁）；證人柳智乾證稱：我只認識被告王冠凱，不認識被告王督文，因之前朋友聚會時，被告王冠凱主動說他有賣紙箱，所以新安果菜合作社若需要紙箱，我就是以電話聯絡被告王冠凱。我大概知道被告王冠凱有開一家叫慶昌的紙箱公司在市場附近，之前他來新安果菜合作社時，曾交給我慶昌公司開立之發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437至457頁）；另本案需用紙箱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之負責人或處理訂貨、財務業務之人員即證人鍾建展、施美珠、廖宜昺、鍾有益、蘇新發、廖文揚、鍾文雄、林紀君亦均證稱其等係與被告王冠凱聯繫訂購紙箱及支付貨款事宜（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408至409、417至418、487至488頁；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502至503、559至560、730至732頁；偵6357號卷三第73至75、107至108、113至114頁），足認被告王冠凱擔任慶昌公司負責人時，確有積極開拓紙箱生意之客源（不少客戶係由被告王冠凱主動聯繫、開發，該等客戶並不認識被告王督），並負責與客戶聯繫訂購紙箱、在慶昌公司之倉庫協助交付紙箱予客戶及開立銷貨單等事宜之事實。　

　⑶再依證人游子寬所證：慶昌公司向正隆公司下訂紙箱，若紙箱材質有變更或數量不符，我都是與被告王冠凱接洽為主等語（見偵6357號卷二第199至202頁）；證人許怡萱證稱：慶昌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被告王冠凱，實際負責人為被告王冠凱、王督文，農民或菜販開車到慶昌公司載紙箱，被告王督文、王冠凱均會協助登記銷貨單，被告王冠凱也負責管理慶昌公司之倉庫等語（見偵6357號卷二第7至9頁）；證人即慶昌公司員工劉彥宏證述：被告王督文主要負責業務，他在外面跑開發紙箱客戶比較多，被告王冠凱在內部收帳、銷帳及向上游廠商下訂紙箱，其會將銷售紙箱後所開立之銷貨單輸入銷貨系統對帳等語（見偵6357號卷二第182至183頁）；另參諸被告王督文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先後供稱：慶昌公司負責人是我弟弟即被告王冠凱，但慶昌公司都是我們2個人在運作。被告王冠凱會在慶昌公司之倉庫內幫忙填寫銷貨單，有時候我會請被告王冠凱幫我把銷貨單之資訊登錄在晶之眼系統內。被告王冠凱以自己名義及慶昌公司名義申辦之西螺鎮農會帳戶都是我在使用，他有時會幫我跑銀行。慶昌公司開立予大眾公司之發票大部分係由我開立，被告王冠凱也會幫忙開發票等語（見偵6357號卷二第64頁；本院卷二第94頁；本院卷三第74頁）；佐以被告王冠凱歷來自承：我跟我哥哥都有在從事販賣紙箱的業務，我有負責與客戶交際賣紙箱之事。我於107年3、4月之前，就有向朋友取得晶之眼系統之試用版，主要做為紀錄慶昌公司紙箱存貨使用，我跟被告王督文都會登錄該系統，之後並有取得正式版使用。我在慶昌公司沒有固定職務，我會協助農民確認訂購之紙箱數量，也會拿慶昌公司之出貨對帳單予農民確認、簽收，若有農民到倉庫取貨，我也會填寫銷貨單。我有開立慶昌公司之發票給大眾公司過，發票章是由我用印，內容也是由我填寫，另我有提供我申辦之西螺鎮農會帳戶及手機載具予被告王督文使用等情（見偵6357號卷二第43、60頁；偵6357號卷三第236至237頁；本院卷二第84至89頁；本院卷五第401頁），堪認被告王冠凱除登記為慶昌公司之負責人外，實際上亦對外負責推銷、招攬紙箱生意、聯繫客戶訂購紙箱情形、於慶昌公司之新興路倉庫協助交付紙箱予客戶並填寫銷貨單、與正隆公司確認訂購紙箱之規格及數量、以慶昌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一所示之部分統一發票、提供會計憑證予記帳業者處理記帳事宜，對內則協助被告王督文將紙箱進貨、銷售紀錄登錄於晶之眼系統、辦理與慶昌公司業務相關之提領、轉匯手續，顯見其實際上係與被告王督文共同經營販售紙箱之生意，並參與慶昌公司之營運，非僅單純出名登記為公司負責人，而對於慶昌公司日常與上下游紙箱供應商、客戶之生意往來、內部會計帳務及倉儲管理等節全然毫無所悉。是被告王冠凱辯稱其僅在被告王督文分身乏術時，偶爾協助被告王督文記帳、接洽客戶，對於慶昌公司之業務往來一概不知情云云，顯與實情不符，自無可信。

　⑷被告王冠凱為慶昌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其自當清楚下游需用紙箱之客戶，實際上係向其或被告王督文訂購紙箱，並由其主要負責與正隆公司聯繫、確認訂購之紙箱規格及數量，是被告王督文並無與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一同向大眾公司團購紙箱，再由大眾公司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復由慶昌公司轉向正隆公司下訂紙箱後出貨予下游客戶之情形，且於被告林育詩登記為慶昌公司負責人後，下游客戶向被告王督文、王冠凱訂購紙箱之買賣關係亦未有任何改變，亦即下游客戶自始即未向被告林育詩或大眾公司購買紙箱，並不因被告林育詩嗣後入主慶昌公司，即使原不存在之交易模式轉變為真實交易。而被告王冠凱既曾以慶昌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一所示之統一發票予大眾公司，其對於自己以慶昌公司負責人身分開立統一發票予大眾公司之原因，自難諉為不知，則其在被告王督文與大眾公司間、大眾公司與慶昌公司間均不存在真實紙箱交易下，猶以慶昌公司名義開立銷售紙箱予大眾公司之統一發票，且於慶昌公司易主後，明知自己負責聯繫上游正隆公司進貨及接洽下游客戶，而實質上為買賣之商業交易，形式上卻仍配合被告王督文、林育詩沿續上開迂迴且不實之交易流程，目的即為使被告王督文藉由悖離常情之交易，取得大量統一發票兌獎，其主觀上自有與被告王督文、林育詩共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及騙取國庫核發統一發票中獎獎金之故意，灼然甚明。

　⒍參諸公訴檢察官於110年4月7日以補充理由書檢附之「大眾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資料，其中明確記載大眾公司於107年5月7日至9日間所開立之電子發票，其中有1,107張係存入證人許怡萱提供予被告王督文支配使用之手機載具（見本院卷一第418頁），再細繹公訴檢察官於110年10月14日以補充理由書檢附之「大眾公司統一發票中獎清冊批次下載」資料（見本院卷三第331至389頁），可知被告王督文曾使用證人許怡萱申辦之手機載具兌領統一發票中獎獎金共1,000元（即兌領5張6獎之獎金，見本院卷三第331頁），是起訴書漏未記載被告王督文使用證人許怡萱申辦之手機載具，兌領大眾公司於107年5月7日至9日間存入該載具之電子發票之事實，容與客觀卷證不符，爰於無礙案件同一性之判斷及被告王冠凱等3人防禦權行使之範圍內，由本院審究並逕予更正如犯罪事實二所示。另公訴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主張大眾公司於107年5月7日、8日所開立之其中3張電子發票，並非存入被告王督文所使用之手機載具中（係存入號碼「/W.2RX7Q」之載具，見附件二「電子發票存入手機載具情形」欄所示），而應自大眾公司開立之不實統一發票張數中扣除（見本院卷三第15頁），惟被告林育詩於大眾公司與被告王督文間實際上不存在紙箱買賣交易之情形下，以大眾公司名義於上開日期開立3張品名為「高麗菜紙箱」之電子發票，顯亦為以電子方式故意輸入不實會計資料所製作之發票，尚不因該等發票誤存手機載具而異其性質，故本案由大眾公司開立之不實統一發票（含電子發票及二聯式統一發票）應加計該3張電子發票，而合計為334,745張（參附件二「本院說明」欄⑴所示），同由本院逕予更正此部分犯罪事實，併予敘明。

　㈣就犯罪事實三部分，經查：

　⒈大眾公司為因應「販賣紙箱」予被告王督文時，須應被告王督文之要求，按所「銷售」紙箱數量開立相同數量之統一發票，而有增加使用電子發票組數之需要，乃於107年3月間，向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申請增加核發電子發票組數每期8,700組，惟遭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於107年4月19日，以大眾公司提示之銷貨單據係經營買賣批發業務，而與該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數量顯不相當，且有銷貨數量大於進貨數量之情形為由，否准大眾公司之申請，並自107年5月起限量管制大眾公司每期得使用之電子發票組數為50組。嗣被告林育詩曾在臉書上張貼文章，招募有意願合作經營生意之公司，同案被告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於臉書上瀏覽該文章後，即與被告林育詩洽談並相約合作，渠等約定之合作模式為：由被告王督文使用Line（暱稱「老王」）向同案被告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等人設立之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訂購紙箱，該等公司再轉向被告林育詩為負責人之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復由慶昌公司開立銷售紙箱之統一發票予上開5家公司，該5家公司再使用被告林育詩所提供或介紹安裝之電子發票開立設備（即百揚公司之POS機），以銷售1個紙箱即開立1張發票之方式，開立銷售紙箱之電子發票並存入被告王督文所提供之手機載具內。嗣被告王督文以證人許怡萱名義，將訂貨款項匯入上開5家公司之帳戶，待同案被告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收受款項，並將該款項扣除以每個紙箱0.2元計算之利潤後，再將餘額轉匯入被告林育詩指定之慶昌華南銀行帳戶。基於上開合作約定，被告林育詩曾於附件四「慶昌公司開立予魔炫、霆洲、德穎、沐森、千陽公司之統一發票明細」所示之時間，以慶昌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四所示之統一發票予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千陽公司；同案被告林思翰曾以魔炫公司名義，於107年6月20日至同年8月5日間，開立如附件五「魔炫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共計98,498張（含作廢）之電子發票；同案被告吳易軒以霆洲公司名義，於107年6月21日至同年8月17日間，開立如附件六「霆洲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共計80,573張之電子發票；同案被告朱健德以德穎公司名義，於107年8月2日至同年月6日間，開立如附件七「德穎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共計24,510張（含作廢）之電子發票；同案被告許翔廷以沐森公司名義，於107年8月10日至同年月15日間，開立如附件八「沐森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共計24,084張（含作廢及註銷）之電子發票；同案被告吳明軒以千陽公司名義，於107年8月17日至同年10月5日間，開立如附件九「千陽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共計48,527張（含註銷）之電子發票。前揭以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名義所開立之電子發票（扣除未存入或存錯載具部分），均存入證人許怡萱提供予被告王督文支配使用之手機載具；而以德穎公司、沐森名義所開立之統一發票（扣除未存入或存錯載具部分），均存入被告王冠凱提供予被告王督文使用之手機載具；另以千陽公司名義所開立之統一發票，則分別存入被告王冠凱及證人許怡萱之手機載具。其後，被告王督文使用被告王冠凱、證人許怡萱之手機載具兌獎，共計兌得獎金272,200元。至同案被告吳明軒以千陽公司名義所開立如附件九「千陽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之107年9月、10月電子發票，因遭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認定有異常情事而擱置發放獎金；又北區國稅局開始調查魔炫公司疑似大量異常開立電子發票情形，同案被告林思翰因而將其以魔炫公司名義所開立如附件五「魔炫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之107年7月、8月電子發票全數作廢，均致被告王督文無從以被告王冠凱及證人許怡萱之手機載具兌獎等情，業據被告王冠凱等3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及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89、96至97、215至216頁；本院卷五第216至251、391至411頁），且有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證人許怡萱、證人即百揚公司臺中分公司主任洪立智分別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在卷可稽（見國稅局2331號卷第68至69頁；國稅局0378號卷第40至42、54至57頁；偵6357號卷一第95至97、241至242、247至250頁；偵6357號卷二第5至13、151至153、225至231、239至249、271至275頁；偵6357號卷三第189至193、197至198頁；偵4297號卷第455至456、461至463、481至482頁；本院卷五第103至187頁），另有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107年4月19日中區國稅雲林銷售字第1070301555號函、財政部107年10月18日台財法字第10713940430號訴願決定書、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72號判決、慶昌公司107年1月至12月銷項去路明細、107年1月至10月銷項去路明細排名前15名、華南銀行110年5月27日營清字第1100016190號函暨所附慶昌華南銀行帳戶交易明細、110年9月3日營清字第1100028143號函暨所附交易明細對照說明資料、慶昌華南銀行帳戶之客戶資料整合查詢結果、支票存款開戶申請書暨約定書、開戶總約定書條款確認聯、客戶資料使用聲明、存款往來項目申請書、印鑑證明、被告林育詩使用臉書帳號「Troy Lin」發布之動態訊息擷圖共12張、慶昌公司、大眾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千陽公司之電子發票申請情形表（見國稅局3726號卷二第610至613頁；國稅局2331號卷第95至96頁；國稅局0378號卷第13至14、117頁；偵6357號卷二第27至28頁；偵4297號卷第287至302頁；本院卷一第161至185、293至294、297至306頁；本院卷二第297、305至313頁；本院卷三第191至193頁）及附表四編號一至五所示與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之相關證據資料存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於107年6月至11月間，被告王督文與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間、該5家公司與慶昌公司間就紙箱所為之買賣交易，均非真實交易：

