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書系統

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5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潘于台

選任辯護人  林永瀚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金重訴字第18號，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097號、108年度偵字第2900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一、背景說明：

　㈠潘于台係中影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95年6月23日更名為中影股份有限公司，原址設臺北市○○區○○街000號6樓，現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下稱中影公司）前財務部經理；莊婉均（原名莊正芬，所涉本案犯行業經法院判處有罪確定）則係中影公司前副董事長，亦係萬雄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下稱萬雄公司）、生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下稱生凱公司）、富仙境育樂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下稱富仙境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為喜足天實業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下稱喜足天公司）、寰利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下稱寰利公司）之負責人；張有諒（原名張友誠，99年2月25日更名，所涉本案詐欺等犯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則係近江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桃園市○鎮區○○路0段00號12樓之4，下稱近江公司）負責人及能仁醫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9樓之2，下稱能仁公司）、深緣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9樓之2，下稱深緣公司）實際負責人。　　

  ㈡莊婉均於95年間經友人介紹結識張有諒，因張有諒擔任實際負責人之規劃投資近江醫院開發案及臺中棒球場經營管理企劃案欠缺資金，莊婉均遂允諾以其資金新臺幣（下同）2億元，投資張有諒規畫之前揭開發案及企劃案。斯時，莊婉均得悉中影公司所有之新世界大樓將出售，輾轉與蔡正元接觸後，進而於95年4月27日出面，與蔡正元所邀之另一名投資者郭台強之妻羅玉珍，共同以買方身分與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下稱中投公司）代表人張哲琛簽訂「股權買賣契約書」約定：莊婉均、羅玉珍2人以31億4,368萬8,210元購買中影公司4,836萬4,434股股權（包括：中投公司原持有之717萬2,976股、中投公司向華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夏公司〉買受之2,956萬3,305股、中投公司向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買受之880萬4,059股，及建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光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日報社全體共出售之中影公司股權282萬4,094股），占中影公司總股權數82.56％，及約定付款及股權移轉時程，並同意簽約後將中影公司股權登記在蔡正元擔任負責人之阿波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3樓，下稱阿波羅公司）名下。而莊婉均、羅玉珍於與中投公司簽訂「股權買賣契約書」之同日另與蔡正元就合作購買中影公司股權或資產事宜，私下簽署「合作協議書」，約定出資方式，並同意由蔡正元規劃執行中影公司資產處理及增減資事宜，以便經由中影公司資產處理及增減資程序取得資金支付股權買賣契約書之第3次至第5次付款，若增減資取得之資金不足支付「股權買賣契約書」規定之付款，則由莊婉均負主要責任籌措，不足額再由蔡正元協調籌措，另羅玉珍、莊婉均在「股權買賣契約書」規定之第5次付款完成前，自中影公司增減資取得款項，僅限於支付該「股權買賣契約書」規定之買方交割付款金額，不得自行領取減資款項，作其他用途等語。

  ㈢莊婉均於支付簽約金1億5,000萬元及第1次付款4億5,000萬元，共計6億元後，蔡正元、莊婉均即以華夏公司法人董事代表身分，於95年5月8日，經中影公司第42屆董事會第4次董事會議通過，分別擔任中影公司董事長、副董事長，蔡正元並經推選為總經理（95年7月14日則經阿波羅公司指派為中影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並於95年7月19日經中影公司董事會推舉莊婉均為中影公司副總經理。而莊婉均入主中影公司後，需有熟稔財務資金會計操作之專業人員配合，張有諒遂推薦潘于台擔任中影公司財務部經理，協助莊婉均處理中影公司財務及資金動用事宜。

二、莊婉均入主中影公司後，潘于台在張有諒向莊婉均之引薦下，自95年5月3日起擔任中影公司財務部經理，主管該公司財務部業務，係為中影公司處理事務之人，並為商業會計法之經辦會計人員。嗣因莊婉自有資金不足，亟思利用中影公司資金投資上揭近江醫院開發案及臺中棒球場經營管理企劃案，惟公司之資金除公司間有業務往來者、或公司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且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40％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其竟趁時任中影公司董事長蔡正元因擔任立法委員，事務繁忙，明知中影公司的自有資金，應用於公司營運所需，仍利用蔡正元將中影公司大小章交由其保管，授權其負責處理公司一般例行性業務、監管財務部門之便，而逾越授權，以中影公司副董事長名義，未經中影公司董事會對上開投資案進行討論與決議，便指示中影公司財務部經理潘于台，違背渠等為中影公司處理事務之任務，依潘于台提議在財務部主管業務範圍內製作下列內容不實之便條簽呈（此為商業會計法所規定商業會計憑證中之原始憑證），再由莊婉均配合簽核，不依正常會計流程，向中影公司不知情之出納人員陳淑招佯稱：待年底作帳時再補足各項交易憑證云云，據以向不知情之承辦財會人員請款而行使之，利用不知情之財會人員製作轉帳傳票（此為商業會計法所規定商業會計憑證中之記帳憑證），以達渠等挪用中影公司資金之目的。潘于台、莊婉均於下列㈠、㈢、㈤、㈦至㈨、所示之時間，以「預付購地土地款」、「購買辦公大樓預付款」、「支付購屋預付款」或「預付購地款」等不實名目，未檢附董事會會議決議及其他原始憑證，即由潘于台製作虛偽不實之便條簽呈，交由莊婉均簽核後，再交予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據以填製不實支出、轉帳傳票，並將該不實交易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另偽造填寫取款憑條或支票，盜蓋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偽造中影公司提領款項之取款憑條、支票交予潘于台簽收，潘于台再持取款憑條向中影公司開立帳戶之銀行行使，使銀行承辦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提領取款憑條上書寫之款項，陷於錯誤而將取款憑條所書寫之款項數額如數交予潘于台，或將支票持至中影公司開立支存帳戶之銀行兌領，潘于台並依莊婉均之指示，將上開提領之款項交予莊婉均或轉匯入莊婉均指定之帳戶，將中影公司資金套出挪作他用。潘于台、莊婉均又於下列㈡、㈣、㈥、㈩所示之時間，違背渠等為中影公司處理事務之任務，未依正常會計流程，即由潘于台配合莊婉均，盜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於其偽造之取款憑條、匯款條，持向中影公司開立帳戶之銀行行使，使銀行承辦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提領取款憑條上書寫之款項，陷於錯誤而將取款憑條所書寫之款項數額如數交予潘于台，再由潘于台配合莊婉均將領得款項交予莊婉均或轉匯入莊婉均指定之帳戶，或盜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於渠等偽造填寫之支票，存入中影公司已於95年3月21日決定結清之華南銀行西門分行帳戶兌領現金。嗣後潘于台始就下列㈡、㈣、㈥、㈩所示部分，以「預支土地開發基金」之不實名目，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補製作不實傳票，將該不實交易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足以生損害於中影公司及銀行對於款項撥付之正確性。潘于台自95年5月8日起至95年9月11日止，莊婉均擔任中影公司副董事長、副總經理職務之期間內，與莊婉均以上述方式取得中影公司資金，分次使交通銀行忠孝分行（交通銀行嗣與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合併，更名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衡陽分行，下稱兆豐銀行衡陽分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下稱上海銀行）龍山分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下稱台北富邦銀行）龍山分行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共計7億3,150萬元，致生損害於中影公司之財產。茲分述如下：

  ㈠潘于台與莊婉均於95年7月12日，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未經中影公司董事會授權，即由潘于台配合莊婉均以「預付購地土地款」名義，製作虛偽不實之便條簽呈，呈由莊婉均簽核後，再交予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據以填製不實轉帳傳票，並將上開不實交易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復填寫性質為私文書之取款憑條，盜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偽造中影公司提領1,000萬元款項之取款憑條後，潘于台再持之至位於臺北市○○區○○路00號之上海銀行龍山分行，填寫莊婉均交辦之將400萬元匯入莊婉均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匯款申請書，並蓋用中影公司便章，偽造中影公司名義之匯款申請書，再向櫃檯承辦人員提出行使，使銀行承辦櫃檯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提領取款憑條上書寫之1,000萬元款項，陷於錯誤而將1,000萬元自中影公司帳戶提領出，並將其中400萬元以中影公司名義匯至莊婉均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另600萬元現金則交予潘于台持回交予莊婉均，作為莊婉均購買中影公司增資股款之用，致生損害於中影公司之財產及足以生損害於上海銀行龍山分行對於款項撥付之正確性（詳如附表1編號1所示）。

  ㈡潘于台與莊婉均於95年7月20日，因莊婉均原應自行籌資支付中投公司第2次股款6億元，又共同基於業務侵占、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銀行之犯意聯絡，由潘于台依莊婉均指示，擅自將莊婉均因監管財務而於業務上負責保管持有之中影公司所有如附表2所示之定存單，持至兆豐銀行衡陽分行，盜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於冒用中影公司名義填寫之擔保放款借據、質權設定通知書上，並盜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於填寫提領6億元、開立受款人中投公司、付款人臺灣銀行之支票取款憑條之私文書，再提出向銀行承辦人員行使，使兆豐銀行衡陽分行櫃檯承辦職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以如附表2所示之定存單向其質借6億元，及請求開立受款人為中投公司、付款人為臺灣銀行之支票，因陷於錯誤而同意質借6億元，將6億元先行撥入中影公司帳戶再進而提領，又開立金額6億元、付款人臺灣銀行之支票1紙由潘于台攜交莊婉均，供作莊婉均支付給中投公司購買中影公司股權之第2次分期股款之用，莊婉均因此達成侵占目的，足以生損害於中影公司之財產及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對於款項撥付之正確性。嗣後潘于台始就上開部分以「預支土地開發基金」之不實名目，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製作不實傳票，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詳如附表1編號2所示）。

  ㈢潘于台與莊婉均又於95年7月25日上午，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潘于台配合莊婉均以購買辦公大樓預付款1,000萬元名義，製作虛偽不實之便條簽呈，呈由莊婉均簽核後，再交予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據以填製不實轉帳傳票，將該不實交易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並盜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於超出原應提領500萬元辦理定存之金額1,000萬元即計1,500萬元之取款憑條，偽造中影公司名義提領1,500萬元取款憑條之私文書，交予潘于台簽收，潘于台再持至交通銀行桃園分行（交通銀行嗣與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合併，更名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桃興分行，下稱兆豐銀行桃興分行），填寫莊婉均交辦之將1,000萬元轉帳存入能仁公司兆豐銀行桃興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存款憑條，再併持向櫃檯承辦人員提出行使，使銀行承辦櫃檯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提領取款憑條上書寫之1,500萬元款項，陷於錯誤而將1,500萬元自中影公司帳戶提領出，其中500萬元轉為定存，溢領之1,000萬元則轉帳存入能仁公司兆豐銀行桃興分行帳戶，致生損害於中影公司之財產及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對於款項撥付之正確性（詳如附表1編號3所示）。

  ㈣潘于台與莊婉均又於95年7月25日下午，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潘于台經莊婉均指示，前往兆豐銀行衡陽分行，盜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印章於填寫金額為500萬元之取款憑條上，以偽造中影公司名義取款憑條之私文書，並同時填寫莊婉均交辦之將500萬元分為300萬元、200萬元匯入陳清山之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帳戶存款憑條，以辦理陳清山名義之定存單，再提出向銀行承辦人員行使，使兆豐銀行衡陽分行承辦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提領取款憑條上書寫之500萬元款項，陷於錯誤而將500萬元自中影公司帳戶提領出，存入陳清山帳戶，以陳清山名義分別辦理300萬元、200萬元定存，並將300萬元、200萬元定存單交予潘于台，再由潘于台轉交予莊婉均不知情之弟弟莊琪緯送交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作為支付莊婉均個人積欠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稅款擔保之用，致生損害於中影公司之財產及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對於款項撥付之正確性。嗣經潘于台就上開部分以「預支土地開發基金」不實名目，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製作不實傳票，並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詳如附表1編號4所示）。

  ㈤潘于台與莊婉均又於95年7月27日，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潘于台經莊婉均指示，以支付購屋預付款50萬元名義，製作虛偽不實之便條簽呈，呈由莊婉均簽核後，再交予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據以填製不實轉帳傳票，將該不實交易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及填寫性質為私文書之取款憑條，盜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偽造中影公司提領50萬元款項之取款憑條交予潘于台簽收，潘于台再持至台北富邦銀行龍山分行，填寫莊婉均交辦之將50萬元匯至萬雄公司上海銀行龍山分行帳戶之匯款申請書及盜用中影公司印章，偽造中影公司名義匯款申請書之私文書，再一同向櫃檯承辦人員提出行使，使銀行承辦櫃檯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提領取款憑條上書寫之50萬元款項，陷於錯誤而將50萬元自中影公司帳戶提領出，並將50萬元以中影公司名義匯至萬雄公司上海銀行龍山分行帳戶，作為萬雄公司支付簽發予原慶開發公司票號0000000號支票票款使用，致生損害於中影公司之財產及足以生損害於台北富邦銀行龍山分行對於款項撥付之正確性（詳如附表1編號5所示）。

  ㈥潘于台與莊婉均又於95年7月27日，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潘于台經莊婉均指示，前往兆豐銀行衡陽分行，盜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於填寫金額4,200萬元之取款憑條，藉以偽造中影公司名義取款憑條之私文書，同時填寫莊婉均交辦之將3,500萬元轉帳存入能仁公司兆豐銀行桃興分行帳戶之存款憑條，將700萬元轉帳存入莊婉均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帳戶之存款憑條，及自能仁公司帳戶提領3,500萬元之取款憑條，以能仁公司名義申請開立受款人為耀文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桃園市○鎮區○○○路0號，下稱耀文公司）、金額3,500萬元之禁止背書支票之申請書，再提出向銀行承辦人員行使，使該銀行承辦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提領取款憑條上書寫之4,200萬元款項，陷於錯誤而將4,200萬元自中影公司帳戶提領出，其中3,500萬元轉帳存入能仁公司帳戶，再從能仁公司帳戶提領出3,500萬元，以此開立3,500萬元之支票交予潘于台，由潘于台轉交予莊婉均作為莊婉均個人向耀文公司購買該公司所持有之聯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桃園市○鎮區○○○路00號，下稱聯達公司）未上市股票之用，另700萬元則轉帳存入莊婉均帳戶，作為支付莊婉均個人帳戶到期支票票款之用，致生損害於中影公司之財產及足以生損害於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對於款項撥付之正確性。嗣潘于台就上開部分以「預支土地開發基金」不實名目，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製作不實傳票，並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詳如附表1編號6所示）。

  ㈦潘于台與莊婉均又於95年7月31日，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潘于台經莊婉均指示，以支付購屋預付款1,000萬元名義，製作虛偽不實之便條簽呈，呈由莊婉均簽核後，再交予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據以填製不實轉帳傳票，將該不實交易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及蓋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於超出原應提領50萬元存入中影公司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帳戶1,000萬元即1,050萬元之取款憑條，偽造以中影公司名義提領1,050萬元取款憑條之私文書，交予潘于台簽收，潘于台再持至台北富邦銀行龍山分行，填寫莊婉均交辦之將溢領之650萬元匯入上海銀行龍山分行萬雄公司帳戶及將溢領之350萬元匯入兆豐銀行衡陽分行莊婉均帳戶之匯款申請書，並蓋用中影公司便章，偽造中影公司名義之匯款申請書，再一同向櫃檯承辦人員提出行使，使銀行承辦櫃檯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提領取款憑條上書寫之1,050萬元款項，陷於錯誤，而將1,050萬元自中影公司帳戶提領出，並以中影公司名義將650萬元匯至萬雄公司上海銀行龍山分行帳戶，作為萬雄公司支付到期支票票款之用，又以中影公司名義將350萬元匯款至莊婉均兆豐銀行衡陽分行支存帳戶，作為支付莊婉均個人到期支票票款之用，致生損害於中影公司之財產及足以生損害於台北富邦銀行龍山分行對於款項撥付之正確性（詳如附表1編號7所示）。