　⑴細繹證人林思翰於本院審理時所證：我設立的魔炫公司係從事設計動畫相關事業，我是看到被告林育詩在臉書上招募合作的貼文才去找他洽商，合作的方式就是被告林育詩介紹客戶「老王」用Line跟我訂紙箱，我接到訂單後，再以魔炫公司名義轉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之後「老王」會自己去慶昌公司之倉庫取貨，魔炫公司從頭到尾都沒有實際處理紙箱物流、倉儲等事宜。被告林育詩有寄1臺開立電子發票的設備（POS機）給我，並教我怎麼設定機器，我就是全部照作，並按銷售予「老王」之紙箱數量，每賣1個紙箱就開立1張電子發票，因為被告林育詩自己的公司不能開電子發票，他只能委託我去幫忙進行這個開發票的動作，洽談合作當時被告林育詩有稱魔炫公司開立的發票係要供兌領獎金使用。至於魔炫公司向慶昌公司進貨之價格（每個紙箱16元）、進貨之品項，皆係被告林育詩一開始即決定好的，魔炫公司出售紙箱予「老王」之品項及價格（每個紙箱17元），也是依照被告林育詩與我講好的金額，魔炫公司依照這個交易流程，於扣除紙箱進貨價格及稅金後，每個紙箱可賺取0.2元之價差利潤，魔炫公司都是收到「老王」匯付之紙箱款項後，扣除魔炫公司可享有之利潤金額，再將餘款轉匯至被告林育詩指定之銀行帳戶。魔炫公司確實有收到慶昌公司開立的進項發票，且魔炫公司也不需要為這個交易墊支任何費用，對魔炫公司而言，進行這個交易不會有任何損失或風險，所以我就是配合被告林育詩之指示操作。我不認識也從未見過「老王」，對於「老王」之真實姓名及背景均不清楚，因為我沒有看到該人至倉庫取貨之過程，也無法確認實際出貨狀況。整個交易都是被告林育詩在背後操作，不管是有沒有要開發票或開立之數量等細節，我都是請教被告林育詩為主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29至146頁）；證人吳易軒證稱：霆洲公司主要是經營科技設備軟體相關業務，與紙箱行業並不相關。當初我是在臉書上看到被告林育詩招募合作的文章才到雲林找他洽商，我跟他達成共識，他會教我轉賣紙箱，而我每賣1個紙箱要開1張發票給我的買家。霆洲公司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的價格、轉賣給客戶的價格、每賣1個紙箱可賺取之利潤，都是與被告林育詩討論後決定，當時他跟我說因為政府限制他開發票的張數，所以他在找其他願意幫他開立發票的公司，好處就是我可以賺取進項跟出項的價差。跟我接洽的紙箱買家是一個男生，他會打電話向我下訂紙箱，這個買家是被告林育詩提供給我的，對於買家的身分我並不清楚，也不知道買家實際取貨的過程，我只知道我是代表被告林育詩銷售紙箱的人，我收到買家訂單，我會跟被告林育詩求證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客戶來買這個數量的紙箱，再負責用我為了這個合作去購買的POS機開立電子發票給買家，電子發票是存到被告林育詩告知我的載具編號內，發票開立的數量也是被告林育詩跟我說的，但客戶不是到我這邊取貨，所以我從頭到尾都不需要跟任何客戶見面，也不用實際出貨，我只需要確認有收到慶昌公司開立的進項發票，就可以如期把出項部分之發票開立到要求的數量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03至129頁）；證人朱健德所證：我是在臉書上看到貼文而去找被告林育詩合作，之後才設立德穎公司從事紙箱買賣生意。我跟被告林育詩談好我跟慶昌公司購買紙箱的價格，接著被告林育詩把我的Line提供給他介紹的客戶「老王」，「老王」就用Line跟我下訂紙箱，我再轉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我就是賺中間轉賣每個紙箱0.2元的利潤。「老王」有要求每個紙箱要開立1張發票，並存入提「老王」提供的載具內，當初被告林育詩是說他被國稅局刁難，國稅局不提供發票給他使用，導致他無法完成與「老王」之間每個紙箱開立1張發票的約定，所以才找我們可以正常開發票的公司來賣紙箱給「老王」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47至163頁）；證人許翔廷證稱：我是看到被告林育詩在臉書上的貼文，才到雲林找他洽談，沐森公司一開始沒有在銷售紙箱，也是因為認識被告林育詩他們才去配合。被告林育詩當時表示他被國稅局刁難，不能開立電子發票，但他的買家要求要1個紙箱開立1張發票，目的是要兌獎，他為了完成這樣的交易，就在網路上找人幫忙開立電子發票以完成交易。沐森公司向慶昌公司訂貨的品項、金額都是依被告林育詩的指示去做，買家也是由被告林育詩提供，我不清楚買家實際身分，只知道會有一個人用Line跟我聯繫訂購紙箱，並提供我開立電子發票後要存入的載具編號。被告林育詩會跟我聯繫要開立多少電子發票，我就依他的指示開立發票，並從中賺取紙箱價差利潤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63至173頁）；被告吳明軒所證：我是千陽公司之負責人，千陽公司主要是經營網路業務，與紙箱販售並無直接關係。我之前是看到被告林育詩在臉書上的貼文，所以到雲林跟他討論合作事宜，當時他有講到因為國稅局限制，他沒有辦法完成與客戶間約定每個紙箱開立1張發票的交易，所以才要找人幫忙開發票。「老王」是被告林育詩提供的客戶，「老王」會用Line直接向我下訂紙箱，我再以千陽公司名義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之後買家匯款給我，我會扣除與被告林育詩約定之價差利潤後，再轉匯至慶昌公司帳戶，至於千陽公司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之數量、價格、品項等，都是依照被告林育詩之指示進行，被告林育詩也有告訴我紙箱規格有好幾種，但實際上只有在賣17元的那一種紙箱。因為我住桃園，所以我沒有追蹤實際上紙箱進出貨之情形等語（見本院卷五第174至187頁），可知證人林思翰、吳易軒、許翔廷、吳明軒所設立之公司，原均非經營與紙箱販售相關之業務，而證人朱健德亦係與被告林育詩洽商合作後始成立德穎公司。另上開證人所設立之公司，皆係經由被告林育詩之介紹，方與該等證人均不知真實姓名、年籍或來歷背景之客戶接洽，並於接受該客戶以電話或Line聯繫訂購紙箱之後，再轉向被告林育詩當時為負責人之慶昌公司進貨，且進貨之紙箱品項及價格、轉售客戶之紙箱品項及價格、轉售每個紙箱可賺取之利潤，俱係依被告林育詩之規劃而定。又前揭證人設立之公司，均毋庸經手紙箱實際出貨流程，僅須按被告林育詩或上開客戶所告知之數量開立電子發票，並將電子發票存入該客戶提供之載具即可。換言之，前揭證人暨所設立之公司，實際上並未就紙箱之買賣對外開發、接洽客戶，而與客戶針對紙箱規格、買賣價格等細節進行磋商、議價，亦未就下游客戶之訂單，與上游公司即慶昌公司實質商議進貨之紙箱品項或進貨價格，以減少成本支出，更未瞭解或參與紙箱進貨入庫或自倉庫出貨之過程，全然係依照被告林育詩預設之交易模式，與被告林育詩安排之特定客戶進行「紙箱買賣交易」。

　⑵再參諸被告林育詩於本院審理時所陳：我跟被告王督文約定好的交易條件，是他跟我買紙箱，我每個紙箱會開立1張發票，以提高他兌領統一發票之中獎機率，但因大眾公司被國稅局管制不能增加開立電子發票組數，我那時很執著認為1個紙箱開立1張發票並不違法，我就在我的臉書上說有無公司願意做這個生意滿足我與被告王督文間的交易條件，後來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來當我的下游，模式就是慶昌公司把貨賣給這5家公司，貨仍放在慶昌公司的倉庫中，被告王督文是先向這5家公司下單，這5家公司就以相同數量向慶昌公司訂貨，慶昌公司再向正隆公司叫貨，被告王督文下單後付款的對象是這5家公司，我也有分利潤給這5家公司賺。這個交易模式是我想出來的，我就跟被告王督文說我會找幾家下游廠商，我先把貨賣給他們，由他們再賣給你，他們可以開發票給你，被告王督文說好，我就給他這幾家下游廠商的聯絡窗口。我會用這樣的模式，完全是因為我沒有發票可以開，我才去找可以幫我開發票的公司並把利潤下放給這5家公司，所以這5家公司形同是第2個或第3個大眾公司。Line暱稱「老王」的客戶就是被告王督文，「老王」是我提供給這5家公司的客戶，我跟這5家公司說客戶是現成的，只要滿足開電子發票的要求，為此我有提供POS機給其中幾家廠商開電子發票，也有介紹證人洪立智協助這些廠商裝設開立電子發票的POS系統。這5家公司與被告王督文交易的利潤也是我事先與他們約定好，紙箱售價是17元，進貨價是16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5至216頁；本院卷五第216至233、396至400頁）；佐以被告王督文所稱：我與被告林育詩約定之交易條件是，我向被告林育詩買紙箱，他每個紙箱可以開1張發票給我。一開始被告林育詩都是以大眾公司的名義開立紙箱的發票給我，後來他說國稅局已經管制大眾公司發票字軌組數，為了滿足我跟他之間的交易條件，被告林育詩說他會想辦法找其他公司開發票給我，之後他就給我這5家公司負責人的Line，我就改向這5家公司訂購紙箱。我不清楚這5家公司是從事什麼業務，但我知道這5家公司的紙箱來源是慶昌公司。我使用Line暱稱「老王」向這5家公司訂購紙箱時，我會請他們每1個紙箱都開立1張電子發票到我提供的載具，依這個交易流程，我可以繼續取得我要的電子發票，我不直接向被告林育詩經營之慶昌公司購買紙箱，而選擇由慶昌公司出貨給這5家公司後，再輾轉出售給我，目的就是要取得1個紙箱1張發票。而我收到紙箱後，大部分是用證人許怡萱的帳戶匯款給這5家公司，我匯款後會將匯款單拍照給這5家公司的負責人看，表示我已經匯款完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6至97頁；本院卷五第234至251頁），足見被告林育詩所設立之大眾公司，因自107年5月起，遭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限制得使用之電子發票組數，致無法於被告王督文「訂購紙箱」後，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予被告王督文，被告林育詩乃於網路上招募願意配合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之證人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由該等證人設立之公司參與被告林育詩、王督文主導之紙箱交易流程，即由被告王督文依被告林育詩之安排，改以「老王」之暱稱，透過Line等非直接見面議約之方式，向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訂購紙箱，再由該等公司轉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嗣慶昌公司先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予上開5家公司，上開5家公司復依被告王督文之要求，以銷售1個紙箱開立1張發票之方式，大量開立如附件五至九所示品名、數量、金額之電子發票，並將電子發票存入被告王督文提供之手機載具內，使被告王督文得持續以手機載具兌領統一發票中獎獎金。是綜觀被告王督文與上開5家公司間、該5家公司與慶昌公司間關於紙箱買賣之交易模式，實質上即為被告王督文向大眾公司訂購紙箱、大眾公司再轉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之翻版，上開5家公司等同替代大眾公司大量開立統一發票予被告王督文之角色，並從中賺取與被告林育詩預先議定之利潤（即每個紙箱以0.2元計算之差價利益）。而依本院上揭貳、一、㈢、⒋之認定，被告王督文與大眾公司間、大眾公司與慶昌公司間針對紙箱進行之交易，既與實際紙箱買賣關係存在之主體（即下游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係向被告王督文、王冠凱訂購紙箱）不符，而難認屬真實交易，則上開5家公司在被告林育詩及王督文之安排下，沿續本院前開認定為迂迴且悖離常情之交易模式，配合開立大量電子發票，僅在滿足被告王督文取得大量電子發票以提高中獎機率之需求，自亦難認為真實交易。