  ㈧潘于台與莊婉均又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於95年8月1日，由潘于台經莊婉均指示，以支付購屋預付款1,000萬元名義，製作虛偽不實之便條簽呈，呈由莊婉均簽核後，再交予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據以填製不實轉帳傳票，將該不實交易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並盜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於如附表3所示，票號LS0000000號、發票日95年8月1日、面額1,000萬元、付款銀行台北富邦銀行龍山分行之支票1紙，偽造中影公司名義之1,000萬元支票，交予潘于台簽收，潘于台再持至台北富邦銀行龍山分行，填寫莊婉均交辦之將250萬元匯至彰化銀行吉林分行葉嘉銘帳戶，將400萬元匯入兆豐銀行桃興分行能仁公司帳戶，將350萬元匯入上海銀行桃園分行深緣公司帳戶之匯款委託書，並盜用中影公司便章，偽造中影公司名義之匯款委託書，再一同向櫃檯承辦人員提出行使，使銀行承辦櫃檯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簽發支票兌領支票面額1,000萬元款項，而將1,000萬元自中影公司甲存帳戶兌領出，並以中影公司名義將250萬元、400萬元、350萬元分別匯至彰化銀行吉林分行葉嘉銘帳戶、兆豐銀行衡陽分行能仁公司帳戶及上海銀行桃園分行深緣公司帳戶，足以生損害於中影公司及台北富邦銀行龍山分行對於款項撥付之正確性（詳如附表1編號8所示）。

  ㈨潘于台與莊婉均又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95年8月24日，由潘于台經莊婉均指示，以「支付預付購地款」500萬元名義，製作虛偽不實之便條簽呈，呈由莊婉均簽核後，再交予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據以填製不實轉帳傳票，並將該不實交易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又盜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於金額500萬元之取款憑條，偽造中影公司名義提領500萬元取款憑條之私文書，交予潘于台簽收，潘于台再持至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填寫莊婉均交辦之將500萬元轉帳存入兆豐銀行桃興分行能仁公司帳戶之存款憑條，自能仁公司帳戶提領74萬349元之取款憑條，轉帳存入74萬349元至兆豐銀行衡陽分行中影公司帳戶之存款憑條，再一同向櫃檯承辦人員提出行使，使銀行承辦櫃檯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提領取款憑條上書寫之500萬元款項，陷於錯誤而將500萬元自中影公司帳戶提領出，並將500萬元轉帳存入兆豐銀行桃興分行能仁公司帳戶，再由能仁公司帳戶提領出74萬349元轉帳存入兆豐銀行衡陽分行中影公司帳戶，作為繳付莊婉均以定存單質借6億元應付利息用，致生損害於中影公司之財產及足以生損害於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對於款項撥付之正確性（詳如附表1編號9所示）。

  ㈩潘于台與莊婉均又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95年8月25日，由潘于台經莊婉均指示，前往兆豐銀行衡陽分行，盜用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於填寫金額1,300萬元之取款憑條，藉以偽造中影公司名義取款憑條之私文書，同時填寫莊婉均交辦之將1,300萬元存入兆豐銀行桃興分行能仁公司帳戶之存款憑條，再提出向銀行承辦人員行使，使兆豐銀行衡陽分行承辦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提領取款憑條上書寫之1,300萬元款項，陷於錯誤而將1,300萬元自中影公司帳戶提領出，並轉帳存入能仁公司帳戶，致生損害於中影公司之財產及足以生損害於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對於款項撥付之正確性。嗣潘于台就上開部分以「預支土地開發基金」之不實名義，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據以填製不實轉帳傳票，將該不實交易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詳如附表1編號10所示）。

  潘于台與莊婉均又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95年9月4日，由潘于台經莊婉均要求，以「支付預付購地款」2,600萬元名義，製作虛偽不實之便條簽呈，呈由莊婉均簽核後，再交予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據以填製不實轉帳傳票，將該不實交易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及盜蓋中影公司及董事長蔡正元之印章於2,600萬元取款憑條上，藉以偽造中影公司名義提領2,600萬元之性質為私文書之取款憑條，交予潘于台簽收，再由潘于台持至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填寫莊婉均交辦之將2,450萬元轉帳存入兆豐銀行桃興分行能仁公司帳戶之存款憑條，再提出向銀行承辦人員行使，使兆豐銀行衡陽分行承辦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提領取款憑條上書寫之2,600萬元款項，陷於錯誤而將2,600萬元自中影公司帳戶提領出，並將2,450萬元轉帳存入能仁公司帳戶，其餘150萬元則交付予潘于台攜回交予莊婉均作為繳交購買中影公司股份之股款，致生損害於中影公司之財產及足以生損害於兆豐銀行衡陽分行對於款項撥付之正確性（詳如附表1編號11所示）。

三、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偵查起訴。　　　　

壹、證據能力方面：

一、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業據被告潘于台及其辯護人就證據能力均表示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7頁至第296頁、第319頁至第395頁，卷目代碼詳如附表4《卷目代碼對照表》所示），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為任何異議，本院審酌上開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上開審判外之陳述均有證據能力。

二、證人莊婉均而於偵查中之證述雖屬傳聞證據，但具有證據能力，已如前述。至被告於檢察官偵查中固未對證人莊婉均而詰問或與之對質，然此並非意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述即無證據能力，應僅係屬於未經完足調查之證據而已。本院依被告辯解意旨依職權傳喚該證人，然該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被告及辯護人亦表明因有立場衝突問題，不欲傳喚證人莊婉均（見本院卷第322頁），當已補足被告對該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即非不容許以上開證人之偵查中證述作為證據。　　　　