　⑶證人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所設立之公司，或為原先未從事與紙箱買賣相關之營業，或為與被告林育詩洽商本案之合作後始成立之公司，均非甚為瞭解或掌握紙箱產業之特性。而上開公司經由被告林育詩之招募參與所謂之紙箱交易，完全不需煩惱紙箱生意來源（甚且於接獲客戶訂單時，還會向被告林育詩求證該筆訂單是否為真，倘為該等公司自行接洽之紙箱買賣生意，何需轉向上游供貨者求證訂單真實性），亦毋庸支付任何倉儲、運輸出貨等成本，更不用承擔從事交易可能面臨缺乏客源或進貨管道，抑或未能如期收款、出貨等交易風險，僅需依被告林育詩及王督文（即客戶「老王」）之要求，按所銷售之紙箱數量，以POS機開立同等數量之電子發票至「老王」指定之載具內，即可獲取被告林育詩所預先擬定之利潤，此顯與一般從事買賣交易之營業人，多會設法挖掘潛在客群、鞏固既有客戶、開發多元進貨管道，並經由實際買賣磋商、締約、履約過程，設法壓低進、出貨成本或提高商品銷售價格，以極大化交易利潤之商業模式有違，反較近似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係受被告林育詩委託而配合開立大量電子發票，並依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之勞力換取以固定利潤計算之對價，缺乏為謀求更多買賣利潤而積極進行交易之動機，此等依照預先設定之「劇本」所刻意進行之「交易」，形式上雖有符合會計流程之資金流動及進、銷項發票之開立，實則為以買賣外觀包裝之非常規交易，本質上欠缺買低賣高之營利特性，自無從認定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與實際需用紙箱之消費者即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間，確有達成買賣紙箱之合意，該等公司自亦無可能為履行與消費者間締結之買賣契約，再與慶昌公司達成實質買賣紙箱之合意。

　⑷是以，被告王督文在自身掌握進貨管道之情形下，為取得大量統一發票兌獎，捨近求遠地向大眾公司訂貨，嗣在大眾公司無法配合大量開立統一發票後，續與被告林育詩研議，改向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訂購紙箱，再由該等公司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之交易流程，均與被告王督文、王冠凱和下游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間存在之真實買賣關係不符，自非真實交易，則被告王督文、林育詩為賦與此交易模式具真實紙箱買賣之外觀，推由被告林育詩以慶昌公司負責人名義開立如附件四所示之統一發票予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即屬不實之統一發票；又上開5家公司於取得慶昌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發票後，再配合開立如附件五至九所示之電子發票並存入被告王督文提供之手機載具，該等電子發票同為不實之統一發票；被告王督文復以存入手機載具內之不實電子發票兌獎（被告王督文以各家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兌獎之張數，詳附件五至九「發票兌領情形」欄所示），致國庫陷於錯誤，誤認其係因真實交易取得電子發票兌獎，而依統一發票給獎辦法相關規定同意其領取中獎獎金，即屬對國庫詐取統一發票中獎獎金之行為。從而，被告王督文、林育詩辯稱前揭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所參與之紙箱買賣交易，均屬真實交易，其等並無藉此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並共同詐領統一發票中獎獎金云云，要難採信。　　

　⒊於107年11月間，被告王督文與沐日公司間、沐日公司與慶昌公司間就紙箱所為之買賣交易，亦非真實交易：

　⑴被告李孟儒為沐日公司負責人，而沐日公司曾於107年11月2日至28日間，使用百揚公司銷售之POS機，開立如附件十「沐日公司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一覽表」所示共計18,502張之電子發票，且均存入證人許怡萱提供予被告王督文使用之手機載具，嗣被告李孟儒已將附件十所示之電子發票全數作廢等情，業據被告李孟儒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及審理時供述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99至202頁；本院卷三第16頁），核與證人許怡萱、洪立智之證述，及被告王督文、林育詩於本院審理過程中陳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國稅局2331號卷第68至69頁；偵6357號卷二第5至13頁；偵4297號卷第481至482頁；本院卷二第96至97、215至216頁；本院卷五第216至至251頁），並有如附表四編號六所示與沐日公司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之相關證據資料可佐，是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⑵酌諸證人即共同被告林育詩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之前國稅局不讓我開發票後，我就在網路上徵求有無公司可以當我的下游廠商去達成開發票給被告王督文的這件事，當時被告李孟儒看到我的網路貼文來找我，我就跟被告李孟儒約定，由我把紙箱賣給他，我也撥出一點利潤給他，由他來幫我達成1個紙箱開立1張發票的交易條件。Line暱稱「老王」之客戶是由我介紹給被告李孟儒，我另有介紹百揚公司給被告李孟儒去安裝開立電子發票的設備，電子發票之載具編號則是被告王督文提供給被告李孟儒。我跟被告李孟儒的交易模式與其他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一樣，都是被告王督文以「老王」之暱稱向被告李孟儒下單，被告李孟儒再轉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之後「老王」是直接去慶昌公司之倉庫提貨，紙箱不會送到沐日公司那邊。被告李孟儒賣給被告王督文的紙箱與其他5家公司販售給被告王督文之紙箱皆相同，就是進價16元、賣價17元的那一款，故被告李孟儒經由交易可獲得的利潤也與證人林思翰等人相同。我與被告李孟儒洽談合作事宜時，應該都有聊到之所以要1個紙箱開立1張發票，目的是要拿發票去兌獎。我忘記最後係因慶昌公司被國稅局限制不能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導致沐日公司缺乏進項，還是因沐日公司遭國稅局找麻煩而作廢全部的電子發票，總之就是有一方的發票不能開，導致交易無法完成等語（見本院卷五第216至233頁）；及證人即共同被告王督文亦證稱：我跟被告林育詩約定的交易模式是我需要1個紙箱開立1張發票，因為被告林育詩遇到國稅局刁難，他說他會想辦法找其他公司開發票給我，之後他就給我沐日公司等負責人的Line，要我加入後跟他們下單，我跟各家廠商的交易都是我先用「老王」的暱稱下單，這些廠商再去向被告林育詩的慶昌公司下單，接著出貨到我這邊，然後由我匯款。我會清楚告知這些廠商我要什麼品項的紙箱，價格是多少，請他們每個紙箱開立1張發票，也會提供載具編號。後來因為有些公司遭受國稅局質疑，就把開給我的發票作廢，導致交易無法完成等語（見本院卷五第234至251頁），再參照被告李孟儒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不懂紙箱產業，之前沐日公司也沒有販售過紙箱，我是在臉書上看到被告林育詩表示有做生意的機會，所以我主動前往雲林找被告林育詩，他當時有介紹他是在從事賣紙箱的生意，並表示若我跟他經營的慶昌公司進貨，價格比較便宜，他還有提供新聞連結給我看，所以我知道他是因為遭國稅局限制發票數量，所以無法開立電子發票。後來有一位暱稱「老王」之人主動透過Line向我訂購紙箱，並要求我每個紙箱要開立1張發票，且有提供載具條碼供我開立發票，我因此開立18,500餘張電子發票並存入「老王」提供之載具。我從事這個交易可賺取紙箱的價差利潤，但後來我作廢全部的發票，也沒有獲得任何利益等語（見偵6357號卷二第277至281、285至287頁；本院卷一第199至202頁；本院卷三第16頁），堪認被告李孟儒係在臉書上瀏覽被告林育詩招募合作對象之文章後，始至雲林與被告林育詩洽談合作從事紙箱交易事宜。而被告林育詩與被告李孟儒約定之交易模式，與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相同，均為被告王督文經由被告林育詩引介下，以「老王」之暱稱，透過Line向被告李孟儒設立之沐日公司訂購紙箱，被告李孟儒再向被告林育詩經營之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後續則由慶昌公司直接出貨給被告王督文。另沐日公司應「老王」要求，須以每銷售1個紙箱即開立1張發票之方式，開立品名為紙箱、金額為17元之電子發票，並將所開立之電子發票全數存入被告王督文提供之手機載具內，而沐日公司可因參與上開交易，賺取與被告林育詩議定之利潤（即以每個紙箱0.2元計算之差價利益）。又被告林育詩亦係因大眾公司遭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管制得使用之電子發票組數，為使被告王督文得繼續取得大量統一發票兌獎，方尋求被告李孟儒設立之沐日公司合作，以上開交易模式令沐日公司代替大眾公司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予被告王督文兌獎等事實。

　⑶自前述被告李孟儒設立之沐日公司在與被告林育詩合作前，未曾從事販售紙箱相關生意，雙方相約合作，僅係欲藉由形式上之買賣交易，達成由沐日公司代替大眾公司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予被告王督文兌獎之目的，且沐日公司與被告林育詩約定之合作模式，與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均相同等情觀之，足認沐日公司並未與實際需用紙箱之消費者即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達成買賣紙箱之合意，自無可能為履行與消費者間締結之買賣契約，再與慶昌公司達成實質買賣紙箱之合意。是沐日公司參與本案之紙箱交易，既係為賺取配合大量開立電子發票可獲得以固定價差計算之利潤，而非經由實地接觸客戶、議價、締約、出貨等買低賣高之過程牟利，顯無與「老王」或慶昌公司為紙箱買賣之真意，則該公司與「老王」或慶昌公司間，自均不存在真實買賣紙箱關係，彼等間形式上進行之交易，俱非真實交易。從而，被告李孟儒基於與被告林育詩之約定，以沐日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十所示之電子發票並存入「老王」提供之手機載具，即為明知沐日公司未與「老王」為買賣紙箱之交易，故意在電子發票開立設備輸入不實之會計資料，以開立不實電子發票，而此部分認定亦不因被告李孟儒嗣後自行作廢附件十所示全部電子發票而有異。又被告林育詩已明白證述其與被告李孟儒研議合作時，曾告知被告李孟儒從事上開模式之交易，目的在使被告王督文可取得大量統一發票，藉此提高中獎機率乙情（見本院卷五第231頁），是被告李孟儒自當知悉其以沐日公司名義開立之電子發票，係要供「老王」兌獎使用，則其在此認知下，猶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並存入被告王督文提供之手機載具，顯亦有令被告王督文使用不實電子發票兌獎，以騙取國庫核發獎金之意，自屬與被告林育詩、王督文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惟因被告李孟儒嗣已作廢全部電子發票，故被告王督文實際上未能以該等電子發票兌得獎金）。