三、又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院審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資料，其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關聯性，本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對於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資金提領及使用之事實等客觀事實均不爭執（本院卷第119頁、第262頁、第368至376頁），惟矢口否認有何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業務侵占、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辯稱：伊不知道共犯莊婉均所為是犯罪行為，與莊婉均並無犯意聯絡，伊均是職務服從而依莊婉均指示為前揭行為，伊認為莊婉均入主中影公司，其指示就是內部控制最高原則，因而要聽其決策指示，並依伊專業執行財務面紀錄，決定各項款項如「預付購地土地款」、「預支土地開發基金」、「支付預付購地款」等暫時性科目，惟莊婉均事後未提供相關憑證，而預付款項作為臨時性科目作法由來已久，而伊並不知悉中影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相關準則，也不知道是否存有相關契約，莊婉均事後是否會補正相關契約，故伊無犯罪之故意，充其量僅有有認識過失云云。被告之辯護人亦以相同理由為被告辯護。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被告就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客觀事實，與莊婉均間有無犯罪之故意，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潘于台與共犯莊婉均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以不實之事項填載不實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業務侵占、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等客觀事實行為乙節，業據被告潘于台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原審卷一第105頁至第111頁、第149頁至第152頁、本院卷第119頁、第262頁、第368至376頁)，核與證人張有諒於另案審理中經具結之證述（見H3卷第184頁至第202頁）、證人莊耀崧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見A5卷第138頁至第140頁）、證人廖彩琳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見A5卷第180頁至第181頁）、證人陳淑招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經具結之證述（見A5卷第136頁至第138頁、第143頁，E4卷第8頁至第18頁背面）、證人王建國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見A6卷第9頁至第14頁）、證人陳俊卿於另案審理中經具結之證述（見E2卷第134頁至第135頁背面）、證人熊群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見A5卷第181頁至第183頁）、證人陳櫻櫻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見A5卷第155頁至第157頁）、證人陳清山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見A1卷第144頁至第145頁，A5卷第178頁至第179頁）、證人林建成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見A6卷第4頁至第5頁）、證人洪千淯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見A8卷第33頁至第34頁）、證人洪菱霙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見A8卷第34頁至第35頁）大致相符，並有經濟部95年5月22日經授商字第09501093580號函（見C1卷第36頁至第37頁）、經濟部95年6月2日經授商字第09501103560號函（見C1卷第57頁至第58頁，E3卷第37頁）、臺北市政府府建商字第0942499100號函（見A1卷第168頁背面至第175頁）、臺北市政府府建商字第09584494300號函（見A1卷第192頁至第194頁）、行政院新聞局95年5月18日新廣輔字第0952000232號函（見C1卷第59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板橋行政執行處板執信94年營所稅執特字第00159016號函（見A1卷第182頁背面）、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96年3月7日北富銀龍山金服字第0963300024號函暨中影公司帳戶交易明細、支票影本（見C4卷第233頁至第236頁、第259頁至第261頁、第309頁至第310頁、第333頁至第334頁、第344頁至第347頁、第377頁至第379頁，C6卷第3頁至第4頁、第17頁至第19頁、第69頁至第70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96年3月2日（96）兆衡字第00031號函暨莊婉均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其他預付款明細表、交易明細、送金簿及存根、取款憑條、台支支票、中影公司存摺影本及交易明細、預付投資款明細表、存款存入憑條及取款憑條、定期性借款質借利息收據（見C4卷第208頁至第211頁、第237頁至第240頁、第267頁至第269頁、第272頁至第278頁、第282頁至第285頁、第300頁至第305頁、第316頁至第320頁、第325頁至第327頁、第338頁至第340頁、第359頁至第363頁、第372頁至第375頁、第383頁至第389頁、第392頁至第394頁、第403頁至第404頁，C5卷第7頁至第11頁、第21頁至第22頁、第34頁至第40頁，C6卷第42頁至第43頁、第49頁至第51頁、第57頁至第58頁、第66頁至第67頁、第81頁至第82頁、第90頁至第91頁、第99頁至第100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96年3月7日（96）兆銀桃興字第0030號函暨能仁公司存摺影本及交易明細、銀行支出明細表、存款存入憑條及取款憑條、傳票、交通銀行大額通貨申報資料、匯款回條、本行支票申請書、匯款委託書、匯款申請書、轉帳科目明細查詢、取款憑條、存入憑條、轉帳收入傳票、定期性借款質借利息收據、支票、中影公司支出明細（見C4卷第212頁至第214頁、第241頁至第243頁、第286頁至299頁、第321頁至第324頁、第353頁至第358頁、第395頁至第399頁、第405頁至第409頁，C5卷第12頁至第40頁，C6卷第11頁至第12頁、第23頁至第24頁、第59頁至第62頁、第74頁至第75頁、第92頁至第93頁、第101頁至第102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100年2月10日（100）兆衡字第006號函暨中影公司設質借款與撥款相關資料（見E3卷第43頁至第132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100年2月22日（100）兆衡字第008號函暨中影公司及陳清山辦理定存相關資料（見E4卷第68頁至第99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100年3月30日（100）兆銀衡字第019號函暨檢附之相關資料（見E6卷第4頁至第75頁）、彰化銀行96年2月26日彰吉林字第0960305號函暨葉嘉銘之（存）提款交易明細及開戶資料、匯款委託書、支票（見C4卷第348頁至第352頁，C5卷第121頁至第134頁，C6卷第72頁至第73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96年2月15日中信銀集作字第96501314號函暨何昆樺帳戶交易資料、匯出匯款申請書（見C4卷第369頁至第371頁，C5卷第140頁至第153頁）、阿波羅公司95年9月變更登記表（見C3卷第151頁至第153頁、第158頁至第160頁）、阿波羅公司95年8月至96年7月股東臨時會、董事會議事錄及簽到簿（見C3卷第150頁、第155頁至第156頁，B1卷第10頁、第17頁、第18頁，B3卷）、能仁公司與良茂建設公司預定房地買賣合約書（見A5卷第81頁至第82頁）、中影公司97年10月23日（97）中影董館資字第276號函（見A3卷第19頁至第30之1頁）、中影公司98年12月9日（98）中影董台字第544號函（見A6卷第41頁）、中影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見A5卷第14頁至第18頁，C4卷第93頁，E4卷第118頁至第135頁）、中影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見A4卷第21頁至第30頁，A5卷第19頁，E4卷第32頁至第33頁）、中影公司94年12月5日至98年5月15日變更登記表、變更登記申請書（見A4卷第76頁至第79頁，C1卷第14頁至第18頁、第28頁、第38頁至第42頁，C2卷第15頁、第124頁、第135頁，E3卷第8頁至第13頁、第21頁至第26頁、第38頁至第42頁）、中影公司95年7月至9月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董事會議事錄、解任書（見A1卷第90頁至第93頁、第162頁至第165頁、第245頁至第246頁，C3卷第183頁，A6卷第55頁、第57頁，A7卷第4頁、第168頁至第169頁、第150頁至第151頁、第153頁至第155頁、第157頁至第161頁、第167頁、第239頁至第247頁，C2卷第136頁至第138頁，C3卷第180頁、第181頁，H3卷第42頁至第43頁、第73頁至第74頁）、中影公司96年1月至3月董事會議議事錄（見A7卷第193頁至第195頁、第197頁至第200頁、第202頁至第203頁、第206頁至第209頁，C2卷第151頁至第154頁，C3卷第184頁至第185頁）、中影公司95年9月4日現金支出傳票、便條簽呈（見A2卷第35頁，A4卷第114頁，C3卷第64頁，C4卷第402頁，C5卷第155頁）、中影公司96年1月12日現金收入傳票（見A6卷第51頁）、中影公司95年7月至9月分錄轉帳傳票（見A2卷第21頁、第34頁，A4卷第105頁、第107頁、第109頁，A7卷第22頁至第27頁，A6卷第45頁、第88頁至第90頁，C3卷第66頁，C4卷第35頁、第37頁、第61頁、第108頁、第299頁、第315頁、第391頁，C5卷第63頁，E1卷第209頁、第217頁）、中影公司95年7月至9月現金轉帳傳票、便條簽呈（見A2卷第13頁至第14頁、第22頁至第23頁，A4卷第112頁、第117頁，A7卷第16頁、第37頁，C3卷第63頁、C4卷第332頁，C5卷第60頁，D1卷第38頁）、明細帳（見A9卷第33頁至第54頁）、手寫便條紙（見C4卷第330頁至第331頁）、預定房地買賣合約書（見A4卷第171頁）、土地及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轉讓房地預定買賣合約同意書（見A4卷第194頁至第207頁）、共同投資開發預約書、共同投資開發補充協議書（見偵1卷第217頁至第223頁，A5卷第62頁至第67頁、第132頁至第134頁，C4卷第140頁至第144頁，H3卷第217頁至第221頁）、95年7月14日債權及抵押權讓與要約書（見A5卷第69頁，C4卷第136頁至第139頁）、95年7月17日協議書（見A5卷第70頁至第72頁）、合作協議書（見A5卷第122頁至第123頁，C3卷第92頁至第94頁，C4卷第1頁至第3頁）、95年4月27日股權買賣契約書（見A1卷第229頁至第242頁，A5卷第124頁至第130頁，C4卷第4頁至第10頁，A1卷第247頁，C3卷第1頁至第13頁）、95年3月21日至95年8月21日簽辦單（見A5卷第20頁、第131頁，A9卷第28頁，D1卷第26頁）、中影公司台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見A7卷第7頁）、95年10月17日協議程序執行報告（見A1卷第7頁至第10頁、第74頁至第77頁，A2卷第40頁，C4卷第38頁，E5卷第32頁至第33頁）、中影公司執行協議程序結果彙總說明（見A2卷第41頁至第43頁，C4卷第39頁至第41頁）、權利轉讓書（見A1卷第78頁，A2卷第44頁）、中影公司95年9月28日、95年10月11日收款四聯單（見A6卷第46頁、第54頁）、95年9月28日止科目餘額明細表（見A6卷第47頁、第52頁，D1卷第69頁至第70頁）、中影公司帳號000000000號帳戶送金簿存根（見A4卷第105頁背面）、中影公司95年5月30日至95年9月5日匯款委託書、國內匯款申請書、匯款回條、存款存入憑條、存款取款憑條、傳票、便條簽呈（見A2卷第18頁至第20頁、第27頁至第29頁，A4卷第110頁至第111頁、第118頁至第121頁、第135頁、第137頁、第153頁，C3卷第54頁至第56頁、第107頁至第108頁、第110頁至第111頁、第113頁至第114頁、第117頁、第118頁、第120頁至第124頁，C4卷第25頁至第30頁、第83頁至第86頁，E1卷第156頁至第168頁）、業務聯絡單（見C3卷第103頁至第104頁、第112頁、第115頁，A4卷第143頁至第145頁、第168頁）、中影文化城停車場委託管理合約書（見A1卷第94頁至第105頁）、清歡工程進度繳款通知單（見C3卷第105頁至第106頁）、擔保放款借據、擔保放款申請書、定期存款存單（見C4卷第31頁至第33頁）、成華建設公司存證信函（見C4卷第176頁至第177頁）、帝景水花國社區管理委員會存證信函（見C4卷第179頁）、職務核決權限表（見A4卷第31頁至第37頁）、陳清山95年7月行政執行聲請書（見C4卷第170-1頁）、陳清山之同意書（見C4卷第173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客觀事實可先予認定。　　