　⑷被告李孟儒固一再辯稱其只要設法取得紙箱出貨，並依客戶要求之方式開立發票即可，沒有一定要向被告林育詩或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且其嗣後因無法依約出貨予客戶，故已自行取消交易並作廢全部發票，並無任何不法云云。惟查，被告李孟儒與被告林育詩議定沐日公司參與紙箱交易之模式，和證人林思翰等人設立之公司與被告林育詩合作之方式相同，已如前述，證人即共同被告林育詩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沐日公司實際上有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僅係因嗣後國稅局開始調查沐日公司開立電子發票情形，慶昌公司亦遭國稅局管制而無法開立三聯式之進項發票，雙方始無法完成約定之交易等語明確（見本院卷五第231至232頁），且被告李孟儒既自承其至雲林找被告林育詩洽談後，即有一暱稱為「老王」之人透過Line向其訂購紙箱，其並以沐日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十所示之電子發票，且均存入「老王」提供之手機載具內（見本院卷一第199至202頁；本院卷三第16頁），若非其有同意依循被告林育詩規劃之交易模式，豈會恰好為被告林育詩、王督文所預期且與證人林思翰等人合作模式大致相同之商業行為？且殊難想像被告李孟儒在對紙箱產業不甚瞭解之情形下，同意參與被告林育詩研擬之交易流程，並接獲客戶「老王」之紙箱訂單後，卻選擇另行尋覓進貨管道，而不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如此豈非憑添沐日公司完成整體交易之困難度，亦可能因向其他管道進貨衍生額外之交易成本，而與被告李孟儒與被告林育詩合作，意在賺取本業以外利潤之初衷有違，是被告李孟儒辯稱其未曾向被告林育詩或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云云，尚非合理。又酌諸被告李孟儒於107年12月26日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製作之談話筆錄，其當時明確供稱因之前於107年12月18日，曾受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承辦人員詢問沐日公司開立電子發票情形，故其與客戶確認後，決定取消交易，並打算將沐日公司於107年11月29日前已開立之電子發票全部作廢等語（見國稅局2331號卷第57至58頁），嗣沐日公司於107年12月27日、28日隨即作廢當時已經開立、尚未作廢之全部電子發票（見附件十之「電子發票作廢資訊」欄所載），由此可見被告李孟儒係因其以沐日公司名義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之行為，經中區國稅局開始調查後，方決定自行作廢全部電子發票，尚非因無法依約出貨予客戶而取消真實交易所致，是其該部分所辯，亦與事實不符，洵非可採。

　⒋被告王冠凱知悉被告王督文與魔炫等6家公司、魔炫等6家公司與慶昌公司間均未存在真實紙箱買賣交易，並以提供手機載具予被告王督文使用之方式參與其中：

　⑴被告王冠凱於擔任慶昌公司登記負責人期間，為使被告王督文取得大量統一發票兌獎，曾配合被告王督文、林育詩共同創設之迂迴交易流程，於明知被告王督文與大眾公司間、大眾公司與慶昌公司間均不存在真實紙箱交易之情形下，以慶昌公司名義開立統一發票予大眾公司，嗣於107年3月20日慶昌公司改由被告林育詩經營後，仍沿續上開不實之買賣交易，形式上由被告王督文向大眾公司訂購紙箱，大眾公司再向慶昌公司進貨，以此交易模式使被告王督文可持續取得大眾公司大量開立之統一發票兌獎，然實際交易情形係被告王督文、王冠凱負責聯繫上游正隆公司進貨及與下游客戶為紙箱買賣交易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見前揭貳、一、㈢、⒌之說明）；又承前所述，被告林育詩因大眾公司遭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管制電子發票組數，無法繼續大量開立統一發票予被告王督文兌獎，遂與被告王督文商議，改由被告王督文以「老王」之暱稱，向魔炫等6家公司訂購紙箱，再由魔炫等6家公司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以此交易模式，使魔炫等6家公司接替大眾公司大量開立統一發票予被告王督文之角色，此等變形之交易流程，本質上仍非真實買賣交易。而被告王冠凱於被告林育詩入主慶昌公司後，實際上既仍在慶昌公司出入，且負責接洽正隆公司及需用紙箱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而參與紙箱買賣之營業行為，衡情其應可從中獲悉大眾公司遭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管制使用電子發票組數，乃至於被告林育詩、王督文另行與魔炫等6家公司合作，透過預設之交易模式以繼續取得統一發票兌獎等資訊；又被告王督文於大眾公司遭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管制使用電子發票組數，而無法持續大量開立電子發票後，不僅未減少取得電子發票之數量，反而在原已使用證人許怡萱申辦之手機載具外，另向被告王冠凱借用手機載具以供存入電子發票兌獎，被告王冠凱身為具備相當智識及社會經驗之成年人，自得推知被告王督文可能已另循管道取得大量電子發票，因而需要借用更多手機載具，況被告王冠凱之手機載具係其以手機門號、電子郵件信箱等個人資料申辦，並綁定特定金融帳戶供兌領獎金使用，衡諸常情，其於出借手機載具予被告王督文時，理應會詢問或確認被告王督文用途，方能避免自身使用載具之權益受影響或相關個人資料遭挪作不當使用。是被告王冠凱處於上開情況及認知下，猶同意將其申辦之手機載具提供予被告王督文使用，實難認定其對於被告王督文以該手機載具存取經由其他不實交易模式取得之電子發票乙節毫無所悉。

　⑵又證人吳明軒以千陽公司名義所開立如附件九所示之107年9月、10月電子發票，曾遭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認定有異常開立發票情事，尚須查明相關交易實情，而就該等存入被告王冠凱所申辦手機載具內之電子發票，暫不予載具持有人兌領統一發票中獎獎金，被告王冠凱為此曾於108年3月21日、同年5月15日、同年8月5日以手機載具名義人之身分，多次行文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表示其與千陽公司之交易，和其與另4家公司之交易相同，均為真實、合法之交易，及其本於真實、合法之交易所取得千陽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兌獎，並無任何疑義，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依法不得限制其兌領統一發票獎金等情，有上開以被告王冠凱名義行文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之函文暨寄送之信封及所附被告王冠凱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108年5月9日北區國稅桃園銷字第1080207198號函、108年7月15日北區國稅桃園銷字第1080211057號函、108年9月2日北區國稅桃園銷字第1080213735號函在卷可稽（見偵6357號卷三第383至399頁），則被告王冠凱於其自稱未曾聽聞千陽公司（見本院卷二第88至89頁），理論上並無可能與千陽公司進行任何交易之情形下，竟數次以自己名義行文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爭執其與千陽公司，乃至於其與「其他4家公司（應係指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及沐森公司）」所為之交易均為真實交易，並主張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應讓其兌領統一發票中獎獎金，顯見其清楚知悉被告王督文曾藉由與千陽公司合作交易之模式，取得千陽公司開立並存入其手機載具之電子發票，其應係因被告王督文以其手機載具欲兌領統一發票中獎獎金時，為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所拒，始出名行文該局予以爭執。是以被告王冠凱主觀上具有參與被告林育詩、王督文所規劃以上揭不實交易流程取得大量電子發票詐領統一發票獎金之故意，為此並提供自己申辦之手機載具予被告王督文使用等事實，堪可認定，則其辯稱不清楚被告王督文或慶昌公司與魔炫等6家公司交易之細節，並未參與慶昌公司及魔炫等6家公司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供被告王督文兌領獎金之過程云云，無足採信。

　⒌公訴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主張德穎公司於107年8月1日、2日所開立之其中10張電子發票、沐日公司於107年11月2日開立品名為「紙箱」之電子發票3張，或未存入手機載具，或係存入非被告王督文所使用之手機載具中（即載具編號「/2VQ.6Q2」、「/W.2RX7Q」），而應分別自德穎公司及沐日公司開立之不實電子發票張數中扣除（見本院卷三第14至15頁），惟上開經公訴檢察官主張扣除之電子發票，乃證人朱健德及被告李孟儒在德穎公司、沐日公司與被告王督文間實際上不存在紙箱買賣交易之情形下，各以德穎公司及沐日公司名義所開立品名為「結頭紙箱」或「紙箱」之電子發票（見附件七、十之「電子發票作廢資訊」欄所示），顯均為不實會計憑證，尚不因該等發票嗣後未存入手機載具或誤存手機載具而異其性質，故本案由德穎公司開立之不實電子發票，應加計經公訴檢察官扣除之10張電子發票，而合計為24,510張（參附件七「本院說明」欄所示）；由沐日公司開立之不實電子發票數量，則不應扣除前述3張電子發票，惟應扣除沐日公司於107年11月2日誤開品名為「ra40-2紙盒」之電子發票2張（依該2張發票之品名，難認係基於本案不實交易所開立與紙箱銷售相關之電子發票），而合計為18,502張（參附件十「本院說明」欄所示），爰由本院逕予更正上開犯罪事實，併此指明。

  ㈤至被告林育詩聲請勘驗109年5月6日偵訊錄音，欲證明偵查檢察官起訴被告王冠凱等3人，係要給稅捐稽徵機關一個交待，動機可議部分（見本院卷二第250頁），核與本案犯罪事實二、三等待證事實之認定欠缺關聯性，且不足援為認定被告王冠凱等3人無起訴意旨所指犯罪嫌疑之有利證據，自無調查之必要。另被告李孟儒聲請傳喚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承辦人員，欲證明沐日公司有在登記營業地址營業，及其係因無法交貨，始取消與「老王」間之紙箱買賣交易部分（見本院卷三第24頁；本院卷五第253至254頁），因本案起訴意旨並未主張沐日公司係在非登記之營業地址營業，自無調查相關證人以確認此事實之必要；又縱使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承辦人員曾聽聞被告李孟儒提及作廢沐日公司所開立全部電子發票之原因，該人到庭亦僅能轉述被告李孟儒單方之說法，對於被告李孟儒實際上作廢電子發票原因乙事之釐清並無幫助，且依本院前揭調查證據結果，已足認定被告李孟儒係因沐日公司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之行為已遭中區國稅局開始調查，始作廢全部電子發票，是自無再行傳喚證人重複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王冠凱等3人及被告李孟儒（以下如同時指上開被告4人，即以被告4人稱之）前揭犯罪事實二、三所示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罪名及共犯關係：

　⒈按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所謂記帳憑證，則係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而言，此觀諸商業會計法第15條之規定自明。營利事業銷貨統一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原始憑證，應認屬於商業會計法第15條所指商業會計憑證之一種。又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如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尚無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罪，係針對未以電子化方式處理會計資訊之商業，在藉由傳統人工逐筆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之階段，均可能有登載不實之行為，方就「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之登載不實分別規定；商業會計法第72條第1款之罪，則係針對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商業，僅需由傳統人工將會計資料輸入電子化會計資料處理系統後，系統即自動製作產生記帳憑證並過帳及製作報表，而無需傳統以人工方式製作傳票逐筆過帳及製作報表。再按商業會計法第72條規定：「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商業，其前條所列人員或以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有關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0萬元以下罰金：一、故意登錄或輸入不實資料。二、故意毀損、滅失、塗改貯存體之會計資料，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三、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登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四、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該條第4款所謂「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應指第1款至第3款以外之不正當方法而言。若該條所列人員故意登錄或輸入不實資料於電子計算機內，且未併利用其他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者，應逕依同條第1款之規定處斷（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45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商業會計法第72條業已針對以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商業輸入不實會計資料之處罰定有特別規定，且輸入不實資料後，犯罪行為業已成立既遂，列印不實會計憑證，僅係將犯罪之結果以書面之方式顯示，是此部分仍應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2條第1款之規定論處。復按商業會計法第72條第1款之罪，原已含有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本質，與刑法第215條之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業務上文書罪，皆規範處罰同一之登載不實行為，應屬法規競合，且前者為後者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2條第1款規定論處，不再論以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

　⒉統一發票係各種營利機構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給消費者後，營業人與買受人雙方分別保存與收執之制式憑證，目的在健全及確保我國稅制之正確性及公平性，故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規定營利機構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給消費者，原則上均應開立統一發票。又為防止逃漏稅捐、控制稅源及促進統一發票之推行，設有統一發票獎金制度，買受人得憑中獎之發票兌換統一發票獎金。由此可見，統一發票獎金制度係建立在買賣雙方之確實交易之上。亦即，如買賣雙方並無實際交易而開立不實之發票，甚至大量開立小額不實發票以兌獎之情形，不僅無法達到上述健全及確保稅制正確性、公平性之目的，更不會充實國庫稅收，而國庫反需額外針對不實之發票支付獎金，進而影響國家整體之財政規劃。是以，若以此種大量開立不實小額發票之方式進行兌獎，使國庫支付本無需支付之獎金，自屬向國庫行使詐術，並使之陷於錯誤而交付中獎獎金之財物。

　⒊查本案被告王冠凱等3人為使被告王督文得持大量統一發票兌獎，以提升中獎機率，乃由被告林育詩、王督文規劃悖離真實之紙箱交易流程，即「被告王督文向大眾公司訂購紙箱」，「大眾公司再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嗣由被告王督文、王冠凱以慶昌公司負責人身分，使用慶昌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一所示之三聯式統一發票予大眾公司，被告林育詩再以大眾公司名義，大量開立如附件二所示之電子發票及二聯式統一發票，前揭三聯式及二聯式統一發票，俱屬商業負責人非基於真實交易填製之不實會計憑證，電子發票則係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大眾公司，由其負責人故意在電子發票開立設備（POS機）輸入不實之會計資料。又被告王冠凱等3人於大眾公司得使用之電子發票組數遭管制後，另與被告林育詩招募合作之同案被告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及被告李孟儒，共同基於使被告王督文得取得大量統一發票兌領獎金之目的，進行被告林育詩、王督文所策劃之非真實紙箱交易流程，即「被告王督文向魔炫等6家公司訂購紙箱」，「魔炫等6家公司再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並由時任慶昌公司負責人之被告林育詩，以慶昌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四所示之三聯式統一發票予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乃商業負責人明知為不實交易所開立之不實會計憑證，而魔炫等6家公司以各該公司名義，分別開立如附件五至十所示之電子發票，則均係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公司，由各該公司負責人故意在電子發票開立設備（POS機）輸入不實之會計資料。被告王督文於上開眾人齊力參與下，再以大眾公司、魔炫等6家公司大量開立之不實小額發票（不含已作廢之電子發票）進行兌獎，致使國庫誤認被告王督文係基於真實交易取得發票兌獎，而核發統一發票中獎獎金，自屬向國庫施用詐術，以騙取國庫之財物無訛。至證人林思翰、被告李孟儒固因分別遭北區國稅局、中區國稅局調查大量開立電子發票情形，而各自作廢魔炫公司所開立107年7月至8月之電子發票、沐日公司所開立107年11月之電子發票，另千陽公司所開立107年9月至10月之電子發票，亦因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認定有異常開立發票情事而擱置發放統一發票獎金，雖均使被告王督文無法兌領上開電子發票而成功詐取統一發票獎金，惟上開電子發票既均係基於詐領獎金之目的所開立，應認被告4人於上開不實電子發票開立時，即已著手詐欺取財行為，僅係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而止於未遂階段。

　⒋又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及第72條第1款之罪，均係以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或以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有關人員為行為主體，乃因身分而成立之罪，其共同實施者，雖無此項身分，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仍以共犯論。是被告林育詩於107年3月20日前，並非慶昌公司之負責人；被告王督文、王冠凱並非大眾公司之負責人，且於107年3月20日後，已非慶昌公司之負責人；另被告王冠凱等3人均非魔炫等6家公司之負責人；又無證據足認被告王冠凱等3人係前揭各家公司之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或以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有關人員，惟就慶昌公司開立如附件一所示之統一發票，被告林育詩係與具身分關係之被告王督文、王冠凱；就大眾公司開立如附件二所示之統一發票及就慶昌公司開立如附件四所示之統一發票，被告王督文、王冠凱係與具身分關係之被告林育詩；就魔炫等6家公司開立如附件五至十所示之統一發票，被告王冠凱等3人係與具身分關係之證人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及被告李孟儒各別共犯上開商業會計法之罪，依前揭說明，均應分別以共犯論。故核被告王冠凱等3人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同法第72條第1款之輸入不實會計資料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核其等3人犯罪事實三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同法第72條第1款之輸入不實會計資料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針對被告王督文以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千陽公司未作廢之電子發票兌得獎金部分），及同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針對被告王督文因魔炫公司作廢107年7月至8月該期全部電子發票、千陽公司開立之107年9月至10月該期電子發票遭限制無法兌獎、沐日公司作廢107年11月該期全部電子發票，致無法兌領獎金部分）；核被告李孟儒犯罪事實三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2條第1款之輸入不實會計資料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⒌起訴意旨針對被告王冠凱等3人就大眾公司開立不實電子發票、被告李孟儒以沐日公司名義開立不實電子發票等犯罪事實，固認被告4人均成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惟被告4人於犯罪事實二、三之合作模式下，由被告林育詩以大眾公司名義、由被告李孟儒以沐日公司名義開立不實電子發票之行為，皆應論以商業會計法第72條第1款之輸入不實會計資料罪，已如前述，是起訴意旨上揭論罪，容有未洽。又本院雖未告知被告4人就上開公司開立不實電子發票之犯罪事實，起訴法條應變更為輸入不實會計資料罪，然上開變更後之罪名，與起訴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之罪名相較，法定刑均相同（皆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0萬元以下罰金），且被告4人及被告王冠凱等3人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已就大眾公司、魔炫等6家公司開立不實電子發票之犯罪事實進行實質辯論（包含被告王冠凱等3人已對證人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被告李孟儒已對證人即同案被告林育詩、王督文進行交互詰問；本院並已提示大眾公司、魔炫等6家公司開立電子發票之明細、兌獎清冊、財政部之二代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臺查詢結果等證據予被告4人暨辯護人表示意見，見本院卷五第103至187、216至251、350至373頁），足認已充分保障被告4人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依審理之結果，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予以變更應適用之法條。另起訴書就犯罪事實三部分，固漏論被告王冠凱等3人就魔炫等6家公司開立不實電子發票之行為，亦成立商業會計法第72條第1款之輸入不實會計資料罪，惟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一、㈣部分已明確記載：「王督文、王冠凱及林育詩乃另闢蹊徑，基於開立不實會計憑證、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之犯意聯絡，由林育詩於107年6月1日在臉書網站貼文，招募有意願配合開立發票之公司，李孟儒、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看到上開貼文與林育詩洽談後，分別提供渠等開設之魔炫等6家公司資料予林育詩，約定由李孟儒、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等人分別以魔炫等6家公司名義開立附件二所摘小額電子發票，並存入王冠凱、許怡萱之手機載具」等事實（見本院卷一第33至34頁），是被告王冠凱等3人與證人林思翰、吳易軒、朱健德、許翔廷、吳明軒及被告李孟儒合作，而以本判決犯罪事實三所示方式，由魔炫等6家公司大量開立不實電子發票並存入被告王督文所提供之手機載具，以供被告王督文兌領統一發票獎金等事實，業經起訴而為本院審理範圍，且同前所述，被告4人及被告王冠凱等3人之辯護人就此部分事實已為實質辯論。是本院雖未就上開起訴書漏載起訴法條部分，告知被告王冠凱等3人該部分犯罪事實尚涉嫌商業會計法第72條第1款之輸入不實會計資料罪之罪名，仍無礙被告王冠凱等3人於訴訟上防禦權之充分行使（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參照）。至起訴書就犯罪事實三部分，原認定被告李孟儒以沐日公司名義開立不實電子發票予被告王督文兌獎，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2項、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未遂罪。惟被告李孟儒此部分犯行，業經本院認定其係以自己參與犯罪之意思，與被告王冠凱等3人共同以犯罪事實三所示手法詐取統一發票獎金，而應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已如前述，且公訴檢察官就此部分亦主張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見本院卷二第83頁），是本院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又本院已當庭告知被告李孟儒涉嫌上開變更後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之罪名（見本院卷三第12頁；本院卷五第212、300至301頁），尚無礙其訴訟權之保障，併此敘明。

　⒍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再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乙、丙犯罪，雖乙、丙彼此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又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最高法院34年度上字第862號、77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99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等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4人均係基於使被告王督文可取得大量統一發票以詐取統一發票獎金之目的，而各以犯罪事實二、三所示方式，形塑不實之交易流程，並分擔開立不實統一發票、提供手機載具及兌領統一發票獎金等任務，彼此間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且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應認被告王冠凱等3人就犯罪事實二部分、被告4人就犯罪事實三部分，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罪數：　

　⒈就犯罪事實二部分：

　　被告王冠凱等3人共同以慶昌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一所示三聯式統一發票、以大眾公司名義開立如附件二所示電子發票及二聯式統一發票，目的均在使被告王督文得以大量不實之統一發票詐領獎金，是其等在統一發票兌獎之106年11月至12月、107年1月至2月、107年3月至4月、107年5月至6月各期間內，所為多次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犯行，皆係在詐領各期獎金之單一犯意下，於密集期間內以相同方式持續進行，且侵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施，而論以包括之一罪。又被告王冠凱等3人於各期統一發票兌獎期間內，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輸入不實會計資料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固然犯罪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且均係基於使被告王督文詐得統一發票獎金之犯罪目的而為，是應分別論以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至被告王冠凱等3人此部分行為數之認定，應依被告王督文最終詐領統一發票獎金之期數予以判斷，故就犯罪事實二部分，被告王督文實際上既以大眾公司於上開4期開立之不實統一發票兌得獎金，則其與被告王冠凱、林育詩均應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4罪。

　⒉就犯罪事實三部分：　　　

  ⑴被告王冠凱等3人基於同一詐領統一發票獎金之目的，在統一發票兌獎之107年5月至6月、107年7月至8月、107年9月至10月；107年11月至12月各期間內，共同以慶昌公司名義，密集開立如附件四所示之三聯式統一發票，及以魔炫等6家公司名義，多次開立如附件五至十所示之電子發票，各行為侵害法益相同，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施，而各應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另被告王冠凱等3人於上開各期統一發票兌獎期間內，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輸入不實會計資料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既遂、未遂之行為，依上說明，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或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指被告王督文無法以魔炫公司所開立並作廢之107年7月至8月期電子發票、千陽公司所開立但遭擱置發放獎金之107年9月至10月期電子發票、沐日公司所開立並作廢之107年11月至12月期電子發票兌獎部分）。又被告王督文係以魔炫等6家公司開立之不實電子發票兌領上開4期之統一發票獎金，則其與被告王冠凱、林育詩應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2罪（即107年5月至6月期、107年7月至8月期。其中，被告王督文兌領107年5月至6月該期統一發票獎金時，係將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及上揭⒈大眾公司所開立之該期電子發票一同兌獎，是於計算其此部分行為數時，即應以兌獎期別，而非以開立發票之公司判斷，故就被告王督文兌領魔炫公司、霆洲公司開立之107年5月至6月期電子發票部分，與其上揭⒈兌領大眾公司同時期電子發票部分為同一行為，而僅論一罪。另被告王督文於107年7月至8月該期發票兌獎期間內，同時以魔炫公司已作廢及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千陽公司所開立未作廢之該期電子發票兌獎，應認係以單純一兌獎行為而同時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既遂罪及未遂罪，而僅論以既遂罪之罪名），及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即107年9月至10月期、107年11月至12月期），共2罪。　