二、被告潘于台及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潘于台與莊婉均單純直屬長官與手下員工之關係，不知共犯莊婉均所為為犯罪行為云云，惟查：　　

　㈠按公司之資金除公司間有業務往來者、或公司間有短期融通

    資金之必要且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40％外，不

    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公司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訊據被告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自承略以：伊學歷為逢甲大學會計系畢業，曾在會計師事務所當查帳員，86年間到亞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會計部經理，91年離職後至豐銀證券擔任財務部主管，95年5月3日進入中影公司擔任財務部經理等語（見A4卷第89頁，原審卷第318頁）。是被告負責上開公司財務及資金調度，且具有會計專業，從事多年會計財務相關實務工作，其對於公司資金運用須符合公司法相關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自無法諉稱不知，是被告既係擔任中影公司財務部經理，自知悉中影公司資金運用，除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殆無疑義。

　㈡證人陳淑招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萬能、深緣、能仁公司匯款都是依被告指示，伊負責轉帳的款項，沒有會計憑證，只有便簽跟便條紙，沒有相關契約，伊問被告，被告叫伊不要問；顧問諮詢費部分，被告說以後會拿單據核銷，但後來也沒有單據；莊婉均入主後，被告是財務部經理，說不要用老中影思維，只要老闆（指莊婉均）批了，伊就照辦，被告也有在傳票或單據上簽名等語（見A5卷第136、138頁），是被告未依會計原則檢附相關契約或憑證，足堪認定。至於被告雖辯稱，係因莊婉均入主中影公司，且相關匯款均依莊婉均指示所為，莊婉均並有表示會補契約或會計憑證，故伊與莊婉均無犯意聯絡云云，然查，前揭匯款固係由莊婉均指示被告所為，然莊婉均就中影公司提出6億元台支支票一節，係以向中影借款為由告知潘于台，「預支土地開發基金」之分錄轉帳傳票則由財務部編列；這些名目都是財務部潘于台編列，莊婉均沒有指示潘于台使用這些會計科目等情，業據證人莊婉均證述明確（見A5卷第141、142頁），是前開會計事項中，其中6億元台支支票部分，被告已知悉莊婉均表明係向中影借款，然被告仍以「預支土地開發基金」作為使用預付款之會計科目，而非依據資金實際用途記載此部分之股東往來情形，益見被告確於知悉公司法第15條第1項之規定下，仍決意協助莊婉均以前揭方式規避使用中影公司資金實際情形，並協助製作會計科目及相關憑證，亦屬明確。是考量被告為會計系畢業，應知公司資金動支須遵循一定內控規定，且需檢附相關憑證，然當萬能、深緣、能仁公司匯款時，證人陳淑招質疑莊婉均動支資金卻未檢附相關憑證時，被告潘于台不但未向莊婉均索取相關憑證，卻反而要求證人陳淑招「不要問」，或於莊婉均明確告知係向中影公司借款，而仍製作前開會計事項，顯見其有為莊婉均而規避公司法及會計原則之相關規定，進而圖莊婉均之不法利益甚明。

　㈢又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亦供稱：莊婉均指示伊說，她要從事數筆土地開發業務，將以基金名義投入資金，因為莊婉均是中影公司的老闆，所以伊就沒有追問投資細節，莊婉均只說年底前會將相關契約憑證交給財務部做帳，有無實際從事土地開發業務伊不清楚；以「支付購買辦公大樓預付款」支出之1,000萬元，係匯至能仁公司帳戶，伊不清楚做何用途，沒有契約書，標的為何也不清楚；以土地開發基金、預支土地開發基金、簽約金等名目支出之款項，因為沒有合約書或發票，是莊婉均告訴伊用途，所以用預付款的方式，伊就教小姐這樣記帳，伊不知道款項有無實際用在莊婉均所講的用途上；預支這2個字是伊想的，因為沒有合約、發票，所以只能用預付的方式，是莊婉均跟伊說土地開發、購地或買房子，伊就用那些名目記帳，伊沒有看到契約或其他相關佐證資料，莊婉均要伊請款的支出，都沒有跟伊說是要投資近江醫院或是臺中棒球場，都沒有說具體的投資案；伊是事後才知道這些契約，當時莊婉均叫伊怎麼做，伊就怎麼做等語（見A5卷第12頁背面、第164頁，A4卷第96頁，A8卷第36頁，A1卷第119頁）。考量被告為會計系畢業，且具有多年在會計師事務所擔任查帳員以及在企業擔任會計部經理、財務部主管之經歷，被告潘于台對於公司為健全財務，資金動支須遵循一定內控規定，且需檢附相關憑證，會計科目應據實記載之基本流程，應有認知，並無不知之理，又其身為中影公司財務部門主管更應確實遵守，詎料被告竟在沒有任何契約、佐證資料，亦不知款項實際用途為何之情況下，率爾配合莊婉均提領公司資金，可見被告辯稱：伊不知道莊婉均所為為犯罪行為云云，並不足採。

　㈣復據被告於警詢中供稱：依據正常財務會計程序，如投資臺中棒球場、近江醫院等重大投資案，須經董事會討論通過才可進行投資，中影公司董事會並未正式將投資臺中棒球場、近江醫院等投資案列入議程等語（見A5卷第11頁背面）。而被告潘于台於警詢中又供稱：95年7月12日莊婉均以「預付購地款」名義支領1,000萬元，其中600萬元領取現金，由莊婉均交給管理部經理徐金龍，向中影公司股東收購中影公司股票，由莊婉均授權徐金龍與股東洽談該收購事宜，該600萬元幾乎全數使用於購買中影公司股票，莊婉均並將收購之股票分別過戶於自己和其家人名下，剩下的400萬元匯入莊婉均交通銀行衡陽分行之帳戶內，伊等員工當時都認為中影公司就是莊婉均所有，所以對於莊婉均支用中影公司款項的用途都不敢有意見等語（見A5卷第13頁，A4卷第95頁至第95頁背面）。由被告上開供述內容以觀，可見被告明知依照一般財務會計程序，公司進行重大投資案，必須經過董事會討論才可進行投資，且中影公司董事會並未將投資臺中棒球場、近江醫院等投資案列入議程，而被告亦明知莊婉均所動支之中影公司資金，有匯入莊婉均私人帳戶，或購買股票並過戶至莊婉均或莊婉均之家屬名下之情形，然被告卻仍全盤配合莊婉均，依莊婉均之指示動支中影公司資金，則被告主觀上與莊婉均有犯意聯絡乙事，至為明確。

三、按默示之犯意聯絡共同正犯，應對其共同正犯聯絡範圍內之全部犯罪事實負責，而其犯意聯絡表示之方式，固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者，亦屬之。惟所謂默示之合致，係指依其舉動或其他相關情事，依社會通常觀念，得以間接推知其意思者而言；單純之沉默，尚與默示之合致有間。是以數行為人間之相互利用互為補充的共同實行犯罪的意思，為意思表示的傳達，並無特定的方式之要求(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28號判決意旨)。刑法共同正犯之成立，只要各參與犯罪之人，在主觀上具有明示或默示之犯意聯絡（即共同行為決意），客觀上復有行為之分擔（即功能犯罪支配），即足當之。亦即，於數人參與犯罪之場合，只須各犯罪行為人間，基於犯意聯絡，同時或先後參與分擔部分行為，以完成犯罪之實現，即應對整體犯行負全部責任，不以「全程」參與犯罪所有過程或階段為必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2號判決意旨)。被告雖辯稱與莊婉均並無任何犯意之聯絡，是基於職務服從執行業務，未有任何直接證據足以證明屬共同正犯，僅屬有認識過失云云，然此部分抗辯並非可採，有下列證據可資佐證：

　㈠證人莊婉均於調查及偵查中供稱：確實曾指示財務部經理潘于台向公司支領資金作為投資款項，但該「預支土地開發基金」、「支付顧問諮詢費」、「預附購地土地款」、「支付購屋預付款」等名目皆由潘于台所編製，其中有6億元是用來支付中投公司，近江公司及台中棒球場的相關投資款則是張友誠通知後我才指示潘于台匯入，顧問諮詢費部分是由潘于台自中影公司帳戶提領現金，銀行轉帳事宜都由潘于台處理，我並沒有指示他用這些名目編列等語(見A5卷第112頁至第121頁、第141頁)，已如前述。