　⑵被告李孟儒為使被告王督文得以大量開立之電子發票兌獎，而於107年11月間，共同以沐日公司名義，大量開立如附件十所示之電子發票，應論以輸入不實會計資料罪之接續犯，並與其另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成立想像競合犯，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⒊綜上，被告王督文以犯罪事實二、三之手法，共以大眾公司、魔炫等6家公司所開立之106年11月至12月、107年1月至2月、107年3月至4月、107年5月至6月、107年7月至8月、107年9月至10月、107年11月至12月等7期統一發票兌獎，是其與被告王冠凱、林育詩實際上應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5罪（106年11月至12月期、107年1月至2月期、107年3月至4月期、107年5月至6月期、107年7月至8月期），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共2罪（107年9月至10月期、107年11月至12月期）。復因被告王冠凱等3人於每期兌獎後，均係另行起意大量開立下一兌獎期間之統一發票，以詐領下期統一發票獎金，故其等所犯上開7罪間，係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科刑：

  ⒈被告王冠凱等3人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部分（即107年9月至10月、107年11月至12月），及被告李孟儒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部分，犯罪結果顯較既遂之情形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均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等之刑。

  ⒉爰審酌：

　⑴被告王冠凱等3人均正值青壯，不思循正途賺取財物，竟為圖私利，而生投機取巧之心，共同規劃、分工參與犯罪事實二、三所示之虛偽交易，藉此取得大眾公司及魔炫等6家公司大量開立之不實小額統一發票，再以該等非基於真實交易取得之統一發票向國庫詐領獎金，足見其等主觀上之守法意識淡薄。被告王冠凱等3人本案共利用慶昌公司、大眾公司及魔炫等6家公司，合計8間公司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其中以慶昌公司名義開立之三聯式統一發票達70張，以大眾公司及魔炫等6家公司名義開立之統一發票更高達629,439張（含電子發票及二聯式統一發票），足見規模及數量甚大，最終實際詐得之獎金達733,400元，對於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稅務之正確性、統一發票兌獎之公平性均已造成相當程度之侵害，甚至可能引起模仿效應，進而崩壞國家長年之統一發票制度，是其等之犯罪情節難認為輕微，均應予嚴正非難。又本案主要係由被告林育詩、王督文共同構思不實交易流程，被告林育詩另負責在網路上招攬其他願意參與大量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之公司負責人，並與所招募之人洽談合作細節，被告王督文則為執行整體犯罪計畫，以自己名義，或扮演客戶「老王」向配合大量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之公司「訂購」紙箱、以其配偶名義匯付「紙箱貨款」、將取得之不實統一發票持以兌獎並領取獎金，其等各項謀議或實際行動，對於本案犯行均有絕對影響力，涉案程度最高，責任應屬最為重大；而被告王冠凱固亦共同參與犯罪事實二、三所示藉由不實交易而大量開立統一發票以詐取獎金之犯行，惟其身為被告王督文之胞弟，多係依循被告王督文之指示，配合以慶昌公司負責人之名義開立統一發票、提供自己申辦之手機載具予被告王督文存入不實電子發票兌獎，以共同實現犯罪計畫，其對犯罪支配之程度及主觀惡性較低，責任應較被告王督文、林育詩為輕。再考量被告王冠凱等人始終否認犯行，迄未體認其等行為有何違法不當之處，被告林育詩甚且自恃本案之不實交易流程乃其從事商業交易之創舉，難認有確切反省或接受司法追訴、處罰之意。復參以被告王冠凱、王督文均未有犯罪而經法院判決處刑之前案紀錄，素行尚可；被告林育詩則有違反期貨交易法、妨害名譽之前科，另涉嫌其他尚在偵查、審理中之詐欺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五第273、277至287、291至292頁），兼衡被告王冠凱自陳為大專畢業，目前在西螺果菜市場從事送菜工作，月收入約30,000至40,000元左右，家中尚有父親、阿姨、弟弟及2個妹妹；被告王督文自陳為大專畢業，目前在生技公司擔任銷售主管，已婚並育有1名年僅4歲之小孩；被告林育詩自陳為大學肄業，先前從從事房屋仲介、販賣貴重金屬等生意，目前在出版社及網路上撰寫文章賺取稿費，家中尚有父母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工作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五第413至417頁），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復基於數罪併罰限制加重與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斟酌被告王冠凱等3人上開所為均屬商業負責人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及共同詐取統一發票獎金之犯罪，犯罪方式與態樣均屬雷同，亦係侵害同種類法益，為免其等因重複相同類型犯罪，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致使刑度超過其等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爰就其等所犯各罪，分別定其等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⑵被告李孟儒明瞭被告林育詩、王督文欲藉由刻意設計之不實交易，使沐日公司配合開立大量電子發票向國庫詐領統一發票獎金，竟為賺取與被告林育詩所約定以固定差價計算之利潤，即同意自107年11月2日起至同月28日止，以沐日公司負責人身分，開立高達18,502張之不實電子發票，雖其嗣後因中區國稅局開始調查沐日公司大量開立電子發票情形，即自行全數作廢，使被告王督文無法詐取獎金得逞，然其所為仍屬實現整體犯罪計畫相當重要之一環，且其主觀上顯現違反法規範之態度，亦具有相當之可非難性。又被告李孟儒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並未確實認知自身行為之違法不當，態度亦非可取。惟念及被告李孟儒前未曾因犯罪而經法院判決處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295頁），堪認素行良好；再考量其為本案開立不實電子發票犯行之期間僅約1個月，實際上亦未獲取任何利益（此部分詳後述），是其犯罪情節尚未達重大惡劣之程度；兼衡被告李孟儒自陳為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及其目前擔任瑜珈會館之業務人員，並仍持續經營沐日公司，家中尚有奶奶、爸爸及弟弟之家庭生活、工作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五第417至41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關於供犯罪所用之物部分：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

　⒈扣案如附表二之1編號1至4所示之物，固均為被告王督文所有或由其保管，惟其中之電腦主機及螢幕，乃被告王督文用以登入晶之眼系統並紀錄紙箱之進、銷貨情形，而電腦資料光碟1片乃檢調人員執行搜索時，自扣案之電腦中所燒錄之電磁紀錄；另銷貨單69冊則為被告王督文、王冠凱或其等之親友，於下游客戶至新興路倉庫買受紙箱時，用以填寫紙箱銷售數量、收款情形之簿冊，並作為未來維護晶之眼系統之依據等情，業據被告王督文供明在卷（見本院卷三第74頁；本院卷五第384至385頁），是該等扣押物品或為證明被告王督文曾使用晶之眼系統紀錄紙箱進貨、銷售情形之證據，或可為被告王督文、王冠凱係共同從事販賣紙箱生意之佐證，非屬供其等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輸入不實會計資料或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⒉扣案如附表二之2編號1所示之銷貨憑證及明細，分別為被告王督文、林育詩所有，其中包含被告王督文以晶之眼系統紀錄紙箱銷售情形後，向下游客戶收款之明細，及被告林育詩經營慶昌公司、與曼菲爾國際事業有限公司（下稱曼菲爾公司）合作期間所經手之會計帳目、進項憑證資料及對帳單；附表二之2編號2、3所示之名片及正隆公司等紙箱公司之出貨單據，為被告王督文所有或由其保管，乃其對外接洽、招攬紙箱業務所使用之名片及其販售紙箱之進貨單據；附表二之2編號4所示之健保投保單，則為被告林育詩於經營慶昌公司期間，為其僱請之員工盧柏志投保全民健康保險之申請表等情，分據被告王督文、林育詩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明確（見本院卷三第75至76頁），是該等扣押物品，均為證明被告王督文、林育詩經營公司或從事紙箱銷售生意之相關事證，難認屬其等為本案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輸入不實會計資料或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所用之物，自與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所定要件不符，尚無從宣告沒收。至其餘附表二之2編號5至8所示之物，業據被告王督文、林育詩供稱與其等本案行為無涉（見本院卷三第76至78頁），而卷內亦乏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等扣押物品與其等本案犯行有何關聯，而為其等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亦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㈡關於犯罪所得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經查，被告王督文以本案犯罪事實二、三所示行為，取得大眾公司、魔炫公司、霆洲公司、德穎公司、沐森公司及千陽公司所開立如附件二、五至九所示之統一發票後，曾兌得106年11月至12月期、107年1月至2月期、107年3月至4月期、107年5月至6月期、107年7月至8月期之統一發票中獎獎金，分別小計為4,600元、218,600元、236,000元、63,600元、210,600元，總計733,400元（參附件三「大量開立小額電子發票異常營業人中獎發票兌領情形一覽表」之「中獎發票兌領人及金額」欄所載），上開各期統一發票獎金乃其本案犯行之不法所得，且未據扣案，又依被告王冠凱等3人之供述，該等中獎獎金係由被告王督文獨自取得後支配使用，被告王冠凱、林育詩並未朋分（見本院卷二第97、216頁；本院卷五第226、394頁），而卷內復乏其他事證足認被告王冠凱、林育詩曾分取被告王督文兌領之統一發票中獎獎金，對於該等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僅在被告王督文上開各期詐得統一發票獎金之犯行項下分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被告李孟儒固曾在與被告林育詩洽談合作後，以沐日公司名義開立不實電子發票予被告王督文兌獎，而共同為犯罪事實三所示之犯行，惟因被告李孟儒經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開始調查沐日公司開立電子發票情形後，已將沐日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全數作廢，致沐日公司與被告王督文間之交易無法完成，沐日公司因而未取得被告王督文以證人許怡萱名義匯付之「紙箱貨款」，自無從中扣除與被告林育詩議定之固定利潤後再行轉匯慶昌華南銀行帳戶之情，另卷內亦查無被告李孟儒曾因開立不實電子發票予被告王督文兌獎而獲有任何不法利益之證據，難認其因本案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即無從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各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其所提出之證據，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及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以29年度上字第3105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王冠凱等3人涉犯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第41條之公司負責人以詐術逃漏稅捐罪嫌，無非係以被告王冠凱等3人於偵查中之供述及如附表五所示之證據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王冠凱3人堅決否認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以詐術逃漏稅捐之犯行，被告王冠凱辯稱：伊僅係慶昌公司之登記負責人，有關慶昌公司之經營事項，均由被告王督文處理，是伊並不符合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7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納稅義務人要件，自無可能成立逃漏稅捐罪等語；被告王督文辯稱：伊為慶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伊以自己名義向正隆公司所訂購之紙箱，均為伊與農民團購之紙箱，慶昌公司遭查扣電腦中之晶之眼系統所記載之資料，皆為伊個人之帳目資料，與慶昌公司本身之營業無關，且伊係以成本價將紙箱販售予需用紙箱之農民或作為抵扣向農民收菜之費用，並未獲利，自無申報稅捐之必要，縱認伊有逃漏稅捐之事實，亦僅係以消極之手段單純漏報稅額，而未積極施用詐術，自不成立逃漏稅捐罪等語；被告林育詩則辯稱：伊自107年3月20日接手慶昌公司後，係採用ERP雲端記帳系統記載慶昌公司之營業資料，並未使用慶昌公司內部之電腦，更未曾使用晶之眼系統，晶之眼系統僅為被告王督文個人之記帳軟體，其內容與慶昌公司本身之營業無關，國稅局以該系統登載之帳目資料作為認定伊逃漏稅捐之基礎，即有重大錯誤。被告王冠凱申辦之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3930帳戶均由被告王督文使用，與伊無涉，更與慶昌公司無關，至於伊個人申辦之華南銀行帳戶雖有作為慶昌公司使用，但此僅係方便伊個人記帳，且伊皆有依法申報稅捐，並未逃漏稅。又曼菲爾公司本即有經營紙箱事業，伊並未經營曼菲爾公司，更未在該公司從事任何職務，伊僅係單純與曼菲爾公司合作，為該公司介紹客源及貨源，並從中分取利潤，伊既未以曼菲爾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後，再將所訂購之紙箱數量計入慶昌公司之存貨，也未以慶昌公司名義銷售曼菲爾公司訂購之紙箱，故曼菲爾公司之營運實與本案無關。縱認伊有逃漏慶昌公司之稅捐，亦僅係以消極手段單純漏報稅額，並不成立逃漏稅捐罪等語。