　㈡證人陳淑招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莊婉均都是透過潘于台下指示，潘于台用「顧問諮詢費」、「預支土地開發基金」、「預付購屋預購地款」等名目下條子要我們撥款，匯款都是依據潘于台的指示，便簽有附在傳票後面，並有莊婉均及潘于台的簽名等語（見A5卷第137頁至第138頁）；又證稱：「預支土地開發基金」名義所開立之傳票是事後潘于台要求我切傳票的，該名目是潘于台說的，財務部經理也是潘于台簽的，簽辦單或是便簽上的簽名都是潘于台寫好的等語(見A5卷第143頁)。

　㈢證人陳文淇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會計師查帳時潘于台才告知莊婉均從中影支出6億元支付中影股權。與莊婉均至日本考察時接到莊婉均掏空密報並提前回台灣，拿著相關資料質問潘于台時他才告知吳成麟掏空詳情，並安排臨時董事會解除莊婉均的職務，更換由吳成麟代替等語(見A6卷第68頁及第72頁)。

　㈣被告並於原審審理供承：我是95年5月進中影公司擔任財務部主管，當時莊婉均成立一個交接小組，人員大概有十幾二十幾位，剛進到中影公司時就被莊婉均告知要重新設計新的管理規則及內部控制制度，我們並沒有與舊的中影員工交接，因此並不清楚舊的內部控制稽核的規定，當時我們各部門每個主管每週都開一次會和莊婉均報告所有相關規定，直到九月公司董事會改組，新的制度都沒有出來，過程都是直接聽莊婉均的指示，但會計名目是由我決定。又稱：工作20幾年，於證券公司任職相關經驗，按過往的工作經驗知道幾億的開發需要董事會決議才可以撥款等語(見E2卷第83頁至第99頁反面)。

　㈤綜上，證人莊婉均僅高商畢業，無相關財會背景，儘管指示被告支領資金，但若無被告協助處理會計帳務，莊婉均應無從不法挪用中影公司銀行帳戶款項；而依據被告過往的工作經驗，亦明知幾億的開發需要董事會決議才可以撥款，以及新的內部控制制度完成前，須遵守原有舊的內部控制制度，亦明白公司核決權限表變更需董事會通過，卻為了方便莊婉均將錢拿出來而捨棄內部控制制度或相關公司法及會計事項處理原則於不顧，並依循莊婉均的交代就撥款，此部分明顯構成默示之犯意聯絡共同正犯。

四、被告之辯護人另辯稱：被告以預付款的名目說明本件尚未取得原始憑證，符合會計實務上預付款記載方式，縱然被認為其記載方式違反相關會計準則，也沒有證據能夠證明被告當時就能知道莊婉均有意出資後掏空中影公司，難認定被告及莊婉均有犯意聯絡云云。經查：

　㈠依據被告行為時商業會計法第14條規定（95年05月24日修正，下稱商會法）：「會計事項之發生，均應取得、給予或自行編製足以證明之會計憑證」；第13條規定：「會計憑證、會計項目、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其名稱、格式及財務報表編製方法等有關規定之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33條規定：「非根據真實事項，不得造具任何會計憑證，並不得在會計帳簿表冊作任何記錄。」再依商會法第13條授權訂定之子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15條第七款「預付款項」科目，指預為支付之各項成本或費用。但因購置固定資產而依約預付之款項及備供營業使用之未完工程營造款，應列入固定資產項下。

　㈡附表一編號1至11，皆以「預付款項」科目提領中影公司現金，其中除了編號2、4、6、10外，其摘要內容皆以預付購地土地款、預付購屋款為動支事由，依前開規定，應列為固定資產，始為合理。又被告身為中影公司財務部經理，主管中影公司財務部業務，負有預算編列、經費審核、資金籌措等監督責任。其等本應按會計事項發生，恪遵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公司內控規定等規章制度，確保各項憑證之合法性、真實性及完整性，填製會計憑證以記入帳冊。查附表一編號1至11等重大動支款項，皆未經董事會決議即進行投資，已違背公司內控程序在先，此為被告所自承。次查上開重大動支款項，多數係依莊婉均口頭指示即決行，即按被告書寫便簽交予莊婉均批核後，再交予出納製作傳票、填寫取款憑條、支票，再交由被告持往中影公司往來銀行提領現金，或盜用中影公司及負責人蔡正元印章前往銀行提領中影公司款項，動支中影公司資金，且資金動支當時，僅有相關傳票紀錄為證，惟應檢附之原始憑證均付之闕如，如買賣合約、發票、董事會決議等，故上述預付土地或房屋款項，屬基本資訊如土地出賣人、買賣標的、契約價款、履約期間等，均無任何資料可憑；再動支當時傳票所列摘要「預付購地土地款」、「購買辦公大樓預付款」、「支付購地預付款」、「預付購地款」及嗣後補製作傳票之摘要「預支土地開發基金」等內容，均與實際支出用途不符，並企圖以現金提領、現金存入預設資金斷點，多數款項係流入莊婉均個人帳戶或其控制之萬雄公司、喜足天公司、生凱公司帳戶、或輾轉流入能仁公司、深緣公司帳戶後，再輾轉至莊婉均名下，不惟違反上開商會法第33條規定，亦證被告明知附表一所列動支款項均屬不實事項，仍企圖將中影公司資金不法挪為他用，不言而明。被告身為中影公司財務主管，自應遵守公司資金動支之相關內控規定，並嚴格把關，詎其明知莊婉均所指示之資金動支不符公司內控規定，猶配合莊婉均，未遵守會計支出作業流程，以不實之會計支出科目，即將中影公司銀行帳戶款項提領供莊婉均私用，被告與莊婉均就上述不法挪用中影公司銀行帳戶款項之行為，難認非無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

  ㈢再依卷附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91年11月8日訂定）所示，預付款項固可作為會計科目使用，然需查明重大預付款項之原因、期間及性質，並瞭解其合理性；是否具有契約關係及其契約內容與對方履行義務之程度，金額重大或性質特殊者，並向對方發函詢證（見本院卷第185頁），而從前揭被告所使用預付款項原因，係分別以「預付購地土地款」、「購買辦公大樓預付款」、「支付購地預付款」、「預付購地款」及嗣後補製作傳票之摘要「預支土地開發基金」、「支付購屋預付款」、「購買辦公大樓預付款」、「預付購地土地款」、「預支土地開發基金」、「支付預付購地款」等作為會計科目暫付款使用，然就上開金額及支出原因，均未見被告檢附相關契約或憑證，自有致使會計師無從查明重大預付款項之原因、期間及性質，或因金額重大而無從向契約當事人發函詢證，則被告所辯有關於前揭會計科目使用方式及過程，互核前揭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可知，顯然有違一般會計事項處理原則，則被告辯稱其使用預付款之會計科目係為合理正當，並無恣意運用云云，自非可採。

五、綜上，被告應知公司動支重大款項須經董事會決議，並應取得相關會計憑證，惟被告僅依莊婉均口頭指示，即書寫便簽交予莊婉均批核後，再交予出納製作傳票、填寫取款憑條、支票，復交由被告持往銀行提領，或者未製作傳票、檢附相關憑證，即持中影公司及負責人蔡正元印章前往銀行提領中影公司帳戶款項，動支中影公司資金，且資金動支當時中影公司相關財務帳冊無任何支出紀錄，嗣補行製作傳票時，仍未檢附任何憑證，又動支當時傳票之支出會計科目「預付購地土地款」、「購買辦公大樓預付款」、「支付購地預付款」、「預付購地款」及嗣後補製作傳票之會計科目「土地開發基金」等內容，均與實際支出（即莊婉均個人支出）之情形不符。被告身為中影公司財務主管，自應遵守公司法及會計事項等公司資金動支之相關內控規定，並嚴格把關，詎其明知莊婉均所指示之資金動支不符公司內控規定，猶配合莊婉均，未遵守會計支出作業流程，以不實之會計支出科目，即將中影公司銀行帳戶款項提領供莊婉均私用，被告與莊婉均就上述不法挪用中影公司銀行帳戶款項之行為，難認非無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故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潘于台與莊婉均無犯意聯絡云云，實委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新舊法比較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種類及範圍之變更。而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二、經查：

　㈠被告為如事實欄二、㈠、㈢至㈦、㈨至所示之詐欺取財犯行後，刑法第339條業於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2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而修正後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則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復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規定：「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0倍。但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倍。」是上開條文修正後，將科處罰金之上限從修正前之3萬元提高至50萬元。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自以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件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論科。

  ㈡被告為如事實欄二、㈡所示之業務侵占犯行後及為如犯罪事實欄二、㈧所示之行為後，刑法第336條、第201條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而於同年月27日施行，本次修正目的顯係將原本尚須適用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第2項規定計算得出之罰金數額，直接規定成法定罰金刑度，以減少法律適用之複雜度，增加法律明確性，並使刑法分則各罪罰金數額具內在邏輯一致性等語可資佐證，並未改變構成要件之內容，亦無處罰輕重之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刑法第336條、第201條之規定。

  ㈢被告為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之詐欺銀行犯行後，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規定業於107年1月31日公布修正，並自同年2月2日施行。修正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原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將銀行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銀行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將銀行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銀行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比較修正前、後該罪法定刑度並無不同，僅將該條後段「犯罪所得」之文字用語，改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參照本條修正理由載明：㈠、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與原第1項後段「犯罪所得」依立法說明之範圍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有所不同。㈡、原第1項後段係考量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對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較為嚴重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惟「犯罪所得金額達新台幣1億元」之要件與行為人主觀之惡性無關，故是否具有故意或認識（即預見），並不影響犯罪成立，是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觀結果，即「犯罪所得」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時，加重處罰，以資懲儆，與前開刑法係因違法行為獲取利得不應由任何人坐享之考量有其本質區別。此就刑法理論而言，加重處罰要件之認定，本即以行為人行為既遂時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作為認定基準，自不應包含「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是依據實務向來見解及刑法理論，前揭所稱「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前為「犯罪所得」）之修正，僅係因應加重處罰要件與沒收犯罪所得規範目的不同所為文字釐清。此部分若認屬法律修正，則於修法前因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或因行為人任意低價處置變賣犯罪獲取之財物，即可因前揭加重構成要件範圍減縮結果，或可適用修正前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規定，顯與前揭加重處罰要件之規範目的有違，是此部分並無行為後法律變更之情形，應適用裁判時法。

肆、論罪：

一、被告各次行為所犯罪名與競合

  ㈠犯罪事實欄二、㈠、㈢至㈦、㈨至部分

  ⒈按銀行（金融機構）為便利存款人取款而印好任人索取填寫之取款憑條，係用以表示存款人向銀行提領款項之意思，其性質核屬私文書之一種。是核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二、㈠、㈢至㈦、㈨至所示，以不實名目製作不實便條簽呈（原始憑證）及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製作不實傳票（記帳憑證）並將該等不實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此部分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記入帳冊罪；其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二、㈠、㈢至㈦、㈨至所示，偽造中影公司名義之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持向銀行櫃檯人員行使之行為，此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另其持偽造之中影公司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詐欺銀行，以提領中影公司帳戶款項之行為，此部分則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⒉被告盜用中影公司及蔡正元之印章於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上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應為偽造私文書之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其偽造中影公司之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又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不另論罪。

　⒊被告就上開犯行與共犯莊婉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其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填製不實之會計憑證，並將不實事項記入帳冊，此部分為間接正犯。

　⒋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二、㈠、㈢至㈦、㈨至所示，各係基於單一決意，以不實填製會計憑證並記入帳冊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方式，遂行其詐欺取財犯行，其不實填製會計憑證並記入帳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與詐欺取財之行為間有同一目的且行為重合之情形，堪認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記入帳冊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以及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核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較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⒌復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定之人員，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記入帳冊，原含有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本質，與刑法第215條之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業務上文書罪，皆規範處罰同一之登載不實行為，屬法規競合性質，惟前者為後者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論處，而不再論以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92年度台上字第6171號、第6792號判決要旨參照）。故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二、㈠、㈢至㈦、㈨至所為，以不實名目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製作不實傳票（記帳憑證）並將該等不實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之犯行，均不再論以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附此敘明。

  ⒍再按刑法上之背信罪為一般的違背任務之犯罪，若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他人交付財物者，應成立詐欺罪，不能論以背信罪（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292號、103年度台上4349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擔任中影公司之財務部經理，違背其為中影公司處理事務之任務，盜用中影公司及蔡正元之印章於所填寫之取款憑條上，持向中影公司開立帳戶之銀行行使，使銀行承辦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提領取款憑條上書寫之款項，陷於錯誤而將取款憑條所書寫之款項如數交付，其為中影公司處理事務，卻意圖為莊婉均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將中影公司存放銀行之款項交付，該等詐欺取財之行為含有違背任務之性質，故被告此部分所為不另論處一般違背任務之背信罪，亦此指明。

  ㈡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部分

  ⒈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以不實名目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製作不實傳票並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核其此部分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記入帳冊罪；被告與莊婉均將業務上所保管持有之中影公司定存單侵占入己，用以辦理質借款項，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又其偽造中影公司名義之擔保放款借據、質權設定通知書、取款憑條，提出向銀行櫃檯承辦人員行使，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⒉被告潘于台持偽造之中影公司擔保放款借據、質權設定通知書、取款憑條，向銀行承辦人員辦理質借款項，使銀行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同意質借，將6億元先核撥入中影公司帳戶，再交付自前揭帳戶開立之6億元支票，由被告潘于台將支票攜回交予共犯莊婉均供其作為交付股款之用，核被告潘于台此部分所為，係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罪。

　⒊被告盜用中影公司及蔡正元之印章於擔保放款借據、質權設定通知書、取款憑條上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應為偽造私文書之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其偽造中影公司之擔保放款借據、質權設定通知書、取款憑條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又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不另論罪；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以不實名目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製作不實傳票（記帳憑證）並將該等不實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之犯行，不再論以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附此敘明。

　⒋被告就上開犯行與共犯莊婉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其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填製不實之會計憑證，並將不實事項記入帳冊，此部分為間接正犯。

  ⒌被告基於單一決意，以不實填製會計憑證並記入帳冊、業務侵占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方式，遂行其詐欺銀行之犯行，其不實填製會計憑證並記入帳冊、業務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與詐欺銀行之行為間有同一目的且行為重合之情形，堪認被告潘于台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記入帳冊罪、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以及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罪，核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較重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罪處斷。　　

  ⒍被告擔任中影公司之財務部經理，違背其為中影公司處理事務之任務，盜用中影公司及蔡正元之印章於所填寫中影公司擔保放款借據、質權設定通知書、取款憑條，持向銀行承辦人員行使，使銀行承辦人員誤信確係中影公司兌領支票，並辦理質借款項，陷於錯誤而將取款憑條所書寫之款項如數交付，其為中影公司處理事務，卻意圖為莊婉均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將中影公司存放銀行之款項交付，該等詐欺銀行之行為含有違背任務之性質，故此部分所為不另構成一般違背任務之背信罪；復按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規競合原則，是被告此部分犯行，應適用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規定，不再另論以刑法詐欺取財罪名，併此敘明。

  ㈢如事實欄二、㈧所示部分

  ⒈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二、㈧所示，以不實名目製作不實傳票（記帳憑證）及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製作不實傳票並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會計帳冊，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記入帳冊罪；又被告偽造中影公司之支票並加以行使，此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又被告偽造中影公司之匯款申請書，持向銀行櫃檯承辦人員行使，此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⒉被告盜用中影公司及蔡正元之印章於中影公司支票上之行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部分行為，應為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復按偽造有價證券而復持以行使，其行使行為吸收於偽造行為之中，祇應論以偽造罪（最高法院31年度上字第8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二、㈧所示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低度行為，應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盜用中影公司及蔡正元之印章於匯款申請書上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應為偽造私文書之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偽造中影公司之匯款申請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又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不另論罪。

　⒊被告就上開犯行與共犯莊婉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其指示不知情之出納陳淑招填製不實之會計憑證，並將不實事項記入帳冊，此部分為間接正犯。

　⒋被告基於單一決意，以不實填製會計憑證並記入帳冊、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方式，遂行其詐欺取財之犯行（此部分包含在偽造有價證券犯行，如下述），其不實填製會計憑證並記入帳冊、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間有同一目的且行為重合之情形，堪認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記入帳冊罪、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核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較重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斷。