肆、經查：

一、被告王督文於106年12月4日前以個人名義訂購紙箱部分：

  ㈠參諸正隆公司函覆之受訂單報表（見本院卷二第335至347頁），可知被告王督文於105年7月1日起至106年12月4日止，係以個人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次觀之外放之慶昌紙箱進出貨明細卷、慶昌公司出貨明細表卷一及卷二，可見於105年11月1日至106年12月4日間，晶之眼系統均有登載進貨及銷售紙箱之出貨紀錄；再佐以被告王督文所稱其係以晶之眼系統按月紀錄紙箱進銷貨情形及管理客戶資料乙情（見偵6357號卷三第203頁），應足認定被告王督文於上開期間係以自己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貨後，再將紙箱出售予下游需用紙箱之客戶，並將此段期間紙箱進、出貨之交易情形，登載在其使用之晶之眼系統內等事實。

  ㈡酌諸被告王督文歷來之供述，係稱其與被告王冠凱原以為必須設立公司才能與正隆公司訂購紙箱，為此與被告王冠凱共同設立泰鑫公司後，方知如訂購紙箱之數量夠多，並提供相當押金，亦得以個人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且以個人名義訂購之紙箱價格與使用公司名義訂購之價格均相同。若以公司名義訂購紙箱販售，會衍生開立發票及處理公司會計帳務等事宜，因其與被告王冠凱均不甚瞭解公司之營運及稅務，故其選擇以個人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販售等語（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192頁；偵6357號卷二第65頁；本院卷二第90至91頁；本院卷五第241至242頁），可知被告王督文於知悉得以個人名義與正隆公司交易後，為省去以公司為主體對外進行交易所需處理之會計稅務等手續，乃選擇以個人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而其既基於此目的不以公司名義對外從事交易，則其應係以個人名義販售所訂購之紙箱予下游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乙節，堪可認定。又被告王督文因債信問題無法使用自己名下之帳戶交易，而向被告王冠凱借用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乙情，分據被告王冠凱、王督文陳述在卷（見本院卷二第88、93頁），另細觀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見本院卷二第321至331頁），可見該帳戶曾有數次匯款予正隆公司，亦有買受紙箱之客戶（其中包含與本案相關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如新安果菜合作社、證人林麗英等）多次匯入款項之紀錄，由此足認被告王督文係實際支配使用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供作其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之匯款帳戶，同時作為其向下游客戶收受紙箱貨款之帳戶。

　㈢綜此，被告王督文於105年7月1日至106年12月4日間，係以自己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貨，再以自己名義銷售紙箱予下游客戶，並將相關進、出貨紀錄登載在其使用之晶之眼系統中，作為確認庫存、核對應收帳款是否回收等依據，客觀上應認該等紙箱買賣交易係被告王督文個人之交易，而其使用向被告王冠凱借用之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作為個人從事紙箱買賣交易之匯款、收款工具，亦無明顯悖於商業交易習慣之情形。又慶昌公司於105年7月1日至106年12月4日間，並無以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之相關紀錄，卷內亦乏事證可認該公司有向其他上游紙箱公司訂貨，自難認該公司有購入紙箱復行出售之營業行為，及因此獲有營業收入而需申報相關營業稅捐之事實。公訴人復未具體說明認定告王督文以個人名義訂購紙箱，絕非作為其個人交易使用，而僅係意圖規避慶昌公司實際上有進貨、出貨等營業事實之依據或理由，是尚難以被告王督文於設立公司後，選擇僅以個人名義對外從事交易，及使用被告王冠凱個人申辦之帳戶作為收付交易相關資金之工具乙情，率認被告王督文必有藉此隱匿公司營業事實並逃漏105年、106年度相關營業稅捐之行為。至被告王冠凱固經本院認定為慶昌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參本判決甲、有罪部分、貳、一、㈢、⒌之說明），然公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王督文涉嫌以詐術逃漏慶昌公司105年、106年度相關營業稅捐之犯罪事實，自無從認定被告王冠凱就此部分與被告王督文間有共同對稅捐稽徵機關施用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二、慶昌公司自106年12月7日起至107年8月30日止，以該公司名義訂購紙箱部分：

　㈠依正隆公司函覆之受訂單報表（見本院卷二第349至357頁），可見於106年12月7日至107年8月30日間，慶昌公司係以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又晶之眼系統於106年12月4日後均有持續登載紙箱進貨及出貨之紀錄，且該系統中進貨及出貨明細表記載之紙箱品項，於106年12月4日前、後並無明顯差異（見外放之慶昌紙箱進出貨明細卷、慶昌公司出貨明細表卷一及卷二），此核與證人游子寬所證：被告王督文及慶昌公司訂購的客製化紙箱都相同，慶昌公司係沿用被告王督文提供的樣式等語大致相符（見國稅局3726號卷一第292頁）。而被告王督文係為實現以迂迴交易方式（即被告王督文向大眾公司訂購紙箱、大眾公司再向慶昌公司訂購紙箱）取得大量統一發票詐領獎金之犯罪計畫，始於106年12月7日起改以慶昌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參本判決甲、有罪部分、貳、一、㈢、⒋、⑵至⑷之說明），惟其實際與下游客戶進行紙箱買賣交易之情形，於106年12月4日前、後並無不同（即下游客戶均係向被告王督文、王冠凱接洽訂購紙箱，再由被告王督文、王冠凱聯繫上游紙箱公司進貨），是被告王督文身為慶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依自身使用習慣，確有可能沿用其登載個人訂購、販售紙箱紀錄之晶之眼系統，而將其以慶昌公司名義進貨之情形一併登載在該系統內，使晶之眼系統內存有其以個人名義及以慶昌公司名義從事紙箱買賣交易之紀錄。復依被告王督文自陳：因為晶之眼系統係我記載出貨給基層散戶之銷貨紀錄，該記錄關係到被告林育詩需要開立多少發票給我，故於慶昌公司給被告林育詩經營後，我仍會使用晶之眼系統記帳，並要求被告林育詩開立對應金額之發票等語（見偵6357號卷三第210頁），可知慶昌公司改由被告林育詩擔任負責人後，被告王督文為持續取得大量統一發票兌獎，勢須將其實際販售紙箱予下游客戶之情形詳加紀錄，方能要求前述被告林育詩經營之大眾公司或共同合作之魔炫等6家公司，按所「銷售」之紙箱數量開立同數量之統一發票，是於107年3月20日之後，被告王督文縱非慶昌公司之負責人，仍持續以晶之眼系統紀錄其實際從事紙箱買賣交易之情形乙節，同堪認定。

　㈡再細觀前揭正隆公司所提供買受人為被告王督文之受訂單報表，及外放之慶昌公司出貨統計表卷一、卷二之記載，並將被告王督文以個人名義，於105年11月至106年12月4日向正隆公司訂購之紙箱數量，及其於105年11月至106年12月6日間（因慶昌公司係自106年12月7日始以公司名義訂購紙箱，故結算銷售數量時係統計至該日前一日）在晶之眼系統中登載之銷貨數量，分別整理如附件十二「訂購紙箱情形與晶之眼系統記載之銷貨資料對照一覽表」所示，可見於105年11月至106年12月6日間，除106年1月及5月外，被告王督文每月訂購之紙箱數量，均超過實際銷售之紙箱數量，截至106年12月6日止，將其以個人名義訂購之紙箱數量扣除其已銷售紙箱之數量，尚餘970,716個紙箱，亦即紙箱仍有甚多庫存。而承前所述，被告王督文無論於106年12月4日前、後，均持續與下游客戶進行紙箱買賣交易，而其於106年12月7日改以慶昌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後，仍沿用晶之眼系統持續記載紙箱進貨及銷售之紀錄，且依卷附自晶之眼系統匯出之出貨明細表（見外放之慶昌紙箱進出貨明細卷、慶昌公司出貨統計表卷一及卷二所示），可見其中並未具體註明各該紙箱交易之出賣人為何，則尚不能排除被告王督文於106年12月4日後仍有以個人名義販售庫存紙箱，並將相關銷售情形一併計入晶之眼系統銷售紀錄之可能性，此自被告王督文僅以個人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至106年12月4日止，惟晶之眼系統匯出之106年12月份出貨明細表，明顯可見106年12月5日及6日均有紙箱販售之紀錄，應可認定被告王督文於該段時間販售予下游客戶之紙箱係其個人先前買入之紙箱，而非慶昌公司向正隆公司訂購之紙箱，自不得視為慶昌公司之營業所得乙情益明。又酌之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之交易明細，可見該帳戶於107年3月31日曾匯出185,800元予「佑螢」（見本院卷二第331頁），被告王督文對此供稱該筆款項係其匯付購買紙箱之款項予佑螢公司等語（見本院卷五第405頁），由此足以推知被告王督文尚有其他訂購紙箱之管道，是晶之眼系統中所記載之進貨及銷售紀錄，亦可能包含被告王督文自其他進貨來源取得紙箱後再行販售之交易。準此，被告王督文既使用晶之眼系統長時間記載其以個人名義及以慶昌公司名義訂購紙箱及銷售紙箱之紀錄，而其記載方式又無明確區別交易對象，則當中即可能包含被告王督文個人向其他上游紙箱公司訂購紙箱，及其於106年12月4日後以個人名義販售紙箱之相關紀錄，是晶之眼系統所記載之銷售金額、數量，既無法排除混有被告王督文個人交易之成果，自無從認定該系統所記載之各月份銷售金額即為慶昌公司之真實營業所得甚明。故公訴意旨逕以晶之眼系統中各月份出貨明細表所統計之銷售金額，認定屬慶昌公司於106年12月至108年2月之實際營業所得（見本院卷三第257頁），此前提事實之建立，已然有誤。

　㈢慶昌公司自106年12月以降申報營業稅時所列之銷售額，多數雖低於晶之眼系統各月份出貨明細表所記載之銷售金額（見附件十一「查獲實際出貨金額--銷售金額」欄及「營業稅--申報銷售金額--銷售額B」欄所載），惟晶之眼系統各月份出貨明細表所記載之銷售金額，其中可能包含被告王督文個人進行之紙箱交易，而非為慶昌公司之真實營業所得乙節，業如前述，公訴人並未提出其他足資認定為慶昌公司真實營業狀況或營業所得之資料，或指出證明方法，而得認定被告王冠凱、王督文於申報106年11月至12月期營業稅、被告林育詩於申報107年、108年度營業稅時所列之各期銷售金額，顯與慶昌公司各期真實營業所得不符，自難遽認其等於申報各期營業稅時所申報之慶昌公司銷售金額，必然異於該公司真實交易狀況，而有逃漏稅捐情事。況慶昌公司於申報107年9月、10月該期營業稅時，被告林育詩所申報之銷售金額明顯大於晶之眼系統紀錄之銷售金額（見附件十一中107年9月、10月之「查獲實際出貨金額--銷售金額」欄及「營業稅--申報銷售金額--銷售額B」欄所載），由此更難認定其於申報各期營業稅時，均有故意隱匿實際交易情形並漏報營業額之逃漏稅捐行為甚明。