  ⒌再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行為原已包括詐取財物或財產上不法利益之行為在內，應不另成立詐欺罪名 (最高法院43年度台非字第45號判決意旨參照)；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以使人交付財物，如果所交付者即係該證券本身之價值，則其詐欺取財仍屬行使偽券之行為，不另成立詐欺罪名。故被告持偽造之中影公司支票向銀行承辦人員兌領款項，不再另論詐欺取財罪，附此敘明。

  ㈣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為各次犯行，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二、㈠、㈢至㈦、㈨至所示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之時間，係於96年4月24日之前，且無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所定不得減刑之情形，爰依同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被告如附表1編號1、3至7、9至11所示之宣告刑，減其二分之一，併依同條例第9條規定，就如附表1編號1、3至5、7、9、10所示減刑後之刑，諭知如附表1編號1、3至5、7、9、10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二、刑法第59條部分

  ㈠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固有明文。然該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或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064號、45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46年度台上字第935號、51年度台上字第899號判決要旨可供參照）。

  ㈡經查，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罪，以及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乃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審酌本案被告係依照共犯莊婉均之指示詐欺銀行及偽造有價證券，相關資金均依共犯莊婉均指示而交付或完成匯款，並無證據證明從中獲有犯罪所得，犯罪參與程度較輕，故認被告若量處前揭最低刑度即3年以上有期徒刑，實屬過重，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故認其犯罪之情狀尚可憫恕，應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就被告所犯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之詐欺銀行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罪，及如事實欄二、㈧所示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分別予以減輕其刑。

  ㈢至於被告所犯如犯罪事實欄二、㈠、㈢至㈦、㈨至所示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因其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無即使宣告上開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事，且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其犯罪情狀並無客觀上足引起一般社會大眾同情而顯然可憫之處，是此部分自無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三、被告於原審雖請求法院考量本案有無刑法第16條之適用云云。惟查：

  ㈠違法性認識係指行為人對於其行為有法所不容許之認識，不以行為人確切認識其行為之處罰規定或可罰性為必要，祇須行為人知其行為違反法律規範，即有違法性認識。又刑法第16條前段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係指行為人誤信法所不許之行為係法所允許，且須有正當理由，並為通常人均無法避免之誤信，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1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57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6條所謂違法性認識，係指行為人認識其行為違反法律規範，已與社會共同秩序之要求牴觸而言，但此項認識不以對其行為違反某特定法律條文，與某特定禁止規定合致為必要，蓋行為人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專由法院判斷，法院就具體個案之法律評價尚有歧異，自不可能要求行為人有判斷特定行為是否具有可罰性之能力，且所有因應社會活動所設之禁止規定均將成為具文，故行為人僅須認識或可得認識其行為與法律所要求之生活秩序違背，即屬具有不法意識。

  ㈡經查，被告潘于台為本國人，行為時係年滿53歲之成年人，而學歷為逢甲大學會計系畢業，曾在會計師事務所當查帳員，任職中影公司前，86年至91年間曾在亞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會計部經理，91年離職後至豐銀證券擔任財務部主管，95年5月3日進入中影公司擔任財務部經理（見原審卷第318頁，A4卷第89頁），且自承：依據正常財務會計程序，如投資臺中棒球場、近江醫院等重大投資案，須經董事會討論通過才可進行投資，中影公司董事會並未正式將投資臺中棒球場、近江醫院等投資案列入議程等語（見A5卷第11頁背面），顯見被告具備相當智識程度及豐富社會歷練，對於公司法及公司內控制度、財會作業之運作及相關規範應知之甚詳，對於不能在未經權責機關授權及取得相關憑證前，即率爾動支公司資金乙事，實難諉為不知，然被告卻在未經中影公司董事會決議，以及未取得相關憑證之情況下，配合共犯莊婉均之指示，違反公司法規定，將公司資金存入共犯莊婉均個人帳戶或交予共犯莊婉均使用，自難認被告有何因「正當理由」且「無法避免」而不知法律規定之情事，是以，本案顯無從以欠缺不法意識解免或減輕被告應負之罪責，是被告此部分辯稱，尚難採信。

伍、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學歷為逢甲大學會計系畢業、任職情形，目前無工作，經濟來源依賴友人接濟等智識程度、經歷、家庭及經濟狀況；前無不良素行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身為中影公司之財務主管，竟未能盡忠職守、誠信任事，罔顧中影公司之信賴，反利用職務上機會侵占公司之款項，造成中影公司損失，且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財物，以詐術騙取財物，非但侵害中影公司之財產法益，並嚴重危害社會信賴關係，又以不實之事項填製不實之會計憑證並記入帳冊，妨害會計紀錄之可信性，再偽造有價證券及取款憑條、擔保放款借據、質權設定通知書、匯款申請書等私文書，破壞有價證券及文書之公信力，影響金融交易秩序，顯然欠缺法治及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行為實有不當及造成中影公司財產損失之輕重程度；惟係依照共犯莊婉均之指示，從事本件犯行，分工角色與犯罪參與情節較為輕微，犯罪貢獻程度較低，且未從中獲取犯罪所得，及其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分別就得易科罰金之刑與不得易科罰金之刑分別定如其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應執行刑部分定如主文所示之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就沒收部分，說明如後述（陸、沒收部分），原審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否認與莊婉均間有犯意聯絡，砌詞邀減輕其刑之寬典，自不足取，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固係依照共犯莊婉均之指示詐欺銀行及偽造有價證券，與共犯莊婉均共謀、實施上開罪名構成要件行為，分次使交通銀行忠孝分行（交通銀行嗣與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合併，更名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衡陽分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龍山分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龍山分行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損害逾6億元（詳細金額如原審判決附表一所載），並致生損害於中影公司之財產。犯罪所生之招害亦鉅，且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未能真心面對過錯，並無「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無科以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之憾，並無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然查：

　⒈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之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同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及第74條所定之緩刑制度，均旨在避免嚴刑峻罰，法內存仁，俾審判法官得確實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裁量，務期裁判結果，臻致合情、合理、合法之理想（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046號刑事裁判要旨參照）。又犯罪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司法院釋字第263號解釋意旨）。從而其「情輕法重」者，縱非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惟經參酌該號解釋並考量其犯罪情狀及結果，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應無悖於社會防衛之刑法機能（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65號判決意旨）。

　⒉原審已敘明審酌被告係依照共犯莊婉均之指示詐欺銀行及偽造有價證券，並未從中獲取犯罪所得，犯罪參與程度較輕，故認被告潘于台若量處前揭最低刑度即3年以上有期徒刑，實屬過重，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故認其犯罪之情狀尚可憫恕，應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就被告潘于台所犯如事實欄二、㈡所示之詐欺銀行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罪，及如事實欄二、㈧所示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分別予以減輕其刑，而科刑係依個案具體情節以為量定，刑法第59條之規定，則係裁判上之酌減，乃法院於職權範圍內得為酌定之事項，是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情形，即不得任意指其為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未依據個案之情節，係以犯後矢口否認犯行即認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與前述罪刑相當原則相悖，自難謂有理由，應予駁回。

陸、沒收部分

一、按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05條定有明文。查未扣案如附表3所示之票號LS0000000號、發票日95年8月1日、面額1,000萬元、付款銀行台北富邦銀行龍山分行之支票1紙，係被告與共犯莊婉均所偽造，且無證據證明業已滅失，故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依刑法第205條之規定，於被告潘于台如附表1編號8所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之罪名項下宣告沒收。

二、次按偽造之文書，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該偽造文書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依（修正前）刑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得再就該文書諭知沒收（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375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盜用他人真正印章所蓋用之印文，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1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盜用中影公司及蔡正元之印章後，在取款憑條、擔保放款借據、質權設定通知書、匯款申請書上所蓋用之「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蔡正元」之印文，因屬真正之印文，並非偽造之印文，自毋庸宣告沒收。又被告偽造之取款憑條、擔保放款借據、質權設定通知書、匯款申請書，雖為被告潘于台犯罪所用之物，但因上開取款憑條已交付予銀行之承辦人員收執，已非被告所有之物，核其性質又非違禁物，揆諸前揭說明，亦毋庸諭知沒收，併此敘明。

三、末按，本件並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因本案犯行而取得犯罪所得，故亦無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亦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映蓁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淑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吳麗英

                                    法  官　呂煜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穎慧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銀行法第125條之3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將銀行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銀行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附表二

附表三

附表四：卷目代碼對照表