　㈣至被告王冠凱申辦之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於慶昌公司自106年12月7日起開始以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後，仍有收取購買紙箱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所匯付款項之紀錄（參本院卷二第317至333頁之交易明細表所載）部分，被告王督文歷來均供稱：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3930帳戶都是我弟弟申辦，但係由我在管理使用。這2個帳戶都是提供給客戶匯款或匯款給上游的交易對象，因客戶不喜歡匯款帳戶改來改去，且他們都是認我而跟我訂購紙箱，所以即使於107年3月20日慶昌公司更換負責人後，他們仍會匯款到上開2個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3頁；本院卷三第74頁）。審酌被告王督文不以個人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貨後，仍持續從事銷售紙箱之營業行為（僅係所販售之紙箱可能源自其以個人名義訂購，或其以慶昌公司名義訂購），已如前述，而對實際與被告王督文接洽、訂購紙箱之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而言，渠等僅關心是否依實際所需購得紙箱，並不會在意出賣人之實際身分，故雙方自有可能依循歷來之交易模式，由買受紙箱者直接匯款至被告王督文以個人名義從事紙箱交易時即實際支配使用之帳戶，而此固可能產生個人交易所得與公司營業所得無法明確區分，致公司帳務管理不甚嚴謹之疑慮，並非妥適，然公司基於交易便利、財務規劃等各種考量使用複數帳戶，包含以私人或公司名義申辦之帳戶從事交易之情形，尚非罕見。是依現存卷證資料，尚難僅以慶昌公司已有被告王冠凱以該公司名義申辦之西螺鎮農會3930帳戶，而被告王督文仍沿用被告王冠凱以個人名義申辦之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作為對外交易之主要帳戶乙情，即認定其必有藉此隱匿慶昌公司銷貨收入而逃漏稅捐之行為。再者，被告林育詩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明確否認其於擔任慶昌公司負責人時，有使用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對外進行交易之情形（見本院卷二第214頁；本院卷五第403至404頁），而被告王督文於本院審理時亦自承慶昌公司易主後，西螺鎮農會之帳戶實際上仍由其使用等語（見本卷院五第404至405頁），是於欠缺其他佐證下，亦無從認定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林育詩有使用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隱匿慶昌公司銷貨收入而逃漏稅捐之事實。又參諸被告林育詩個人申辦之華南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見本院卷二第299至303頁），僅可見該帳戶與被告林育詩另申辦之大眾公司華南銀行帳戶間有密集資金往來情形，公訴人並未具體指明被告林育詩係以何方式使用其個人之華南銀行帳戶隱匿慶昌公司之營業所得，自無從以此遽為不利於被告林育詩之認定。從而，被告王冠凱、王督文於申報106年11月至12月、被告林育詩於申報107年、108年度相關營業稅捐時，是否真有公訴意旨所稱使用私人帳戶收受交易款項且漏開發票，藉此隱匿真實營業情形而逃漏稅捐之舉，顯有疑義。

三、曼菲爾公司自107年7月4日起以該公司名義訂購紙箱部分：

  ㈠依正隆公司函覆之受訂單報表，可知曼菲爾公司係自107年7月4日起開始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見本院卷二第401至421頁），而依外放之慶昌紙箱進出貨明細卷、慶昌公司出貨明細表卷一及卷二之記載，晶之眼系統於107年7月4日後仍有持續登載紙箱進貨及出貨之紀錄。對此，參諸被告林育詩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所稱：曼菲爾公司是我找來合作從事紙箱生意的金主，被告王督文、王冠凱係負責接洽需用紙箱之農民，我則在該公司負責會計相關業務，我們都是從中分取利潤。曼菲爾公司是以該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再用被告王督文的人脈銷售紙箱，末端的紙箱使用者是一樣的，只是我們改用曼菲爾公司的主體在經營。曼菲爾公司的營運與慶昌公司完全無關，我們換成曼菲爾公司之後，被告王督文是自己在使用晶之眼系統紀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4頁；本院卷三第76至77頁；本院卷五第407至409頁），佐以被告王督文自陳其係以晶之眼系統記載銷貨給下游客戶之紀錄乙情（見偵6357號卷三第210頁），足認被告王督文於107年7月4日後，因其與曼菲爾公司合作從事紙箱交易，仍持續與客戶聯繫、受理訂貨，再將客源轉介予曼菲爾公司，而其為掌握實際經手之紙箱買賣交易，故以慣用之晶之眼系統紀錄其參與紙箱交易期間，曼菲爾公司就紙箱實際進貨及出貨予下游客戶之情形等事實。

　㈡又觀諸前揭正隆公司所提供買受人為慶昌公司之受訂單報表，及外放之慶昌公司出貨統計表卷一、卷二之記載，並將慶昌公司於106年12月7日起至107年8月30日止向正隆公司訂購之紙箱數量，及被告王督文於上開期間在晶之眼系統中登載之銷貨數量，整理如附件十二「訂購紙箱情形與晶之眼系統記載之銷貨資料對照一覽表」所示，可見除107年7月、8月外，慶昌公司每月訂購之紙箱數量，均超過實際銷售之紙箱數量，而結算至107年8月底止，尚餘高達1,009,265個紙箱未售出。而參酌被告林育詩所陳其接手慶昌公司後，均未實際與下游需用紙箱之客戶接洽，而係透過被告王督文、王冠凱與下游客戶進行紙箱買賣交易乙情（見本院卷二第210頁；本院卷五第226至229頁），堪認被告王督文於慶昌公司停止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後，仍可能因經手慶昌公司庫存紙箱之買賣，而繼續於晶之眼系統中登載紙箱之銷售紀錄。又依卷存事證，亦無從認定被告王督文以個人名義訂購之紙箱，係於何時銷售完畢，是晶之眼系統於107年7月4日後之相關出貨紀錄，實可能包含被告王督文販售其以個人名義購入，或由慶昌公司、曼菲爾公司進貨之紙箱，尚難逕認全屬慶昌公司銷售紙箱之紀錄。

　㈢曼菲爾公司自107年7月4日開始以該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進貨，並經由與被告王督文之合作，將紙箱販售予客戶，被告王督文因經手相關買賣交易，而依其記帳習慣，將紙箱進、出貨情形登載在晶之眼系統中，尚無違常情。是曼菲爾公司以該公司名義訂購紙箱後再行出售之營業行為，理應視為該公司自身之交易，難認與慶昌公司之營業有關。而公訴人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林育詩係使用曼菲爾公司名義對外交易，掩飾慶昌公司有進貨、銷貨之營業行為，實際上曼菲爾公司之營業即屬慶昌公司之營業等事實，僅憑曼菲爾公司自107年7月4日起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晶之眼系統於107年7月4日後持續有登載銷售紙箱之紀錄、被告林育詩有使用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及其以個人名義申辦之華南銀行帳戶進行交易（此部分詳前揭二、㈣之論駁）等節，即認定晶之眼系統所載必定僅為慶昌公司實際訂購及出售紙箱之紀錄，並將晶之眼系統中出貨明細表所列之銷售金額視為慶昌公司之營業所得，再以此與實際交易情形不符之前提，推論被告林育詩使用曼菲爾公司名義向上游紙箱公司訂購紙箱，兼以私人帳戶收取紙箱貨款，皆係意圖隱匿慶昌公司有實際進貨及銷售之事實，進而主張被告林育詩涉嫌逃漏慶昌公司107年、108年度之相關營業稅捐，自有未洽。

四、綜上，被告王督文於106年12月4日前係以個人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並以個人名義對外販售，尚無涉慶昌公司之營業；另其於慶昌公司自106年12月7日起以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進貨，及於曼菲爾公司自107年7月4日起開始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後，均仍持續從事紙箱買賣交易，僅係所經手販售之紙箱來源有所不同，而其既未於登載晶之眼系統之銷售紀錄時，明確區別各該次交易之實際出賣人究為其個人、慶昌公司或曼菲爾公司，自難僅憑晶之眼系統係其長期紀錄紙箱交易情形乙節，遽論所有晶之眼系統記載之紙箱銷售數量、金額，均為慶昌公司之營業實況及銷貨收入，進而認定慶昌公司短、漏報或逃漏相關營業稅捐。又依現有事證，尚難認定被告王督文沿續以個人名義對外交易時所使用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作為歷來從事紙箱買賣生意之收款、匯款帳戶，有何意圖隱匿慶昌公司銷貨收入之情事，諸此均難認定其有如公訴意旨所指以個人名義訂貨及使用私人帳戶收、匯款項，隱匿慶昌公司實際營業情形，而於申報105年、106年度慶昌公司相關營業稅捐時，對稅捐稽徵機關施用詐術以逃漏稅捐之犯行。至被告王冠凱雖於107年3月20日前為慶昌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然於被告王督文上揭涉嫌以詐術逃漏稅捐之犯罪事實無法被證明，公訴人又未指明被告王冠凱有何其他共同施用詐術逃漏慶昌公司105年、106年度相關營業稅捐行為之情形下，自無從認定其與被告王督文成立以詐術逃漏稅捐罪之共同正犯。又本案既不能單憑晶之眼系統中記載之紙箱銷售情形，作為認定慶昌公司實際營業狀況及營業所得之依據，則被告林育詩於申報107年、108年度慶昌公司稅捐時所列之銷售金額，即因欠缺足以認定為慶昌公司正確銷貨金額之數據可供比對，而無從認定其有短報、漏報稅捐情事，遑論公訴人亦未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林育詩究係如何使用曼菲爾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卻將所訂購之紙箱計入慶昌公司之存貨，再以慶昌公司名義對外販售，及其確有使用西螺鎮農會9600帳戶及其個人申辦之華南銀行帳戶隱匿慶昌公司銷貨收入等施用詐術逃漏稅捐之行為，自不足以認定被告林育詩涉有施用詐術逃漏稅捐之犯行，是均無從對被告王冠凱等3人繩以詐術逃漏稅捐罪之罪責甚明。

伍、綜上所述，依本案調查證據之結果，公訴人就前揭被告王冠凱等3人涉嫌詐術逃漏稅捐罪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均不足為其等有罪之積極證明，無從使本院對於被告王冠凱等3人有經由利用個人名義或其他公司名義向正隆公司訂購紙箱，並以私人帳戶作為收取紙箱貨款使用等「漏進漏銷」方式，隱匿慶昌公司實際營業之事實及營業所得，而對稅捐稽徵機關積極施用詐術，藉此逃漏慶昌公司之稅捐等節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自與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未合，要難遽以該罪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王冠凱等3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違反稅捐稽徵法之犯行，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案此部分即屬不能證明上開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等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第300條，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72條第1款，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項、第25條第2項、第55條前段、第51條第5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文潔提起公訴，檢察官蕭仕庸、蔡如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蔡美華

　　　　　　　　　　　              法  官  蘇珈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曾百慶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商業會計法第72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被告王冠凱等3人所犯罪刑及沒收一覽表

■附表二之1：扣案物附表

■附表二之2：扣案物附表

■附表三：與農民、農產行或農產公司為紙箱交易之相關資料

■附表四：魔炫等6家公司大量開立電子發票之相關證據資料

■附表五：慶昌公司申報稅捐、使用帳戶之相關證據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